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毛泽东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学 ‍——读《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庐陵茶人阿鹏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个寒风凛冽的冬天，毛泽东在杭州西子湖畔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用两个多月的时间，逐章逐节地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也就是社会主义部分。大约十万字的谈话记录和大量批注，后来被整理为《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遗产。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感慨的，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经济思想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一个时期以来甚至流行过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没什么经济思想，没读过《资本论》，在经济建设上是一个外行。这种看法既不符合事实，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座思想宝库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挖掘。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是有待我们深入挖掘和大力宣传的一座思想宝库，它全面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历史价值。这座宝库的大门已经敞开，而走进门去，我们不仅能看到一个革命家、政治家在暮年对经济理论问题的殚精竭虑的思考，更能从中触摸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源头，汲取今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智慧养分。

在我看来，读这部书，首先读到的是一颗热忱求索的心；其次读到的是独一无二的哲学方法；再次读到的是一系列破土而出的原创性观点；最后读到的是跨越时空的当代启示。接下来，试图走进毛泽东的思考世界，跟随一个革命家学习经济学。

要理解《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这部书的价值，我们必须先回到它诞生的历史现场。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工作成为全党的工作重点，政治经济学随之成为毛泽东读书和研究的重点。但正如毛泽东后来所坦陈的，“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这段话读来令人感慨。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领导了一个东方大国改天换地式的变革的革命领袖，面对经济建设这道全新的考题，他坦陈自己“懵懵懂懂”。这不是谦虚，而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未知领域时实事求是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促使他发起了这场著名的读书活动。

1958年11月，郑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出现的浮夸风和“共产风”深感不满，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理论症结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于是，他在会上首先提出要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同年11月9日，他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的委员们写了一封题为《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信中要求先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后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封信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有着独特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

毛泽东不是光要求别人读书，他自己更带头发奋苦读。据记载，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读了许多遍，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而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留下的思想遗产最丰富的，当属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这次长达三个月的集体研读。他亲自带领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先后在杭州刘庄、上海和广州等地，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进行了逐章逐节的认真研读。据邓力群回忆，毛泽东在刘庄每天读书、爬山，专心致志地研读经济学。他在给女儿李讷的信中写道：“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寥寥数语，一个年过花甲却仍然像青年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的身影，跃然纸上。

毛泽东读这本书时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来读书。他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不是为了炫耀学问而读书，而是带着中国的实际问题，在读书中寻找答案、检验答案、深化思考。他常常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印证、质疑、补充、批判书中的观点。这种读法，正如他自己所言，是为了有利于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验。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今天我们又有多少人读书能做到这种“联系实际”的境界？很多人读书是为了应试，是为了职业晋升，是为了茶余饭后炫耀一番，唯独不是为了解决真实的问题。而毛泽东读书，是把书当作改造世界的工具，把书本上的理论拿到实践的熔炉中去检验。这是一种读书的境界，也是一种治学的方法。

翻开批注和谈话的内容，最令我耳目一新、同时也最为震撼的，是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自觉。毛泽东主张，经济学研究应该有哲学家的头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研究工作。有学者精辟地指出：“经济学研究应该有哲学家的头脑，从哲学高度来研究经济学问题，是毛泽东经济思想最大的特点。”这个判断，确实抓住了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精髓。

为什么？因为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它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涉及人与人的关系，涉及社会矛盾的各个层面。如果不能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就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最严厉的批评之一，就是说它缺乏一贯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他指出：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纲”。他在批注中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研究生产关系也即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就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有论者解释说，这里谈到的所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他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之“纲”，就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遵循和把握的核心之点、根本方法，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这一论断，令人叹服。它不是书斋里的抽象思辨，而是从实践斗争的烽火中提炼出来的方法论智慧。我反复品读这段话，深深感到毛泽东的“纲”论其实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

首先，毛泽东强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断的继承。他赞同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的说法——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个定位是准确的：经济学的核心不是物，而是物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问题是，研究生产关系不能孤立地研究，不能像苏联教科书那样把生产关系从社会系统的整体运动中割裂出来。毛泽东的“纲”论正是要克服这种局限性：研究生产关系，必须一方面联系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上层建筑。只有在这种动态的联系中，生产关系才能真正被理解透彻。这就好比一个人要理解一朵花，不能只看花瓣和花蕊，还要看土壤、看阳光、看蜜蜂的传播。经济学的土壤就是生产力，经济学的阳光就是上层建筑。

其次，“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思想极其深刻。毛泽东认为事物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波浪式前进的。他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这种辩证法思想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理论界已经被大大弱化了。毛泽东对苏联的辩证法作了历史考察，指出列宁死后，苏联的辩证法少了；他们有时强调斗争不讲统一，有时强调统一不讲斗争；这两种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学，都是缺少辩证法。

这段话放在今天读来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经济发展绝非可以按照一成不变的方案机械推进的，它必然有起伏、有矛盾、有突破、有调整。苏联教科书把社会主义社会描绘得过于“稳定”“和谐”，恰恰违背了辩证法。毛泽东以“波浪式发展”取代苏联式的直线发展观，以“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取代苏联式的无矛盾发展观，这不仅是经济理论的创新，更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自觉。

再次，毛泽东提出“纲”论的深层用意是强调矛盾是发展动力。他在批注中明确指出：“矛盾才是动力”。苏联教科书不承认矛盾是动力，“只讲二者的相互作用”，而“不承认矛盾是动力”。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只是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们的特点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这种“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辩证认识，较之苏联教科书那种回避矛盾、粉饰太平的写法，无疑更加接近社会主义经济的真实处境，也更加符合唯物辩证法。时至今日，当我们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经济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矛盾只要客观存在，就不能回避，必须正视并寻找解决的途径。

有论者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的这些批注和谈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著述相比，不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而且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方面，都有许多新的独到之处，其中还有一些前人所未能涉及并令人大开眼界的闪光之点。这不是溢美之词。对比同一时期的苏联理论界，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然有大量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但因为作者缺乏一贯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最终导致“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苏联教科书的总评价十分中肯：总的说来，这次读的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这个评价极有分寸——既不完全否定苏联教科书的内容，又准确地指出了它方法论上的根本缺陷。这里的关键在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缺失，比具体观点的错误更为根本。缺少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即便堆砌了一大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写出来的理论仍然可能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教科书的症结，正是因为他自己拥有扎实的哲学基础和一贯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

归根结底，毛泽东对经济学的哲学化研究，体现了他那种“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他要求研究经济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从矛盾分析出发，从辩证法的角度把握经济运动中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经济学的任务，正如有学者所说，应该是透过表面现象来研究和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运动规律。这种“经济学的哲学化”，让经济学研究对象从“物”转向“人”、从“静态”转向“动态”、从“单一”转向“系统”，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治学遗产。

在正确的方法论指引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有学者从十二个方面系统论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包括论苏联经济学范式、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论经济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纲、论过渡时期、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论社会主义经济波浪式发展、论社会主义管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论共产主义。这十二个方面，几乎涵盖了一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应有的全部基本问题。我从中选取几个最能体现毛泽东原创性思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阐发，

（一）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诸多理论问题中，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论述，无疑是最具前瞻性的理论贡献之一。1959年12月18日，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论断：“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是第一次有人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还要再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有过天才的预见，但他们不可能具体设想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的漫长发展过程。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不是在书斋里凭空推演出来的思辨结论，而是从新中国短短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中提炼出来的深刻认识。

毛泽东提出这个“两阶段论”，其实暗含着对苏联经验的重要反思。苏联斯大林时期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一成不变的、短暂的、即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中间环节，这种线性跃进式的理论认识，事实上助长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急躁冒进倾向。1958年前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在毛泽东看来正是这种错误认识的实际表现。他提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在提醒全党：不要以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等于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事实上我们才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一日之功，而是一个需要用几代人来完成的长期历史过程。后一阶段“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可能比前一阶段“不发达”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个判断，今天看来是多么有远见！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们党创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追根溯源，毛泽东的“两阶段论”正是这一理论的先声。

（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再认识——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商品生产问题始终是一个历史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生产资料公有、没有商品生产和交换、没有货币的“自由人联合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甚至明确写道：“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这个判断后来被斯大林和毛泽东称为“恩格斯的公式”。按照这个逻辑推导下去，社会主义制度一旦确立，商品生产就该被消灭。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遵循，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经打算废除货币，但实践中很快遇到难以逾越的困难。1919年列宁指出：过渡时期内“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做到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目前货币还要保留着……”可以看出，苏联理论界处理这一难题时是犹豫不决、左右摇摆的。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大胆突破，与苏联教科书形成了鲜明对比。1958年11月在郑州会议上，针对当时党内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的偏向，他指出：“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他强调，“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经济学常识，在当时却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理论创新。它把商品生产从资本主义的专属领地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按劳分配、价值规律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并明确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他把价值规律定位为可资利用的“有用的工具”，而不是必须消灭的“敌人”，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他提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当然，毛泽东也保持着辩证法的平衡感。他清醒地看到，商品生产不是永恒的。他预示道：“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这段批注耐人寻味。毛泽东不是在鼓吹永久的商品经济，而是在强调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他用辩证法的眼光看到：适合当下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东西，在未来条件变化之后也可能变为“不适合”“被突破”。这种既立足现实、又预见未来的辩证视角，是超出了一般经济学家视野的远见卓识。

与苏联教科书鼓吹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把物质刺激绝对化的倾向不同，毛泽东既肯定物质利益原则的重要性——他反复强调要关心工人农民的个人利益、工农业产品价格要坚持等价交换，又指出“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各方面利益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他批评苏联教科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代替思想政治工作和集体主义精神。这种对利益观的平衡把握，形成了毛泽东独特的“社会主义利益观”：物质利益与精神鼓励统一、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协调、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兼顾。这对于我们今天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制度改革和激励机制的完善，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对苏联经济学范式的分析态度——不肯定一切，也不否定一切

毛泽东对待苏联经济学范式的态度，集中体现了他的辩证分析方法。对于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他给予极高评价。对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他基本上给予肯定的评价，在局部问题上也提出了批评意见。对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毛泽东则采取分析的方法，既有肯定的方面，又有否定的方面：肯定的是苏联经济学范式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否定的是苏联经济学范式中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毛泽东有一个总体评价：“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他进一步指出，这本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但还不能说它完全错误、完全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说它“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这段话写得多么细致而又严谨！其中反映出的，是一个成熟马克思主义者对复杂理论对象应有的分析态度。既不一棍子打死，也不全盘照收，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苏联教科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他给予赞赏。例如在苏联教科书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矛盾时，毛泽东说：好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苏联教科书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特别是迎合帝国主义口味的地方，毛泽东则表示坚决反对。他尖锐地批评苏联教科书的作者“看起来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表明经济学家不懂得实践，他们对经济问题不很内行”。

这种评价方法，与今天某些学者要么把苏联教科书捧上天、要么彻底否定甚至全盘抛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理论界曾就苏联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危机问题进行过一场争论，有的经济学家对苏联经济学范式采取彻底否定的立场，主张“从根本上抛弃”苏联经济学范式；提倡“范式转换”，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转换到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与毛泽东当年的分析方法相比，高下立判。毛泽东从未在“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之间摇摆，他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判断，这个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示范。

（四）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毛泽东在批注和谈话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阐述，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与旧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特点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发展，这就能允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但“相适应”不等于没有矛盾，“相矛盾”不等于对抗性矛盾。认识到这一点，是理解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进一步要求严格区分“社会主义中存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他看来，解决矛盾首先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其次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最后要不断变革社会主义管理体制。这“三步走”的解决方案，体现了他处理社会矛盾时的一整套方法论——从分类到教育再到制度变革，逻辑严密，层次分明。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后来的实践中在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上确实走过弯路。但我们不应因此低估他在理论上首次系统提出这一划分的贡献。没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大胆突破，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制度完善和经验总结。

苏联教科书在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上的失误，恰恰与其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将社会主义社会描绘为一个“没有矛盾”的和谐社会的错误观念密切相关。苏联教科书不承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是动力，而只讲二者的相互作用；不讲“矛盾是动力”，而讲“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认为“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十分稳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毛泽东批评道：这一段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这个批评是多么犀利！如果矛盾不是动力，那么社会的发展靠什么推动？靠自我批评吗？靠“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吗？——那些不过是这些矛盾的反映和表现形式，绝不是动力的来源本身。毛泽东的辩证思维穿透了表象，直抵本质。

（五）对社会主义管理制度的探索——人民主权的实践化

读《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时，我还发现一个极为精彩而又常常被人忽视的主题：社会主义管理体制的民主化问题。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至今看来仍然具有前瞻性的改革主张：要改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对领导人员来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企业管理要“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这些主张，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具体国情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起来之后，如果管理方式仍然是官僚主义的、命令主义的、脱离群众的，那么公有制本身的优越性就很难充分发挥出来。毛泽东不仅注意到了这个深层次问题，而且给出了具体可行的方案。其中，“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这两句话尤为关键——它体现的是管理层和被管理层之间双向流动的民主理念。用今天的视角看，这在企业治理结构中是一种朴素的“参与式管理”理念的早期表达。这些思想虽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却指向了一个深远的目标：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管好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几个环节，更要管好“人怎么管人”的问题——而后者，恰恰是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

（六）、历史回响与现实启示——跨越时空的理论光芒

时隔六十余年，当我们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重新审视毛泽东的这些批注和谈话时，它们所蕴含的理论意蕴、思想智慧和学理依循，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进行的探索奋斗，不仅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我想特别强调以下几点当代启示。

第一，理论必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的一个核心论点，就是它“不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他自己在读书过程中反复强调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这是一种把理论当作活的东西来对待的态度，而不是把理论当作僵死的教条。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仍然需要这种态度。理论只有扎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才能真正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才能为解决新时代发展中的新矛盾提供有效的指导。

第二，经济学研究必须有哲学的高度。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对苏联教科书提出一系列富有洞见的批评，不是因为他比苏联经济学家掌握更多数据、更多统计资料，而是因为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彻底、更一贯。相反，苏联教科书之所以具有“严重缺点”“原则错误”，在毛泽东看来，不是因为在某个具体数据、某个具体政策上出了偏差，而是因为根本性的“缺乏一贯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启示我们，无论经济学发展到多么精细、数学化的程度，终究离不开正确的哲学方法论指导。经济学不是价值中立的自然科学，它涉及人、社会、阶级、制度，因此始终需要哲学的眼光。任何自称“纯粹实证”的经济学，本质上都是在用科学主义的幌子掩盖其价值立场。

第三，社会主义经济是波浪式发展的，而不是直线式的、一帆风顺的。 这一点对于今天我们理解经济周期、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价值。经济发展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必然有起伏、有调整、有危机、有突破。不承认经济运动中的矛盾和不平衡，就不是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在这种情况下，重温毛泽东“波浪式发展”“不平衡是常态”的辩证法思想，有助于我们在复杂的局势面前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

第四，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同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毛泽东强调要认识客观经济规律、利用客观经济规律，但也强调不能搞“唯意志论”，不能不顾客观规律仅凭主观愿望办事。他赞同斯大林“计划经济这个法则是客观的，跟以人们的意志制订的东西要加以区别”的观点。同时，他也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要保障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这种把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辩证统一起来的思想，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平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律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五，善待历史遗产，尊重探索过程。 毛泽东对苏联教科书采取的分析方法提醒我们：对历史遗产要采取科学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序幕。没有前三十年的制度基础、工业基础和理论准备，就不可能有后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今天有些学者把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对立起来、把苏联经济学范式全部抛弃，这些做法都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正确的态度是：继承前三十年的合理内核和宝贵经验，并在新时代条件下创新发展。

第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仍在路上。 毛泽东在六十年前就发出了“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设问，今天我们仍然在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部未完的大书。新时代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完善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如何统筹发展与安全？如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如何稳妥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些问题无一不需要我们从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中汲取智慧，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探索中获得启示，更重要的是，从当代中国的鲜活实践中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毛泽东的批注和谈话所蕴含的不仅是一系列具体观点，更是一种治学态度——这就是：立足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地回答中国问题。

在书桌前一页一页地翻读《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我常常会停下来发呆。我仿佛看到了一个苍老而倔强、困惑而执着的老人，在杭州冬日的阳光里，戴着眼镜逐字逐句地读着另一本几十万字的书，突然抬起头来，对身边的读书伙伴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或者说：“矛盾才是动力。”又或者说：“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这些语句在今天读来，像一块块历经风雨洗刷的石头，依然棱角分明，依然锋芒毕露。

如果说资本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深刻的解剖，那么毛泽东的这些批注和谈话就是他对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最早的、最勇气的、最富创造性的探索之一。有论者甚至断言，“批注和谈话”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样，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四大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这个判断或许还不为学术界广泛接受，但如果你真正沉下心来读这本书，你一定会感受到它所蕴含的思想分量。它确实是一座被长期忽视的思想宝库，是一部有待我们深入挖掘、大力宣传的理论文献。

六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我们仍然需要回头再看一看毛泽东的这部书——不是为了寻找现成的答案，而是为了重温那种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研究问题的精神。这种精神，比任何具体结论都更加珍贵。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对于我们当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启迪意义。”

读完这本厚厚的批注和谈话记录，我合上书，靠在椅背上，脑海中久久盘旋的，不是毛泽东提出了哪二十个具体的观点，不是他对某个问题得出了什么具体结论，而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处于蹒跚学步的阶段，在还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一个革命家和经济理论的“自学者”，凭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凭着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和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勇敢地向一连串重大的经济理论难题发起挑战，写出了这些掷地有声的思想片断。这种勇敢，这种真诚，这种智慧的闪光，足以穿越数十年的时光，抵达今天我们的书桌和心灵。

这座思想富矿，值得我们继续开掘；这种求真精神，值得我们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