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上）

西湖老松

题记：2026年5月，原载百度个人图书馆的作品因平台关闭，只好移到“美篇”来，将长于5000字的文章分为上下两集。《怀念父亲》一文曾是我的回忆录《岁月有情》的开篇作品，《头条》平台也刊登过。去年《环球老来乐》期刊再次发表，均受到读者欢迎。

今年的父亲节又将来临，重发此文再表怀念。

怀念父亲

（上）

寒夜永诀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五十年了，每当想起那冷酷的寒夜，心中就会涌起一阵酸楚。老爸脑癌术后在家休养，他本来就有晚起的习惯，于是和午觉连成一气，后来，晚饭也不下床吃，整天卧床不起了。他的两只手成天对空作抓挠状，人家说“抓空”是死前的征兆，然而，老爸竟这么抓了一年。我们带他去浙二医院就诊，医生说他脑瘤复发了，医生还说，脑瘤术后平均只能活两年，你爸算运气的，活了三年多，他想吃啥给他做点儿——言下之意，来日不多。

1968年的冬天特别冷，才阳历11月初，家里的墨水就结成了冰。老爸的病情加重了，呼吸急促起来，请街道医生来看过，都说“不行了”、“就是这几天的事了”。我们打电报告诉大哥，他从南京赶回杭州等了三天，但老爸就是“不走”，大哥只好回南京上班。

就在大哥返宁这天午夜，母亲摇醒了和衣睡在躺椅上的我。她说：“老二，快起来，你爸好象不行了。”我连忙起身奔到老爸床前，只见他呼吸更急促，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而且，时有时停。我以为老爸是被痰卡住了，就作口对口急救，然而没用，老爸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再也没有呼吸了。房里一片寂静，静得怕人。老妈强忍着悲痛，先把睡在邻室的小妹叫醒，小妹见此情景“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老妈再把写有“归群弟子”的纸条焚烧了，然后指挥我们给老爸换衣裤……而后，我就赶到邮局打电报到南京， 知道大哥尚在回南京的火车上。我又打电话给两个弟弟和大妹……这一天，是1968年11月11日凌晨。

童年失怙

老爸谱名朱慰泰，字右民，又字守一。民国元年（1912）出生在江苏省一个小县城——泰兴县鼓楼南街大义桥西首的一户人家，家道还算殷实。老爷爷朱野桥中过秀才，经商有方，城里有祖传的两家店，棉花店和钱庄，乡下还有二、三十亩土地。我们的爷爷叫朱元炘（字景炎）是长房长子，本应受到大家族重视，不幸他英年早逝。我们的奶奶蔡邦培带着老爸和叔叔（朱慰祖）回到了蔡姓娘家。那时老爸才4岁，叔叔只有两岁。

奶奶靠分家时得到的财产维持生活，孤儿寡母真不容易，待老爸16岁那年先到烟台投奔舅舅蔡邦霖(荫溥)，后来到天津的堂舅舅蔡邦倜（仲琦）处，以谋生路。老爸在家乡时只读过私塾，所读不过是诗云子曰。到天津后，老爸曾考入天津私立甲种商业学校三年级插班生。1929年夏，蔡仲琦的朋友王轶陶先生介绍老爸到天津金城银行附设通成公司货栈当练习生，他白天上班，晚上在青年会英文夜校补习英文，坚持了四年之久。

听老妈说，老爸有看一眼就能记住长达二十位数字的天赋，打算盘能“左右开弓”，两只手都可以打得飞快。他习惯用左手打算盘，右手记账。老爸从练习生做起，后转到金城银行附设的太平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任职，再后调到北京支公司任办事员、总务副主任、总务主任、北京分公司会计主任、襄理兼会计主任。工资从当练习生时的每月4元，逐步增加到近百元（银洋）。老爸这辈子从事的都是和财务有关的工作，不愧为财务达人。老爸曾教过我珠算飞除法，我没有学会，他用的那把红木算盘如今还在我处珍藏。

结褵刘氏

老爸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是1933年10月在天津结婚的，我的爱人刘厚端（字初容），系我当时服务的通成公司的会计主任刘季英（名大绅）先生的女儿，我和我爱人的结婚系我岳父所介绍的，于1931年旧历2月订婚。岳父是《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先生的儿子，家学渊源深远，系太谷学派传人，中外哲学修养很深，……中外文也有根基。早年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以后在天津金城银行任职，1929年至1931年期间并兼任该银行附属的通成公司会计主任。1935年调北京金城银行总理处任仓库科长……”

老爸为人忠厚老实，好学肯干，不由得岳父不喜欢。但听说起初岳母并不同意，认为老爸家庭出身低微，门户不当。后来知道老爸是蔡仲琦的外甥，也就罢了。因为蔡当时是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华兴纺织公司的会计科长，也是有身份的人家。

老爸跟随刘家二十余年，品尝到了大家庭的温暖和欢乐。不仅岳父、岳母喜欢他，妻舅们都跟他感情甚笃。有蕙孙舅的诗为证：

“白袷春衫共少年，斜阳春水草芊芊。单车马场循驰道 ，樽酒鸾舆下降仙。写影有人惊卫玠，返魂无计觅周颠。参军有妹书难寄，往事低徊不忍言。”

“单车马场循驰道”一句说的是蕙孙舅和老爸当时均二十许，曾一起骑自行车循天津马场道飞驰的往事。

“写影有人惊卫玠”一句是说老爸曾在美丽照相馆摄影，店里人惊其英俊倜傥，好象中国古代四大美男之一的西晋人卫玠。照相馆特意为老爸加作一照，挂于店里作广告。

我手头另有一柄老爸用过的折扇，扇骨是竹的，红漆依然鲜艳，此扇的一面是署名厚滋绘的山水图，画上题诗并款曰：

“……旧见李成画卷，杂用赭绿，简古殊甚，又睹杨龙友本，因杂用之，乃贻画虎之讥。右民兄浊世佳人，以此报之，毋为唐突乎？”

题款有诗有论，有尊敬有调侃，正是同学少年间往来之作。文字与画相得益彰，可谓佳作也。

折扇的另一面是一幅楷书，内容为抄录龙川的《西湖采莲曲》，诗后有“龙川老夫子诗录呈右民大兄清拂”字样。厚滋、厚泽是母亲的长兄与大弟，均毕业于名校，获硕士学位者。他们与老爸相处和谐融洽，给了老爸以手足般温暖。

太谷门人

刘氏一家系名人之后，浓烈的国学氛围，深重的儒学环境强烈地感染着父亲。我的曾外祖刘鹗是太谷学派二代宗师李龙川的门生，我的外公刘季英是太谷学派三代掌门黄葆年的拜门弟子。当代学者认为太谷学派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支暗流”，它活跃在清末民初。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周太谷氏开宗讲学以来，历时已一百八十年。学派以秘密形式结社，著作多由口授笔录，更不显传，因而遭到清廷的怀疑和迫害。

太谷学派是儒家最后一个分支，十分讲究修行。太谷学派修养有“明”、“诚”两路，“明字路”，是从读书明理入手，然后身体力行，是先知后行；老爸就是走的明字路。“诚字路”是从日常生活着手，处世为人都要遵守学派训戒，在体行中逐渐悟解，是先行后知。一般人都循“诚”字路进修，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以求正果。家中女眷多走此路。学派要求门人以“一蚁之饥如己之饥，一蝶之寒如己之寒”，太谷门人应该都是具有大爱，富有善心的好人。

老爸跟随岳父学习太谷之学，数十年如一日，非常勤奋努力。但他学历不高，国学基础薄弱，理解问题比别人慢。俗话说“笨鸟先飞”，老爸就是比别人都要刻苦。我记得老爸的写字台前端挂着一个镜框，里面用红色宣纸写着“知天命，之在躬，而时存之；知太和之气，之在性，而时养之”的学派师长的语录。我还看到老爸夜间默观“梅花图”的情景，长大后才知道这是老爸在研修太谷圣功，以求“耳聪目明”、“天人合一”；我更记得在老爸失业的困难时期，他还能潜心抄写太谷学派遗书，心态平和，姿态端庄，那恭正的蝇头小楷体现了抄书人的恭敬与虔诚。老爸亲手抄写的《周氏遗书》和《李氏遗书》竟达十一册之多，至今还恭藏在我的书柜中。

老妈也是学派门人，她亲手绣成的学派“训言“，就悬挂在家中的客厅里。训言是：“敬先进如伯叔，视同学如足手，有难同拯，有疑共释，有食分饱，互助不遗余力，有误同纠，闻过顿起戒心，从此同德同心如同一家。”当我们牙牙学语之时，爸妈就教我们吟诵学派的诗作，如《登虎丘怀古》、《西湖采莲曲》等，如今表兄弟们认可我是江苏淮安大有堂刘氏家传调吟诵的“代表”，正因为得到了外公和爸妈的“真传”。

坎坷就业

北京解放了，老爸所在的保险公司解散了。当时，外公和几位舅舅在天津还开办有几家公司，做的是外贸生意。于是我们全家搬到了天津，老爸担任了天津中行公司的总会计、总稽核。不料由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加上新中国经济政策上的变化，几家公司相继倒闭破产。老刘家公司的资金原本是亲友中筹集而来的，这下全都血本无归。刘家人愧对亲友，只好举家南迁，另谋职业以求生存。

于是老爸又失业了。1950年冬，我们也跟着外公，从天津搬到苏州，借住在本家朱学贤家里。老爸到派出所报户口时，遇到的户籍警察是泰兴老乡，两人聊了几句。对方问：“你是泰兴人，你认识朱慰如吗？”

老爸听这名字有点耳熟，想了想答道：“我有个堂兄弟好象叫……但是我16岁离开泰兴后，就回去过两回，那时朱慰如只有四、五岁，我们也没有任何交往。”

警察老乡听后觉得无话好说，就不再问了。谁知这次谈话给老爸的档案上加了沉重的一笔：“此人系国民党泰兴县警察局长朱慰如的堂兄，要控制使用。”这个内幕是文革时一个外调者泄露出来的，至此我们才明白，一个无党无派，政治清白的老爸，为什么会四处碰壁，工作无着的真正原因了。“阶级斗争论”害死人哦！

1951年3月，老爸在报纸上看到浙江建筑公司招人，他去报名应聘。经过笔试口试，终被录用。老爸成为浙建公司器材科一名料账员，工资是144个折实单位。折实单位是由几种主要生活品按当时价格组成的一个经济指数，由银行每天公布，每个单位大约5千元，老爸一个月可领到75万元（相当改币制后的75元）左右。当时我们家能有这样的固定收入已经很不错了。谁知好景不长，1954年5月老爸在裁员运动中被资遣离职。何谓“裁员运动”，其实就是“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一部分，是肃反运动的继续。是以“纯洁”革命队伍为目的又一次整人运动。当时公司说老爸隐瞒了“中行公司发起人”的身份，是对组织不老实的表现，故予裁员。其实那只是借口，老爸连担任中行“总会计、总稽核”都交代了，那发起人有16个之多，并不是什么秘密，何须隐瞒？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档案上的“控制使用”罢了。

此后老爸再也找不到国营企事业单位工作了。最后还是在邻居帮助下，进了上海的私人企业“兄弟漂印实业社”当临时会计，后转正为正式会计。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兄弟漂印实业社”公私合营了，老爸随同并入国营大美染织厂工作，后改名上海毛巾三厂。老爸终于又到了“国企”，他每月有八十余元的工资，在当时算是中等收入了。然而，这对要供养八口之家、还要供六个孩子上学来说，仍是入不敷出的。那时老妈带着我们兄妹六人住在生活成本较低的杭州，而老爸一人在上海工作，既得不到老妈的照顾，也享受不到天伦之乐。为了节省开支，他租住了一间过街楼，楼下就是弄堂通道，上下楼没有楼梯，要临时用梯子从地板上的方洞爬进爬出……可见其生活的艰难。后来大哥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几年后大妹考上了上海铁道医学院，而老爸也因患脑瘤病倒了。幸运的是，老爸享受到了国营企业职工的所有劳保待遇，几次住院、开刀，国家和企业承担了绝大部分费用，老爸还得到过厂工会的生活补助，老爸知恩图报，他是十分感谢工会，感谢政府的。

（未完待续 请阅《怀念父亲》-下）

青年时的父亲。

父亲和母亲的潇洒合影。

父亲（后左2）和外公一家人的合影。约在1934年之北平。

父亲带了干女儿和大儿子到北京北海公园去玩。

父母和三个儿子合影于1943年的北平。

父亲携大哥和作者穿着北京师大二附小校服，与蔡姓老亲们合影于颐和园佛香阁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