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遵义11》

韩可风

于是，他带着袁祖铭，这个在黔军中地位和影响都仅次于自己，但又并不和他一条心的人，从重庆乘船到上海，去作所谓的游历。私心之中，他是想让何、谷等人替他赶走刘显世，把脏活干了，自己再回去收拾残局。把这次政变弄得温柔一些，大家都有一个台阶下。他认为，只要把袁祖铭带在身边，任何人都翻不起什么浪。对袁祖铭，他是既要防着，又要利用。因为袁祖铭这傢伙眼睛不大好，却特别能打仗，没他还真不行。

唉，这个深受"小资产阶级幼稚病"荼毒的王文华啊！

唉，这个多了一些菩萨心肠，少了一点霹雳手段的王总司令啊！

唉，这个身居高位，明知乱世险恶却只想玩弄小聪明的师范生小王同学啊！

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他？

结果是何应钦、谷正伦这伙二杆子军人，在贵阳发动“民九政变”，刘显世仓惶逃到云南，王文华却在上海被袁祖铭收买刺客，在其下榻的饭店门口两枪毙命。

王文华，字电轮，号果严，是民国初年贵州新派军阀的核心人物。1917年任黔军总司令，曾参与护国战争与护法运动，是当时西南地区举足轻重的军事将领。

王文华死时，年仅34岁。

贵州再一次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之中。

还有一个结果，就是周西成趁乱把自己手下的一个团拉了出来，独立成军，渐成气候，为后来桐梓系军阀取代兴义系军阀打下了基础。

我们前面说过的。

四

刘显世很快又在唐继尧的帮助下回到贵州，他可不像王文华那样下不了手，参与民九政变的人一个个赶紧逃命。

何应钦也化装逃出贵阳，奔到昆明，被刘显世派去的杀手打了一枪，击中肺部，差点死于非命。

昆明待不下去了，只好再跑，这一跑就跑到广州，几经辗转进入初创时期的黄埔军校。他本来在日本学军事，在贵州带新军，素养和资历都不错，于是在老学长也是校长的蒋介石关照下当了总教官，从此飞黄腾达。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他曾回过一次兴义，那时的何应钦，已经是中国陆军的上将总司令了。

祸兮福兮，相倚相存！

没有那场一地鸡毛、零乱不堪的所谓政变，没有那颗差点要命的子弹，哪里会有后来的何大将军？

但我们的刘健群兄，刘大主笔就惨了。

何应钦这棵大树一倒，《少年贵州》报自然被当局取缔，刘健群的“事业”顿失依凭，连生活也尴尬起来。好在丘八们没有对他这个年轻人过分为难，他也得以东拼西凑，胡乱完成了学业。

这一年是一九二二年，刘健群二十岁。

那时候风气初开，人才奇缺，法政学堂的学生毕业出来都是要当官的。有门路有靠山的，出来或者就是县长、局长，最不济者，也会分派到某县去当个科员。不独贵州，全国皆然。刘健群人才出众，口才了得，又加上曾任贵州第一大报主笔的经历，竟然被打回贵州，接任黔军总司令的袁祖铭青眼看中，破例任为黔军某旅的军法处长，这个职务，对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袁祖铭求才若渴的心态，同时也敢于用人的魄力。当时和后来，袁祖铭能在西南众多军阀中站住脚，并且势力不断膨胀，最终成为贵州王，北伐军的左翼总指挥，不是随便来的。

但刘健群在袁祖铭处是有委屈的。这委屈来自他根深蒂固的报恩思想。他始终觉得，何应钦才是他真正的恩人。而恰恰是袁祖铭刺杀王文华，才导致了何应钦的出走。这份恩怨，又不是一个小处长就能收买和化解得了的。何况，何应钦两次留洋，不嗜烟酒赌博，不好女色，是个有操守、有见识、有文化的现代军人，和袁祖铭等人品格上的差距，又是那样明显和反差巨大，这就更让小刘处长难免纠结了。

所以一九二五年初，刘健群一得到何应钦在广州的确信，立刻修书一封，向何表达自己愿意追随的意愿。何在黄埔，也还记得这位才华出众的遵义小兄弟，贵州大同乡。既感其诚，又在用人之际，便回信召他速去。

刘健群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请辞，卷起行李就去了广州。何应钦欣喜之余，便安排他在自己身边做秘书工作，渐渐成为何的高级幕僚和心腹之人。一九二九年何应钦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任国民政府武汉行营主任时，刘健群已是武汉行营办公厅主任，在当时国民党内和黄埔军中，算得上是有些小影响的人物了。

这时的刘健群，年方二十七岁。

五

此后数年，算得上是刘健群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候。

那时的中国，虽然随着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反戈，随着张学良的易帜，随着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的失败和倒台，袁世凯建立起来的，实际统治了大半个中国的，看似庞然大物的北洋政治军事体系轰然倒塌，南方军队除了朱元璋时期外，几乎是史无前例地打到了长城边上，实现了从所未有的北伐胜利。但由于各种原因，国内矛盾和问题仍然十分尖锐和激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之北伐以前，还要更加复杂和难以解决。

就将介石个人而言，他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国民党党内军内的权力斗争不断白热化；第二个是和共产党的政治军事斗争规模越来越大；第三个是日益迫近的日本侵华图谋以及现实威胁。针对这三个问题，老蒋的方针是对日妥协退让，以时间换空间；对共产党残酷镇压，决不手软；对内部的权力斗争则又打又拉，花样百出。当时的重点，其实主要还在内部争权夺利上面，更倾其全力。

而在一连串的内部倾轧中，蒋介石深感自己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完全忠于自己的铁腕组织。就如希特勒的纳粹党卫军，墨索里尼的黑衫党一样，既可以在政敌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随时发起致命的攻击；又可以在政敌的攻击中，挺身而出，忠心耿耿地保卫自己。

正在他为此焦虑时，一个亲信向他推荐了时任何应钦武汉行营办公厅主任的刘健群。蒋介石将信将疑地召见了这个据说是对党国党国十分忠诚，对领袖十分崇拜，同时颇有才干，能言善辩的青年才俊刘健群。

蒋一见之下，竟如当年的何应钦一样，也对刘健群大为赏识，甚至在当天日记中称刘为“健群”，并称他是“一个有见解的青年……”。后世研究者认为，蒋介石一生对人评价严苛，而对刘的这个评价，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十分难得。

而刘健群晋谒蒋介石之后，也对蒋介石佩服到五体投地。于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刘健群挂少将衔，成为蒋介石手下最信任的小团体也即所谓“十三太保”之一，而且，由于他是十三太保中唯一不是黄埔军校读书出身的将领，因而被同僚和舆论单独拎出来，戏称为老蒋的“螟蛉子”。螟蛉者，即俗语所谓之干儿子。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小苑》一文中，文中写道“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古人以为蜾蠃有雄无雌，无法进行交配生产，没有后代，于是捕捉螟蛉来当作义子喂养。因此后人将被人收养的义子称为螟蛉之子。意思是这“十三太保”中，其他十二位都是黄埔生，是蒋介石的“亲儿子”，刘健群不是黄埔生，也就不是“亲儿子”，是收养的。

这“十三太保”中，后来最著名者，有谍报王戴笠，有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但结局最好的，还是刘健群。

不过这个结果，要等很多年才能显现出来。

刘健群投桃报李，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集权，独裁理论。同时，老蒋还采纳了他提出的，在全国开展所谓“新生活运动"的建议，即女人不缠脚，男人不纳妾，官员不贪污，不吸鸦片，穿中山装，讲卫生等等……

尽管他这套理论和建议在当时民主自由呼声甚高的情势下面，显得是那样突兀，但老蒋却正需要这样一套理论，来为自己打倒政敌，剿灭共产党，专制独裁造势。也极为需要一个自上而下，全面展开的社会运动，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凝聚人心。因而老蒋对刘健群，一度给予了超过群僚的破格提拔和信任。一手擢升其为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开始踏入国民党最高层的门槛。

就在这种情势下，国民党内早期最重要的特务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极其秘密地成立了。刘健群不仅成为其中骨干，而且因为文采斐然，思想缜密，被力行社同人推为书记长，视为理论家和灵魂人物。

当时，他是那样年轻，那样倜傥，那样才华横溢，那样光芒四射，有如初升的太阳。

然而，他的迅速崛起，很快引来了各方面的羡慕嫉妒恨。刘健群本来就根基浅薄，虽然有蒋介石，何应钦在一定程度上罩着他，但他自身游离于黄埔系之外，又不是老蒋的浙江乡党，自己寄生在蒋、何的体系和圈层中，完全没有自己的队伍。这就使他在当时高层的政治格局中，难免先天不足。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个人生活也出了大问题，使他顿成众矢之的，一夜之间，千夫所指，身败名裂。而这件事情，就牵涉到遵义文坛的一段著名公案。

六

这段公案的由来，还要从遵义“沙滩文化”的大哥大郑珍说起。

郑珍在世时，将女儿郑琬昭嫁与遵义团溪大户赵廷璜，生子赵蕙。赵蕙生子赵文特，赵文特娶了姑妈的女儿卢葆华为妻。所以在这份谱系中，卢葆华是郑珍的外曾外媳妇，而赵文特是郑珍的外曾孙女婿。赵和卢，是表兄妹。

卢葆华的家世，在遵义也是书香门第。她父亲卢铭尊是清末秀才，长于章句，曾在四川知县衙门当过师爷。民初从四川回到遵义，便以教书为生。卢葆华是卢铭尊唯一的孩子，因而视做明珠，从小爱护，既养成了卢葆华的一份才气，也养成了女儿性格中的一份不羁。卢葆华的一生，颇有一份悲剧色彩。而这悲剧色彩的形成，就和这份不羁与才气，有相当关系。

人生的烦恼，多因聪明而起。

男女皆然。

遵义当时，以湘江河为界，分为老城和新城。卢家原来住在湘江河边上的白沙井，十六岁时据说是自由恋爱结婚，嫁给赵文特（也有说是从小指腹为婚的），几年中连生了二个孩子。但赵文特虽是世家子弟，却因家道败落，生存不易，无奈中只能暂时依附在岳家。卢葆华操持家务，哺养孩子，本已艰难，见夫君无力，日困愁城，她又是个性极强的女子，难免多生龃龉，口角相争，夫妻感情渐生裂隙。后来卢家搬到杨柳街贡房居住，有一天小夫妻竟大吵一场，惹得赵文特把家中图书，一股脑搬出来要点火烧掉。还是岳父也是舅舅卢铭尊出来责骂，方才息事。但文特经此一激，竟然赌气出走，去了赤水。

文特出走之后，卢葆华越想越气，遂不顾家人劝阻，带上三个孩子，追到赤水，交给文特，自己孑然一身，于一九二八年春乘船东下，到重庆换轮船，径至上海，继续学业和寻找新的人生机会。

卢葆华在上海之初，就读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中国文学系，一九三〇年转入上海艺术大学，其间表现，应该可圈可点。以至“两校之名教授鲁迅，王独清等都以余名列前茅”。毕业后一九三一年供职上海市教育局，并为上海晚报副刊撰稿，开始小有名气。

这时刘健群也随何应钦北伐到了上海和南京，在他乡见到当时在遵义小城“作男孩装，蓝竹布长衫，黑缎背心，雅素整洁”，"五四"运动时，敢在遵义街头发表演说，反対政府，有些惊世骇俗的家乡名媛，同时也是自己少年做穷小子时，曾经心仪心慕过的才女卢葆华，认为自己早已不是吴下阿蒙的刘健群，不失时机地对卢葆华展开了激烈的爱情攻掠。

在能言善辩，身材高大，风流俊雅，身居高位，前途无量，又是遵义故人的刘健群面前，卢葆华先很抗拒，但是何应钦夫人王文湘亲自出面，做了许多工作，最终这场情战以卢葆华的陷落告一段落。于是卢不顾家人反对，执意与赵文特正式离婚，准备与刘健群结婚。但接下来，问题出现了。

原来刘健群此前已在家中由父母包办娶有一妻，刘虽不承认这段婚姻，但却不能否认。而卢葆华虽曾有过婚姻并有两个孩子，却是崇尚“不自由，毋宁死”而且文名渐起的新派女子；同时卢家在遵义的门第远比刘家要高得多，卢葆华对刘健群存在一定的心理优势，卢家又坚决反对他们的结合，卢父还曾去信责她：“卢家无再嫁之女，赵家无再婚之妇”……种种情形，使卢葆华绝不可能做刘健群的小妾，哪怕只是名义上的。

毫无疑问，如果刘健群对这段感情是认真的，负责的，是以婚姻为目的的，他就必须先离婚，才能再娶卢葆华。但在八十年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停妻再娶，应该是一件比现在要复杂十万倍的事情。而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刘健群，显然没有时间和精力，千里迢迢回到贵州老家处理这桩陈年旧事。并且在他看来，那桩婚姻他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当然也就不算什么事，更不应该成为他和卢葆华之间的障碍。何况当时这种情况很多，最著名者，譬如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