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不断与敬意满满（中）

龚如君

作者 龚如君

在格历山教了三个月的初小，我便被调到碧历小学教高小。

碧历小学在当时算是完小，完整开设着一至五年级的教学班（当时是五年制）。全校连我在内，共有三位教师，另外两位都是公办教师，这在当时，于我一个民办教师而言，已是莫大的荣幸。更有意思的是，我们三个堪称“民族大联合”，教一年级的是位藏族女教师，名叫杉木泽里，眉眼间总带着藏族姑娘特有的温婉，说话轻声细语，哄起一年级的孩子来，耐心得像对待自己的亲妹妹；教二三年级的是男老师，也是学校的校长，名叫陈保红，羌族汉子，性子爽朗，说话掷地有声，平日里既要管教学，又要操持学校的大小杂事。而我，一个刚当教师不久的民办教师，却要教四五年级两个班，反观两位公办教师，反倒教着低年级。那一刻，我心里既忐忑又窃喜，那份被信任、被重用的感觉，像山间的暖阳，悄悄漫进了心底。

到碧历小学任教时，我面对的是一群年纪稍大的孩子。与低年级孩童的喧闹不同，他们早已褪去了懵懂的顽劣，同学间拳脚相向的打闹极少出现，课间的时光，总被他们各式各样的小游戏填满。起初，我总放不下心，见他们玩得投入，便忍不住上前干涉——怕他们玩得太疯耽误上课，怕他们一时失手闹出小意外。可我很快发现，我的制止不过是徒劳，按下葫芦浮起瓢，刚禁止了一种游戏，他们转眼就会因地制宜，创设出另一种新玩法，有的用石子摆阵，有的用树枝对弈，有的围着操场玩起自编的拍手歌谣，那份孩童独有的创造力，藏在每一个简单的游戏里。

几次干涉无果后，我索性改变了策略，不再一味禁止，只定下两条规矩：课间可尽情玩，但不可影响同学团结，更不能耽误上课。令我意外的是，孩子们远比我想象中懂事，他们恪守着约定，课间的欢笑声从未影响过课堂的秩序，反而因为课间得到了充分的放松，上课时注意力愈发集中，学习效率也丝毫未受影响。看来禁不如导，有些麻烦是自找的。

这段经历，像一颗种子，悄悄在我心里扎了根，深刻影响了我后来数十年的教学生涯。后来到德阳教高中时，电子游戏悄然兴起，一时间，制止学生玩游戏与学生偷偷玩游戏，成了师生之间一场无声的智力较量。身边不少同事严防死守，却总陷入“越禁越玩”的困境，而我想起碧历小学的那些孩子，便选择了一种更开放的态度。我没有一味否定电子游戏，而是在课堂上坦诚地告诉同学们：“电子游戏并非洪水猛兽，它确实能锻炼人的反应能力、集中注意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智力发展，但关键在于你们能否掌控它，而非被它掌控。”

这番话，反倒拉近了我与学生的距离，他们觉得我懂他们，也更愿意信服我的话。有不少同学，在想玩某款游戏前，会主动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总是笑着对他们说：“你先问问自己，能不能在玩了半小时后，果断停下来，上课时心无旁骛，不被游戏的画面、情节牵绊？如果能，那就去玩，权当放松；如果不能，说明你的自控力还不够，此时玩游戏，副作用就会盖过了它的益处，不如暂时放下。”即便如此，我教的学生中，也有极少数沉迷于电子游戏的，但令我欣慰的是，在我的课堂上，他们从来不会偷偷玩游戏，这份默契与尊重，正是源于那份彼此的理解与信任。

在碧历小学教四五年级，相较于教一二三年级的老师，我身上的安全责任确实轻了些——学校地势平坦，没有高低错落的台阶，但意外往往就藏在不经意间。

记得是一个星期天，下午放学后，我因有事要回格历山，便与几个学生结伴而行。队伍里，一个姓李的男同学格外活泼，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路上蹦蹦跳跳，走几步就会忍不住伸手去抓扯路边的灌木丛，叶片被他扯得簌簌作响。我见状，还笑着提醒他：“慢点走，别乱抓东西，小心扎到手。”他吐了吐舌头，收敛了片刻，可没过多久，又忍不住伸手去拨弄那些枝叶。

就在离学校大约一里地的山路边，他突然“哎哟”一声，猛地缩回手，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声音带着哭腔喊着：“龚老师，痛！好痛！”我心里一紧，连忙快步走过去，拉起他的手一看，只见他的手指侧边，有一个细细的小口，鲜血正顺着指尖慢慢渗出，殷红的血珠在阳光下格外刺眼。那一刻，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瞬间意识到——他被蛇咬了。

来不及多想，我一把攥住他受伤的手指，用尽全力挤压伤口周围的皮肤，直到暗红的毒血被挤出来，换成鲜红的血液汩汩流出，才稍稍松了口气。紧接着，我连忙喊来身边一个姓王的女同学，让她拔出几根头发，我小心翼翼地将头发拧成一股，分别在他被咬的手指前端、手腕处、手臂关节处紧紧扎住，防止毒液顺着血液扩散。做完这一切，我二话不说，带着姓李的同学，快步朝着大队唯一的医生祁继先家赶去，一路上，我一边跑，一边轻声安慰他，让他别害怕，也让身边的学生跟紧，那一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尽快让他得到救治。

祁医生看到我对孩子的处置，赞许地点了点头，说我的方法很得当。可他那里并没有治疗蛇伤的特效药，只能让孩子先坐下休息，仔细观察伤口的变化。我们在祁医生家坐了约莫半个时辰，见孩子被咬的地方没有变黑、没有肿胀加剧，祁医生便断定，咬人的不是毒蛇，嘱咐我们带孩子回家观察，若是夜里有异常，第二天一早就去公社卫生所。

可当天晚上十点多，姓李的同学的父亲突然急匆匆地找上门来，脸上满是焦急，声音都带着颤抖：“龚老师，你快去看看，孩子的手肿得厉害，尤其是你捆扎的地方，肿得像馒头一样，孩子痛得直哭，我实在没办法，问问你能不能把捆扎的东西去掉？”我跟着他快步赶到孩子家，一看，孩子的手果然肿得吓人，原本细细的手腕，此刻粗得像小胳膊，捆扎的头发已经深深嵌进了皮肤里，孩子躺在床上，眉头紧锁，脸色苍白，嘴里不停地哼着痛。

看着孩子痛苦的模样，我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犹豫了片刻，便小心翼翼地将他手腕和手臂处捆扎的头发稍稍松开了一些，既能减缓他的疼痛，又能防止毒液扩散。我反复叮嘱他的父亲，一定要密切观察孩子的情况，若是肿胀继续加剧，或者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无论多晚，都要连夜送他去公社医院。第二天一早，孩子的手依然没有消肿，我便让他的父亲赶紧带他去公社医院诊治。后来我才知道，那只被蛇咬过的手，后来脱了一层皮，好在没有留下后遗症，每当想起这件事，我依然心有余悸——若是当时我再粗心一点，处置再慢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这件事，像一堂深刻的课，让我彻底明白，教书育人，从来都不只是传授知识那么简单，更要做一个尽心、细心、耐心的人。尽心，是对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负责；细心，是能及时发现潜藏的危险，防患于未然；耐心，是包容孩子的顽皮，守护他们的天性。这份感悟，伴随我走过了整个教坛生涯，也成了我为人师的准则。

教高小的最大麻烦来自家长。

当时，“四人帮”刚被粉碎，教育领域迎来了新生，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都把教学质量和入学率放在了心尖上。尤其是毕业班，升学指标直接关系到学校的评价，公社中心小学的校长更是天天念叨，抓得紧之又紧。而保住入学率，是硬指标，更让我们头疼，山区的孩子，能读到四五年级，本就不易，稍有不慎，就可能辍学回家，一辈子困在这座大山里。

我至今记得，当时当地的文化匮乏程度，远超我的想象。我居住的那个生产队，先前的记分员，连全队社员的名字都写不全，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画个歪歪扭扭的符号代替。记工分更是简单粗暴，采用最原始的画圈方式：做一天工，就在本子上画一个圆；半天，就画半个圆；多半天，便画一个大半圆；少半天，就是一个小小的半圆。可就是这样简单的符号，一旦画得不够规范，谁也说不清到底做了多久的工，到了年终算账，更是一团乱麻。那时实行大寨式评分法，先记下每个人的出工天数，等到年终，全队人一起商议，每个人一天该记多少工分。可就是这个全队“最有文化”的记分员，却连每个人的总工分数都算不明白，每年都要等我放假回去，帮他一点点梳理那些糊涂账。往往要耗上两三天，才能把一年的工分算个大概，看着他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我才真正体会到，“有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竟是如此珍贵。

全队几乎没有人会写信，无论是给远方的亲人报平安，还是打听在外谋生的家人的消息，都要找我。也正因如此，我成了队里人眼中的“文化人”，收获了太多朴素的崇敬。这让我忽然明白，我教给孩子们的，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和数字，更是他们走出大山、连接外界的希望。

可奇怪的是，这片如此尊重有文化的人的土地，家长们却偏偏不乐意送子女读书。在他们的信条里，孩子只要能写出自己的名字，能算清简单的账目，不被别人欺骗，就足够了。后来我才慢慢摸清了其中的缘由，归结起来，不过三点：一是看不到读书的前途，在这片封闭的大山里，祖辈们都是靠种地、砍柴谋生，他们从未见过读书能改变命运的例子，便觉得读书无用；二是家庭实在太过困难，温饱都成问题，根本拿不出钱来供孩子读书，孩子多念一天书，就少一个能帮家里干活的劳力；三是有些孩子读了几年书，手脚变得“娇贵”，干不了重体力活，反倒成了家里的“累赘”，连找对象都成了难题。而这三点中，最关键的，还是家庭的贫困——山区条件艰苦，挑水、打柴、挣工分，每一样都需要身强力壮的劳力，孩子一旦到了四五年级，能帮家里搭把手了，家长自然舍不得再让他们坐在教室里“不务正业”。

一至三年级的孩子还小，干不了重活，家长们也乐于让他们去学校混日子，认几个字、玩一玩；可到了四五年级，孩子能上山砍柴、下地除草、帮家里做饭喂猪了，家长们便开始想方设法让孩子辍学。于是，如何把这些孩子留住，让他们继续读书，便成了我和陈校长最头疼、也最紧迫的头等大事。

只要有孩子没来上学，我就和陈校长一起，背着挎包，踏着山路去家访。大队所在地的学生还好，路程近，家长们也相对好沟通，多说几句心里话，多讲一讲读书的好处，大多能说通。格历山来的四五年级学生里，有副大队长的女儿，她成绩好，家里也重视教育，从来不用我们费心；还有一个姓李的孩子，家长也打算让他读完小学，不用我们多做动员。最困难的，是碧尔山的学生——碧尔山的学生本就多，而且家长们借故不让孩子上课的情况，几乎天天都有。去碧尔山，要爬一座陡峭的高山，山路崎岖，杂草丛生，哪怕我们放学后就出发，五六点钟就能赶到村里，可队里的人要到天黑才收工，我们根本找不到家长谈心。等好不容易等到家长收工，耐心劝说一番，往往就到了深夜。山里的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路湿滑难走，根本没法下山，我们只能在村里找户人家借宿，第二天一早，再踏着露水赶回学校。

家长们架不住我们一次次上门劝说，碍于老师的面子，总是勉强答应让孩子继续读书。可往往过不了几天，孩子又不来了——他们终究还是舍不得让孩子放下手里的农活，终究还是被生活的窘迫压得喘不过气。后来，我们终于摸清了实情，知道家长们不让孩子读书，最核心的原因还是经济困难。看着那些渴望读书却又不得不辍学的孩子，我和陈校长、杉木老师心里都不是滋味，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帮家长们解决后顾之忧，让孩子们能安安心心地坐在教室里读书。

我们先向大队申请，要了两亩地，就在学校旁边，当成我们的“校园地”。每天放学后，我们三个老师就带着学生们，扛着锄头、提着水桶，去地里翻土、播种、浇水、施肥，种上了玉米、土豆等粮食，还有白菜、萝卜等蔬菜。虽说地里的活大多是我们老师出劳力干的，但无论是我们自己吃校园地种的蔬菜，还是粮食，都严格按照国家价格付钱，一分都不欠——我们不想占便宜，也想给孩子们树立一个正直、诚信的榜样。

平日里，我们还发动学生们捡废品卖钱。山区里，废铧、旧胶鞋、凉鞋底随处可见，各类骨头更是不少，孩子们捡废品的积极性极高，下课铃一响，就跑到山上、路边去捡，不用多久，就能积一大堆。攒多了，我们就请队上派几匹骡马，把这些废品驮到公社的供销社去卖。那时候，不准私人买卖废品，但供销社对学校的勤工俭学活动格外支持，每次都能顺利卖掉，换来一笔微薄的收入。

到了挖药材的季节，星期天，我们就带着学生们上山，挖党参、黄芪、柴胡等中草药——这些药材在当时很值钱，而且供销社也愿意收购。那时候，私人不准卖药材，有些家长挖了药材，也会让孩子带到学校来，交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