自然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庐陵茶人阿鹏

摊开书桌上的那一本发黄的《自然辩证法》，1925年首次全文发表的时间印记赫然在目。距那一段历史上惊心动魄的创作时期，已然过去了一个多世纪。然而，当我翻开这本由论文、札记和片断组成的未竟手稿时，纸页之间涌动着的思想洪流依然奔涌不息，撞击着当代阅读者的心灵。恩格斯用他那支质朴而又深刻的笔，写下了关于自然界、自然科学和辩证法的无数洞见，虽然他最终未能将这些片断整理成一部完整的著作，但这本残缺不全的手稿所承载的思想重量，却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部完整的经典。

这部著作是恩格斯在1873年至1882年间系统梳理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并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加以阐释的手稿。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首次提出“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的构想与总体框架，计划写一部全面阐明自然界固有辩证法的著作。此后十年，他针对当时流行的庸俗唯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批驳，同时吸收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等成果，试图为唯物辩证法奠定自然史的基础。然而，恩格斯面对更为迫切的工作，此手稿曾两度搁笔，1876年至1878年，他中断写作，集中精力撰写《反杜林论》，回击欧根·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攻击；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他又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资本论》第二、三、四卷的整理和出版中，从此再未回到《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恩格斯逝世后，手稿在第二国际的抽屉里沉睡了几十年，直至1925年才由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组织刊行全文，才为世人所知晓。

读到此书的出版史，我不禁掩卷沉思。这不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的命运跌宕，更是一位思想者与时代抗争的历史注脚。恩格斯写这部书不是出于书斋中的哲学兴趣，而是怀着为马克思主义奠定自然史基础、为工人阶级从自然必然性支配下解放出来指明科学方向的宏大抱负。然而，命运弄人，这份宏愿终究未能在他手中完成，留下的是一百八十一个片断和札记，以及两个计划草案。但正是这些“未完成”的断章，却比许多完整著作更有生命力，因为它们不追求体系的封闭，而始终保持着对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开放姿态。

翻开《自然辩证法》的导言部分，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精彩地总结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他让我们看到，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到18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还处于掌握已有材料的时期，此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总观点，其核心就是自然界绝对不变的看法：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么在它存在的时候就总是这个样子。

这种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以牛顿的经典力学为代表。在牛顿的宇宙图景中，世界不过是一台制作精妙的机械钟表，遵循着既定的、可计算的轨道周而复始地运转，时间仅有物理学上可计算的意义，却没有任何发展的历史意义。读了恩格斯这段分析，我不禁想起自己少年时读科普书籍时的感受，在那些书中，自然界的运行被描绘得像齿轮咬合般精确而冰冷，一切都是决定论的、可预测的、永恒不变的。我那时觉得，这就是科学应该有的样子：清楚、确定、不容置疑。这种感受正印证了恩格斯所批判的那种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深远影响。

恩格斯的睿智之处在于，他不是简单地指责形而上学自然观的“错误”，而是把它放在历史发展的维度上来理解：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科学在收集材料阶段需要一个稳定的概念框架来对具体事物进行深入研究，这种孤立、静止的看问题的方法在历史上是有其进步作用的。但随着自然科学从收集材料阶段进入综合整理和理论概括阶段，这种方法就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了。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自然科学发生了质的飞跃。恩格斯敏锐地抓住了那个时代最具革命性的科学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他高度评价这三大发现，认为它们揭示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辩证过程，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确立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有了这三个大发现，自然界的主要过程就得到了说明，就归结到自然的原因了。

读到此处，我不由得为恩格斯的洞察力而赞叹。他不仅看到具体科学发现的意义，更看到它们共同指向的哲学结论：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这真是一幅令人心潮澎湃的宇宙画卷，这不是一部静止的机器，而是一首流动的史诗；不是一幅凝固的画面，而是一曲变化的乐章。

在我看来，恩格斯对科学史的分析，不仅仅是讲述知识的累积，更是在揭示人类自然观的一次根本性革命。如果说康德实现了哲学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那么可以说，恩格斯实现了自然观的“哥白尼革命”。他打破了西方世界长达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彻底扭转了被传统哲学颠倒的“理论和事实”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我自己在阅读科学史著作时感触尤深，从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到哥白尼革命，从牛顿的机械世界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每一次科学上的巨大飞跃，其背后都是自然哲学观念的深刻转变。而恩格斯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这一转变的哲学框架。

在《自然辩证法》的辩证法部分，恩格斯集中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他明确指出，这些规律不是他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是历史发展的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

恩格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把辩证法的规律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而是严格地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黑格尔的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中推导出来的。恩格斯则坚持唯物辩证的立场，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哲学，让辩证法真正成为“自然界的实在发展规律”的科学抽象和逻辑表达。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自己在观察自然现象时的许多体会。且看那水之三态，液态的水在达到摄氏零度时凝结为固态的冰，达到百度时气化为水蒸气，这难道不是典型的量变引起质变的例证吗？再看那生物界中的捕食关系，狼与鹿看似对立斗争，但实际上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依存，构成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这充分体现了对立统一中的和谐。还有那种子的生长，种子被埋入土壤（否定1），破土而出长成幼苗（否定之否定），最终又结出新的种子（否定之否定），完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循环。这些随处可见的自然现象，在恩格斯的辩证法的观照下，都获得了哲学层面的深刻意蕴。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不是概念的逻辑堆砌，而是“自然界的实在发展规律”的科学抽象和逻辑表达。

恩格斯还进一步区别了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他指出：“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这个区分极其重要，它告诉我们，辩证法首先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客观规律，辩证思维是对这种客观规律的主观反映。也就是说，不是我们的思维创造了自然界的辩证法，而是自然界的辩证法规定和检验着我们的思维。这种观点把唯物主义的基础牢固地奠定在辩证法之中，使辩证法不再是悬在空中的纯粹思辨，而是扎根于现实的科学理论。

也正是基于这一区别，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规律做了更为系统的总结。他明确指出，辩证法的规律实质上是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他坚持唯物辩证的立场，全面阐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这三大规律看似抽象，实则深植于自然界的每一个发展过程之中。它们是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联系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抽象，是理解和把握复杂世界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这些论述使我深深感到，辩证法不是书斋中的空洞思辨，也不是理论家发明的一套思维公式，而是深植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类认识的活动，本质上就是通过主观辩证法去把握客观辩证法的过程。正因如此，恩格斯才强调“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理论思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深知，只有掌握了辩证的理论思维，科学家才能真正理解自然界内部的联系，才能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提炼出本质的规律，才能避免陷入片面经验主义的泥潭。

如果说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的灵魂，那么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就是承载这个灵魂的血肉。恩格斯在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奠定科学基础时，特别倚重于这三个划时代的发现。

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揭示了自然界中各种运动形式的统一性和可转化性——机械运动可以转化为热，热可以转化为电，电可以转化为化学能，这些不同形式的能量在转化过程中总量保持不变。这一发现打破了不同运动形式之间的壁垒，证明了自然界中物质运动的统一性，沉重打击了种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细胞学说则把千变万化的生物界通过细胞结构统一起来，证明了生物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揭示了生命有机界的内在统一性，否定了“上帝创造论”。而达尔文的进化论更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的各种物种乃至人类，都是通过物种进化的形式联系起来和发展变化的，这种进化是物质的力量推动的，是有客观规律的，绝不是上帝的什么目的或意志。

读着这些科学史的材料，我深深感受到了19世纪那个伟大时代科学发现的震撼力。那是一个人类知识体系发生根本性断裂的时代，旧的信仰崩塌了，新的世界观正在地平线上缓缓升起。恩格斯敏锐地抓住了这些科学发现的革命性意义，全面总结和概括了自然界和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问题，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他看来，有了这三个大发现，自然界的主要过程就得到了说明，就归结到自然的原因了。

尤为可贵的是，恩格斯不仅仅满足于用三大发现来佐证辩证法，他还把这些发现的哲学意蕴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他指出，基于丰富的自然科学材料，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自然科学从收集材料阶段进入综合整理和理论概括阶段，各个部门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自然科学基础。在三大发现的冲击下，旧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土崩瓦解，一个新的、辩证的自然观建立起来了。这个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这不仅是对当时自然科学成就的理论概括，更是对未来科学发展的纲领性预见。

《自然辩证法》中有一篇极为独特的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在这篇著名论文中，恩格斯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著名论断，并详细阐述了关于劳动创造人的思想，从而解决了达尔文未能解决的关于人类如何演化而来的大问题。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段论述让我反复吟诵，每次都有新的体会。

恩格斯的意思并不是说劳动是凭空创造人的，而是说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他根据当时的材料，叙述从猿到人发展过程的主要阶段，说明人这一物种是劳动的产物。正是由于直立行走、手的使用和劳动分工，猿的脑容量逐渐扩大，语言和意识逐渐形成，最终人从动物界中脱颖而出。在人属于自然界的意义上，人是自然的产物；而在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又超越了自然，成了自身命运的创造者。这种在自然之中又超越自然的辩证关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实现了统一。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这段话说得多么深刻！动物出于本能进行活动，而人在劳动中是有目的的，是以自己的理性和经验改造自然。但恩格斯同时告诫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

在恩格斯的笔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深刻的辩证统一。他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在劳动中实现了与自然的分离，劳动又把人和自然联系在一起，人类正是在“人化自然”的劳动实践中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这个思想太重要了。在人类可以凭借科技力量大规模改造自然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记住恩格斯的教诲——自然界不是供人类随意征服的异己之物，而是人类生存的家园。人类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体，既不能把自己看作自然的主宰，也不能消极地服从于自然，而应该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与自然和谐共生。

《自然辩证法》深刻揭示了从自然界向社会历史过渡的辩证法。在这篇论文中，恩格斯提出并论证了“劳动创造了人”的科学论断，揭示了人类的起源和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过渡的辩证法，为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自然史和社会史的统一提供了结合点和关节点。这个论断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生物学和人类学范围，它奠定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为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哲学依据，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找到了自然史的基础。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原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辩证地统一在人类劳动实践这一活的源泉之中。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反复强调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自然科学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他指出，自然科学发展到19世纪，在各个领域已积累了大量实证知识材料，迫切需要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按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也迫切需要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科学史上那些由于忽视理论思维而导致错误甚至走向迷信的事例。恩格斯的时代，确实有一些自然科学家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材料之后，不去进行理论的抽象和概括，反而陷入了降神术、唯灵论等荒唐的迷信。恩格斯讽刺地指出：“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唯灵论中去了。”这些经验主义者蔑视辩证法便受到了惩罚：他们停留在片面经验而忽视了理论思维，结果连最基本的判断力也丧失了。

恩格斯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回响：“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而是对科学史的深刻总结。回顾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牛顿的经典力学，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每一次巨大的科学飞跃，都伴随着理论思维的一次深刻变革。单纯的实验数据和观察记录本身并不能产生革命性的科学进步——需要站在更高处的理论洞察，才能把这些材料编织成新的世界图景。

恩格斯并不是在鼓吹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而是在强调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促进关系。辩证法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恩格斯的这一段论述，把辩证思维的地位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不是附在自然科学之上的装饰品，而是理解自然界内在联系和根本规律的最有效的思维工具。

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恩格斯这一论断的有效性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不断的印证。从系统科学到复杂性科学，从生态学到可持续发展科学，在这些交叉学科的新兴领域中，综合的、整体的、辩证的思维方式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在20世纪物理学革命中诞生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以科学的事实证明了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的不可分离性，证明了物质运动的统一性和联系性，打破了长期支配人们的机械自然观，有力地证明了唯物辩证法的正确性。在现代生命科学领域，基因概念、中心法则概念和综合进化论概念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哲学认识论，构建了生物学哲学的基本框架。所有这些当代科学的发展，都印证了恩格斯当年的远见：辩证法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活的、发展的科学思维方法。

让我特别感到惊奇的是，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具有了一种整体性与层次性的辩证思维，这与后来兴起的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有着惊人的内在一致性。

现代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是由大量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的系统所表现出的突现行为、自组织现象和演化动力学。当我在研究资料中发现，有学者提出可以从复杂性科学重新解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时，我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当代系统科学哲学中的许多概念和思想，竟然与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的论述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有研究者指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中所蕴含的系统辩证思维，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恩格斯在思考自然界及其发展历史、自然科学及其分支科学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出一种整体性与层次性的辩证思维；第二，恩格斯在描绘自然界自我运动和演化的辩证图景时，提出了物质运动不灭思想，强调事物转化的内在能力，这正是系统自组织演化机制的一个核心思想；第三，恩格斯的质量互变规律可以理解为自组织临界性和复杂性突现的另一种表现。

读到这些当代学者的研究，我被深深震撼了。恩格斯当年提出的那些看似朴素的论述，竟然与一个多世纪后的复杂性科学有着如此深刻的契合。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辩证法的科学预见力使然？答案显然是后者。恩格斯不是在凭空建构一个封闭的哲学体系，而是在用自己的理论思维去捕捉自然界本身的发展规律——他用辩证法的目光看到了自然界最深层的秘密，也就是自然界本身具有的自组织、自演化的辩证机制。一个多世纪后，当复杂性科学家们用数学的、计算机的手段去模拟这些现象时，他们只是用另一种方式证实了恩格斯当年的哲学洞察。

恩格斯辩证的自然观，为理解和解决当代自然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提供着有益的方法论启发。这一方法论的价值，正是《自然辩证法》的当代意义所在，也是值得我们反复研读这部经典的根本原因。

在当今的生态危机面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呈现出新的时代光芒。书中包含着丰富、深刻的生态哲学思想，高瞻远瞩地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后的生态危机。

恩格斯明确区分了动物和人在自然面前的不同态度：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动物的活动是被动的、本能的、无意识的，人的劳动是主动的、有计划的、有目的的。这一点，恩格斯说得已经非常清楚。但他并没有因此就认为人可以肆意妄为地对待自然。恰恰相反，他清醒地看到了人类的无度索取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看到了生态失衡的严重后果，看到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激化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局面。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无生命的物体还是有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既有斗争，也有合作。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如此。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意味着人类不是自然界之上的主宰者，而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自然界不是人类可以随意榨取的资源库，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恩格斯明确要求人们：“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这话说得何等透彻！我们自以为发明了高超的技术，就能够驾驭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殊不知我们自身每时每刻都离不开自然的滋养。我们的肉体是自然的产物，我们的思维是自然的机能，人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站立在自然之外，去“支配自然”。

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决定着自然的反应，自然对于人类不合理行为的“报复”，正是辩证法则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体现。恩格斯的这些生态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恶化、物种大量灭绝的生态危机面前，在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的当下中国，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告诉我们，克服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不是停止发展，而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在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这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界的真正复活”，也是恩格斯所期待的“人类同自然的和解”。

掩上书卷，灯光依然明亮，但我的心绪却久久不能平静。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虽然是一部未竟的手稿，虽然写于一百五十年前，但它所包含的思想力量和理论远见，却丝毫未因岁月的流逝而褪色。相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日益突出，这部著作的思想价值反而越来越彰显出来。

它不是一部封闭的体系，而是一座永远向未来敞开的桥梁，连接着哲学思维和自然科学，连接着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想象。它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开放性，因为它是对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持续回应，而不是宣布某些永恒不变的教条。正因为如此，在物理学革命中、在生物学革命中、在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的回响。

对于我这样的当代读者来说，阅读《自然辩证法》不仅是一次重返经典的学术旅行，更是一场思想的洗礼和心灵的唤醒。它使我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重新思考人类在世界中的位置。在这纷繁复杂、变化万端的现代社会里，有一种眼光是永恒的，那就是辩证的眼光，它穿透现象看本质，联系地看问题，发展地看问题，看待世界的差异时看到统一，处理具体的实践时不忘整体的高度。

正如恩格斯所说：“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自然如此，人类的思想亦然。《自然辩证法》这部未完成的书稿，也将在人类理解自然、改造自然、解放自然与自身的征途中，永远鲜活、永远向未来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