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路

书林

我的路，那是我的人生，那是我从十七岁到二十四岁的一段路，那是我人生最艰难的一段路程，我的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最前线的石油事业。那时年少气盛，把一切困难都踩在了脚下，走出了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路。

人不是天生的喜欢吃苦，喜欢在前线艰苦的地方干，我也不例外，我也想依赖父亲，有朝一日把我调到后勤上。

那一年很特别，我们招工的男女几百人一刀切都分到了钻井队，试油队。分在后勤的很少。领导的子女也到了前线。过了一两年，领导的子女就调到了后勤舒服的岗位。有点办法的人也跟着学，找门子，托关系，往后勤调。远的不说，就说说和我一起分到试油队上的八个学徒。

第二年，才到队上几个月的谢川长当兵走了，不知是通过什么关系走的，他是我们八个学徒中，第一个离开前线的。第二个离开的是毛光耀，调回九公里物探处学校当老师去了，他父亲是保卫科长。第三个是顾正礼调到四大队小学当老师，两年后又调回十八公里农场子弟学校了。

第四个是康宝忠，他的调动带有一定的戏剧性。一次他在井上操作被管钳碰伤了，他就开始闹腾不想在前线干了。到医院拍片子，要报工伤什么的，队长被他缠的也没方。他又找井下处的人事处长刘兴瑞，好像找了好几个月，处长在办公室他跟到办公室，处长回家他跟到处长家里，帮着处长夫人提水捡菜干家务，如此这般，前前后后折腾了大半年，处长被缠得没有辙了，有一天，他终于拿到了调令，到水电厂当了一名电工。我佩服他的磨功。

第五个是李广军。他调到后勤一个运输单位当司机去了，他父亲是食堂管理员，也是有门路的。我们一车拉来的八个学徒，开始没有感觉，越到后面感觉越明显，调走一个心里落差一次，最后只剩下我，刘建军和王纯喜三个。我父亲是马家滩理发室的班长，刘的父亲是装建大队司机，王的父亲是十八公里职工医院大夫，都是普通的工人，没有啥门路。谁愿意继续在修井队呢？路在何方？刘建军在我面前绝望的感概：“要把牢底坐穿。”

那一年，国家开始恢复高考，跟着刘建军一起参加了高考，又没有基础，只是跑趟趟，到吴忠市考场，感受了一把。不久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凭借一股热情，开始自学，当时比较盲目，在学校就没有学多少，我只是比较喜欢语文。再后来找理由，请了一个月的假，和刘建军弟弟刘建忠一起，在我家复习了一个月，二度参加高考，根本没戏。两次高考彻底把我叫醒，学理科这一条路走不通。

到了八十年代初，修井队人心不稳，原来的老转和地方上招工来的人，都在蠢蠢欲动，找关系，回地方。修井队的活越来越苦，我每次回马家滩在母亲跟前唸叨，不想在前线干了，别人有办法的都调走了。父亲开始行动，坐着卡车跑了一趟四大队，结果那天领导不在，辛辛苦苦空跑了一趟。

一天父亲又提上烟酒，找到采油三厂人事科成科长，他们原来就认识，对我父亲比较客气，领到里间科长的办公室，父亲提出了我工作调动的事情，成科长马上开始对我父亲灌米汤，什么下一步要改善修井队的条件，提高修井工的待遇，如此等等一番漂亮话，把我父亲的请求给顶了回去，说白了就是不想办嘛，父亲无奈而返。

又一天碰到外号“王大炮”的江苏老乡，他答应给我调动工作，为此母亲买了一只大公鸡，中午红烧鸡，管待他。这个“王大炮”不地道，办不了事，吹牛说大话，反而在我父母面前说我的不是。

有一段时间，我一回马家滩就叨叨我要调动的事。当时三弟还没有工作，也在父母面前闹腾要工作，他在母亲面前说：“我把小哥换回来，我去当修井工。”再加上大哥还没成家。父母压力大，心里特别烦，三个儿子就像三座大山压在父母的身上。

我一回去，父亲就给我脸色看，回家总给我掉脸子，搞得我眼沽沽的，常带着眼泪返回四大队。母亲看不下去了，把父亲说了一顿。至此，我回家父亲再没有对我掉脸子。我想父亲把脸色给我看，是怕我提调动的事。从今以后，我在父母面前再没有提工作调动的事，我原来对父亲还报一线希望，自从父亲找了人事科长碰壁之后，我几乎就死了那颗调动的心了。

回到四大队，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细想这几年的过往，高考失利，调动碰壁，一连串不不顺的事，五味杂陈，一起涌上心头，我蒙上被窝大哭了一场。我彻底想明白了，怨天尤人无用，靠人靠不住。我想到了一首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歌词成了我一时的救赎。我暗暗发誓：啥也不想了，自己的路自己走。开始自学英语，当时四大队学英语的人很少。弄不好，这还是一条路子。

在厂机关的大门口，让我看到了震撼的一幕。我是路过一次看到一次，一位母亲为了给儿子调动工作，从春跑到夏，从夏跑到冬，一个人蹲在厂机关调度室墙根低下，在等领导。她每周都这样，蹲在墙根下等呀等，足足等了一年多，盼望着有一线希望。后来我终于发现这位母亲给他儿子跑工作有三招：一是哭；二是磨；三是马拉松不放弃。她儿子黎才，就是我隔壁大修队的一名修井工，他下了班就知道画他的素描，他心里早打定了主意，调动的事，有老娘跑呢。

那天特别冷，在返回四大队的路上，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位母亲，独自一人，双手一左一右插在棉手套里，两只手套用一根绳子系着，挂在脖子上，蹲在冰冷的墙根下，祈盼领导早一点出现的情景。我见她蹲在那墙根下，不是一天两天，足有一年多了。她是横下一条心，就是要靠倒墙根，踏破门槛，缠死领导。不答目的绝不罢休。这位不服输的母亲，从春跑到冬，从秋磨到冬，磨破了嘴皮磨破了鞋，一根铁棒磨出了绣花针，硬生生的把百分之一的希望变成了百分之百的现实。你们见过这样的母亲吗？我是被感动了！她感动了上帝，感动了领导，终于把儿子从遥远的四大队修井前线，调到了马家滩自家身边的水电厂，使儿子干上了让多少人羡慕的好工种一一电工。这位母亲为儿跑工作，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我回来把这个惊天动地的故事讲给母亲听，母亲说：“我也要去找！”我说：“你眼睛又不好，又不识字，算了。还是我慢慢努力吧。”

我学英语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的。口袋里始终装有写有英语单词的小本子或粹纸条什么的，有空就背。

我上井的时候，把小本子装在工衣的口袋里，我站完井口，轮我休息的时候，我就坐在背风的土坡下背英语单词和短语，把零粹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就这样的环境中，我日积月累的学习。

我们常常是修井修到半夜十二点或一两点钟才回来，无论多么晚回来，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左右的初级班英语广播学习课程，我是雷打不动的，准时打开收音机开始收听学习，搞得同寝室的两个工友也受影响，休息不好，后来刘建军就搬出去了。

杨有科一直没有搬，我依然每天按时打开收音机，杨有科吵得睡不成，只好穿上衣服出去，到四大队农场麦田上散步。我不好意思，毕竟影响人家正常休息，也很无奈。但杨有科人很好，没有给我脸色看，没有发过一句牢骚。初级班学完了，又开始中级班的学习，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多少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忘记室友杨有科，他的宽容和理解，是对我学习的最大支持。

我的另一位室友刘氏对我自学曾当面提出不同观点，他认为自学不行，学习就要到学校正规的地方才行。他的观点我不能苟同。队上的某些队友也是带着异样的眼光看待我学习，杨队长曾公开说：“学习就要用，不用，学了也没有用。”在这样的逆境中，我选择了沉默。

搬到四大队以后，地方大了，接触的人也多了，分来了一批转业军人，每年都要分来一两个大中专毕业生，我通常喜欢跟爱学习的人打交道。有时候到大修队小卞的宿舍转转，他爱看小说，彼此交流，聊得很开心。

我常去大队政工干事刘毅那里，他一人住一间宿舍，每天三次定时给大队放广播。刘毅人品好，生来长着白白净净的脸，像个书生，他在部队是名文书，安徽人。他爱好文学，我听他背诵过李白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说他每次回家，他哥写诗为他送行，他也以诗唱和。一天晚上我去他宿舍，他对我说，他正在写小说，他问我：“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鄂尔多斯盆地？”我说：“是的，马坊油田是属于这个盆地。”我还听他说：“政工组长嫌他上班写小说，不务正业。”

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又聊天，我聊道想去当英语老师的想法，他主动帮我写了一份自荐申请书，他的文笔真好，钢笔字漂亮。我带着这份自荐申请书，找到了教育科，说明了我的想法，并呈上自荐申请书，李宝珠干事收下我的申请书，让我下周再来一趟，带上英语书，要试试我。第二次我去了，念给她听，李干事没有表态，不了了之。

有一天，刘毅鼓励我，让我在全大队上一次英语课，大队会议室就是我的教室。他对我说：“你好好准备一下。”刘毅对我这么热心，他是力挺我学英语的人，我庆幸遇到了贵人。我高兴的答应了。

一天下午，大队广播上传来了刘毅熟悉的声音：“修井十队小老师刘永林，今晚七点半在大队会议室上英语课，欢迎大家光临。”我当时胆子真大，虽说做好了准备，但还是紧张，我步伐坚定的走向大队会议室，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四大队小学来了好多小朋友。我胸有成竹的开讲了，最后以一首英文歌曲结束讲课。这次大胆的亮相，算是自学英语以来的一次公开汇报表演。

一次我回马家滩，远远的看见母亲站在理发室门口，目光投向一处，不知道在想什么。我走到她跟前，叫了一声：“妈！”她才发现我。我明白了，母亲在愁儿子的事。母亲给我递了一句：“你该找对象啦。”我“嗯”了一声。

其实我能理解母亲的心，更明白我现在的处境。我在修井队学习奋斗的时候，刘建军和王纯喜都已经结婚了。好心的朋友也给我介绍过对象，可我的心思不在这上面，我曾经发誓：“不离开修井队，我绝不找对象！”

这几年父母的肩上似乎一直压着三座大山。老大面对要找对象成家；老二要调动工作；老三要招工。三个儿子像三块石头压在父母心上。

一天父亲在我面前说：“先老大，后老二，再老三，一个一个解决。”七八年那年招工，三弟错过了机会，没有招上，还想着第二年还招呢，谁知七八年那次招工是长庆油田最后一次招工，绝望了，老三怎办？那几年三弟想招工，精神都快出问题了。一天母亲在我跟前说：“你爸说了，老三招不上工，他对不起老三。”

天无绝人之路。一九八一年我们家终于迎来转机，哥哥结婚成家了，那阵子父母忙的高兴。父母下决心，父亲提前退休，让三弟顶替，当时父亲还不到五十岁，只有四十八岁，就这样决定了。哥嫂他们那年夏秋旅行结婚，在老家也费了一些周折，终于把三弟顶替招工的事办了。父母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三弟也高高兴兴的参加工作了，分在了钻井三处装建大队。

一九八二年春天，电大文科招生的消息到了四大队，当时还必须征得队领导的同意方能报考，我在杨、李两位队长面前周旋，很高兴报名参加电大考试。离考试时间还有几个月，考试科目：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四门课，没有数学。我集中精力复习，全力备战考试。考场设在长庆油田总部机关庆阳，我见黎才也来了，他说：“有点怯场。”我说：“我不怯场！”一个月后，我被电大录取了。消息传到了队上，他们都对我投来羡慕的眼神。

八二年很有意思，我被电大录取了，同时再次激起我参加文科高考的信心，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把握，但就是还想再试一次。考试的那几天，我在考场，母亲在家烧香，为我祈愿。结果只考了二百六七分，我哥还夸我：“成绩考得不错嘛！”高考我是屡败屡考，但我并不后悔。

一九八二年的八月份，迎来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那年我二十四岁，我告别了采油四大队修井十队，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电大学习，专业是汉语言文学。有人说我住过的那间房子书香气很旺，都是爱学习的，走出了三个有出息的人。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是袁晓明；第三个是张建军。

说心里话，我们这一代人，内心一直感恩伟人邓小平。是邓大人力挽狂澜，果断决策，恢复高考，四年之后又恢复了电大招生，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