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民兵英雄张继联

亮堂堂

吕梁民兵英雄张继联

白尚立

昨天上午，我同吕梁抗战老兵纪念馆闫京生馆长，随吕梁民兵英雄张继联的次子张学海，一起赴交城山会立村拜祭了张继联老英雄的陵墓，了却了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拜祭老英雄，追寻先辈足迹，是我多年来的夙愿，缘起我写人物传记《抗日英雄闫四牛》。有一张1945年12月24日拍照的“八分区出席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民兵英雄摄影纪念”照片，好多人说后排右四是闫四牛，闫老英雄的儿子也说挺像的，老英雄生前也曾对人说过，他于日本人败的早一年深冬去陕西黄河岸边的一个村子里开了20多天会，但无实据，须考证。于是，我便走上了漫漫考证路。几次托朋友在兴县蔡家崖晋绥边区纪念馆咨询无果，本人两次赴山西省档案馆查询未果，请教交城及吕梁红色文化资深研究者同样未果，最后在太原市档案馆查找到了一本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印行的《第四届群英介绍》，其中在142名三个等级的“民兵英雄”中看到了我早有耳闻的交城县的五位民兵英雄。他们是交西县的段兴玉、崔三娃、韩凤珠、张继联，交东县的王林林。尽管在艰难卓绝的抗战时期，根据斗争形势，从1941年10月至抗战胜利把交城县以文峪河为界分为交西、交东两县，但在我的认知上，它俩就是交城县。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产生了个想法：拜谒英雄，追寻足迹。

（左为闫京生，右为张学海）

（右为张学海，左为笔者）

　　前天下午，我专赴交城县城走访了闫京生馆长和张学海兄长。随着他俩特别是学海兄长的娓娓道来，一个深入虎穴、身在曹营心向汉、在隐蔽战线上开展抗日工作的民兵英雄形象清晰地一步步向我们走来。

张继联的祖籍为交城山寨则村，其祖父张发元起初打工于交城山野则河村，后打工于会立村，久之便落户于此，到其父张金玉也还是以租田种地、打工为生。因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其祖父母去世后便葬于无人耕种的村西小山顶上。后有人说张家坟地头枕吕梁山，脚抵文峪河，占尽了会立村的风水，纯属一派胡言。

张继联1919年6月6日出生在会立村这样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直到8岁时才在本村上了小学，但三年后终因家里拮据而辍学。他是恋恋不舍地离开学校的，失学后仍眷恋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时学校办有一个夜读班（也称候补班），专为解决本村特困家庭孩子上学问题。如此，他在夜读班勉强又读了一年书。家里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仅12岁的少年继联便彻底告别读书，开始拿起农具帮助父亲田间耕作、打起短工。为了生计，17岁的他给地主家当长工，一干就是三年。

张继联清楚地记得那年年关时的一场大雪，把天地间的所有都包裹在雪的世界里。财主家已两次来催还租子，父亲因交不起而决定“故伎重演”。昏暗的土屋里，父亲悲怆地说：“孩他妈，我走了，家里的事和孩子就留给你了。”“这么大雪天的，你一个人在外，冻死了留下我们娘儿俩可怎么活呀……”母亲抱着小继联颤抖着说，“你还是跟东家求求情，就说明年一并还清。”“没用的。”接着是一声长长的叹息。门开了，一阵“嘎吱嘎吱嘎吱”的踏雪声过后，在母亲的哭泣声中从街上传来了“咣咣咣”的锣声：“张金玉出村了——”“张金玉跑了——”过后张继联才知道，父亲是在距村里三华里多的一个很隐背的土窑里躲债的，那土窑不足3平方米，半人高，两块破木板立在窑口御寒……

家境的贫寒，自己未能上完学，农民的辛苦劳作，财主家的骄奢淫逸，社会的贫富不公，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有了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认识，有了爱恨的种子。

1936年3月中下旬之际，东征红军路过会立村。红军战士和蔼可亲的言谈举止，帮老百姓扫雪铲除积雪的行动，慷慨激昂的演讲，墙壁上刷写的他能认出并能读懂的标语，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朦朦胧胧觉得红军战士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军队，日本人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是恶魔，要把他们赶出中国去。

没想到一年半后的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阎锡山的溃兵退到交城山，掠夺人们的财产，残害老百姓，无恶不作。不得已，他只好躲到山沟里。他想不通，怎么阎锡山的部队跟恶魔一样，不护着百姓，而是残害老百姓呢？

紧接着交城沦陷，家乡人民生活在日寇的铁蹄之下，肆意蹂躏之中。就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几乎要被黑暗吞噬了的时候，曙光来了。

1938年春，八路军120师工作团和山西抗日武装组织相继在交城山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抗日宣传感染下，张继联认为这些抗日武装组织跟那些溃兵不同，与之前的红军战士一样，这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真正抗击日本侵略者，是真正为老百姓服务的。他虽不善言辞，但心里有杆秤，已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开始自发地组织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主动为抗日组织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等，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到1940年，党组织在交城山区物色和培养进步青年，本村地下党干部薛明杰认为21岁的小伙子张继联是棵好苗子，有培养前途。于是，多次跟他谈话，讲些目前的形势和革命的道理。在薛明杰的启发诱导培养下，张继联逐步成长为一名抗日积极分子，并担任了会立村抗日自卫队队长。这支农民武装，在他的带领下，很快便成为了保卫家乡的一股坚定力量。因工作出色，1941年3月，由时任区委委员的薛明杰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会立村村长兼民兵队长。同年腊月，为进一步培养他，交西县委组织部门选派他到八分区党校学习了一个月。因本身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且在学习期间表现出色，故学习结束后，被直接留在八分区司令部工作。对于一个来自山村的青年革命者来说，这无疑是更广阔的平台，一个可以施展更大抱负的机会。

然而，不久家里传来消息，母亲因病双目失明，生活难以自理。他是家中独子，一边是前途光明的革命岗位，一边是需人照料的失明母亲，这实实是两难抉择。思虑再三，他还是坦诚地向组织说明情况，并递交申请：请求回村到基层进一步实践革命工作，同时也能照料病中的母亲。在此情况下，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他又回到了会立村，继续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民兵队长，把革命工作和家庭责任，一并扛在了肩上。他是这样想的：这个选择，虽距离一个更大的世界远了一步，但离自己要保护的土地和乡亲更近了一步。

早在1938年4月，文水县政府在交城山米家庄成立，县长为共产党员、工卫队员顾永田。由于在交城山区和文水平川两地开展工作，所以顾永田县长与交城山的抗日武装、地方政府接触多，关系也密切。晋西事变后的1940年1月，我抗日民主新政权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顾永田被推举为八分区行政专署专员。不料，2月11日（农历正月初四）在田家沟至野则河间阻击日军扫荡返归平川的战斗中，顾永田专员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4岁。顾专员的牺牲，人们很是悲痛，都想寻找机会痛击敌人，为顾专员报仇。

这天傍晚得到情报，第二天早晨日军要往古交方向运送一车给养，肯定路过这里。张继联当即联络附近几个村的民兵，要给敌人一次伏击。经研究决定，在顾专员牺牲地的附近，即从田家沟到野则河间一边是陡峭山崖，一边是文峪河，其旁又是山崖，人们称“旯旮里”的地方设伏进行打击。他特别叮嘱大家：“咱们弹药不足，仅每人五发子弹一颗手榴弹，不能恋战，差不多就撤，不能吃了亏。”还具体安排一开始是哪个村的民兵先打第一排子枪，等车停了敌人下了车大家再一起打枪、扔手榴弹。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们几十个民兵便选择好隐蔽地形即撤退路线，静等日军给养车的到来。约半个时辰后，果然来了。汽车前的两面小膏药旗很是显眼，而在这些民兵的心中，那是无比的仇恨在眼前晃荡。不用问，肯定是日军的车。看看进入伏击圈，张继联一声“打！”一阵步枪子弹射向敌军车。汽车停下了，下来七八个日军士兵，朝这边步枪射击或扔手榴弹，一个士兵端着机关枪朝这边疯狂扫射。看看不能恋战，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了，他急下令“快撤！”在站起身的一刹那，感觉小腿肚一阵刺痛，低头一看，弹片半截已嵌入肉中。顾不得多想，抠掉弹片赶紧后撤。无意间回头一看，敌人也停止了射击，见两个日本兵在其他士兵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向军车，被推拽着上了车。也因此，张继联的左小腿肚上留下了一道不长不短不深不浅的、铭记顾专员与日本侵略者的伤疤。

（张继联）

　　1942年9月, 日军在交东县的芝兰村和交西县的岔口村扎下两个据点。这两个据点分处西冶川、原平川和中西川、东西葫芦川的交通咽喉，致使交城山区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二。敌人妄图以这两据点为立脚点，扩大占领区，进而摧毁交城山抗日根据地。会立村距岔口就是个十华里左右，可以说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敌人驻扎岔口后，强行建立“维持”会。

维持会，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扶植汉奸建立的临时性地方傀儡政权组织。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开始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侵略方针，而这种侵略方针离不开卖国基层组织。正因如此，“维持会”在相持阶段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了阻止抗日武装发动群众的日伪组织，农村的“维持”会长有时候也就成了日伪承认的村长。

面对敌人的招数，交西县委决定，针锋相对，派我们的人打进敌人内部去。这是一个极其重要且危险的任务，一旦被敌人识破，结局只有酷刑和牺牲。 时交西县委组织部长兼二区区委书记张英等领导研究决定，让岔口村地下党员刘福全担任“维持”会长，但考虑到刘福全胆子过大，个性太强，一般人领导不了。而在这样复杂的敌我环境中，更需要一个稳重沉着、有斗争经验的人来实际掌控局面。于是，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最终落在了张继联身上。张继联是刘的表兄，言语不多但很成熟且有一定的工作能力，碍于情面，刘福全也会让三分的。如此，张继联担任了岔口村“维持”副会长兼村公所副村长。还因村长王胜高常住田家沟 ，实际上是张继联完全掌握“维持”会。党组织的指示很明确：在隐蔽战线上，由张继联直接领导刘福全，负责“维持会”和敌伪村公所的工作。这一点，刘全福心知肚明，也毫无怨言。张继联深知工作的难度和任务的艰巨，但考虑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也便愉快地担任了岔口村“维持”村公所副村长，实际上还暗地里兼任着交西一区民兵副大队长。

就这样，张继联进入了敌人的据点，开展隐蔽战线工作。我们可以想象他第一次走进那个挂着“维持会”牌子的院子时的复杂心境：必须隐匿心中对侵略者的仇恨，收敛起所有锋芒，甚至要带上几分谄媚的谦恭。也就是从那天起，他开始了在刀尖上行走的潜伏生涯。他每天要面对两种人生：人前，他是周旋于日寇与伪军之间的“张副会长”；人后，他则是秘密执行党组织任务的忠诚战士。

这种双重身份，是一种漫长的煎熬。不仅要时刻提防敌人的猜忌和监视，还要承受来自乡亲们的鄙夷与憎恨。那段时间，村里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他“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不能辩解也无法辩解，为了革命，他只能暗自忍受，只能将个人的一切荣辱都置之度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他忍辱负重，每天都在村公所与敌人周旋。敌人经常向他要粮要物，他总是想方设法，一拖再拖，实实催得没办法，眼看村民受到威胁时，只给送少量粮食或送点大烟土以作应付。最难对付的是日军要女人。每当此时，他总是事先通知村里妇女躲藏起来，日军每次到村里都找不到。日军多次掴他耳光让他进山找女人，他则显出无可奈何情状：“我也不知她们去了哪儿呀?”为了尽量使群众不受或少受损失，他不知挨了多少次打。

在与狼为伴的日子里，他身在曹营心向汉，明里“维持”敌人，暗里千方百计帮助地方抗日武装解决吃粮和穿衣问题。在特殊的隐蔽战线上，几乎是朝不保夕，几次险些搭上性命，几次死里逃生，如此，使他的烽火岁月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他的沉着应对与提前部署，有效地保护了根据地人民的性命和财产。同时，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千方百计为山里的抗日武装解决粮食穿衣等生活补给问题。 一天晚上，他挨门逐户安排好做鞋任务后，刚坐在家里炕上，突然几个日伪军闯进来要搜身。他想起身上装的“派鞋单”，可已来不及藏了，便沉住气，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搜吧。”敌人搜出一张纸单，见上面写着户名和鞋数目，问他：“这是什么?”他说：“这是派鞋单呀。”敌人说：“这是给八路军派的鞋吧！”，他硬顶说：“凭甚说这是给八路军派的鞋？你们不穿鞋？你们要过鞋没有？”敌人二话不说，把他五花大绑捆了个结实，随即一阵毒打，连枪把子都打折了，直打得他眼冒金星，皮开肉绽。即使如此，他也未承认。这件事惊动了全村群众，老百姓赶过来纷纷跪下求情，并连夜凑钱买了大烟土，送上了好多吃的喝的才把他保了下来。

在村公所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秘密搜集和传递情报。在日寇据点，他利用一切机会，将敌人的兵力部署、扫荡计划，甚至出动人数、装备、路线、目的等关键信息，都搞得清清楚楚，然后变成一行行密写的情报，送出据点。三区民兵大队长段祥玉和四区民兵大队长崔三娃，是张继联的秘密联络人。为保险起见，他经常变动联系人和联系地点，一般每10天联系一次，特殊情况就随时联系。他传递的情报，如同一把把尖刀，精准地刺向了敌人要害。

1943年2月7日是农历正月初三，在伪村公所内他获取了敌人将要出动扫荡的准确情报。不动声色地把情报火速送出后，崔三娃率领民兵，紧密配合八路军六支队，在石沙庄设下了伏击圈。当敌人进入埋伏地后，我军猛烈开火，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毙伤日军小队长以下40余人。

有时候张继联要亲自带领民兵进行武装斗争。石沙庄战斗后不久，他又获悉，开栅据点的敌人要为岔口据点运送一批军需给养。抓住这个战机，他于第二天清晨，亲自带领会立村民兵，埋伏在敌人必经的东沟村山岭隘口。当敌人的运输队进入伏击圈时，一声令下，民兵们一阵猛打，当场消灭了十几个日伪军，其余敌人丢下尸体和物资仓皇逃命。这次伏击战，缴获了敌人的大量弹药和物品，有力支援了我军武装部队。其中物品中有日本天皇慰问日军的“御酒”“御烟”及“慰问信”等。

敌人遭到惨重损失后，伺机进行报复。过了几天，岔口据点的日军突然包围了东沟村，抢走群众的20多只羊，并抓走群众40多名，关入据点的一个地窖中。张继联心急如焚，他马上与分区六支队长郭庆祥和民兵队长段兴玉、崔三娃等取得联系并商量对策。经研究决定夜袭岔口据点，营救群众。他坐镇在村公所，指挥他的民兵配合行动，控制村里伪军以防增援。深夜，崔三娃带领民兵在刘福全的引导下，摸入据点，打开地窖，救出所押群众。当群众脱险后，六支队三连战士与民兵猛攻敌据点，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使敌人元气大伤。在夜袭岔口据点后的8天内，民兵又5次连袭岔口之敌，致使敌人吃水、烧柴困难，交通受阻，整日缩在“乌龟壳”里，到了气息奄奄的地步。这，实际上是“把敌人挤出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魔窟中开展工作，张继联感到最头疼和棘手的是与敌特和汉奸打交道。因汉奸特务也是中国人，并非日本人，稍有疏忽和不慎，将会使地下党员和抗日力量受到损失，或让真正抗日或倾向于抗日的人员受到冤枉。他审时度势，对那些有可能转化的汉奸，潜移默化地灌输爱国一家的道理，进行民族气节的劝说，并以结交朋友的方式，融洽关系，促其反正。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敌人警备队康班长，就为抗日做了不少有益的事，还有警备队一个绰号叫驴子的、米家庄据点的夏振文都反正过来。但对那些为虎作伥，鱼肉人民，死心塌地为日本人效劳的汉奸，他毫不手软，坚决予以打击。在他的直接操作下，打击和逮捕了30多名敌特和汉奸，彻底捣毁了以岔口为中心的敌特情报网，为开展抗日工作扫清了障碍。

（段兴玉）

　　那是1942年冬，石沙庄的民兵主力配合八路军围攻芝兰据点之际，岔口据点的敌人却突然袭击了空虚的石沙庄。敌人残忍地杀害了留守的7名民兵，以及几十名民兵家属及群众，还抢走了不少财物和牛羊，烧毁了五十多间房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石沙庄惨案”。惨案发生后，张继联立刻意识到，没有内奸告密，敌人的行动不可能如此迅速和准确。于是，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展开秘密调查。很快查明，向日本人告密的，是一个外号叫“毛驴则”的二鬼子。

为了给死难的民兵和乡亲们报仇，打击日寇嚣张气焰，他决定找机会锄掉这个十恶不赦的大汉奸。这一天，他探知到汉奸“毛驴则”要外出的情报，便立刻派一名可靠的民兵，秘密前往石沙庄，给民兵队长崔三娃送去了一张纸条，内容是：“驴，明天上午去磨坊拉磨”。崔三娃心领神会，于第二天一早带领两名民兵潜伏在村磨坊周围。当汉奸“毛驴则”现身时，他们一拥而上将其捉拿。“毛驴则”拼命挣扎还想企图逃跑，被崔三娃用刺刀当场刺死，为死难的革命同志和乡亲们报了血仇。

随着组织和参与的成功行动越来越多，张继联在岔口村的隐蔽战线工作也将走到了尽头。敌人虽然没有抓到确切的证据，但对他的怀疑越来越深，他的处境，已是危如累卵，相当危险。交西县委决定将他从隐蔽战线撤出。接到命令后，他不动声色寻找时机，半个月后的一天，终于借外出公干的名义，脱离了岔口日伪据点。

然而，敌人并未就此罢休，似乎已经醒悟，“维持会统统的是八路的”，并扬言要“一个不留地统统的一网打尽”。当得知张继联的真实身份后，恼羞成怒，对他是恨之入骨，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尽快除之而后快。这一天，日伪从耳目中得知张继联在村里的消息，便扑到会立村向村民找“假女子”家。原来张继联早年曾唱过旦角戏，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假女子”。此时，村里正好也有个小孩，因长相、举动及说话声酷似女孩，人们也称他“假女子”。因而，村民巧妙地引日伪军到了小“假女子”家。敌人的计划落空了，而张继联在村民的保护下，当即逃跑了。

1943年5月底的一个深夜，岔口据点的敌人突然纠集兵力，对会立村发动了偷袭。后来才知道，敌人的目标相当明确，就是抓捕张继联。他不幸被俘，押向那个他不久前才逃离的岔口据点。那条非常熟悉的路，对他而言，无疑是一条通向死亡之路。

然而，就在敌人偷袭会立村的关头，早有人飞驰出村报告给段兴玉、崔三娃的民兵大队。两大队长一核计，张继联凶多吉少，一旦被捕肯定要押往岔口。于是，他俩带领队员驰援南下，在会立村北通往岔口叫“二里半”的地方设伏阻击救人。

二里半路东是陡峭的山岩，路西是密林，天造地设的救人处所。敌人押着张继联不紧不慢地走着。突然，一阵枪声划破了夜空。押解的敌人顿时阵脚大乱，张继联趁着混乱和夜色一刹那间挣脱了束缚，迅速钻进密林，成功逃脱，再一次化险为夷。

张继联在隐蔽战线上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为“挤”掉岔口据点做出了重要贡献。到1943年7月21日，岔口据点的敌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炸掉碉堡与芝兰据点的敌人一起逃走了。

（崔三娃）

（崔三娃一家）

　　岔口、芝兰“挤”敌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根据上级指示，张继联率领民兵参加了“挤”米家庄敌据点的战斗，取得了野则河、榆坪沟等战斗的胜利。1944年，他被调往二区任民兵大队长，继续率领民兵在东社、武元城一带与敌战斗。他驰骋疆场，身经百战，与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殊死斗争，展现了他英勇无畏的英雄本色。同年12月，他光荣地出席了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被评为民兵战斗英雄。这是对他那段出生入死经历的最高褒奖。作家马烽和西戎合著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中那位在“隐蔽战线”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维持会长张有义，其原型人物便是张继联，甚至瘸腿康明理身上都有他的不少影子。他的故事，以这种方式，成为了共和国红色记忆的一部分。

（前二排左一为崔三娃，左二为段兴玉，左四为张继联，左五为韩凤珠）

　　抗战胜利后，他率领民兵与国民党阎军继续奋战，直到1948年7月交城全境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油脂厂、县机关管理局等单位工作。

鉴于斗争工作的特殊性，隐蔽战线的人员一般都是单线联系。这样，虽然增加了很大的安全系数，但也会被人误解、诬陷直至处罚。

1957年“肃反”时，他被错误地打成“反革命”被判刑9年含冤入狱，究其原因就是源自发生在隐蔽战线期间的两件事。一件是他受上级党组织指派，调查两个杀害我抗日人员的叛徒。经一系列缜密调查后其罪属实，在情况紧急无法向上级请示的情况下，他以其“私通共党”密告日伪军，借日伪军之手将其处死。此时，有人诬告他告密日伪，邀功请赏，害死了我方两名抗日人员。另一件是在一次日伪扫荡中，当地一名共产党员和其两个弟弟杀死了落在后面的一名日军士兵和一名伪军，可谓大快人心之事。可日伪军出村后一清点，发现缺少了两个人，便立刻返回来寻找。不曾想其两个弟弟正在处理两具尸体，没及时逃脱，结果反而被日军杀害了，后又从屋子的烟囱洞里搜出了枪支。此时，有人说那两个弟弟被害和搜出枪支是张继联告的密。

信息落后的年代，针对这两件事，张继联还真一时找不到当时党组织跟他联系的人。情急之下说八地委书记、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贵波和八专署专员康世恩可以给自己作证，但没人信他，故而被打成反革命而入狱，判刑9年。当时爱人刘凤香受牵连，从县服装厂辞退打发回村，全家人也都返回了会立村。

服刑期间，有人去探视他，他不是很悲观：“共产党员就应当相信组织，相信毛主席，我的问题终会有调查清楚的那一天。”会立村的人们也都说他是个大好人，大好人就应当有好报。

其实，在七七事变后的八年抗战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八分区机关大多驻扎于交城山，张继联曾在司令部工作过一段时期，又是知名民兵队长，还有隐蔽战线的经历，故而八分区主要领导人包括罗贵波、康世恩等，既是上下级关系，也有个人交情，直到解放后，张继联跟他们都有联系。

1960年春夏之际，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的罗贵波（江西南康人，生于1908年，从1937年到1949年，把12年的青春年华洒在了交城山，后于1978年至1983年任山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故地重游，专程来交城看望老部下老战友。不少老同志老战友聚在一起谈论着战争时期在交城山里的峥嵘岁月，都感慨万千。兴致之时，罗贵波突然问到：“怎么不见张继联同志？”一位县领导回答：“张继联坐禁闭啦。”“为什么？”罗贵波眼睛睁得大大的，“为什么？”当晚县领导将张继联入狱的事向罗贵波作了详细汇报。罗贵波气得将要拍桌子：“张继联当时是我们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他去维持会担任村公所一职是经县委研究决定的，我们也知道。要不是他及时送出那么多情报，我们牺牲的人能少吗？有些问题当时已经做了结论。这些，你们不知道吗？”

经进一步核查落实考证，终于在蹲了三年牢狱后被无罪释放。时政府要给他三石米作为补偿，但他一粒也没要。他说：“国家现在正是困难时期，米我就不要了，我只要共产党员，我要工作……”

三石米，在当时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过后孩子们问他为什么不要三石米，他说：“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作为一个党员干部，我不能为国家排忧解难已经很不好意思了，哪能再要国家的东西？孩子们啊，你们一定要记住，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做人，好好做事，报效国家和社会。”在如今听起来完全是口号式的语言，但对于张继联及那一代人来说，却是实实在在发自肺腑的话语。透过老英雄的这些言行，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老革命、老英雄、老党员的赤胆忠心，深切体会到了他的家国情怀，也感受到了他的毕生信仰和心心念念。

1962年夏，罗贵波同志到山西视察，在省地县领导陪同下，专程到会立村看望张继联。当罗贵波见到从田间劳作走出来的张继联时，两位历经战火与风霜的老战友，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继而相互拥抱，泪水溢眶……

在罗贵波的直接过问下，张继联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被分配到县新华书店工作。1977年离休，2004年10月26日不幸逝世，享年85岁。同月28日《三晋都市报》刊登了《最后一位“吕梁英雄”辞世》的消息。文章称“张继联是《吕梁英雄传》中的主要人物——在老虎山战斗中弹尽粮绝后从悬崖上跳了下去，大难不死的张有义的人物原型”。

（当年的岔口村如今建为柏叶口水库）

　　出殡那天，很多素未谋面的人来祭奠，代表不同的单位、组织和个人。送来的花圈院子里放不下，一直摆到小巷的尽头。直到看见祭奠仪式上挂的横幅时，很多住了几十年的老街坊邻居才知道，原来身边这个沉默和善的老头，竟是一位英勇无畏的革命英雄。

回想老英雄的一生，有战争的残酷，有潜伏的孤寂，也有蒙冤的苦楚，而更多的是一切尘埃落定后的淡然；有过最高的荣誉，也承受过很深的不公，但他从未抱怨过，也从未炫耀过。这，或许就是那一代革命者的共同特质：国家有难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成为英雄；而和平时期，又回归自然，淡定生活。张继联老英雄，是千千万万中国革命者的一个缩影。他们的名字以及铸就的光辉历史，将永远被我们及这片土地所铭记。

　　老英雄的坟地位于村西小山顶上，我们三人爬半个小时才能上去。正是初夏之际，天空蔚蓝，漫山碧绿，玛玉花开，鸟语花香。临近墓地是30级台阶，上去之后是一个不大的平台，迎面为一座六角青灰色攒尖顶石质凉亭，庄重典雅，沉稳肃穆。凉亭北为一通面东的交城县人民政府于公元2024年11月1日立的县级文物保护碑，黑底金字，在阳光映照下熠熠生辉。正面镌“吕梁民兵英雄 张继联之墓”，背面镌“吕梁民兵英雄张继联生平”。生平如是说：“张继联1919年6月6日出生于山西省吕梁市交城县会立村，1937年日寇侵华，太原、交城相继陷落。1938年八路军120师在交城山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张继联积极参加。1940年他担任抗日自卫队长，194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会立村村长、交西县二区民兵大队长。

1942年日寇对八路军驻交城山根据地蚕食扫荡，他们在芝兰、岔口村扎下了据点，成立了维持会。他秘密搜集情报，先后进行了石沙庄伏击战，消灭日寇40多人，东沟村隘口伏击战，消灭日寇运输队，获得了大量军需品与补给，铲除了作恶多端的汉奸‘毛驴则`。他1943年退出隐蔽战线后，担任交西县二区民兵大队长，同民兵三区、四区配合八路军先后五次袭击了岔口据点，于1943年7月拔掉了日寇的岔口据点。

1944年12月，他出席了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被授予晋绥边区英雄……”

保护碑背后又是30级台阶。拾级而上，到达顶端便是张继联老英雄夫妻二人的墓地。墓地坐西朝东，依势而建，古朴素简，呈倒“八一”字形，青砖墨绿琉璃瓦，既传统又庄重。墓前立有一通素碑，正面碑首镌龙凤捧石榴，圭首镌“流芳千古”，碑身镌老英雄夫妻俩生卒年等。

我们默哀、献花、鞠躬，以表达对张继联老英雄的无限敬仰与深切怀念之情。

　　群山巍巍，那是以老英雄为代表的我泱泱中华的民族脊梁；漫山碧透，那是老英雄的丰功伟绩与不朽精神；文峪河水滔滔，那是对老英雄故事的不朽传唱；玛玉白花盛开，那是对老英雄的沉痛哀思；陵园内松树挺拔郁郁青青，那是老英雄英名与气节的象征；园内古朴素简，那是老英雄个性与品格的真实写照！

2026.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