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简史“合订本”

陈火灿

前言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充满苦难辉煌、蕴含磅礴力量的奋斗史，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作为党史内容的学习者与传播者，我始终对这段历史抱有最高的敬畏之心，深知党史编撰与传播的严肃性、权威性，因此，从未敢对内容进行擅自创作、随意演绎，本“合订本”中收录的所有文章，均转载自党史领域专家、学者公开发表的权威研究成果，力求内容准确、表述严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本次“合订”汇编的内容，涵盖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宝贵经验，既有对历史脉络的系统梳理，也有对关键节点的深度解读，初衷是为广大党史爱好者提供一个便于查阅、学习的资料合集，帮助更多人了解党的奋斗历程，从党史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所有转载内容均已在文后标注“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字样，若涉及版权相关问题，请随时与我联系，我将第一时间进行处理。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合订”汇编过程中若有疏漏之处，也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陈火灿 2026年6月10日 写于金溪县玉虹国际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回顾中共一大（1921年）时间：7月23日地点：上海、嘉兴参会代表13名，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中共二大（1922年）时间：7月16日-7月23日地点：上海参会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中共三大（1923年）时间：6月12日-6月20日地点：广州参会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中共四大（1925年）时间：1月11日-1月22日地点：上海参会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中共五大（1927年）时间：4月27日-5月9日地点：武汉参会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中共六大（1928年）时间：6月18日-7月11日地点：苏联莫斯科参会代表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代表全国4万多名党员。中共七大（1945年）时间：4月23日-6月11日地点：延安大会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员。中共八大（1956年）时间：9月15日-9月27日地点：北京大会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中共九大（1969年）时间：4月1日-4月24日地点：北京大会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名党员。中共十大（1973年）时间：8月24日-8月28日地点：北京大会代表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名党员。中共十一大（1977年）时间：8月12日-8月18日地点：北京大会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3500多万名党员。中共十二大（1982年）时间：9月1日-9月11日地点：北京大会正式代表1600人，候补代表149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名党员。中共十三大（1987年）时间：10月25日-11月1日地点：北京大会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全国4600多万名党员。中共十四大（1992年）时间：10月12日-10月18日地点：北京大会正式代表1989人，特邀代表46人，代表全国5100多万名党员。中共十五大（1997年）时间：9月12日-9月18日地点：北京大会正式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代表全国5800多万名党员。中共十六大（2002年）时间：11月8日-11月14日地点：北京大会正式代表2114人，特邀代表40人，代表全国6600多万名党员。中共十七大（2007年）时间：10月15日-10月21日地点：北京大会正式代表2213人，特邀代表57人，代表全国7300多万名党员。中共十八大（2012年）时间：11月8日-11月14日地点：北京大会正式代表2268人，特邀代表57人，代表全国8200多万名党员。中共十九大（2017年）时间：10月18日-10月24日地点：北京大会正式代表2280人，特邀代表74人，代表全国8900多万名党员。中共二十大(2022年)时间：10月16日—22日地点：北京大会正式代表2296人，特邀代表83人，代表490多万基层党组织、9600多万名党员。 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共一大领导机构中共一大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是中央局，为党的首个中央领导机关。组成与分工书记：陈独秀（未出席会议，因威望与贡献当选）组织主任：张国焘宣传主任：李达背景说明因当时全国仅50余名党员、地方组织不健全，大会决定暂不设中央委员会，先由3人中央局临时领导全党工作。中共一大选出的中央局共3人：- 陈独秀：中央局书记- 张国焘：组织主任- 李达：宣传主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是中央局。在中共一大召开时，由于当时全国党员人数较少（50多名），且各地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大会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而是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作为党的中央临时领导机构。中央局的具体成员及分工如下：* 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尽管他因事务繁忙未出席大会，但因其威望和贡献被选举为书记）。* 张国焘：担任组织主任，负责组织工作。* 李达：担任宣传主任，负责宣传工作。中央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机关的正式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是许多政党最高权力机构的执行机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常务执行机构在历史上曾叫中央执行委员会，后来改为“中央委员会”。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个文件，明确规定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称为中央委员会。中共一大选举产生了临时中央机构中央局，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到五大才开始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一、党的“一大”至“二大”前（一九二一年七月至一九二二年六月）（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发起组：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沈泽民李启汉杨明斋沈雁冰高语罕林伯渠北京小组：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高君宇（即高尚德）罗章龙刘仁静范鸿劼何孟雄张太雷缪伯英（女）李骏李梅羹陈为人湖南小组：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陈昌肖铮彭平之陈子博湖北小组：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赵子俊黄复生刘子通广东小组：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阮啸仙刘尔嵩山东小组：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复元巴黎小组：张申府刘清扬（女）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东京小组：施存统周佛海（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间：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地点：上海市望志路一O六号（现兴业路七十六号），最后一天转移至嘉兴县南湖船上。与会者：正式代表十二人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东代表：陈公博（后叛党）东京代表：周佛海另有：包惠僧（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原名斯尼弗莱特）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柯尔斯基党员人数：约五十余人主要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选举临时中央领导成员。（三）中央领导机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书记陈独秀组织部：主任张国焘宣传部：主任李达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与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二日于莫斯科召开）团长：张国焘代表：王尽美邓恩铭高君宇邓培王俊于树德俞秀松瞿秋白罗亦农彭述之卜世畸林育南柯庆施（团员）等（四）党的地方组织（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中央局通知各地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中共“湘区工作委员会”: （开始称“支部”)书记毛泽东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开始称“支部")书记谭平山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开始称“支”)书记包惠僧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开始称“支部”)书记罗章龙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一九二一年底成立归北京区委领导）书记何孟雄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开始由中央局兼，一九二二年五月由“地委”改为“区委”兼地委）书记陈望道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一九二一年底成立）书记陈望道中共济南支部：书记王尽美中共中央驻柏林通讯员张申府中共中央驻巴黎通讯员赵世炎（五）团和工会组织1．团的组织：(1）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一九二O年十一月成立于上海）书记俞秀松(2）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至十日于广州召开，出席代表二十五人，全国团员约五千余人。代表有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许白昊、施存统、易礼容、俞秀松、王仲一（即王振翼、王振一）、陈子博、谭平山等。会议主席张椿年（即张太雷），少共国际代表达林。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五人：施存统（化名方国昌）俞秀松张太雷蔡和森高君宇中央书记部：书记施存统(3）参加少共国际“二大”代表，（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五日于莫斯科召开）俞秀松何孟雄(4）团的地方组织：广东团区委：书记阮啸仙湖南团区委：书记毛泽东（兼）组织部主任李隆郅（即李立三）宣传部主任罗君强（脱党后投敌）北京团地委：书记高君字太原团地委：书记贺昌（一九二二年九月）南京团地委：书记莫耀明湖北团地委：书记恽代英成都团地委：书记王右木（牺牲）天津团地委：书记李腾(5）中国旅欧少年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六月成立于巴黎）书记赵世炎（即乐生）组织委员李维汉（即罗迈）（后）王若飞（一九二三年三月）宣传委员周恩来（即伍豪）2．工会组织：(1）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一九二一年八月中旬成立于上海）主任张特立（即张国焘）干事李启汉、包惠僧、李震瀛、许白昊等(2）上海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一九二O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成立）主席李中（即李声邂）上海浦东纺织工会组织者李启汉津浦路工人俱乐部：主任王荷波上海印刷工会：（一九二二年春成立）主任徐梅坤副主任郑复他(3）中国劳动组合北京分部：主任罗章龙（兼）长辛店铁路工人俱乐部：（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成立）主任史文彬夜校主任吴汝铭京绥路工人俱乐部：特派员何孟雄唐山工运特派员李树彝唐山铁路工人图书馆：负责人邓培(4）中国劳动组合长沙分部：主任毛泽东（兼）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成立）主任李立三副主任朱少连秘书蒋先云粤汉路新河工人俱乐部：（一九二二年底成立）主任张万云特派员、秘书郭亮湖南劳工会：（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改组）书记部委员黄爱（牺牲）教育部委员庞人铨（牺牲）(5）中国劳动组合汉口分部：主任包惠僧（兼）京汉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一九二二年三月成立）委员长（后）林祥谦（牺牲）特派员、秘书项德隆（即项英）粤汉路徐家棚工人俱乐部：特派员、秘书李书渠（即李伯刚）汉口人力车夫工会：法律顾问施洋汉阳钢铁厂工会：（一九二二年八月成立）副委员长向忠发秘书许白昊武汉第一纱厂工会：特派员、秘书林育南(6）中国劳动组合广州分部：主任谭平山（兼）广东土木建筑工会：（一九二一年冬成立）主席郭寄生秘书冯菊波广州机器工会组织者：谭天度(7）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至六日于广州召开。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等发起。代表一百六十二人，有邓中夏、张国焘、谭平山、林伟民、邓培、史文彬、李启汉、许白昊等。大会始终由共产党员主持，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口号，决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会组织总通讯机关。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一大唯一女性参与者”——王会悟（李达夫人）中共一大没有正式女代表，13名代表均为男性。但有一位关键女性全程参与会务，被称为“一大唯一女性参与者”——王会悟（李达夫人）。王会悟的核心贡献- 负责代表住宿、安保与会场安排。- 上海会场遭搜查时，提议转至嘉兴南湖续会并提前布置。- 会议期间在船头放哨，保障安全。- 被称为“红船卫士”“中共第一位会务/安保工作者”。13名男代表名单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1921年8月3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基本信息时间：1921年7月23日至 1921年8月3日地点：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主要人物：毛泽东、李达、董必武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当时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简介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而后，又因有法国搜查人员介入，逮捕。会议被迫终止，转至嘉兴南湖一艘船（红船）上进行，最终圆满落幕。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被后来称之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开天辟地大事，当时却是显得相当简朴、平淡，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1921年6月，上海由春入夏，已是烈日当空的暑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李达、李汉俊在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商议后，向海内外已建立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北京、济南、武汉、长沙、广州和法国巴黎、日本东京等处分别去信。信中提出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等事宜，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参加。会议议程1921年7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历史性的聚会。毛泽东、董必武等13位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和马林、尼克尔斯基2位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上海，秘密聚集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毛泽东做会议记录。会址设在汉俊哥哥李书城的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25、26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被迫中断。一大第六次会议刚开始，就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被严密监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第二天（7月31日）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11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下午5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背景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中国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在这个基础上，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这些地方分别是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此外，旅居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除旅法小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由于当时革命活动处于秘密状态，所以，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统一安排居住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临时租借的私立博文女校内。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休会。7月底，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等，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做向导，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再从狮子汇渡口登上渡船到湖心岛，最后转登王会悟预订的游船，并在游船中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船上，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庄严诞生。闭幕日期2018年6月，在建党97周年到来之际，时任嘉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祝亚伟在由光明日报社、浙江省委宣传部、嘉兴市委主办的红船论坛上，正式发布《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重大课题成果——确认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时间即中共一大闭幕时间为1921年8月3日。议题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共开了7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马林后来又出席了第六次会议）。他们代表共产国际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马林还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情况。接着拟定了会议日程。在24日的会议上，各地代表汇报了工作，并交流了经验。25日至26日，大会休会，由党纲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日至29日，大会继续进行，连续3天详细讨论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答称走错了地方。其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当晚，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李达夫人（她是浙江嘉兴人）的提议下，决定到嘉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7月31日，代表们来到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举行了第七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至此，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主要内容有：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党的组织方面的规定为，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等。“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动，对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任务、方针、政策和方法都提出了规定或要求。“一大”选举的党的领导机构为中央局。陈独秀虽然没出席大会，但由于他当时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的影响和威望，以及他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作的贡献，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的另两位领导人是张国焘和李达，他们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党纲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原件系俄文，题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所编译局译成中文）(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我们党的纲领如下：(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2)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4)联合第三国际。三、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四、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五、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如下：被介绍人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大多数党员同意，始得成为党员。如果该地区有执行委员会，必须经执行委员会批准。六、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份都应保守秘密。七、有五名党员的地方可建立地方委员会。八、一个地方的委员成员，经当地书记介绍，可转至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九、不到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只设书记一人管理事务；超过十人者，应设财务委员一人、组织委员一人、宣传委员一人；超过三十人者，应组织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章程另订。十、各地在党员增加的情况下，应根据职业的不同，利用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组织，在党外进行活动。这些组织必须受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导。十一、(英文版原注)1十二、地方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都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十三、在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已成立五个以上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应选择一适当地点成立由全国代表会议选出之十名委员组成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果上述条件尚不具备，应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应需要。有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详细规章另订。十四、除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征得党的同意外，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但士兵、警察、文职雇员不受此限。2十五、本纲领需经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的代表通过修正案时方可修改。1 英文版原注：陈的稿本上没有第十一条，可能是他在打次页时遗漏了，也可能是由于他把第十条以后的号码排错了。2 英文版原注：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意义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由于党的“一大”召开于7月，而在战争年代档案资料难寻，具体开幕日期无法查证，因此，1941年在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文正式规定，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党的生日）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共一大一、基本信息- 时间：1921年7月23日开幕，7月31日闭幕（7月1日为后来确立的建党纪念日）。- 地点：- 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最后一天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游船（红船）。二、参会代表（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 上海：李达、李汉俊- 北京：张国焘、刘仁静- 长沙：毛泽东、何叔衡- 武汉：董必武、陈潭秋- 济南：王尽美、邓恩铭- 广州：陈公博- 旅日：周佛海- 受陈独秀派遣：包惠僧-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三、核心成果1. 定名：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2. 纲领：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奋斗目标：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3. 决议：确定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工作。4. 领导机构：选举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管组织，李达管宣传。四、历史意义- 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革命从此有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深刻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发展轨迹。 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共一大”啥时候开的？毛主席和董必武忘了，59年后才完全确定1938年5月，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们，准备召开一个庆祝建党的纪念活动，来激励同志们奋勇前行。可是，当时在延安的参加过一大的代表，只有毛主席和董必武两人。两人的共识是：一定是在1921年七月召开的。但是，在七月哪一天召开的，根本想不起来。关键是，他俩也不是会议记录者，也没有长期写日记的习惯。于是，毛主席和董必武商量后，就把7月的头一天作为党的纪念日。虽然，建党节定为了“7月1日”，但是，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非常有必要了解清楚，于是，在建国后，各路英才们开始了确定中共一大开会日期的调查。韦慕庭是谁？之前写“中共一大文献”的文章时聊起过这哥们。这是一位美国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国史。1960年，他查阅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论文时，发现了陈公博的一些论文（陈公博后来做了大汉奸，是汪精卫的副手），之后，又搜集了一些相关的“中共一大资料”。在韦慕庭搜集的资料中，关于“中国一大开会的日期”初步认定是1921年7月20日，经过详细的考证，韦慕庭认为：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段是1921年7月20日-7月30日。韦慕庭的这个结论，是在1960年得出的。但是，北京革命博物馆的馆员李俊臣，在1961年的工作之余，详细阅读了《新青年》。读到《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时，看到了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在1921年8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他感觉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看似一篇旅游文，实则充满了一个个的隐喻。陈公博的这篇文章中写道：“暑假期间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我于是在7月14日赴沪.....这里面的内容中，所谓的学社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未完的手续，就是参加“中共一大”。内容中还有说看两个外国朋友，说的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文中还说拜访了一位姓李的上海朋友，他家藏书颇多，有英文的“马克思经济各书”。这个说的是李汉俊家，以及马克思写的《共产党宣言》。陈公博为什么要如此隐晦地去说？因为发表在《新青年》，那是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不适合直接透露“中共一大”的信息，否则，会有吃不尽的牢饭等着他。在一个组织新成立的时候，在很弱小的时候，切忌大张旗鼓地对外宣传，那是真正的“取死之道”。李俊臣通过解读陈公博的文章得出一个确定的事实：7月14日是陈公博出发赴沪的时间，7月21日抵沪，在第二天就见了两个外国朋友。所以，李俊臣在1961年认为：中共一大的最早召开时间是7月22日，只会往后，不会靠前。那么，“7月23日是一大召开日”又是怎么确定的呢？中国在二三十年代，非常混乱。而作为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处境颇为危险。关键是，“中共一大代表们”在后面散落各处，有人脱党，有人被杀，有人叛变，能一直坚持革命道路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而且，毛主席和董必武两人为了谋求组织的生存，要么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要么在长征途中，要么到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如此就造就了没空搜集资料、调查相关信息。一句话：顾不上。中共一大的资料，在血雨腥风的年代，保存也不容易。后来，一些资料要么在美国发现，要么在苏联发现。没错，苏联也发现了关于“中共一大的资料信息”，一份报告中，明确写出了中共一大的前前后后。来自苏联的这份报告中写道：本来，一大召开的时间是1921年6月20日，但是，来自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最后一个到达的是谁呢？就是后来的大叛徒周佛海。他从日本长途跋涉到了上海，到达时间是7月23日。来自苏联的这份报告中清晰地写道：从7月23日开始，中共一大开幕了！这份报告，是1921年下半年写的，写报告的人没有署名，但很有可能就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或者是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之一。从时间上来说，出错的概率很低。但是，对于这个来自苏联的报告，一直有些争议，一些研究者认为：如果是周佛海在7月23日到了上海，在7月23日就开始开会的概率好像也不大。不过，通过报告可以肯定一件事：最早的开会时间是7月23日，只会往后，不会靠前。那么，这个7月23日是如何最后确定的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有一位教授，名字叫邵维正，他是著名的党史专家，他开始认真研究此事，并通过三个维度开始研究：一是，从代表的行踪来判断。二是借助间接的事情来看。三是，从当时的文字记载来看。通过这几方面的研究，邵维正写了一份资料，并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一大就是在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第一期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这篇文章就是邵维正老师的考证结果。此时，距离中共一大召开已经59年了。这篇论文，得到了胡乔木的大力称赞，并荣立了二等功。对于这篇论文，编者在序言中说道：本文作者根据大量的国内外资料，并进行了多次访问活动，对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和人数，做了详细的研究和考证......论证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出席会议人数是13人。到这一步，就算是完全确定了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和参与人数。邵维正后来说道，虽然，中共一大召开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但是，7月1作为建党节，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有关庆祝活动依然在7月1日举行。“中共一大文献”丢失！1960年，英文版资料出现在美国建国后，“一大会址”找不到！领导：此女子是寻找一大会址的钥匙中共一大代表13人，结局如何？从一大到建国，坚持下来的只有2人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共“一大”闯入会场的密探是谁？建国后还活着吗？为何没被追究小学有篇课文《南湖上的一条小船》，介绍中国共产党成立过过程。一大召开原在上海法租界，“为躲避搜查，后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相信这句话和朗朗的读书声一道，镌刻在大家的脑海里。一大为何要转移会场，因为上海的会场闯进一位不速之客。1921年7月30日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公馆内，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正在进行中，这已是一大的尾声。20时，一个穿着灰色长衫的陌生人闯进会场。房子的主人，也是一大代表之一的李汉俊拦住他，问：“你找谁？”“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早有准备。“这儿没有社联，也没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说。“对不起，找错了！”那人哈了哈腰，退了出去。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异常，立即散会，大家分散转移。很快法租界巡捕上门了。这位改变中共一大会议进程的陌生人是谁？几十年来，大家只知道他是法租界的密探，无人知道他的名字。董必武回忆说：“有人闯进会场，称来找球，眼睛却四下扫看所有的人。”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穿灰色竹布长褂”，陈潭秋说“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陈公博回忆说他非常可疑。他是谁？为何能闯入一大会场？这成了中共一大的一个不解之谜。上世纪90年代，上海著名作家叶永烈无意中解开这个谜。叶永烈是传记作家。叶永烈从老演员中叔皇那获知，有位老人叫薛畊莘，曾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知道很多事，叶永烈决定登门拜访。薛畊莘果然是活着的历史，他聊到他的上司程子卿时，无意中说程子卿解放前跟他提起过，1921年的一天，程接到消息一个外国“赤色分子’在望志路李公馆开会，程只身前往侦察，绘声绘色地跟薛畊莘描述事情过程。对中共历史极其熟稔的叶永烈立刻意识到，一个历史谜团可能解开了。闯进一大会场的密探应该是程子卿。程子卿当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程子卿，江苏丹徒人。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租界大自鸣钟巡捕房当警士。因为黄金荣的关系，程子卿晋升很快。程子卿闯入一大会场是因为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身份已经暴露，并为程手下跟踪，手下汇报说马林进了李公馆，于是程子卿便衣前往侦察。新中国成立后，办过不少坏事的程子卿预感不妙。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认识了住在法租界的宋庆龄先生。程子卿向宋先生写信求救。程子卿也干过一些好事，保护过爱国人士邓演达。抗战时期，程子卿也掩护过一些地下抗日活动。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一直单身，受戴笠指派，军统安排了一位美男特工与李燕娥结识并恋爱，这等于在宋庆龄身边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程子卿了解到男子的身份后，悄悄地告诉了宋庆龄先生，戴笠的“美男计”流产。因为此，宋庆龄先生向有关方面证明，程子卿干过一些好事，为程子卿免去了牢狱之灾。可以肯定，程子卿后来应该知道他闯入的是一大会场，但他没敢将这事告诉宋先生，而是将这件事深埋在心底，直到1961年去世。然而没有不可泄的秘密，他在解放前跟手下薛畊莘的一次吹嘘，被薛畊莘记在了笔记中，后经党史部门多方考证，证明了薛畊莘说法的真实性。程子卿，因为1921年7月30日的那一次闯入，走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共二大（1922年）未设“常务委员会”，当时的中央领导机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5人）陈独秀（委员长）张国焘（组织）蔡和森（宣传）高君宇邓中夏二、候补执行委员（3人）李汉俊李大钊向警予（女） 中共二大（1922年7月，上海）代表名单公认出席代表共 12人，其中 1人姓名不详。已确认的11人：1. 陈独秀（中央局）2. 张国焘（中央局）3. 李达（中央局）4. 杨明斋（上海）5. 罗章龙（北京）6. 王尽美（山东）7. 许白昊（湖北）8. 蔡和森（湖南）9. 谭平山（广州）10. 李震瀛（劳动组合书记部）11. 施存统（青年团）第12位代表至今无定论，学界推测可能是陈望道、邓恩铭、邓中夏、高君宇、向警予、项英、张太雷之一。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共二大（1922年7月，上海）参会代表共12人，1人姓名不详，代表全国195名党员。一、确认的11人（按身份）中央局（3人）陈独秀（书记）张国焘（组织）李达（宣传）地方代表（7人）杨明斋（上海）罗章龙（北京）王尽美（山东）许白昊（湖北）蔡和森（湖南）谭平山（广州）群团代表（2人）李震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施存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说明第12名代表身份至今无定论。毛泽东未参会：他到了上海，但记错会址、未能找到，因此缺席。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为中央执行委员。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历史之疑：出席中共二大的湖北代表，是项英还是包惠僧或许白昊？关于“二大”代表的名单，特别是北京地区和湖北地区的代表，至今说法不一，尚无定论。北京地区的代表，我已写有文章分析，在此不论。这篇文章，主要搞清两个问题：一是伟人是否为正式代表，是否出席了大会。二是湖北地区的代表究竟是谁。一、伟人是否是正式代表，是否出席了大会对中共”二大”代表的名单，学术界历来存在多种说法，目前最具权威的说法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的记载：参加中共“二大”的有中央局的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广州（广东）代表谭平山、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无法确定。这个代表的名单来源于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0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在该书的注释中说明：关于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的根据是《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1922年12月9日）和中共六大《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期间，与会代表通过回忆，整理出了一份关于一大至五大的代表名单。根据这份名单的记载，出席党的“二大”的代表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共12人。”这份名单是迄今为止对“二大”代表名单的最早的也是最详细的记载，在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除毛泽东外，名单中其余十一人皆为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采入。根据以上记录，毛泽东是中共二大正式代表，但却未能参加“二大”，这是为什么呢？1936年，毛泽东接见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谈话时明确地说：“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冬天（即1922年，应该是夏天、七月），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李达在1955年的回忆中也说“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罗章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明确指出中共“二大”召开时，“毛泽东(未到会)”。可见，伟人虽是中共二大代表，但由于忘记开会地点，而未能出席，二、关于湖北代表，有三种说法：一是项英。包惠僧曾在三篇文章里回忆起项英出席二大的情况。第一篇是《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时间是1953年，文章说：“我因为常攻击张国焘小组织，同张国焘摩擦很厉害。一九二二年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前中央有信给我说武汉工作重要，叫我不要离开，出席代表可另派一位同志，来信署名‘钟英’。‘钟英’是当时中央的化名。陈独秀给我的信总是署‘仲甫’或‘实庵’，一般的通知报告，非陈独秀亲笔信件，都是署‘钟英’。这样性质的信照例应该是陈独秀亲笔。所以我接到这封信，就联想到小组织捣鬼。我不能争着要去出席，我也不能让张国焘小组织分子出席，我就提了项英，多数同意，其实项英此时入党还不到一年。”第二篇是《回忆共产党初期武汉劳动运动与项英烈士》，时间为1954年，文章说：“一九二二年六、七月间，我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项德隆(项英)代表武汉区出席。他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对党有进一步的认识，他对张国焘小组织活动也很憎恶。”第三篇是《回忆马林》，时间是1979年，文中说到：“我本来准备去出席‘二大’，因中央来信要我派个工人作代表去出席，当时武汉区吸收了一个工人项德龙（即项英），他入党刚半年，我就派项英去出席。据项德龙回来说：‘开了三天会，谈了各地区工作的情况……’”二是包惠僧。张国焘在六十年代回忆“二大”代表时说：“陈独秀、李达和我三个上届的中央委员是当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包惠僧是武汉代表。”在“二大”召开前后，包惠僧是湖北地区党的负责人，在其回忆录中，还记述了自己是项英的入党介绍人，同时还有大量的文字记述自己和项英当时在领导武汉工人运动中所结成的深厚交情。而且包惠僧在回忆录中已经明确地说过自己当时因为要领导武汉工人运动，不能参加“二大”，因此指派项英参加，而且还叙述了项英参加完会议返回武汉后对党的进一步的认识以及对张国焘宗派活动的厌恶，可谓言之凿凿。包惠僧既然在回忆录里明确地、屡次三番地记载了以项英代表武汉出席“二大”，而且还记载了项英开完会归来的情形，因此出席“二大”的湖北代表为项英，不容置疑。至于张国焘六十年代回忆说包惠僧是武汉代表，当是记忆有误了。三是许白昊。根据1928年的名单，出席党的“二大”的代表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共12人。”其中就有许白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罗章龙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参加“二大”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谭平山、王尽美、许白昊、罗章龙等。根据这两份资料，许白昊应该也参加了”二大”，但问题是，由于“二大”确立的地区代表的名额，每个地区只能有一名，据前所论，湖北代表既然是项英了，那么对许白昊参加“二大”又该怎样理解呢？笔者以为，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许白昊不是正式代表，而是列席代表，而且是作为在上海工作的党员列席会议。据张国焘回忆称：“二大”举行期间，“中共中央为了秘密开会的方便起见，将在上海的党员分成几个小组，讨论一般政治问题，提出意见，供大会讨论宣言的参考。我所主持的一个小组，都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人员，人数最多”。许白昊当时正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人员，劳动组合书记部已有李震瀛为正式代表，按照“二大”代表的选定原则，除中央局外，劳动组合书记部、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地方一样，都只能选一个代表，因此，许白昊也不可能作为劳动组合部的代表出席“二大”，而只能以党员的身份列席“二大”。此外，关于参加“二大”的人数，历来存在多种说法。李达在1954回忆“二大”到会代表十五、六人。他说，“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约十五、六人)一共开了三天的大会，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六二五号(李达寓所)举行的。第二、第三两天的大会，是分别在另外一个地方举行的”。米夫一九三六年在其所著的《英勇奋斗十五年》一书中说：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参加大会的代表，共二十人”。葛萨廖夫一九二六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也说：中共“参加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共有二十多位代表”。上述关于“二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均出自当事人的回忆或有所据而作。之所以出现多种说法，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计算人数的方法不同，即把列席会议者或在“二大”期间参加小组讨论政治问题的部分上海地区的党员误认为“二大”代表。许白昊当时在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也列席了会议并参与了这种小组讨论，因而在1928年六大代表回忆“二大”代表名单时，被误认为是“二大”正式代表而名列其中。之所以发生这种误解，主要是因为党成立早期，当时的会议观念没有像今天这般组织化、程式化，对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未必如今天这样进行严格的区分。通过以上的分析、论证，可以肯定地说，湖北代表是项英。对于许白昊，目前官方资料如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2000年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以及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一册）中，都是把他作为“二大”的湖北代表对待的。不仅如此，上海的“二大”会议纪念馆里陈列的湖北代表也是许白昊的照片。正如前论，许白昊参加了“二大”，但他只是列席会议，不是正式代表，更不是以湖北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大量的证据已经表明，项英才是真正的湖北代表。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二大”正式代表十二人，分别是：中央局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项英、湖南代表蔡和森、广州（广东）代表谭平山、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施存统，尚有一人无法确定。二、许白昊是以列席的身份参加“二大”，并非正式代表。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大)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名（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许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基本信息开始时间：1922年7月16日结束时间：1922年7月23日举办地点：上海市代表人数：12人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背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斗争的实践，对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断深化。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指出远东各被压迫国家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把会议的精神带回了国内。“二大”正是党在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召开的。中心任务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讨论和确定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问题。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出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了党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这个纲领作为党的最高纲领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如何认识现阶段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确定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党的第一个纲领对此没有给予解决。鉴于党的“一大”曾遭到法国巡捕破坏的教训，“二大”只召开了三次全体会议，其余时间则分组进行讨论。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作了工作报告，张国焘作了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情况的报告，施存统作了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情况的报告。大会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议会行动》、《工会运动与共产党》、《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少年运动问题》、《妇女运动》和《共产党的组织章程》等9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决定出版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蔡和森担任主编。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汉俊、李大钊、向警予（女）为候补委员。陈独秀被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为委员长，张国焘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蔡和森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向警予为中央妇女部部长。《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指出：当前的中国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前途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宣言实际上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这次大会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是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不可超越的一个阶段。党的“二大”这样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破天荒的举动。早在十九世纪就开始进行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经历了无数次斗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没有哪一个阶级或政党，能够正面提出这一政治主张，从而找到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钥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刚刚一年，就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它说明，只有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意义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低纲领即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即“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次大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共二大（1922年7月16—23日，上海）- 时间地点：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代表与规模：代表12人（1人姓名不详），代表全国195名党员；代表包括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王尽美、蔡和森、谭平山等。核心内容1. 制定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历史首次）- 最高纲领：组织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建立劳农专政，铲除私有制，渐次实现共产主义。- 最低纲领（民主革命纲领）：- 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民族独立- 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2. 通过首部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党员条件、组织系统与纪律，是党第一个完整章程。3. 提出民主联合战线：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主张与国民党等革命党派合作，统一战线正式确立。4. 加入共产国际：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成为共产国际支部。历史意义- ✅ 首次明确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 ✅ 提出革命分两步走：先民主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奠定新民主主义理论基础。- ✅ 首部党章与统一战线策略，推动党的建设与革命力量联合。- ✅ 口号“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深入人心，成为国民革命动员旗帜。一句话记忆1922上海二大，纲领分高低，反帝反封建，党章首问世，统战开新局。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代会密事|100多年前，毛泽东为何缺席中共二大？众所周知，1921年7月的上海，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在一个寻常弄堂里，一群满怀理想的年轻人秘密召开了中共一大，组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拉开浩瀚革命的序幕。时隔一年，也是7月，看似平静的上海滩再次迎来一群风尘仆仆的年轻人。他们，是前来参加中共二大的各地党代表。中共二大通过了我党第一个党章，规定“凡党员泄露本党秘密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是我党保密纪律和制度的源头。★时隔一年，重聚上海中共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后，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又一次全国党代会。彼时，成立一年的共产党迫切需要根据时局变化制定行动方针、明确政治主张。“近日最多不幸之事。曰兵变，曰辞职，曰省长不能到任，曰匪乱。而正式之交战不预焉……”这是100年前的7月16日，上海《申报》的报道。就在这一天，中共二大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其实，中共二大曾有另一个可能召开的地点：广州。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对在广州召开中共二大颇有兴致。但陈独秀等人却觉得“广州风云变幻，是个是非之地，政治局势并不明朗。”虽然定下在上海开会，但形势依旧不容乐观。与中共一大召开时的情况基本相同，中共二大召开期间，上海处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社会环境下。兵变、匪乱、战乱……诸种“不幸之事”交杂。因此，会议的安全保密工作显得极为重要。这时，曾为中共一大顺利召开立下汗马功劳的李达、王会悟夫妇再次领命，承担起会务保障工作。这年，夫妇俩租住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这座住宅距中共一大开会的望志路仅两公里左右。周围整片相同的石库门建筑，使得这一处淹没其中，并不抢眼。并且我党创办的平民女校正对李达家的后门，万一出现突发情况也便于疏散。于是，大家一致决定在这里召开中共二大。1922年7月16日傍晚，陈独秀、张国焘、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人秘密来到李达家一楼客厅召开会议。为了会议的安全，李达让王会悟抱着孩子在门口放哨。鉴于一大会场遭到巡捕侦讯的教训，中共二大采取了极为严格的安全保密措施：党员们分成几个小组，在分散地点讨论一般的政治问题。他们减少了全体会议的次数，8天的议程中，只举行了3次全体会议，除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李达家举行，剩下两次都在公共租界的其他地方召开，而小会基本安排在上海其他党员家中。这样一来，租界的反动军警、巡捕、密探虽然事先探到了“陈独秀等秘密集会”的消息，却始终未能查到中共二大会议的蛛丝马迹。毛泽东为何缺席中共二大？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为何没有出席中共二大？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曾于1936年，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道：“到1922年5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冬天，（注：1922年，应该是7月、夏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这件事：“有些同志未能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什么，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200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前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著名作家黄亚洲的长篇历史小说《日出东方》。在小说里有一段描写：“这一天，毛泽东也在找这个开会的地方……到达上海的毛泽东摸遍口袋，也找不着他曾经记下来的这个会址……他在7月16日的太阳底下转来转去，就是无法找到会场。毛泽东其时的懊丧之情，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小说描述有文学演绎的成分，但毛泽东忘记开会地点，且联系不上相关同志的事实是确切的，这也从侧面佐证了中共二大保密工作的严谨。★经过多日的讨论和畅议，中共二大的秘密会议结出了累累硕果。会议期间，代表们结合自中共一大以后对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成果, 详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党内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讨论通过了11份文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份就是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首部党章包括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等6章29条，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纪律和制度等，分别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就包含党员必须严格执行党的保密纪律，一旦泄露党的机密，必须开除的条款。这也表明，保守党的秘密，是从建党一开始就对每个共产党员时刻强调的铁的纪律。主要参考文献：[1]李红.惊雷暗涌上海滩——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三次秘密党代会[J].档案春秋,2011(06):4~9.[2]窦春方,苗体君.中共“二大”研究争议中的六个历史问题[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2):17~22.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共二大召开背景1. 国际形势：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势力范围，联手扶持国内军阀，加紧压迫中国；共产国际召开远东会议，指明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为大会提供理论指导。2. 国内局势：北洋军阀割据混战，民众深陷苦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3. 革命发展：中共一大后各地党组织逐步建立，工人运动蓬勃兴起，革命力量不断壮大；党在实践中逐步认清国情，意识到需明确革命目标与斗争策略。4. 思想探索：党内对中国革命的对象、道路、阶段性目标展开深入思考，迫切需要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制定完整革命纲领。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共二大代表及大会主要贡献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是党历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核心贡献如下：1. 制定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诞生党的第一部正式党章，明确党员条件、入党手续、党的组织体系与纪律规范，奠定建党制度基础。2. 提出完整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区分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与最低纲领（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首次明确中国革命性质、对象与任务，为革命指明方向。3. 确立“联合战线”策略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民主联合战线，确立统一战线初步思想。4. 通过多项重要决议案审议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等文件，统筹指导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5. 健全中央领导机构选举产生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善中央领导体系，推动党组织在全国有序发展。此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单纯宣传革命转向结合国情开展实际斗争，理论与政治上走向成熟。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概况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22 年 7 月 16日至23日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召开。参会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施存统、项英、向警予等 12 人，代表着全党 195 名党员。中共二大的主要内容包括：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策略，指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同时，大会还指出，为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必须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共二大还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谁是中共二大中“姓名不详”的代表？关于参加中共二大的代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样记载：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于是，“姓名不详”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就成了待解之谜。《中国共产党历史》关于中共二大代表的史料根据是中共六大期间形成的一个文件：《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举行。大会期间，周恩来作关于共产党组织问题的报告。可能是为报告做准备，出席会议的代表回顾了一大至五大的情况，并形成了一个文件：《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下文简称《中共历次大会代表》）。这个文件是手写的，没有署名。根据这个文件，可以推断，当时聚集在莫斯科的六大代表分别出席了相应的会议，确定前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其中出席二大的代表及相关人员，一起回忆、讨论并确定了二大的代表名单。六大距二大只有6年，时间并不很长；而且，当时的代表都是青壮年，记忆力尚好，经过集体讨论，拿出一个比较准确的代表名单并不是特别困难。因此，《中共历次大会代表》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时间最接近于二大的文献资料，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有专家这样评论：“这一文件可以作为有关中共二大代表问题的重要一手资料看待，较之此后一些当事人的个别回忆可靠得多。如果没有更权威的一手资料，该文件中所列的12名二大代表名单中任何一人的代表资格决不能轻易否定。”但是《中共历次大会代表》中提供的二大代表名单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共12人。”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提供的名单不同。相比较，唯一的区别是后者少了毛泽东的名字，多了“尚有一人姓名不详”。既然《中国共产党历史》中二大代表的名单是依据《中共历次大会代表》而来的，那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表述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对《中共历次大会代表》的解读与研判出现了偏差。对《中共历次大会代表》的解读与研判有两种，一种认为是代表名单，一种认为是参加会议的代表名单（下文简称与会名单——笔者注）。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有若干代表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参加代表大会，因此就有了代表名单和与会名单的区分。笔者认为，《中共历次大会代表》是二大代表名单。理由如下：1、这份文献的名称是《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顾名思义，收入文献的应该是代表名单，而非与会名单。2、按照惯例，历次代表大会存档或公布的都是代表名单。比如刚刚召开的十八大，对外公布的就是代表名单。3、名单上有毛泽东的名字。大家知道，毛泽东没有参加二大，但他是二大的代表。作为湖南党组织的书记，毛泽东是完全有资格作为代表参加会议的，而且确实收到会议的通知。把毛泽东收入名单，更说明《中共历次大会代表》是代表名单，而不是与会名单。如果把《中共历次大会代表》视为二大代表名单，那么，关于中共二大代表的表述应该这样：大会代表有12人。11人参加会议，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毛泽东因故缺席。另一种解读则恰恰相反。把《中共历次大会代表》视为与会名单，而非代表名单。《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编著者实际上就是这种理解，并因而纠结：一方面，必须沿用《中共历次大会代表》的12人之说，因为，这是唯一的关于二大代表的历史文献；另一方面，这个文献却出现了没有出席会议的毛泽东的名字。由于对《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存在着误读，认为它是与会名单，而非代表名单，因此，一旦历史事实与历史文献发生矛盾，一定认为是历史文献错了，于是轻率地将毛泽东的名字从《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名单上拿下。将毛泽东的名字拿了下来，12人就少了一人，于是出现“尚有一人姓名不详”的说法。两种解读与研判，笔者认为，第一种解读是正确的，因为它尊重《中共历次大会代表》的权威性，并能自圆其说；而第二种解读是错误的，因为它轻率地改动《中共历次大会代表》的内容，因而不能正确地说明历史，并产生“尚有一人姓名不详”的添足之笔。（作者周霜梅、刘明钢，分别为江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教授）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二大”召开，毛主席无比重视，却阴差阳错缺席，原因可笑又可叹老覃在昨天发布了《毛主席在建党之初大显身手，两员得力干将突然被害，一时悲愤莫名》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的是，“一大”结束后，毛主席回到湖南，在工人和学生中大力发展党员，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一开始，诸事顺利，各项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1921年10月，湖南的共产党支部成立，毛主席担任书记，负责全省的党务工作。随后，他还先后兼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等职，从而大显身手，积极组织和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发起工人运动，使湖南的工人运动迅速走向了高潮，成为了全国工人运动的楷模。来往毛主席住处——清水塘22号的我党要人也越来越多。时间是不知不觉地来了到1922年7月。陈独秀以自己未能参加“一大”深以为憾，已经决定了在这一年的7月召开“二大”，讨论和明确党的政治主张，制定今后的行动方针。陈独秀人在广州，大家都主张在广州召开这个会议。共产国际代表也主张在广州召开这个会议。陈独秀踌躇再三，始终觉得“广州风云变幻，是个是非之地”，为了安全起见，决定还是在老地方——李达上海的家里召开这个会议。老覃在上周发布的《“一大”结束，毛主席兴冲冲地邀请“最好的朋友”入党，惨遭拒绝》一文中说了，“一大”是在李达上海的家里——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召开的。但是，时隔一年，李达原先的房子已经退租，转租了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的房子。实际上，它和原来的房子仅隔两公里左右。相对来说，新租的房子所处的位置比原来的房子更有安全感——它的后门，正对着我党创办的平民女校，万一出现突发情况，与会人员撤离和疏散都有了地理上的保障。所以，“二大”的会址就决定选在这儿了。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小小的变动，致使毛主席缺席了这次重要的会议。毛主席当时作为湖南党组织的书记，且在一年来的工作成就乃是有目共睹，他是完全有资格作为代表参加会议的。事实上，他也已经收到了到上海开会的通知。他对这次开会，无比重视，提前了几天却向前往上海。谁也没有想到，到了上海，他找不到那张详细记下了开会地址的小纸条！而且，也联系不上一个相关同志。最终，他只能是懊恼万分地返回了长沙。他不知道的是，当他在上海焦急万分地想找到一个与此会议相关的同志时，陈独秀正在“二大”会议上领导众代表通过了我党第一个党章，规定“凡党员泄露本党秘密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正是这一保密纪律和制度使得“二大”保密工作异常严谨。毛主席因此无迹可寻。话说回来，毛主席虽然缺席了“二大”，但并未影响到他此后的工作。从“一大”至“六大”，他还是四次被推选为大会代表。次数之多，在党内名列前茅。其中的“六大”，是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的。召开时间为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这个时间点，正是毛主席在井冈山开展武装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当然也未能出席这个会议。“六大”代表在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时，形成了一个文件：《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毛主席的巨大威望，使得代表们的记忆集体出错，把毛主席的名字记录在出席了党的“二大”的代表名单中。在中共“七大”上，毛主席明确提到自己未能参加“二大”，他说：“有些同志未能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什么，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毛泽东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候补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 根据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结果，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及候补委员名单如下：中央执行委员（9人）：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候补中央执行委员（5人）：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 中共三大选出了多少位中央委员？分别是谁？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二七”罢工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及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会议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以下简称《党章》）等决议；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关于这两个机构的组成人数及具体名单，现存的党史档案文献及一些当事者的相关回忆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因此，需要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考证，以便统一认识关于三届中央委员的人数，现存的档案文献和回忆性史料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译自俄文的中共中央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称：“三大”选出了“中共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谭平山、毛泽东、王荷波（京×铁路工人），项德隆（即项英——笔者注）（京汉铁路工人)，朱少连（萍乡煤矿工人）；候补委员：李汉俊、徐梅坤、邓中夏、邓培（京奉铁路工人)，张良工（译音）（译音有误，应是“张连光”——笔者注）（京汉铁路工人）；其中陈独秀是中央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是秘书。”（二）瞿秋白一九二九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记载：“第三届大会选举：独秀（40），和森（37），守常（37），荷波（34），泽东（34），朱少连（32），平山（30），项英（27），章龙（25）。候补：邓培，张连光（潜逃），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三）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称：“‘三大’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的中央委员九人：陈独秀、李大钊（守常）、毛泽东、罗章龙（文虎）、王荷波、蔡和森、谭平山、项德隆（即项英——笔者注）、朱绍莲（即朱少连——笔者注）。”（四）张国焘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回忆“三大”选举时说：“中共中央改选的结果，我以落选的方式被排出了中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瞿秋白五人当选为中央委员。陈仍任书记，毛泽东则接替我任组织部长。”（五）徐梅坤在1980年回忆称：“我记得当选‘三大’中央委员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蔡和森、向警予、张太雷、瞿秋白等；候补中央委员有三人：邓培、徐梅坤，还有一个名字想不起来了。”以上五种资料，对三届中央委员的组成人数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分别为瞿秋白、罗章龙的“九人说”（第二、三条），中共中央、徐梅坤的“八人说”（第一、五条），张国焘的“五人说”（第四条）。其中瞿秋白、罗章龙的“九人说”最接近历史真实。原因如下：第一，他们开列的中委为九人，瞿秋白还开列了候补委员五人，正与“三大”通过的《组织法》和《党章》对中委及候补中委组成人数的规定完全吻合。“三大”通过的《组织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九人组织之。中央委员缺职时，应以候补委员补缺。”此外，“三大”通过的《党章》第八条也指出：“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九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五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中央委员既然是按照《组织法》和《党章》确定的原则选举产生的，不可能一方面制定了这个规定，同时又去违反它。第二，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二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为五名，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党员队伍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央委员的人数越来越显得不足。陈独秀在“三大”上就二届中委的工作情况所作的报告中说：“现在我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上届代表会议以来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太少，不能搜集很多材料，……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只有五个人，因此，代表会议以后，杭州委员会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再增加两个委员。可是上海和北京反对这个建议。……改善机构的计划未能实现。”由于二届中委只有五个人，人手不够，难以开展开作，因此，“二大”以后，杭州委员会曾建议增加中委人数，中央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从陈独秀在“三大”的报告来看，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改善机构的计划未能实现”，到三大召开时，中央委员仍只有五个人，但增加中委人数的思路没有变。“三大”召开时，全国的党员已从“二大”时的195人增至420人。加上工人运动的广泛开展，特别是“二七”工人大罢工失败的教训，也需要中央领导层增加人数，充实力量，加强对工运活动的指导。在这种情况下，为适应了全国党员增多和地方组织发展以及工人运动的需要，增加中委人数自然就成为“三大”的一个任务。“三大”通过的《党章》和《组织法》规定中委为九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张国焘的“五人说”肯定不符合历史事实。第三，1923年11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开会，二十五下午四时闭会。到会者中局委员四人，驻京驻鄂委员各一人，……驻湘驻粤委员未到，中局委员一人因事赴湘亦未到。”既然到会委员共六人，未到会委员三人，则总数正好为九人。这正与《组织法》中所称“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九人组织之。……并选举五人组织中央局，其余四人分派各地”相吻合。通过以上分析，三届中委人数为九人，不容置疑。至于中委的具体名单，也以瞿秋白、罗章龙的回忆最为可信，这是因为：第一，瞿秋白、罗章龙都是“三大”代表，都参加了会议的文件起草和会议的组织工作。此外，瞿秋白回忆的时间距“三大”召开的时间不长，因此，回忆中失真的成分相对较小。此外，二人开列的中委人数和名单完全相同，不会是一种巧合，而是二人对当时选举中委的情况记忆均较深刻的缘故。第二，瞿秋白还对当选的中委逐一列出了各自当选的票数，如无确凿依据，决不会那么写。可以大胆设想一下，很可能瞿秋白在“三大”期间就记录下了当时中委的当选情况，并记下了各位委员的当选票数，这样他在六年后对中委姓名和票数才能回忆得如此详细。第三，瞿秋白所开列的各个委员的当选票数可与参加“三大”的代表人数互相印证。由于陈独秀是40票全票当选，说明参加“三大”的代表就是四十人（包括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这与译自俄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说法非常接近，后者称“有表决权的十九人，有发言权的十余人，来宾和非正式代表十余人”。二者可相互印证。另外，根据中央档案馆珍藏“三大”档案中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规定“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记录清楚显示: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3票弃权而通过。由此可以确定当年会议代表（包括正式代表和非正式代表）确切人数为40人，进一步印证了瞿秋白所列选票数字的真实性。第四，瞿、罗开列的9名中央委员中，有3名工人出身的委员，即项英、王荷波、朱少连，占总数的33.3%，工人出身的委员比例大幅提高也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符。中共成立初期，党代会的代表及当选的中央委员都以知识分子为主，工人出身的很少，一大二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全为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表明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因此，增加工人出身的代表人数和中央委员的比重，成为当时中央领导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二大”以后，尤其是“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以后，中共更深一步认识到必须加大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中的工人比重。这种情况同样被共产国际关注，据罗章龙回忆称：“国际代表（即马林——笔者注）强调，中央委员会组成应以工人运动领导者占多数，其中必须有产业工人，这一原则，为大会所接受，认为是进一步工人党的组织的重要保证，因此，‘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显示了工人革命政党，阵容颇为严整，工作效能亦高，为前两届中央所不及。”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三大”选出王荷波、朱少连、项英三名工人为中央委员，选出邓培、张连光、徐梅坤三名工人为候补中央委员。“三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中工人成份的增加，在罗章龙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回忆中得到了多次的印证，他说：“一九二三年五月间，中共中央从上海来信，内容是关于召开‘三大’的问题，……中央规定参加‘三大’的条件：第一条，主要是产业工人；第二条是各区委书记可以来，但不要都来；第三条是工运负责人。北方区委决定派十二人为代表，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他还回忆说：“党的三大同一大、二大相比，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第二，三大工人代表比重增强，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一定的工人成份的代表，中央常委中也有工人参加（指1923年9月王荷波加入中央局——笔者注）。”第五，瞿、罗开列的名单中，除多了蔡和森的名字外，其余八人与第一条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列的名单完全相同。因此，如果第一条资料真实性较高的话，可进一步论证瞿、罗名单的可靠性。首先，第一条资料是以中共中央集体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报告的，在报告前，肯定经过了中央领导集体全部或部分领导的审核，这种由集体做出的报告，通常具有较大的可信度。其次，报告系由俄文原件翻译而来，虽然没有标明形成的具体时间，但按照通常的做法，应该是“三大”闭幕不久就向共产国际提交的，因此，应该是较原始的资料，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再次，这条报告是中共中央发给共产国际的，而中共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许多重大活动都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包括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因此，这种类似于下级向上级的报告，自然要经过审核，应该是很慎重的。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２日至２０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３１号（现恤孤院路３号）召开。别名中共三大举办地点广州东山恤孤院开始时间1923年6月12日参会人员毛泽东等30余人结束时间1923年6月20日会议范围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主持人陈独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４０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４２０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简介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讨论党纲草案；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文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党的三大结束的当天，代表们来到黄花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同志的指挥下高唱国际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在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了。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三大首创与伟人足迹：中共三大的历史回响1923年6月的广州，草木葱茏，暗流涌动。在恤孤院路后街31号的一栋两层砖木小楼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悄然拉开帷幕。这次大会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在党的制度建设与领导核心演进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中共三大在党的历史上创造了诸多“第一”，其首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首先，大会首次明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开启了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政策实践的先河；其次，大会首次召开预备会议，为后来全国党代会会前统一思想、起草文件树立了先例；第三，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党中央组织结构和工作制度的法规性文件，首次建立了党内监督机制；第四，大会首次对党章进行修正，明确规定了全国代表大会的召集时间与表决机制；第五，大会首次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将目光投向广袤的农村；第六，大会闭幕时首次奏唱《国际歌》，此后逐渐成为党代会闭幕的惯例；第七，大会首次出现了女性代表（向警予），彰显了党在组织建设上的广泛代表性。这七项首创，犹如七座灯塔，照亮了党在幼年时期探索前行的道路。在这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中，李大钊的身影尤为引人注目。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一生为革命奔波，而中共三大是他唯一一次亲自出席的全国代表大会。在长达一个多星期的会议中，他积极参与讨论，为促成国共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会后，他更是三赴上海、两下广州，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四处奔走。那个他在广州开会期间买下的樟木书箱，不仅装满了珍贵的书籍与文献，更承载着他促成国共合作的历史见证与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而在中共三大的会场里，还有一个年轻的身影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走向舞台中央，他就是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进入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担任秘书一职，协助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这是他首次进入党的核心领导机构，为其日后成为党的核心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毛泽东真正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并在后来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第一把手”，则是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革命岁月之后。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的历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三大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明确了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大会背景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北方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23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大本营——广州，从而加速了国共合作的进程。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30余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会议内容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讨论党纲草案；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文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等9人为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党的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动员党的又和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共三大（1923年6月12—20日，广州）核心结论：正式确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开启第一次国共合作。一、基本信息- 时间：1923年6月12—20日- 地点：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 代表：30余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会二、主要内容1. 中心议题：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2. 关键决策：- 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保持中共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独立性- 确立“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3. 重要文件：-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首设党员候补期、允许“自请出党”）4. 中央领导：- 中央局：陈独秀（委员长）、蔡和森、毛泽东（秘书）、罗章龙、谭平山三、历史意义- ✅ 正式确立国共合作方针，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基础- ✅ 推动国民革命高潮，为北伐战争准备条件- ✅ 中共认识到统一战线重要性，扩大了党的影响力四、局限- 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认识不足，为后来右倾错误埋下隐患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百年瞬间丨中共三大与国共合作1923年6月12日，广州即将迎来盛夏。在绿荫掩映的东山恤孤院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聚在一栋二层小楼里，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中国共产党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从此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电视剧《光荣与梦想》孙中山：我想问问守常，为何要帮助我国民党啊？李大钊：大总统，以守常愚见，眼下的中国，反动力量很强，而革命的力量很弱。我们全天下的正义力量都应该联合起来，与反动力量作斗争。大总统，您是革命的旗帜，也是我们党的榜样，所以我们共产党愿意加入正义的事业，为国，为民，共同奋斗。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北方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23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大本营——广州，从而加速了国共合作的进程。革命先驱谭天度之子谭霆：1920年12月，陈独秀就从上海来到广州，他当时就觉得广州是一个很多群众基础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广州发展党员很有前景。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向警予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当时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经过9天的热烈争论，大会与会代表投票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提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性。会议结束当天，代表们来到黄花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的指挥下高唱《国际歌》。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蒋建农：在此之后，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召开了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批共产党人，像李大钊、毛泽东这样的一些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三大开启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门。此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如滚滚洪流一般席卷中国大地。而统一战线经过后来革命斗争的反复实践，成为中国共产党战胜强大敌人、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中共“三大”旧址:中共唯一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会址越秀区新河浦路附近有一条恤孤院路，因1920年两广浸信会建华侨住宅时，在恤孤院旁开辟而得名，一座座精致的小洋楼和郁郁葱葱的绿树，使得这个街区在喧嚣的都市里显得格外宁静，恤孤院路3号(当时是恤孤院前街31号)就是中共“三大”旧址。中共建立之初的全国代表大会可不像现在5年才开一次，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一共开了7次全国代表大会，前面6次分别是在1921年、1922年、1923年、1925年、1927年、1928年，“六大”还是在莫斯科召开的，而后来一直到18年后的1945年才在延安召开了“七大”。中共“三大”召开时全国的党员只有420人，分为4个区(北方区、两湖区、江浙区、广东区)，北方区选举李大钊等12人为代表，两湖区有毛泽东等人，江浙区有徐梅坤等人，广东区有谭平山等人，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作为中央代表出席，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也参加了会议，刘仁静以中共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代表的身份列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三大”，出席“三大”的代表共30多人。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陈独秀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下午马林报告国际形势和国际工运问题，13日代表讨论陈独秀的报告，第三、第四天各地代表汇报工作情况，毛泽东还就农民运动做了发言。“三大”主要历史功绩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但是对于共产党员要不要加入国民党，要不要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这个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出现了完全对立的两种意见，陈独秀、马林等人极力赞成，而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却极力反对，大会最终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规定“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召开的中共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中，除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外，“一大”、“五大”、“七大”等会址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维修，但“三大”会址却在1938年日军飞机轰炸中被夷为平地，只剩下地基，后来还搭建了一些临时建筑。为了弄清“三大”会址的准确地点,文物工作者付出了艰辛和不懈的努力，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在1972年成立了黎显衡等5人组成的调查小组，由于当时正是“文革”期间,徐梅坤和罗章龙等几位健在的“三大”代表因为“有政治问题”正被审查，后来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1972年10月才将徐梅坤老人请到广州，他和文物工作者一起走遍了新河浦路、瓦窑街、恤孤院路、培正路一带的大街小巷，一天，当徐老走到瓦窑街与恤孤院路交界的“逵园”时，楼顶正面的“1922”几个数字使他眼前一亮，因为这组数字会议期间他天天看到，印象特别深刻，就确定了这幢洋楼隔着瓦窑街正对的地方就是中共“三大”会址了。1979年12月中共“三大”旧址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2月文物工作者完成了“三大”会址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保存完整的房屋地基，这时距离“三大”召开已有83年，文物工作者花了35年的时间才确定这个旧址的准确位置。我们现在去到中共“三大”旧址只有一处地基，看到的“中共‘三大’纪念馆”是2004年政府投资兴建的。在讨论“三大”旧址保护方案时，有人提出了“原址重建”的方案，但多数专家认为已经很难确定房屋的尺寸、材料和建筑风格，而且“三大”会址毁于日军轰炸也是一个重要的史实，极力呼吁现状保护，最后政府也尊重这些专家的意见，放弃了“原址重建”的方案。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共三大：开启党内民主集中制新风来源:南方日报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改扩建后，一张20世纪30年代广州东山一带的鸟瞰照片首次展出，引来参观者纷纷驻足。这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可以看到会址房屋的老照片。照片中，低矮的民宅错落分布，与今日高楼林立的景致对比鲜明。1923年4月，中共中央从上海移驻广州。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场就在照片中的春园附近。会址房屋于1938年被侵华日军炸毁后，经历了49年的寻觅才得以确认。中共三大召开距今已98年，会址周边的面貌已沧海桑田。而中国共产党也从三大时的420人，发展到如今约92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广东省委党校教授曾庆榴等专家看来，中共三大除了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创了党史上统战工作的先河，还制定了许多关于党的建设的方针政策，有力推动党和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成为党建设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新起点，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首次有女性代表参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一楼展厅，一面长长的“中共三大代表纵览”照片墙前，不少参观者注目凝视。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与当年的黑白照片一一对应，形成中共三大集体智慧的真实记忆。“这面代表纵览墙，在纪念馆改扩建前，只展示各个代表的照片，如今，我们把各个代表的生卒年份、籍贯、入党时间、参加大会时的年龄都附在照片旁边，让人们可直观地看到更多信息。”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黎淑莹告诉记者，当年参会的40名代表中，最年长者46岁，最年轻的仅21岁，平均年龄不到30岁，有来自各地的工人、知识分子、军人，且第一次有女性代表参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过，这并非参会代表的完整名单。到目前为止，中共三大代表的完整名单尚未发现，根据马林笔记、代表回忆等资料，可以确定与会代表至少有40名。正是参会代表具有广泛代表性，为大会期间各人充分表达各自的观点，发扬党内民主团结作风，最终制定对党的建设意义深远的决策奠定了基础。中共三大于1923年6月12日开幕。在纪念馆展馆二楼，一条精确到每天日期的时间轴将展板上的各种文物、史料串联起来，大会在9天会程中的各项重要工作一目了然。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中共三大开幕当天，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大会报告。作为中共当时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坦承自己“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这为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创造了有利条件。1923年6月15日至17日，在讨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各位代表各抒己见，最终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在曾庆榴看来，陈独秀在会上带头检讨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难得的。而在会议上，各代表充分发表各自看法，最后达成共识，开启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一派新风。“可以说，中共三大开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推动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走向规范化方面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黎淑莹表示。进一步完善了党的制度建设中共三大通过了13个文件和决议。其中在1923年6月18日，就讨论并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青年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等9个决议和文件。“这些文件进一步完善了党的制度建设，为党的迅速发展壮大和扩大影响创造了条件，在党的建设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曾庆榴说。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对入党介绍人的条件更为严格，从一人增加为两人，这项规定一直执行到现在，首次规定了党员候补期制度。在党史专家们看来，这是中共三大依据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和形势发展的要求，完善了党员管理方面的制度保障，是在党的组织建设上的创举。《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则是中共成立后第一部中央组织法，首次以法规条文的形式规定中共中央组织结构、职权分工和工作制度。当中，“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秘书召集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局之一切决定，以多数取决，但召集临时全党大会之议诀，须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取决”。这些内容和规定鲜明地体现着党的民集中制原则，在今天党的重要会议仍坚持着这些制度，并日益显示出其科学性。1923年6月19日，大会的第8天。中共三大选举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此次新增的史料展品中，有一份最早详细记录中共三大选举结果的德文报告与瞿秋白记录的大会选举结果并列摆放在一起。其中，前者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汇报了中共三大召开的报告。这也是一份最早详细记录中共三大选举结果的德文报告。报告原件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后者是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记录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选举结果。这两份记录互相印证，也为参加中共三大的代表人数考证提供了参考。根据马林的报告，当时陈独秀同志在选举中得票最高，为40票，接着是蔡和森37票、李守常37票、王荷波（工人）34票、毛泽东34票。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春园二楼召开会议，研究中央局成员及分工，毛泽东为秘书，秘书主要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也是中共三大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选举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结果。6月20日，大会最后一天，全体代表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举行悼念活动，由瞿秋白、张太雷教唱《国际歌》。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唱《国际歌》的传统，就是从中共三大开始的，这也是中共三大对规范党的代表会议程序的一个体现。“坚持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是使党永葆生机的重要条件，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这也是98年后，中共三大仍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曾庆榴说。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为什么中共三大选出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名称、中央委员人选说法不一？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名称、中央委员的人选问题，长期以来文献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说法不一。有的材料说：“这次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九人，候补中央委员二人，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会上，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举行的三届一中全会上，讨论了委员的分工问题，组织了五人的中共中央局，毛泽东同志被选为中央局委员，分工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并兼农民运动。”这些提法和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是有出入的。　　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本党常年大会选出。其一切行动对大会负责，在两大会之间为本党最高指导机关。”第二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九人组织之。中央委员缺职时，应以候补委员补缺。大会后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应分配工作，并选举五人组织中央局。其余四人分派各地，赞助该地方委员会一同工作，每星期将所在地情形报告中央局一次。”第三条规定：“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三人，其职务如下：委员长主持一切中央局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会议，遇委员长缺席时，由中央局互推一人代理委员长之职权。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会计在中央督察之下，管理本党财政行政，并对于各区、各地方及本党一切机关之财政行政负责。”　　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第一章第八条也有明确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九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五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　　1923年10月30日，《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一号刊登的《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纪要》中记载了出席会议的人数，其中写道：“到会者中央局委员四人，驻京驻鄂委员各一人”，“驻湘驻粤委员未到。中央局委员一人因事赴湘亦未到。”　　根据以上文献资料可以说明如下几点：　　第一，中共三大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二，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九名委员组成。此外，三大还选出了候补中央执委五人，以备递补中央执委的缺额。　　第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务机构是中央局。由五名中央执行委员组成。其余四名中央执行委员驻在地方，三大后分别驻在北京、广州、长沙、武汉四个地区，即区委员会。　　第四，中央局由委员长、秘书和会计三人办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日常事务。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四届中央领导机构委员：陈独秀（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大钊蔡和森（中央宣传部委员）张国焘（中央工农部主城区）项英翟秋白（中央宣传部委员）彭述之（中央宣传部主任）谭平山李维汉候补委员：邓培、张太雷、王菏波、罗章龙、朱锦堂。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本次大会的代表共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具体的代表名单如下：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林育南、庄文恭、朱锦棠、范鸿劼、李逸、阮章、汪寿华、李启汉、尹宽。此外，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参加了此次大会。彭述之是湖南邵阳人，1929年被开除出党，流亡海外，1983年去世，终年89岁。李维汉是湖南长沙人，建国后历任全国政协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1984年去世，享年89岁。 中国共产党第四届中央领导机构是在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于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其核心领导机构及人员组成如下：一、中央执行委员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由9名中央执行委员和5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组成：* 中央执行委员（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 后续增补：1925年5月，向警予（女）被增补为中央执行委员。二、中央局在随后举行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由5人组成的中央局，作为中央的核心领导机构：* 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 后续增补：1925年5月，向警予（女）补为中央局委员。三、核心领导职务及分工 根据中共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称谓由原先的“委员长”改为“总书记”。中央局的具体分工如下：* 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并兼任中央组织部主任。* 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 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 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 向警予：1925年5月补为中央局委员后，负责妇女部工作。四、其他中央委员分工* 李大钊：驻北京。* 谭平山：驻广东。* 项英：驻汉口。* 李维汉：驻长沙。* 邓培：驻唐山。* 朱锦堂：驻安源。* 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 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五、驻地变迁第四届中央领导机构的驻地最初在上海。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适应需要并就近领导两湖工农运动，1927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迁往武汉。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结果，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名单如下：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此外，向警予于1925年5月被增补为中央执行委员。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四大)一、基本信息时间：1925年1月11日—22日地点：上海虹口广吉里（今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二、核心背景国共合作后革命高涨，但国民党右派抬头，党内对革命领导权、工农地位等问题亟需统一认识。三、主要内容首次明确两大核心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胜利。工农联盟：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同盟军，无农民参与则革命难成。完善革命纲领：反帝、反军阀、反封建经济关系，提出完整的民主革命内容。组织建设党章修改：3人即可成立支部，支部成为党的基本组织。领导职务：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总书记（陈独秀当选）。通过决议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文件。四、历史意义标志党对中国革命规律认识的重大飞跃，奠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雏形。为大革命高潮（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作了政治、思想、组织准备。推动党从“宣传性小团体”向“群众性政党”转变。五、局限对如何争取领导权、掌握武装力量等问题，认识尚不充分。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简介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一、召开背景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形势迅速高涨。然而，随着统一战线的建立，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分化日益加剧，右派分子不断对共产党进行攻击和排挤。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面临的新问题，并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准备，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二、核心贡献与理论突破中共四大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1. 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大会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不是附属资产阶级参加，而是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2. 第一次明确提出工农联盟问题。大会强调，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重要的同盟军。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3. 丰富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内涵。大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三、组织建设与重要决议为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并作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组织规定：将原党章中“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的规定，改为“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为党成为群众性的大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此外，大会还将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称谓从“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各级领导干部称“书记”。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重要议决案，并选出了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四、历史意义中共四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不仅在理论上明确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宣传性的小党开始向群众性的大党转变。会后，全国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直接推动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实现快速成长与理论探索的重要阶段从1925年1月中共四大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实现快速成长与理论探索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党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理论探索：确立革命领导权与工农联盟中共四大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首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大会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普遍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和“天然的同盟者”，无产阶级若不发动农民，革命的成功与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还丰富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内涵，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些探索标志着中共在理论上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个基本观点。二、组织建设：向群众性大党跨越中共四大确立了使党群众化的组织路线，决定打破“关门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大会将党的基层组织由“组”明确为“党支部”，规定有三个党员即可成立一个支部，并简化入党程序以广泛吸收先进分子。在这一策略推动下，党的队伍迅速壮大。从四大到五大期间，党员数量由994人激增至57967人。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从“秘密状态”向“群众性政党”的转变，成为当时中国唯一“革命政治的核心”。三、实践领导：掀起大革命高潮在中共四大的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并推动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的高涨。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正是党践行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的生动体现，它冲破了沉闷的政治空气，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随后，党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坚持了16个月，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同时，党大力推动工农运动，至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前夕，全国工会会员由20万增加到280万，农民协会会员扩展至972万人。四、军事与统战：推动北伐与国共合作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并配合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党不仅在工农群众中广泛动员以支援前线，还选派大批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如刘伯坚、邓小平等）到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在国共合作方面，党在统一战线内部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身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努力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为巩固革命根据地发挥了关键作用。五、制度创新：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年4月至5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虽然未能彻底解决挽救大革命的紧急问题，但在党的制度建设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大会首次组成了秘书处和政治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标志着党在加强自身纪律建设和内部监督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探索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更在组织上、实践上壮大了革命力量，为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中央总书记）、蔡和森、张国焘。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维汉、翟秋白、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兆征、张太雷。苏兆征是广东珠海人，历任全国总功会委员长、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1929年逝世，享年45岁。张太雷是江苏武进人，1927年在广州起义时，中弹身亡，时年29岁。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并在随后的五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同时首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根据权威党史资料，中共五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及相关人员名单如下：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常委）中共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任总书记。* 初始当选常委：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 后续增补/代理常委：瞿秋白（1927年6月增补）、谭平山（1927年6月增补）、周恩来（1927年5月至6月代理）二、中央政治局委员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注：部分史料记载包含后续增补或代理常委）：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苏兆征、张太雷。（注：另有部分史料考证指出，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邓中夏在初选时可能为候补委员，后转为正式委员或常委。）四、中央委员（正式，共31名）陈独秀、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项英、向忠发、张国焘、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彭湃、夏曦、贺昌、易礼容、彭述之、杨之华（女）、罗珠、罗章龙、李涤生、顾顺章、杨其珊、陈乔年。（注：部分名单在任期内有增补，如彭公达、罗登贤等。）五、中央候补委员（共14名）毛泽东、郭亮、黄平、吴雨铭、陆沉、刘伯庄、袁达时、毛科文、陈潭秋、薛六、林育南、庄文恭、李震瀛、王亚璋（女）。六、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历史上首个纪律检查机构）中共五大首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以维护党的纪律和纯洁性。* 主席：王荷波* 副主席：杨匏安* 正式委员（7名）：王荷波、杨匏安、许白昊、张佐臣、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 候补委员（3名）：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这些名单反映了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大革命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上作出的重要探索与调整。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大)中共五大（1927年，武汉）时间：1927年4月27日—5月9日地点：武汉（大革命危急关头）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一、背景-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大革命局部失败。- 全国形成三个政权：北洋军阀、南京蒋政权、武汉国民政府，革命形势严峻。二、主要内容1. 陈独秀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继续推行右倾妥协路线。2. 批评陈独秀右倾错误，通过土地革命、无产阶级领导权等决议案。3. 组织建设（历史性贡献）：- 首次将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 首次设立中央政治局与中央委员会。- 首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纪委前身）。4. 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三、结果与局限- ✅ 贡献：确立民主集中制、建中央监察机构，强化组织与纪律。- ❌ 局限：未解决掌握革命武装、彻底土地革命、应对汪精卫集团等关键问题，未能挽救大革命。- 会后不久，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爆发，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四、历史意义- 大革命失败前的重要会议，在党的组织与纪律建设上影响深远。- 首次建立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为后来党的建设提供重要制度基础。 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根据大会要求，会后，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修改党章的决议，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的历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大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在党的建设史上有重要意义。(中共五大会址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都府堤20号)大会背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和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才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党期待着这次大会能清醒地判断当前局势，回答人们最焦虑的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问题。会议内容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会上他把该书发给大家，并作了系统发言。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陈独秀在会上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是，大会对这方面的讨论不够重视。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也缺乏应有的认识。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决议一方面把蒋介石的叛变看做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把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政府当作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仍抱有很大幻想，对其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但却又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使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了一纸空文。此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并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大会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曾代理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军事、工人、农民部部长。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正式委员：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的五大——危急关头错失时机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尽管大会在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要探索，但在挽救革命危机的关键节点上，未能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最终错失了挽救大革命的时机。一、错失时机的核心表现1. 未能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然而，大会并没有对军事问题进行认真讨论，更没有制定有力的具体措施，而是幻想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来实现革命任务。2.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陷入空谈与妥协大会虽然提出了“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强调解决土地问题必须首先取得汪精卫等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同意。由于汪精卫等人实际上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并反对土地革命，这一妥协态度使得土地革命沦为无法解决的难题。3. 对同盟者缺乏清醒认识大会将汪精卫控制的武汉政府视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其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继续对其抱有极大幻想。4. 混淆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大会将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从而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5. 继续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尽管瞿秋白、任弼时等人在会上对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处处退让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尖锐批评，但由于党对右倾错误的危害性缺乏深刻认识，加之陈独秀作了检讨，大会仍然选举他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二、错失时机的历史原因要求中共五大完全承担起挽救革命的重任，实际上是赋予了这次会议“历史不能承受之重”。其错失时机有着深刻的客观与主观原因：1. 党处于幼年时期：1927年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还不善于识别和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敌人和同盟者，缺乏独立解决错综复杂问题的能力。2. 受制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大会的所有决议精神乃至具体议程，都是按共产国际的规定制定的。共产国际的一些指导意见脱离中国实际，而中共在当时对其有服从的义务。3. 局势瞬息万变：五大召开时，汪精卫集团虽然右转端倪已现，但面目尚未彻底暴露，国共两党的矛盾还未完全公开化。当时的当事者们（包括共产国际代表）甚至认为革命正处于深入发展时期，并未完全意识到局势的极端危急。4. 两难命题的无解：在当时既要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又要发展工农运动乃至革命武装，这在客观上是一个谁也无法解答的两难命题，即便提出措施在实践中也难以实行。三、历史局限中的积极意义尽管在挽救革命的紧急关头错失时机，但中共五大在党的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史上仍具有开创性意义：1. 确立民主集中制：第一次明确规定民主集中制为党的组织指导原则，初步完善了延用至今的党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系统。2. 首创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决定设立并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建立了党的监督检察制度。3. 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大会选举出的中央委员会中，包含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一大批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上功勋卓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后续革命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总体而言，中共五大是在紧急时期进行的一次艰难探索。虽然它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大革命失败的结局，但真正结束中央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方针的任务，在三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得到了解决。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1927年8月7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极端危难的时刻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会议背景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制造了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在此危急关头，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彻底清算并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此次紧急会议。二、会议概况* 时间地点：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的一栋三层西式公寓内秘密召开。* 参会人员：由于环境险恶、交通不便，会议仅开了一天。出席会议的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毛泽东等21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负责会务和会议记录。三、会议核心内容1. 纠正右倾错误：会议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其在党内的领导职务。2. 确立新总方针：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3. 提出著名论断：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首次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4. 改组中央机构：会议选举产生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四、历史意义与局限* 历史性转折：八七会议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会后，党相继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开启了武装斗争的新篇章。* 历史局限：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左”倾思想以及党内对反动派屠杀激起的愤怒情绪的影响，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倾错误，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埋下了隐患。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向忠发（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常务主席）、苏兆征、项英、蔡和森、周恩来（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候补委员：李立三、徐锡根、杨殷，（中央军事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苏兆征（工委书记）、翟秋白、蔡和森（中央宣传部长）、张国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李立三（农委书记）、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向忠发是湖北汉川人，1931年被捕后叛变，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上海龙华，时年52岁。彭湃是广东海丰人，创建海丰、陆丰县苏维埃政府。1929年被捕遇害，时年33岁。杨殷是广东中山人，参与策划省港大罢工与广州起义，1929年被捕遇害，时年38岁。卢福坦是山东泰宁人，1933年被捕叛变，1949年被公安部门逮捕，1969年被处决，时年79岁。　　1928年7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包括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7名正式委员和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7 名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5名正式委员和李立三、徐锡根、杨殷3名候补委员共8人组成。向忠发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20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常委的分工。周恩来任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和森任宣传部长，杨殷任军事部长，苏兆征任工委书记，李立三任农委书记，张金保任妇委书记。这次中共中央组织机构和领导成员变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是高级领导成员的工人成分增加。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的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如何更迭的？1928年4-6月，中共中央在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帮助及指导下，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党的“六大”，选举产生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杨殷、徐锡根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共同组成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7-9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候补常委陆续回国工作。我们一起来捋捋，党的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如何更迭的？1.1928年的更迭。1928年11月，蔡和森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职务。蔡和森，是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个被免职的政治局委员及常委。后在接替张太雷广东省委书记任上牺牲。蔡和森的常委职务由候补常委李立三替补。同时，候补常委杨殷也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2.1929年的更迭。1929年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因病、因工作劳累病逝。苏兆征，是我党第一位在任上病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1929年8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杨殷牺牲。杨殷，是我党第二位在任上牺牲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位是1928年4月牺牲的五届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以前说第二位是蔡和森，实际蔡和森牺牲时已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3.1930年的更迭。1930年9月，李立三因“立三路线”，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下台。10月，候补常委徐锡根递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4.1931年的更迭。1931年1月，项英因去中央苏区筹划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张国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徐锡根（后叛变）、陈郁、卢坦福（后叛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王明（陈绍禹），会后担任候补常委。1931年4月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后，王明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在上海中央的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王明三人。四中全会后，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曾在党内先后推行“左”倾、右倾错误路线，晚年滞留苏联]实际控制党中央。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成为六届中央第一个叛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我党唯一叛变的党的总书记（中央政治局主席）。1931年9月，临时中央正式成立，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浦）、卢坦福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周恩来随后分别先后去苏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及中央苏区。1931年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更迭最为频繁的一年。5.1932年的更迭。1932年3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卢坦福被捕叛变革命，陈云继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年，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徐锡根被捕叛变革命。6.1934年的更迭。1934年1月，转移至中央苏区的博古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张国焘、陈云、王明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7.1935年的更迭。1935年1月，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政治局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已去苏联学习和任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陈郁不再担任候补常委职务（在苏联期间，曾遭王明迫害，送到苏联工厂劳动。后经周恩来、任弼时努力回国，重新当选为七届中央候补委员）。8.1938年的更迭。1938年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中革军委主席团副主席、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兼代主席张国焘叛投国民党，被开除职务及党籍。至此，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再更迭，分别为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周恩来、博古、陈云，直至1945年4-6月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并形成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中央“五大书记”这一党中央领导核心。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共六大后，谁是中共中央“很长时间内”的实际领导者？1928年7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了六大，随后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五人为常委，其中，周恩来分管组织和军事工作，并兼政治局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严重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在处于极端秘密状态下的党中央央工作。这时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是向忠发，他做过码头工人，大革命时担任过湖北省总工会的委员长。六大党内有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过分地强调工人成份。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又极力捧向忠发。因此，向忠发被选为主席。但是，他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在实际工作中无法起主要领导作用。政治局常委由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和项英组成。很快，蔡和森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职务。苏兆征于次年2月才归国，当月就因病去世。李立三最初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在11月20日才被补为政治局委员。新的中央虽已从9月2日起开始工作，但许多问题都说要等周恩来回国后解决。因此，周恩来一回国，11月9日，党中央就召开常委会，会议决定：新中央的工作计划由周恩来起草提出。于是，“在这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传》p170）。这个很长时间，到底有多长？有人认为是从1928年11月到1935年初。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928年7月至1945年6月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经历了多次变动与调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7月）至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945年6月）期间，由于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和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经历了多次变动与调整。这一时期的领导机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1. 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1928年7月—1931年）1928年7月，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在莫斯科选举产生了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及常务委员会。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同时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央主要负责人一职曾短暂空缺，后由卢福坦代理。2.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1931年9月—1934年1月）1931年9月，由于上海政治环境日益恶化，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习惯上称“临时中央”），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等人组成，秦邦宪负总责。3. 中央书记处（1934年1月—1945年6月）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当时常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混用）。这一时期的书记处成员经历了多次重要调整：* 遵义会议前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 机构精简与核心确立：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同时，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新的中央书记处，主席对决议拥有最后决定权。这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4.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1944年5月—1945年4月）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由于会期较长，会议决定在全会期间由选举产生的主席团（成员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周恩来，毛泽东任主席）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原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在此期间停止行使职权，这为七大的召开和新一届领导核心的确立做好了充分准备。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六届一中全会到七中全会党中央领导机构演变脉络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从1928年7月六届一中全会至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期间，由于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和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党中央领导机构经历了多次重要变动与调整。以下是这一时期历次全会后党中央领导机构的具体演变情况：1. 六届一中全会（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及常务委员会。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同时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周恩来任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苏兆征、李立三、蔡和森等分别担任工委、农委、宣传等部门的负责人。2. 六届二中全会（1929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总结了六大以来的工作，会议通过了政治、组织、宣传等多项决议案，确定了加强反帝反军阀斗争、继续深入土地革命等15项政治任务，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领导机构对全国革命斗争的指导。3. 六届三中全会（扩大）（1930年9月）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由瞿秋白主持。全会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全党的统治。会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并补选、改选了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4. 六届四中全会（扩大）（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策划。会议意在扶植王明（陈绍禹）等人上台，王明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等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对党的第三次领导。5. 临时中央政治局（1931年9月）1931年9月，由于上海政治环境日益恶化，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习惯上称“临时中央”），由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等人组成，并指定博古（秦邦宪）为负责人。该机构任职至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6. 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由博古主持。全会全面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决定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当时常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混用）。秦邦宪、周恩来、张闻天、陈云、王明、张国焘、项英、毛泽东、康生等人先后被选为书记处书记。这次全会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7. 遵义会议后的领导机构调整（1935年1月）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8. 机构精简与核心确立（1943年3月）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同时，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新的中央书记处，规定在政治局方针下，书记处主席对决议拥有最后决定权。这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9. 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1944年5月）1944年5月，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由于会期较长，全会决定在全会期间由选举产生的主席团处理党的日常工作，原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在此期间停止行使职权。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团主席。这一机构平稳过渡，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做好了充分准备。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究竟是如何组成的？阅读了很多关于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的史料、学术著作及文章，关于六届五中全会产生的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含正式委员、候补委员）的组成人数及具体人员，它们大致是相同的，但也经常存在出入。长征途中，丢失了很多珍贵的档案资料，给针对六届五中全会的学术研究带来一定的难度。今天，我们借助史料、学术著作和文章，一起来捋捋：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究竟是如何组成的？一、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1933年底，博古（秦邦宪）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这也是博古上任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也是红军长征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由于武装斗争和白区工作的原因，党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牺牲很大；由于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奉行错误路线，导致了党的分裂，一部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被开除党籍或自愿脱党，损害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因此，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首要的任务是改选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包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由于战事的分割，党的一部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没有办法来瑞金参加六届五中全会。二、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六届五中全会增选王稼祥、凯丰、朱德、顾作霖（1934年1月-5月）、方志敏为中央委员，增补彭德怀（1934年1月-1936年）、杨尚昆、陈铁铮（孔原）、李富春、李维汉（1934年1月-1935年1月）为中央候补委员。经过增选后，整个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具体如下：中央委员张金保关向应毛泽东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陈郁邓发秦邦宪陈云刘少奇陈绍禹（王明）张闻天康生李竹声王稼祥凯丰朱德顾作霖方志敏候补委员李子芬林育英（张浩）陈潭秋夏曦彭德怀杨尚昆陈铁铮（孔原）李富春李维汉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先后增补李维汉、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彭德怀、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林育英为中央委员，增补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三、中央政治局（含正式委员及候补委员）的组成六届五中全会增选陈云、秦邦宪、张闻天、康生、毛泽东、王稼祥、顾作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朱德（1934年1月）、邓发（1934年1月）、凯丰、李竹声（后在上海叛变）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经过增选后，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为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浦）、周恩来、陈云、王明、康生、张国焘、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顾作霖（1934年5月病逝）。经过增选后，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为朱德、邓发、凯丰、刘少奇、关向应、李竹声（后在上海叛变）。其中，王稼祥的身份有不同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说其为六届五中全会增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自己回忆说六届五中全会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遵义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里，采用前一种说法。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先后增补朱德、陈昌浩、周纯全、彭德怀、林育英（张浩）、邓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中央书记处的组成中央书记处，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的一个新发明，它相当于原先及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中央书记处的组成，有“四人说”、“五人说”和“七人说”等多种说法。据《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1年9月第1版）所记述，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的四位书记（或叫常委），除项英外，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都出席（遵义会议）。”杨尚昆回忆说中央书记处为4人，分别为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据《党史博览》刊物2023年6月22日曹春荣的《一桩长期被模糊甚至被颠倒了的公案》一文所记述，中央书记处由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陈云、项英5人组成。据《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2004年11月第1版）记述，中央书记处有7人，分别是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陈云、陈绍禹（王明）、张国焘、项英。据余伯流、凌步机著《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第2版）记述，中央书记处也是有7人，分别是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王明、张国焘，与《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记述一致。据《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2004年11月第1版）记述：1935年1月，毛泽东、康生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王明、康生三人的中央书记职务均终止于1937年7月。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增补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据新华社2006年4月7日发布的《纪念凯丰同志诞辰100周年》文章：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据《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2004年11月第1版）记述：1943年3月，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任中央书记处主席。五、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据《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2004年11月第1版）记述：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以下成员组成：周恩来（1928年7月-1945年6月）；项英（1928年7月-1931年1月）张国焘（1931年1月-1938年4月）；张闻天（洛浦，1931年9月-1945年6月）；陈绍禹（王明，1931年1月-1945年）；秦邦宪（博古，1931年9月-1945年6月）；陈云（1932年3月-1945年6月）；毛泽东（1935年1月-1945年6月）。其中，项英1931年1月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这里的“1931年1月”有可能应为“1941年1月”，即“皖南事变”后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是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其他的周恩来、张国焘、张闻天（洛浦）、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陈云6人在六届五中全会时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据《王明年谱》（周德宏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记述：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常委增至9人，分别为：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这里，康生、项英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与《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2004年11月第1版）记述不一致。注释：1.张金保，1931年7月被错误撤销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职务，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恢复其第六届中央委员职务。2.《杨尚昆回忆录》后附的《杨尚昆生平纪事》中记述，杨尚昆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由中央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3.1934年1月，党的六届中央委员会设立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书记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有时混同。4.1.、3.，据《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记述；2.，据《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无此记述。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共六大及六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人名单（附传略）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对事关中国革命存亡的一系列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六大以后的两年，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发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这时全国党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此外，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出席了开幕式。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得票多少为序)杨福涛顾顺章向忠发彭湃徐锡根卢福坦李涤生张金保（女）苏兆征关向应罗登贤杨殷毛泽东周恩来李源蔡和森项英任弼时余茂怀王藻文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按得票多少为序)徐兰芝王凤飞王灼唐韵超刘坚予夏文法史文彬李子芬周秀珠（女）甘卓棠邓中夏罗章龙王仲一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候补委员名单委员：刘少奇(书记) 孙津川阮啸仙 候补委员：叶开寅张昆弟部分委员简历：杨福涛(1893-1928)湖南长沙人。1922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起任长沙泥木工会委员长、泥木工联合工会委员长。参与组织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11月任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书记。12月任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党团书记。1926年12月起任湖南省总工会执委会委员。1927年10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支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1928年2月中共湘东特委成立后，协助发动和领导湘南暴动。1928年3月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同月率湘南特委机关在湖南来阳、安仁交界处遭反动民团伏击而牺牲。因消息隔绝，中共中央未能得知消息，虽未能出席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仍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徐锡根(1903-?)曾用名锡、锡庚、冯琦。江苏无锡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至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代号为5号。参加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工作。在大会讨论政治报告时发言。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候补委员。1928年10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书记。1930年9月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31年1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年9月在上海被捕，旋即叛变加入国民党特务集团。1933年1月被开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职务。1949年3月后情况不明。卢福坦(1890-1969)曾用名李荣、李翼、阿格兰诺夫等。山东泰安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淄博支部书记。虽未能出席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仍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年5月起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书记。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中央执委会委员。1932年3月离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1951年被人民政府公安机关逮捕关押。1969年11月被处决。顾顺章（1895-1935年6月）上海宝山白杨人，1924年由刘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1931年在武汉被捕叛变，给中共造成严重危害。1935年6月，顾顺章被国民党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李涤生(1887-1930)又名李洪恩，化名孙秀春。湖南浏阳人。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组织发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湘东永和煤矿工人大罢工。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927年9月中共中央指定他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工人部部长。1928年5月被中共中央指定为湘东特委委员。1928年五六月间在湖南长沙被国民党逮捕，叛变投敌，任国民党湖南“清乡”督办署侦缉队员。因消息隔绝，中共中央未能得知消息，虽未能出席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仍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1月被中国共产党除名。1930年8月红三军攻占长沙后，在长沙火车站被红军抓获并处决。张金保(1897-1984)原名张巧云。女。湖北鄂州人。192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6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福利部部长。1928年3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妇委书记。虽未能出席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仍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0年9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女工部部长、基层视察委员会委员、全国妇联执委、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11月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罗登贤(1905-1933)原名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广东南海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虽未能出席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仍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全国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兼党团书记。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领导东北人民创建抗日武装。1932年底任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后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于南京雨花台。杨殷（1892-1929）广东香山(今属中山)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1928年6月至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代号为3号。参加大会的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湖北委员会、广州暴动问题委员会工作，曾任湖北委员会主席。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候补委员。曾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肃反委员、代主席、中共中央军事部长。1929年8月30日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杀害。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苏兆征（1885-1929年2月25日）原名苏吉，广东香山县淇澳岛淇澳村人（今珠海市淇澳岛人）。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和著名领袖，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1908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积极参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1921年与林伟民等在香港建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此后苏兆征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27年推举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1928年春，苏兆征赴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均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并当选为农村工会国际副委员长。在莫斯科期间，苏兆征出席了党的六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29年2月在上海病逝。李源（1904-1928）广东省博罗县。因家境贫寒，1921年由苏兆征介绍加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参加了由苏兆征、林伟民及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队员，1925年秋，李源由苏兆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支部书记。1926年，李源受党组织派遣，担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检查队指导员。1927年4月，广州发生了“四·一五”政变，。李源转入秘密斗争。同年4月下旬，李源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特派员，利用在香港和广州海员中的关系，继续在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参与组织和建立广州工人秘密武装。同年冬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同年11月，组织工人武装，成功营救受伤被捕入狱的广州工人运动领导人周文雍。同年12月，李源组织领导广州工人武装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撤出广州，李源奉起义指挥部命令，率领部分工人武装担负掩护起义部队撤退转移的任务。1928年1月起，李源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2月被派往琼崖（今海南省）担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同年５月代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后任书记。1928年７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上，李源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因工作李源未能参加大会）。同年秋末，李源秘密前往粤东传达党的六大决议，指导党的工作。临走前，他嘱咐身怀六甲的妻子要把孩子抚养成人，让他继承父业。李源抵达大埔三河坝时不幸被反动派逮捕，在监狱中遭受了敌人的酷刑拷打和种种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惨遭敌人杀害，牺牲时年仅24岁。 余茂怀(1902-1956)余茂怀，字余琪，曾用名余茂淮、余飞、俞飞。安徽黔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至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号为97号。参加大会的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职工运动问题委员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广州暴动问题委员会工作。曾先后三次在大会上发言，并参加政治决议案修改委员会，担任南昌暴动问题委员会主席。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9年7月在莫斯科被中共中央指定为中共“党纲起草委员会”委员。1932年9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随即叛变自首。1933年在南京加入国民党。1955年7月在肃反运动中因历史问题被逮捕。1956年3月29日因病死于狱中。唐宏经(1901-2005)原名唐韵超。辽宁旅大金县 (今属大连金州)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3月被指定负责护送从沈阳经哈尔滨到满洲里的六大代表，期间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8年6月至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号为14号。参加大会的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湖南委员会、南昌暴动问题委员会工作。在大会讨论政治报告、职工运动报告时发言。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年11月增补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9年起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员会常务委员，北满特别委员会兼哈尔滨市委书记。建国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兼劳动保护部部长。2005年2月16日在辽宁大连因病逝世。王藻文(? -1929)曾用名雅勃洛奇金。河北张家口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8月被选为天津市总工会主席。1927年春担任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11月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1928年6月至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代号为111号。曾两次主持大会主席团会议，并参加大会的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政治决议案修改草案委员会工作。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9年初叛变投敌，给顺直省党组织造成严重破坏。5月其妻带领国民党特务队搜捕破坏顺直省委机关并逮捕省委书记等人。随后经顺直省委讨论决定加以惩处。1929年5月31日在顺直省委指挥下将其击成重伤，后死去。刘坚予(1895-1930)刘坚予，原名刘愿庵，曾用名刘愿安、刘致远。陕西咸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任中共成都特别支部书记。1927年9月起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宣传部部长。1928年2月起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宣传科主任、教育宣传委员会书记。1928年6月至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号为57号。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30年3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主任。1930年5月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30年5月5日被敌人逮捕。1930年5月7日在重庆就义。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邓中夏（1894年10月5日—1933年9月21日），男，汉族，字仲澥，又名邓康，湖南省宜章县人。中共第二届、五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工人运动的领袖。少年时代曾就学于长沙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1917年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学习。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3年参加创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参与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党的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0年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央代表赴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2军团（后改为红3军）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2年到上海任全国赤色互济会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1933年5月被捕。1933年9月21日，他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昂首走向刑场，英勇就义。夏文法（？-1929）原名易白发，曾用名夏桂林。湖北黄冈阳逻龙口(今属武汉新洲)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被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选为湖北省委委员。1928年3月在苏联莫斯科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团，并任该团五人主席团委员。虽未能出席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仍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年7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务委员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8年1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29年3月4日被国民党枪杀于武昌通湘门外沙滩。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本名双，后改瞿爽、瞿霜，字秋白，生于江苏常州。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文学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主编中共中央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1925年1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局委员。1927年4月至5月任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1927年5月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至1928年7月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1935年2月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从容就义，时年36岁。徐兰芝(?-?)徐兰芝，曾用名许兰芝。河南洛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至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号为131号。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年11月增补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1929年春任青年团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1930年2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务委员、中共河南省委员会工委农委书记、郑州市委书记。1931年1月被开除中央委员会委员资格。1931年3月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1931年4月8日被捕后叛变。同年10月被开除党籍。后情况不明。蔡和森（1895年3月30日-1931年8月4日），字润寰，号泽膺，原籍湖南省湘乡县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蔡和森同志是中共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局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职至1927年8月），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解职），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任职至1927年7月），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解职），担任过中共中央代理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两广省委书记。1895年3月，蔡和森出生于上海，后随母亲回到家乡湖南双峰。1913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同毛泽东等人一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10月，蔡和森从法国归来，在中共三大、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参与中央领导工作。并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随后又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1年，蔡和森在组织广州地下工人运动时遭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在广州军政监狱，终年36岁。王凤飞（？-1933）曾用名王洪飞、王鸿飞、王凤非。江西南昌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科负责人。1928年6月至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代号为15号。参加大会的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青年妇女委员会、湖南委员会、南昌暴动问题委员会、广州暴动问题委员会工作。在大会讨论政治报告时发言，汇报了八七会议以后江西党的工作。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31年1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1年1月下旬被中共中央解除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但仍为共产党员。1933年牺牲。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关向应（1902年～1946年7月21日）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人，满姓瓜尔佳氏，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中共河南省委和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后从事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及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1932年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长征途中，任第二方面军副政治委员，曾坚决抵制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行为。1937年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政治委员，与贺龙一起开辟了晋绥根据地。1946年7月21日病逝于延安。王灼，又名王联灼、黄灼。广东鹤山桃源棠都村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1928年6月至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代号为4号。参加大会的政治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广州暴动问题委员会工作。在大会讨论政治报告时发言。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年10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主任。1929年11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继续从事职工运动。此后被国民党逮捕。1931年9月以后脱党。后情况不明。史文彬(1887-1942)号志卿，又名志青，化名史志清。山东高青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任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1927年初任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副司长。1928年到上海从事白区斗争，负责中央交通工作。1928年4月起任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兼上海市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7月起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书记。虽未能出席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仍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年1月至4月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共青团九江县委书记。1929年12月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942年冬在赴中共清河区委驻地途中逝世。王仲一(1901-1931)原名王振翼，字壮飞。山西天镇小盐厂(今属河北省阳原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末起任中共张家口地委组织部部长兼工委书记。参加了南昌起义。1927年9月任中共顺直省委常委、工运部部长。1928年6月至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代号为58号。在讨论政治报告、职工运动等问题时发言。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年11月被撤销中央委员会倾补委员资格并撤职。1929年2月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1930年10月被开除党籍。1931年2月在天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1931年10月31日在北平草崽子监狱病逝。 项英（1898.5─1941）原名项德隆。化名江俊、江钧、张成。湖北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人。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1930年期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1931年后，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1941年1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于安徽泾县茂林蜜蜂洞中，年仅43岁。甘卓棠(1899-1929)甘卓棠，曾用名甘作棠、甘悼棠、斯拉维恩。广东新兴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任香港机器工人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1928年1月起任中共香港市委常委。1928年6月至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号为37号。参加大会的政治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南昌暴动问题委员会、广州暴动问题委员会工作。在大会讨论政治报告、职工运动报告时发言。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年11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常务委员。1929年1月起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务委员、省委巡视员。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1929年2月在广州牺牲。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周秀珠(1910-1970)周秀珠，又名周冷波。女。广东番禺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至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担任妇女运动委员会召集人。代号为44号。参加大会的政治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工作，并作《妇女运动》的报告。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年11月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1930年2月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37年底入中央党校学习。1948年底任沈阳军需部三局被服厂厂长。1958年任武汉第一针织厂党委书记。1970年12月20日在武汉逝世。李子芬（？-1935）又名李泽萍、李次芬、孙季夫等。湖北黄梅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7月起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代理书记。1927年8月任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组织部部长。1928年6月至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代号为27号。参加大会的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湖北委员会、广州暴动问题委员会工作，并在大会上代表团中央发言。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32年8月被国民党逮捕。1935年12月在狱中逝世。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罗章龙(1896-1995)字仲言，原名罗傲阶，曾用名文虎、纵宇一郎等。湖南浏阳人。1920年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后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兼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党团书记。1928年6月至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大会副秘书长。代号为32号。参加大会的政治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湖南委员会、湖北委员会、南昌暴动问题委员会工作。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31年，另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后任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教授，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2月3日在北京逝世。张昆弟（？-1932）曾用名坤第、张之甫、芝固。湖南益阳板溪(今属桃江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1925年9月任河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1928年6月至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号为12号。参加大会的政治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湖南委员会、湖北委员会工作。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年9月起任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常务委员。1930年4月至7月任中共顺直省委员会常务委员。1932年3月至10月任中共宜昌特别委员会书记。同年秋在湖北省洪湖县瞿家湾被秘密杀害。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叶开寅(1907-1929)湖北应山(今属广水市)人。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出席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被补选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1928年1月赴上海参加全国总工会紧急会议。1928年6月至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号为48号。参加大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湖北委员会工作。在大会讨论政治报告时第一个发言。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年11月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同月至1929年3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1929年2月7日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军警逮捕。1929年3月4日被国民党枪杀于武昌通湘门外沙滩。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阮啸仙(1897-1935)阮啸仙，名熙朝，字睿宗。广东河源人。1921年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书记、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委。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北方局组织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审计委员会主席。1928年6月至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号为99号。参加大会的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广州暴动问题委员会工作。被指定负责起草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报告，作为周恩来军事报告的附报告，在大会上散发。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委。1935年3月6日在战斗中牺牲。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孙津川（1895-1928）又名方淦，曾用名孙竞川、孙继生，安徽寿县人，出生在南京中华门外宝塔根一个贫苦工人家庭。14岁起先后到南京、上海做工。1924年秋，孙津川在上海与中共党员彭干臣相识，并在其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8月，经彭干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沪宁铁路工人协进会委员。不久，中共吴淞机器厂特别支部成立，孙津川被选为特支书记。大革命时期，孙津川多次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作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不顾个人安危，秘密整顿和恢复各地铁路工会和党组织，并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孙津川（未出席）当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28年7月，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同年10月，于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张国焘（1897－1979年）字恺荫，又名特立，江西省萍乡县人（今萍乡市上栗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16年，张国焘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1920年10月，创建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32年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懋功会师后，反对中央北上的决定，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1937年3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受到批判。1938年4月初，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中国国民党；4月18日被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上演了一幕“中共创始人反对中共”的闹剧。1974年著有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1979年12月3日，82岁的张国焘冻死于一家养老院.向忠发（1880年-1931年6月24日）又名仲发，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参加党领导的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武汉区委执行委员。1926年夏秋，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他并未起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作用。1930年间，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1年6月22日，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随即叛变。24日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上海龙华。 大会闭幕后的1928年7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米夫参加了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7人，候补委员7人。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候补委员3人。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党委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苏兆征项英向忠发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关向应李立三杨殷罗登贤彭湃卢坦福徐锡根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名单：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中央政治局常务候补委员名单：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周恩来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苏兆征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张金保中央党报主笔蔡和森(兼)1930年9月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补选委员：温裕成（1930年9月-1931年5月）、李维汉（1930年9月-1931年1月）、陈郁、徐炳根（1930年9月-1932年）、陆文治（卢永炽、卢德光，1930年9月-1931年11月）、贺昌（1930年9月-1931年1月）、邓发候补委员：袁炳辉（1930年9月-1932年）、陈云（1930年9月-1931年1月）、林育英（张浩、仲丹，1930年9月-1942年3月）、王克全（1930年9月-1931年1月）、朱德（1930年9月-1934年1月）、黄平（1930年9月-1933年1月）、恽代英（1930年9月-1931年4月）、陈潭秋（1930年9月-1943年9月）1931年1月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补选委员：秦邦宪（博古）、陈云、韩连会（1931年1月-7月）、刘少奇、陈绍禹（王明）、沈先定（1931年1月）、许畏三（1931年1月-）、王克全（1931年1月）候补委员：夏曦（1931年1月-1936年2月）、沈泽民（1931年1月-1933年5月）、王荩仁（1931年1月-1933年2月）、曾炳春（1931年1月-1932年5月）1931年9月增补委员：张闻天（洛甫）、康生候补委员：李竹声（1931年9月-1934年）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增选委员：王稼祥、凯丰、朱德、顾作霖（1934年1月-5月）、方志敏候补委员：彭德怀（1934年1月-1936年）、杨尚昆、陈铁铮（孔原）、李富春、李维汉（1934年1月-1935年1月）1935年1月增补委员：李维汉1935年8月沙窝中央政治局会议增补委员：徐向前（1935年8月-）、陈昌浩（1935年8月-）、周纯全（1935年8月-）候补委员：何畏（1935年8月-）、李先念（1935年8月-）、傅钟（1935年8月-）1936年中央政治局增补委员：彭德怀1938年11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增补委员：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林育英（1938年11月-1942年3月）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1928年7月-1931年6月）总负责人：张闻天（1937年7月-1943年3月）主席：毛泽东（1943年3月-1945年6月）委员：苏兆征（1928年7月-1929年2月）、蔡和森（1928年7月-11月）、项英（1928年7月-1941年1月）、周恩来、向忠发（1928年7月-1931年6月）、瞿秋白（1928年7月-1931年1月）、张国焘（1928年7月-1938年4月）候补委员：关向应（满族，1928年7月-1930年9月）、李立三（1928年7月-11月）、罗登贤（1928年7月-1933年8月）、彭湃（1928年7月-11月）、杨殷（1928年7月-11月）、卢福坦（1928年7月-1931年1月）、徐锡根（1928年7月-1931年1月）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增补委员：李立三（1928年11月-1930年12月）、杨殷（1928年11月-1929年8月）、彭湃（1928年11月-1929年8月）1930年9月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增补委员：关向应（满族，1930年9月-1931年1月）候补委员：温裕成（1930年9月-1931年5月）、李维汉（1930年9月-1931年1月）、顾顺章（1930年9月-1931年4月）、毛泽东（1930年9月-1934年1月）1931年1月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改选时当选委员：徐锡根（1930年9月-1931年9月）、陈郁（1931年1月-1935年1月）、卢福坦（1931年1月-1933年）、任弼时、陈绍禹（王明）候补委员：关向应（满族）、王克全（1931年1月）、刘少奇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改选时当选委员：陈云、秦邦宪、张闻天、康生、毛泽东、王稼祥、顾作霖（1934年1月-5月）候补委员：朱德（1934年1月-）、邓发（1934年1月-）、凯丰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以后至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期间增补委员：朱德1935年8月沙窝中央政治局会议增补委员：陈昌浩（1935年8月-）、周纯全（1935年8月-）1936年中央政治局增补委员：彭德怀、张浩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以后至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增补委员：邓发临时中央政治局（1931年9月-1934年1月）秦邦宪、张闻天、康生、刘少奇、卢福坦（1931年9月-1933年）、黄平（1931年9月-1933年）、陈云、李竹声、王荩仁（王云程，1931年9月-1933年）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含临时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1928年7月-1931年6月）委员：向忠发（1928年7月-1931年6月）、周恩来、苏兆征（1928年7月-1929年2月）、项英（1928年7月-1931年1月）、蔡和森（1928年7月-11月）、李立三（1928年11月-1930年9月）、杨殷（1928年11月-1929年8月）、徐锡根（1930年10月-1931年1月）、张国焘（1931年1月-1938年4月）、张闻天（1931年9月-1945年6月）、陈绍禹（王明，1931年1月-1945年）、秦邦宪（1931年9月-1945年6月）、卢福坦（1931年9月-1932年3月）、陈云（1932年3月-1945年6月）、毛泽东（1935年1月-1945年6月）候补委员：李立三（1928年7月-11月）、杨殷（1928年7月-11月）、徐锡根（1928年7月-1930年10月，1931年1月-1932年）、陈郁（1931年1月-1935年1月）、卢福坦（1931年1月-9月）秘书长：周恩来（1928年7月-11月）、李维汉（代理，1928年11月-）中央书记处（1934年1月-1945年6月）书记：秦邦宪（1934年1月-1943年3月）、周恩来（1934年1月-1943年3月）、张闻天（1934年1月-1943年3月）、陈云（1934年1月-1937年7月，1937年12月-1943年3月）、陈绍禹（王明，1934年1月-1937年7月，1937年12月-1943年3月）、张国焘（1934年1月-1938年4月）、项英（1934年1月-1941年1月）、毛泽东（1935年1月-1945年6月）、康生（1935年1月-1937年7月，1937年12月-1943年3月）、刘少奇（1943年3月-1945年6月）、任弼时（1943年3月-1945年6月）主席：毛泽东（1943年3月-1945年6月）五人团（1935年9月- ）成员：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彭德怀、林彪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向忠发（1928年7月-1931年6月）中央委员会总负责人：秦邦宪（1931年9月-1935年1月）、张闻天（1935年1月-1943年3月）中央军事委员会（1929年1月-1930年2月）主任：杨殷（1929年1月-8月）、周恩来（1929年8月-1930年2月）委员：杨殷（1929年1月-8月）、周恩来、彭湃（1929年1月-8月）、颜昌颐（1929年1月-8月）、项英、关向应、曾中生、李硕勋（1929年8月-1930年2月）、彭干臣（1929年8月-1930年2月）、李超时（1929年8月-1930年2月）1930年2月-1931年12月书记：关向应（1930年2月-8月）、周恩来（1930年8月-1931年12月）、李富春（代理，1931年6月-12月）、武胡景（吴福敬，后期曾短暂任职）常务委员：周恩来（1930年2月-1931年1月）、关向应（1930年2月-8月）、曾中生（1930年2月-11月）委员：关向应（1930年2月-）、周恩来（1930年2月-）、曾中生（1930年2月-）、李立三（1930年2月-）、项英（1930年2月-8月）、顾顺章（1930年2月-）、C.Y.（1人，不详，1930年2月-）、万兴（万英）？（1930年2月-）、万英（1930年2月-）、李硕勋（1930年4月-1931年1月）、傅钟（1930年7月-1931年9月）、叶剑英（1930年7月-1931年4月）、聂荣臻（1930年8月-1931年12月）、陈郁（1931年1月-6月）、陈赓（1931年1月-9月）、温裕成（1931年1月-）、王云成（王云程，1931年1月-）、逸之？（1931年1月-）、李富春（1931年6月-12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7年8月-1945年8月）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王稼祥（1938年11月-1945年8月）、刘少奇（1943年3月-1945年8月）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1937年8月-1938年3月）、叶剑英、张浩（1937年8月-1942年3月）、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王稼祥（1938年11月-1945年8月）、刘少奇（1943年3月-1945年8月）温裕成（1908-1933）江苏省人。曾用名温玉成、袁成，俄文曾用名波拉斯德尼柯夫。工人出身。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六届三中全会补选，1931年5月撤销），曾任中央军委委员。1931年1月出席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同月至3月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委员。3月因不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和贪污等问题，被中央政治局给予严重警告处分。5月被撤销团中央书记职务，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议停止其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32年1月被团中央撤销其团鄂豫皖苏区中央代表资格。1933年在鄂豫皖地区牺牲。陈郁（1901年-1974年3月21日）广东省宝安县（今深圳市）南头陈屋村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之一。1925年8月，他由陈权、梁祖诒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部长、煤炭工业部部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省长等职。1974年3月21日，陈郁在广州病逝。徐炳根，上海人。1927年11月任中共沪东区委职工委员，1928年1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1928年下半年任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1929年6月任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成员，1929年11月在中共江苏省第ニ大上被选为省委委员，1929年12月任上海工会联合会宣传部部长。是第六届中央委员。1932年被捕后叛变，其后情况不明。 李竹声（1901- ）安徽寿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30年夏回国在上海中央组织部工作。1931年9月临时中央成立时，补选为中央委员，为主要成员之一。后任临时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中央局书记。1934年6月被捕后叛变。沈先定，又名沈显庭。浙江省人。曾任上海江湾区委书记，上海工会联合会委员长，江南省委常委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31年在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补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11月被捕。1933年1月任浙江省工委书记。同年3月被捕叛变。陆文治又名卢永炽、卢德光，广东肇庆人。早年在香港做工，大革命时期加入党。1928年后，任广东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候补书记兼组织委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南方办事处书记。1929年4月任广东省委书记。1930年8月任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同年9月在党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春夏进入闽西苏区，7月任闽粤赣省委书记、闽粤边军事委会主席。1931年11月在赴上海给中央送款途中潜逃脱党。袁炳辉，又名李英。广东人，原为海员工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1928年赴莫斯科出席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委员。1929年后，任中华全国工会执行委员会青工部部长，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委员。1930年9月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1932年冬被捕叛变。贺昌（1906-1935）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山西省离石县柳林镇（今柳林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太原、安源、北平、天津、上海等地从事青年和工人运动。参与组织发动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是中共江浙区委负责人之一。1930年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为掩护主力转移，曾亲率一支部队抗击敌人，右腿负伤，仍坚持指挥。1935年3月率部向粤赣边突围，10日在江西会昌与国民党军作战中牺牲，年仅29岁。邓发（1906年3月7日-1946年4月8日），原名邓元钊，广东云浮人。中国共产党前期领导人之一，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1922年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省港大罢工和东征战役。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后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组织部长。1930年后任闽粤赣边特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政治保卫局局长。长征中任纵队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驻新疆代表、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民运委员会书记。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45年9月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1946年4月8日，同博古、叶挺、黄齐生等人一同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在吕梁市兴县黑茶山遇难。享年四十岁。林育英（1897.2.25-1942.3.6）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回龙山镇林家大塆村人，字祚培，化名张浩、李福生、仲丹、陈子贞等。1922年2月，林育英在武昌由恽代英、林育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优秀工人党员和著名工人运动领袖之一，中共黄石地区党组织主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与其堂弟林育南和林彪（林育容）并称为“林氏三兄弟”。1933年，奉命前往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曾先后担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满洲临时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共产国际代表、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一二九师政委等职。1942年3月6日，林育英因病治疗无效在延安逝世，年仅45岁。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学习。1926年回国后，中央宣传部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又去苏联。1929年回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0年反对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提出一个在新形势下的“左”倾政治纲领。同年底任江苏省委书记。1931年在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31年11月赴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1935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1937年11月回到延安。后任中央长江局书记。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1945年在中央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1月去苏联。同年9月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仍选他为中央委员。后长期滞留苏联。1974年3月在莫斯科病逝。王荩仁，又名王云程。1931年1月在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3年2月叛变。黄平（1901-1981）又名有恒。湖北汉口人。1924年5月加中国共产党。任香港特别支部书记，广东区委工人部部长。在第三、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均当选为执行委员。大革命时期，曾任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1927年5月在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委员、广州暴动军事委员。1930年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同年9月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2年回国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同年12月赴天津巡视工作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3年1月自首变节。获释后长期从事英文教学和翻译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教授。1981年7月病逝。著有《往事回忆》。王克全（1906-）安徽人，工人出身，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在上海等地活动。因参加过上海的“五卅”运动，其人又以“仗义”闻名，加之有亲戚在帮会内做事，便受党组织派遣，打入了帮会组织，并与帮头“拜把子”，在帮会内部秘密发展党组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参加了罗章龙等致力于反对王明等的“分裂”活动，在罗等另立中央的“第二中央”担任五位常委之一。他还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被开除党籍。王克全索性叛党，且公开投敌，加入了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王克全此前因缉捕中共人士以及参与暗杀杨杏佛、史量才等受到戴笠的重视，不过，戴笠对此类“转向”人物一向从内心看不起，而王克全意外击毙谢志磐，所谓特务杀特务，戴笠怕传出去不好听，遂将王撤职。王克全以自杀而终。恽代英（1895年8月12日-1931年4月29日），原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湖北武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恽代英在学生时代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创办利群书社，后又创办共存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上海大学教授，同年8月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宣传部主任，创办和主编《中国青年》，它培养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遗著编为《恽代英文集》等。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被国民党杀害于江苏南京，年仅36岁。陈潭秋（1896年-1943年9月27日）名澄，字云先，号潭秋，湖北黄冈县（今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0年陈潭秋和董必武、刘伯垂等7人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1年7月，陈潭秋与董必武参加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出席了中共三大、五大、六大，1934年1月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留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委员，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留驻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回国，他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3年9月27日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博古（1907年5月14日-1946年4月8日），原名秦邦宪，字则民，江苏无锡人，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博古领导创办了《解放日报》，翻译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对全党普及和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4月8日，博古搭乘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机17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韩连会，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六届四中全会补选）。河北沧县人。原为津浦铁路工人，大革命初期入党。1928年7月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会后，由于参加罗章龙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中央委员资格。2月被开除党籍。4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叛变，担任特务主任，长期在敌人特务机关从事破坏中共的反革命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处决。徐畏三（许畏三）生卒年不详，浙江嘉兴人，江苏省委常委、上海施工联委员长。六届中央委员。因从事分裂活动被开除党籍。1932年在上海被捕后叛变，充当国民党密探。后去向不明。夏曦（1901年8月17日-1936年2月），字蔓伯（也作曼伯），化名：劳侠、家瑞。出生于湖南益阳桃花江镇杨家坳。早年参加新民学会，192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益阳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是中国共产党第五届、六届中央委员。1936年2月，在长征途中不幸牺牲于贵州毕节七星关，是红军长征途中所任职务最高的罹难者。沈泽民（1900年-1933年11月20日）学名德济，笔名成则人、风、罗美、李清扬，浙江桐乡人，作家、翻译家，是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中国早期女权主义理论重要的译者。沈泽民是党的革命文艺的倡导者，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鄂豫皖省委书记等职务。1933年11月20日，因病在黄安县天台山芦花冲逝世，年仅33岁。王荩仁（1901-1981）山东青岛人。又名王进仁、王云程、王云成、王雅堂、王从先。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脱党）。于1918年入青岛四方机厂做学徒。1922年入青岛日商钟渊纱厂做工。1925年参加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被开除。1926年任青岛市郊中共浮山后村支部书记。1928年初到中共青岛市委工作，先后负责农民运动、职工运动。7月任中共青岛市委代书记。1928年12月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1929年2月为中共山东省委成员（委员）。4月任省委组织部部长。8月任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书记兼省委组织部部长。12月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1930年2月到上海中央训练班学习。4月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先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1931年2月到奉天皇姑屯工作。1931年12月任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部长。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军事部成员（－3月）。1931年9月－1933年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1932年1月到中共哈尔滨市委工作。1933年8月－10月任中共满洲省汤原中心县委书记。1933年在赴哈尔滨向中共满洲省委汇报工作途中被捕入狱。1934年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回原籍务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62年5月－1981年5月任山东省崂山县政协常委。中共第6届（4中）中央候补委员（－1933年2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1931年9月－1933年）。1981年5月25日在青岛逝世。 凯丰（1906-1955）原名何克全，生于萍乡市湘东区老关镇三角池村。1925年夏，凯丰在萍乡中学毕业，考入武昌高等师范。1927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初，任团中央巡视员，不久任团广东省委书记，化名“开封”，按谐音写成“凯丰”。1933年春，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书记，在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奉命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出发前夕，中共中央派凯丰到红九军团担任中共中央代表，随九军团行动。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凯丰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1938年2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长，并参加党报《新华日报》编委会。1939年1月。到重庆工作，配合周恩来做了大量统战工作。1940年底，回到延安，任中宣部代理部长。这期间，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组织、督促、检查工作。1942年9月，筹组了中央编译局，亲自编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著作，还编译了几本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册子。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参加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中共沈阳市委书记。为抓好沈阳这座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生产、市政、社会秩序和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竭尽全力。1952年11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今中共中央党校）院长，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9岁。顾作霖（1908—1934）字冬荣，上海嘉定人，1925年来到上海先入暨南大学，不久又转入上海大学系读书。是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11月任中共江浙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兼共青团江浙区委委员、组织部长。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人领导下，配合北伐战争，积极筹划、参与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1927年6月被任命为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1927年8月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1929年回到上海，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1931年到达江西宁都中央苏区，任团中央书记，并主持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的工作。1934年1月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红一方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1934年因积劳成疾，导致病情恶化，在5月28日病逝，年仅26岁。方志敏（1899-1935）名远镇，乳名正鹄，号慧生。江西上饶市弋阳九区漆工镇湖塘村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与领导弋横起义，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10军、红11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他把马克思主义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根据地。1935年1月29日被捕，8月6日牺牲，享年36岁。孔原（1906-1990）江西萍乡人，原名陈开元，又名陈铁铮。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海关总署署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1927年任江西省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同年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入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次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共江苏省委、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35年曾负责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工作，并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国际革命互济会扩大会议。1936年入苏联列宁学院高级班学习。1938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共西南工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部长。1945年后，任中共沈阳市委、抚顺市委、吉林市委书记，延边地委书记兼延边军分区政委。建国后，任海关总署署长。1951年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海关法。后历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国务院外办副主任、总参谋部二部政委、总参顾问等。1990年9月21日，孔原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陈昌浩（1906-1967）曾用名苍木，出生于武汉市汉阳县永安堡戴家庄(今武汉市蔡甸区)，早年入武昌大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11月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月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他是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党政军“三驾马车”（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之一；曾任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获“卫国战争奖章”；1951年回国，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等职务；1967年含冤辞世，1980年恢复名誉。何畏，原名何世富，又名何敬贤，原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的高级军事将领。1900年3月15日出生在海南乐会县博鳌乡朝烈村（今属琼海市），1926年3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军长、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937年秋赴西安治病，叛变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被抓获处决。颜昌颐（1898-1929）湖南省安乡县人，1919年12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因参加学生运动，在1921年底被押送回国。192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被调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同年9月，回到上海，参与筹组中央军事部。1926年担任中共湖南区委军事部部长，领导军事部组织工农武装，支持北伐军在湖南战场的胜利进军。1926年9月被调回中央军委，协助周恩来和赵世炎的工作，参加组织和指挥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颜昌颐随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军事部来到武汉。7月中共中央做出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临时前敌军委，到江西九江向当地驻军中的共产党员传达中央决定，策应起义。南昌起义后，任起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党代表。10月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潮汕一带遭到敌人围攻失败，颜昌颐等人集合第二十四师残部一千多人，艰苦转战在广东东江地区，后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武装起义，为建立和发展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做出了贡献。1927年11月以彭湃为书记的中共东江特委重新成立，颜昌颐为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主任。随后，颜昌颐按党的要求撤离东江，辗转香港，在1928年11月来到上海，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江苏省军委秘书。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白鑫告密，颜昌颐与彭湃、杨殷、邢士贞一起被捕。1929年8月30日颜昌颐在上海英勇就义。李硕勋（1903年2月23日～1931年9月5日），男，原名李开灼，字叔薰, 又名李陶，四川高县人，1903年2月23日生于四川省庆符县（今属四川省宜宾市高县）。中共早期参与领导军事斗争的先驱之一。192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5月赴杭州，曾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委代理书记。1931年6月，任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受党的委派，前来海南指导武装斗争。抵达海口后，因叛徒出卖而不幸被捕，1931年9月5日在海口市东校场英勇就义。彭干臣（1899-1935）出生于安徽英山（今属湖北省）。1921年在安庆参与筹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1932年春，到达闽浙赣苏区，任红十军参谋处长。1933年，任彭(湃)杨(殷)陆军学校教育长、校长。1935年1月，参加北上抗日先遣队，于皖南战斗中阵亡，年36岁。李超时（1906-1931）原名振华，邳县柴庄人（今江苏省邳州市碾庄镇才庄）。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1926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任中共邳县特支书记，同年秋调东海地区组建中共东海特支，后改为中共东海县委、东海中心县委，李超时任书记，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宣传发动群众，领导工人斗争、农民暴动和学生运动，掀起革命浪潮，被称为“李旋风”。1930年参与创建红军第14军，任政治委员。1931年6月在镇江被捕，9月19日就义，年仅25岁。武怀让（1899-1936）字迈五，原名武胡景，河南省孟县（今孟州市）人。1921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在1931年12月被选为中央军委书记。1930年1月,武胡景受中央委派到顺直(河北)省委工作,省委派他到唐山任市委书记。同年7月,调天津任市委书记。1931年1月,赴上海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后被中央派到东北工作。2月,任中共北满特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1932年1月调上海,先后任临时中央军委书记和中央上海执行局军事部长等职。1935年,受中央军委委派,再度赴苏,曾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36年,受王明、康生诬陷,被作为“特务”、“托派”杀害。1957年,经中央批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曾中生（1900—1935）原名曾钟圣，湖南省资兴市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1917年秋考入郴州第七联合中学（今郴州一中），1920年投笔从戎，1921年从学校毕业到县乐成高小任国文教员。1923年毅然离开军阀部队，接触革命理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6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前敌总指挥部组织科科长。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9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翌年6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同年冬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常委，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武装工农部部长。1930年9月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创办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并兼任校长。1931年4月后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鄂豫皖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参与领导创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对张国焘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斗争。1933年8月被监禁，1935年8月被秘密杀害于四川理番县卓克基（今属马尔康），年仅35岁。1945年，中共中央在七大为曾中生平反昭雪，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红一至红十五军团（不含四方面军）军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含主要任职）名单 红一军团（1930.6）- 军团长：朱德（1930）、林彪（1932后）- 政委：毛泽东（1930）、聂荣臻（1932后）- 参谋长：朱云卿、左权、陈奇涵- 政治部主任：杨岳彬、罗荣桓、朱瑞 红二军团（1930.7）- 军团长：贺龙- 政委：周逸群、邓中夏、夏曦、关向应- 参谋长：孙德清、李达- 政治部主任：柳克明、关向应（兼） 红三军团（1930.6）- 军团长：彭德怀- 政委：滕代远、杨尚昆- 参谋长：邓萍、叶剑英-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李富春 红五军团（1931.12，宁都起义）- 军团长：季振同、董振堂- 政委：萧劲光、朱瑞、董振堂（兼）- 参谋长：赵博生、陈伯钧、曹里怀- 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曾日三 红六军团（1933.6）- 军团长：肖克- 政委：王震、任弼时- 参谋长：李达、谭家述- 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夏曦 红七军团（1933.9）- 军团长：萧劲光、寻淮洲- 政委：萧劲光（兼）、乐少华- 参谋长：粟裕- 政治部主任：刘英、曾洪易 红八军团（1934.9）- 军团长：周昆- 政委：黄苏- 参谋长：张云逸、毕占云- 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红九军团（1933.9）- 军团长：罗炳辉- 政委：蔡树藩、何长工- 参谋长：郭天民、张震- 政治部主任：李湘舲、黄火青 红十军团（1934.11，北上抗日先遣队）- 军团长：刘畴西- 政委：乐少华、方志敏- 参谋长：粟裕- 政治部主任：刘英 红十五军团（1935.9，陕北）- 军团长：徐海东- 政委：程子华- 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 政治部主任：高岗、郭述申 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成员后续发展与结局一、方面军总部核心领导1. 张国焘（中央代表、最高负责人）土地革命时期推行错误肃反，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犯下严重路线错误。1938年借祭黄帝陵叛逃投靠国民党；1949年逃往香港，后定居加拿大，1979年病逝海外，终身与革命决裂，未参与新中国建设。2. 徐向前（总指挥）- 抗战：八路军129师副师长；解放：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建国：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开国元帅。- 晚年：参与军队现代化建设，著《历史的回顾》；1990年在北京病逝，第七至十二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3. 陈昌浩（总政委）西路军失败后，1939年赴苏联治病、工作，滞留13年，缺席抗战与解放战争。1952年回国，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未授衔；文革遭批斗，1967年自尽，1980年平反恢复名誉。4. 王树声（副总指挥）- 抗战、解放战争长期指挥中原、豫西部队。- 建国：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部长；1955年开国大将。- 1974年病逝，红四方面军唯一大将。5. 倪志亮（前期参谋长）抗战任晋冀豫军区司令员，解放赴东北作战；建国后首任驻朝鲜大使，后任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5年中将，1965年逝世。6. 李特（后期参谋长、西路军参谋长）西路军失败后抵达新疆，1938年初在迪化（乌鲁木齐）被错杀；1996年正式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7. 周纯全（政治部主任）抗战任抗大分校校长，解放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领导；建国任总后勤部政委、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上将，长期负责全军后勤监察工作。8. 李卓然（后期政治部主任）西路军失败后辗转回延安，长期从事宣传、地方党务工作；建国后任中宣部副部长、马列学院院长，转入地方文教系统，未授衔。二、下辖各军军政主官（长征时期）红4军- 军长王宏坤：海军副司令员，1955年上将，长期建设海军。- 政委王建安：历任沈阳、福州军区司令员，1956年补授上将。红9军- 军长孙玉清：西路军被俘，1937年被马家军杀害，壮烈牺牲。- 政委陈海松：河西走廊作战牺牲，年仅20岁。- 前任军长何畏：长征后脱离革命，下落不明，彻底脱离队伍。红30军- 军长程世才：公安军副司令员、装甲兵副司令员，1955年中将。- 政委李先念：西路军失败后率残部抵达新疆；解放后任湖北省委书记、中原军区副司令；建国后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因转入地方未授衔，正国级领导人。红31军- 军长王树声（兼副总指挥，大将）- 政委詹才芳：湖南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中将。红5军（原红一方面军，会师后编入四方面军）军长董振堂：高台血战全军覆没，1937年壮烈牺牲。红32军（原红二方面军，短期配属）军长罗炳辉：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病逝。政委李干辉，建国后任上海市委监委书记。三、整体结局分类总结1. 开国元帅/大将/上将，军政高层：徐向前（元帅）、王树声（大将）、王宏坤、王建安、周纯全（上将），成为军队核心领导。2. 转入地方，正国级领袖：李先念，新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3. 开国中将，兵种/军区副职：倪志亮、程世才、詹才芳。4. 建国后文教宣传系统、无军衔：陈昌浩、李卓然。5. 战争年代牺牲/错杀（烈士）：孙玉清、陈海松、董振堂、李特；余天云（红30军首任军长，1936年长征途中牺牲）。6. 叛党、脱离革命：张国焘、何畏。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大)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1928年中共六大至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共召开了七次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1928年中共六大至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共召开了七次全体会议。这七次全会贯穿了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难复杂的环境中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历程。以下是历次全会的详细情况：1. 中共六届一中全会* 时间与地点：1928年7月19日，在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 主要内容：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向忠发当选为党的主席（总书记），周恩来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2.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 时间与地点：1929年6月25日至30日，在上海召开。* 主要内容：总结了中共六大以来的工作，肯定了六大路线的正确性。会议确定了加强反帝反军阀斗争、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和建立扩大红军等15项政治任务。3.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 时间与地点：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召开。* 主要内容：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这次会议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全党的统治。4.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扩大）* 时间与地点：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 主要内容：会议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策划，意在扶植王明等人上台。王明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对党的第三次领导。5.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时间与地点：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江西瑞金召开。* 主要内容：由博古主持。全会全面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并通过了一系列“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最终导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6.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 时间与地点：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桥儿沟召开。* 主要内容：这是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全会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7.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时间与地点：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 主要内容：这是党史上历时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历时11个月）。全会的主要任务是准备召开中共七大和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的路线问题作出了正式结论，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古田会议（1929年12月）确立的建党建军原则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核心要点- 思想建党：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无产阶级政党。- 政治建军：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强调“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根本制度：坚持支部建在连上，健全党在军队的组织体系，确保党指挥枪。 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革命形势的恢复和好转　　党的六大以后的两年间，由于党在工作中实行了坚决转变，党的组织有了较大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9月，据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统计，全国党员增加到12.23万余人。到年底，党在全国恢复了17个省委(省工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1927年11月成立的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保卫党中央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沟通同各苏区的电讯联系、配合根据地红军作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中央在这时也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作的领导，使工作获得巨大发展。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有13个军，6.2万多人。在毛泽东等领导的赣西南、闽西根据地以外，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还有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促成这一时期革命形势好转最重要的因素。　　在湘鄂西，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等先后到达湖北洪湖和湘西桑植地区，把几支农民游击队组织起来，建立新的革命武装，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30年7月，他们同由鄂西游击总队扩编而成的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部队扩大到1万余人，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在鄂豫皖，红军游击队也发展得很快。他们最初分为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中央军委委派徐向前到鄂豫边负责军事指挥工作。1930年初，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委，派郭述申任书记，统一领导这三块根据地，并成立红一军。这便是以后鄂豫皖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的前身。　　在湘鄂赣，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从湘赣返回这一地区后，会合当地游击队，扩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创立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在广西西部，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在党影响下的一部分广西军队和当地农军，在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先后举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和红八军，李明瑞任两军总指挥，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创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红军和根据地的顽强存在和迅速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蒋介石集中兵力向各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围剿”。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多人，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多人，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歼敌1.3万人，成功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不久，蒋介石又指挥2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仍坚持“诱敌深入”方针，1931年5月16日至31日，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自赣江之畔直达福建建宁，共歼敌3万多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进一步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毛泽东气势磅礴的诗句，生动地记述了这一鼓舞人心的胜利。　　6月间，蒋介石自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历时3个月，歼敌3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此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扩大到跨20余县的广大地区。　　受红军胜利的影响，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震动。　　这时，其他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胜利。　　在鄂豫皖，从1930年冬到1931年夏，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两次“围剿”。1931年11月，根据中央决定，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近3万人。　　在湘鄂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根据地，也都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与此同时，西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经过艰苦斗争，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后发展为陕甘根据地，又称“西北根据地”)，使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布局发生了变化，不仅在南方有革命根据地，北方也有了革命根据地。这对中国革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形成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速战速决等战略战术思想。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解决了红军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战胜强大敌人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杰出贡献。　　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各方面建设　　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党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具体体现。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就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　　在赣南、闽西根据地，毛泽东提出一系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1929年4月，他主持制定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7月，在他的指导下，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作出“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抽多补少”的原则规定，使闽西300多里的地区分了田，60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1930年2月，在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指导下，兴国等6县全境和永丰等县部分地区全面开展分田运动。1931年2月，毛泽东又修改井冈山《土地法》中关于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肯定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与此同时，在赣东北、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广西右江、广东琼崖等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在三年多土地革命实践中，基本上形成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方法。主要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　　政治、经济上的翻身，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他们拥护土地革命、拥护共产党，纷纷参加红军，投身反“围剿”斗争和支援前线、慰劳红军，形成了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处于被分割状态的各根据地的中枢指挥作用，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和党的自身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三次民主选举并颁布选举法细则，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其他根据地也相继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　　苏维埃政府重视廉政建设和司法建设。1933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严肃查处腐败案件；1934年，建立审计监督制度，在规范财政财务收支、查处贪污浪费、促进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临时中央政府颁布120多部法律、法令，初步建立起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的法律体系。　　苏维埃政府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开展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斗争，使农业、工业、商业、交通、邮电、财政和金融等经济工作都有一定发展。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还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根据地普遍建立各种学校，着力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专门人才。　　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加强，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各级党组织得到健全，培育了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民歌在苏区广为传唱，流传至今，正是苏区精神的真实写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生机勃勃的景象，同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鲜明对照，使陷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简史》）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九一八事变后的局势和中央红军长征的开始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军占领沈阳。至1932年2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沦为日本的占领地。3月，以溥仪为“执政”的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吉林长春成立。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又是他们为把中国变成其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　　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南京、天津、北平、汉口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纷纷请愿、募捐、禁售日货。青年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上层分子都发出要求抗日、实行民主的呼声。　　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1931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党中央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党组织力量。到1933年初，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满、宁安、汤原、海伦等抗日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的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一再妥协退让。蒋介石在1931年7月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这一切，促使日本帝国主义更加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　　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出现分化。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在东北抗日。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时，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但在求和的基本方针下，南京政府先后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有损国家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强行解散。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和左翼文化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员仍然坚持斗争，利用各种阵地开展工作。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这支左翼文化新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形成了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宣传方面，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最早中文全译本。　　一些共产党员密切联系宋庆龄、鲁迅等爱国进步人士，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鲁迅以大量战斗性极强的杂文，无情地揭穿地主买办集团的媚外独裁的面目、可耻的不抵抗主义、残酷的文化“围剿”。毛泽东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左翼文化工作者们还努力和中间派合作，共同进行战斗。鲁迅、瞿秋白、茅盾、周扬等人的一些文章，分别在《申报》副刊《自由谈》、《文学》月刊上发表。茅盾的著名小说《子夜》于1933年1月出版，三个月内重版四次。共产党员夏衍、阳翰笙、田汉等拍摄了一大批进步影片，在国民党统治区拥有大量观众。左翼文化的这种发展势头，连国民党的舆论也惊呼“似水银之泻地，无孔而不入”。　　受抗日救亡强烈氛围的感染，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问世，就迅速传遍祖国大地，成为时代最强音，对动员人民奋起抗日救亡起了巨大作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首歌荡气回肠、刻骨铭心，表达出全民族的满腔悲愤，点燃了每个中国人强烈的爱国激情，唱出誓死保卫祖国的英雄气概，成为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不朽杰作。　　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左翼文化运动，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在促进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会后，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一系列非常情况，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提议，1931年9月下半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由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在教条主义错误支配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指责，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被错误撤销。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50万军队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　　这时，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进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使红军日益陷于被动。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由于战术策略失误，经过18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　　为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7月上旬，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堵追下，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受严重损失。方志敏被俘后，于8月英勇就义。他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篇章，不仅发出“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铮铮誓言，还描绘了他对未来的期盼：“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原来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随军带上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笨重的器材。全军8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过一个山坳。　　国民党“追剿”军达16个师、77个团，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了极大牺牲。当时担负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已不足1000人，成为一支身陷重围、无法过江的孤军。面对十几倍于己的强敌，师长陈树湘一身是胆、毫无惧色。他率领全师战士奋力抵抗，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城墙”，与敌人鏖战四天五夜，为红军渡过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伤重被俘后，敌人将他抬去邀功途中，他醒了过来，自己绞断肠子，壮烈牺牲。被阻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最后弹尽粮绝，大部英勇就义。烈士鲜血染红了湘江，以至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湘江战役后，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一个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正在到来。(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简史》）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从1935年1月末到3月下旬，红军四渡赤水。3月下旬，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云南当局急调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红军北上和三军大会师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进入大凉山彝族聚居区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安顺场一带水急山陡，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北渡未成而最后覆灭的地方。红军一部分由17勇士领头，强渡成功。但大部队仍不可能在这里迅速过河。大部队乘敌军没有来得及破坏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前，以两天时间赶完340里行程，直取泸定桥。以22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敌军密集火力，攀缘桥上铁索，冲过泸定桥，中央红军胜利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过河后，中央红军又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这座山位于懋功（今小金）以南，海拔4000多米，一上一下要走70里路，高山缺氧，许多红军战士牺牲在征途上。　　中央红军在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为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6月，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不久，张国焘却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两军会师后的前景蒙上阴影。　　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穿越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　　此时，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党中央多次致电要求张国焘立即率部北上，但张国煮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煮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于9月17日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恰逢此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并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不久，陕甘支队顺利越过六盘山主峰，毛泽东作《清平乐·六盘山》词，“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表达了红军不可战胜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即将胜利结束时，毛泽东写下了《七律·长征》，艺术地、形象地表现了红军将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即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建制。1936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东征和西征，将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　　1935年10月，反对北上、坚持南下的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自任“主席”。党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不得人心。再加上重新南下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在作战中减员过半。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桑植出发，历尽艰险，在1936年7月初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党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经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革命理想高于天”。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英雄的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在翻越大雪山途中，有个同志穿着单薄的旧衣服被冻死，指挥员让把军需处长叫来，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给这个被冻死的同志发棉衣，队伍里的同志含泪告诉他，被冻死的这个同志就是军需处长。管被装的宁可自己冻死，也没有自己先穿暖和一点。正是有了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红军才战胜了空前的困难，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长征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熟。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得出的真理。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党在思想上不断成熟，实现了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基础上全党的空前团结、红军的空前团结。　　红军的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的，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力量，宣传了党的主张，播撒下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红军在行军途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行进到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时，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成自己人。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　　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936年10月下旬，为实现打通苏联援助道路的目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渡河部队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奋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于1937年3月惨烈失败，血沃祁连。西路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方红军游击战争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　　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时，党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　　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和游击队约1.6万人，在项英和陈毅的率领下，策应、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后，分散突围，开展游击战争。由于众寡悬殊，遭受重大损失。苏区中央分局继续坚持领导和开展了闽赣边和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等率领约300人，到达赣粤边地区，以油山为中心，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其间，陈毅曾写下：“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表达了共产党人面对异常艰难的斗争形势矢志不渝、永不言弃的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　　与此同时，在闽北、闽东、闽中、闽粤边、皖浙赣、浙南、湘南、湘鄂赣、湘赣、鄂豫皖边、鄂豫边以及琼崖等地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也都紧紧依靠群众，开展了英勇顽强的游击斗争。　　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何叔衡、贺昌、毛泽覃、万永诚、古柏、阮啸仙等许多干部和战士英勇牺牲。瞿秋白被俘后，坚贞不屈。他在被押往刑场前慨然绝书：“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走到罗汉岭一处草坪，他环视四周，盘膝坐定，对刽子手说：“此地正好，开枪吧!”年仅36岁的瞿秋白从容就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三省积极组织并领导抗日武装斗争。从1933年9月起，中共满洲省委把党领导的各抗日游击队相继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党领导或影响的各抗日游击队相继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开辟了东南满、北满和吉东三大游击区。到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发展为11个军，共3万余人，在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进行大小几千次战斗，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讨伐”。他们的英勇斗争，有力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日军，支援和鼓舞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　　在东北抗联这支英勇的队伍里，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1936年8月，年仅31岁的赵一曼牺牲前，在给儿子的遗书中写道：“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赵一曼“誓志为人不为家”的高尚情操生动诠释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简史》）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中流砥柱之姿，引领全民族抗战取得了辉煌胜利。当时国家权力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手中。在这种背景下，为什么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呢？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概括：“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笔者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方面，通过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表现对比，论证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的科学论断。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积极倡导并推动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是当之无愧的团结抗战核心“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时，国民党却实行“不抵抗”政策，对日妥协退让，声称“攘外必先安内”，执意打内战。而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庄严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呼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大局为重，尽弃前嫌从中斡旋，最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过去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委实不易，而维护、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为不易。全民族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先后进行了淞沪、忻口、徐州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逐渐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团结抗战局面几度濒临逆转。面对危难局势，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采取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连续打退或制止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为最终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政治保障。共产党人的措置咸宜，不仅团结了中间阶层，也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不继续坚持抗战，是当之无愧的团结抗战核心。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曾评价：“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声光几出国民党之上”。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全民族抗战。这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一个鲜明体现。中国共产党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提出和实施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领导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战主战场，是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全民族抗战初期，人数众多的中间力量，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掌握全国政权的中国国民党身上。而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只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不愿意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不敢于发动和依靠人民大众；同时，国民党还总是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际支持和援助上。与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强调抗战是涵盖经济、政治、军事尤其是包括全民总动员的全面抗战，必须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存在，“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全国军事总动员和全国人民总动员等一整套措施，标志着全面抗战路线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历史证明，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抗战中的科学运用，是全民族抗战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原因。为动员并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全面抗战，必须明确地提出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发表了《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论持久战》的卓越之处，不仅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观点，而且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提出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争中不断削弱敌方的优势、生长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担负的敌后战场。全民族抗战初期，由于以阵地战为主，一味被动防御，中国军队虽浴血奋战，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企图，但自身在惨烈的消耗战中蒙受巨大损失，无数爱国将士饮恨沙场。随着淞沪会战失败、首都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内部弥漫着悲观情绪。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中国共产党从敌我力量对比尤其是武器装备悬殊的实际出发，确定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坚持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和游击战战略方针，始终战斗在抗日最前线。在战略防御阶段，当国民党军队败退之际，八路军、新四军义无反顾地挺进敌后，创建一系列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在战略相持和反攻阶段，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抗日军民在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敌后战场逐渐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主战场，实现毛泽东“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的预言。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共作战12.5万多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多人，抗击了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对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另一鲜明体现。中国共产党在斗争实践中有力地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历史重任，全民族抗战初期，毛泽东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为了胜利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在斗争实践中有力地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极大地增强了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的自觉性。整风运动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建设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奠定了坚强的思想政治基础。作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政权建设方面，国民党这个曾一度获得全国认可的战时政权，因其拒绝革新政治，无意改变一党专政，经历了由有一定生气和权威性的抗战建国领导中心向日益专制和腐朽的一党专政工具转化的过程，导致弊窦丛生，大失人心。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根据地以抗日、民主的旗帜把民众紧紧凝聚在一起。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主力部队和政府机关实行精兵简政；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起抗日，进一步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和减租减息的政策；为了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在军队中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拥军优属”运动。这些有力的政策措施体现了党实行民主政治、接受人民监督的诚意，体现了政治上的胸襟与自信，为统一战线、全面抗战提供了制度保障。经济建设方面，因税收和公债收入不足，军费激增，国民政府大量增发法币，导致物价飞涨；官僚资本通过囤积居奇、操控外汇和走私等手段垄断资源，导致国统区经济恶化，民众对政府不满加剧。相反，为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中国共产党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抗日根据地掀起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文化建设方面，国民党顽固派继续执行文化专制政策，推行文化复古主义，打压进步文化，企图建立文化独裁统治，从而不得人心。相反，中国共产党开展广泛的文化建设和精神动员，提出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目标，打造党领导下的文化队伍，明确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发展了抗日的文化教育。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建设，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坚强而主动的精神力量，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凝聚起伟大抗战精神，为中国的抗战提供了文化和精神滋养。作风建设方面，国民党虽三令五申惩治贪腐、整饬吏治，但受制于国民党一党专政，基本成为一纸具文，没有实际约束力。西安当时是国民党在西北的政治中心，文恬武嬉、吃酒打牌、跳舞嫖妓现象突出，有人甚至借机大发国难财。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党的形象和人心向背高度来看待党群、干群关系，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保持革命队伍旺盛的斗志和廉洁的作风，最终以“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文化先进、作风优良，同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独裁、经济停滞、文化专制、吏治腐败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这一当时国内广泛流传的说法，反映了战时的人心所向。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这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又一鲜明体现。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伟大抗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其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共同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上述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方面的对比看，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倡导建立、积极推动、坚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并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中流砥柱”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历史作用客观且形象的定位。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馆员）来源：中国青年报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领导机构(一）中央委员会1.主席：毛泽东2.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任弼时3.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富春备注：1.会议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2.因毛泽东去重庆谈判需要，1945年8月23日，党中央在枣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刘少奇任代理中央委员会主席，期限为1945年8至10月。3.1954年4 月 27 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谭震林、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林枫、李雪峰、杨尚昆、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同时任命邓小平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增加马明方、宋任穷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二）中央政治局1.主席：毛泽东2.委员：13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备注：1.未特别注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任期至1956年9月“八大”召开。2.任弼时，1950年10月因病去世。3.高岗，因七届四中全会被批判，1954年8月自杀身亡。（三）中央书记处1.主席：毛泽东2.书记：5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3、候补书记：陈云、彭真备注：1.未特别注明的书记处书记任期至1956年9月“八大”召开。2.任弼时，1950年10月去世。3.五大书记是1945年6月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的，而陈云、彭真2位候补书记则是在1945年8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增补的。（四）中央军事委员会：1.主席：毛泽东2.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3.委员：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黄克诚、粟裕、陈赓谭政、肖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肖华、刘亚楼、洪学智。备注：1956年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七大选举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继续当选，同时又增补了黄克诚、粟裕、陈赓、谭政、肖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肖华、刘亚楼、洪学智等9人为中央军委委员，任期至八届八中全会结束（1959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名单中央委员（44人）（按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划排列）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高岗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罗荣桓康生彭真王若飞张云逸贺龙陈毅周恩来刘伯承郑位三张闻天蔡畅（女）邓小平陆定一曾山叶剑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薄一波陈绍禹秦邦宪候补中央委员（33人）（按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划排列）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王首道黎玉邓颖超（女）陈少敏（女）刘晓谭政程子华刘长胜粟裕王震宋任穷张际春云泽赵振声王维舟万毅古大存曾镜冰陈郁马明芳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张宗逊陈赓王从吾习仲勋萧劲光刘澜涛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中共七大（1945年，延安）时间：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地点：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代表：正式代表547人，代表121万党员。核心成果：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制定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总结“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提出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意义：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基础。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政治局是于1945年6月19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任期从1945年6月至1956年9月，长达十一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基本信息成立时间1945年6月19日时长11年任期1945年6月至1956年9月成员人数13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中央委员44人，中央候补委员33人。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历史沿革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45年6月19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根据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规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3月5日─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有11人，因为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者20人。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以八项条件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确定了在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后，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规定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和《关于军旗的决议》。《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全会提出了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目标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全会根据当时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已经被基本消灭的事实，认为今后消灭残余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主要有天津、北平、绥远等三种方式。天津方式是战斗的方式，北平方式是和平改编的方式，绥远方式则是暂时让其原封不动，待条件成熟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的方式。会议指出，天津方式仍然是首先注意和必须准备的方式，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按照后两种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应当注意和学会运用这些方式。同时，为了解决已经解放和即将解放的广大地区需要大批干部的问题，全会决定要准备210万野战军全部转化为工作队，提出了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方针。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明确指出，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党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凶恶的敌人。全会还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所面临的国内外基本矛盾，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毛泽东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在政治上，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在经济方面，全会指出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大约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现代工业虽然占的比重很小，但是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是集中在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领导地位。关于对外政策，会议指出，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之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全国胜利之后，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只要他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它们在中国以合法地位。最后，全会提出了加强共产党的思想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问题。全会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全党同志务必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方面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这次会议完满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并为这种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重要的准备。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50年6月6日─9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7人。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及有关工作人员43人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即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年多的工作。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整编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外交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薄一波、安子文、胡乔木分别作了关于税收、党的组织工作以及整党工作的专题报告。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毛泽东的报告提出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为在三年左右的时间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全党全国人民要一致团结起来，创造三个条件，完成八项工作。三个条件是：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八项工作是：有步骤地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在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的方针下，调整税收和现有工商业；在保证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并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坚决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党整风的指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全党整风运动。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在当时的战略策略方针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要完成土地改革，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作斗争，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必须处理好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系，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不应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会议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这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错误思想。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不要把他们推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全会决定成立土改问题委员会。土改委员会由11人组成，刘少奇负责。全会决定增补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为中央委员，撤销黎玉、刘子久的候补中央委员。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会议提出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对于开展各项民主改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国民经济，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54年2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向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作报告。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954年2月6日─10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军委各部门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共52人列席了全会。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位同志在会上发言。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1954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讨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及其他有关的各项问题。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决议》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因正在休假，没有参加这次全会。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955年4月4日下午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召开。全会批准了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批准了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5人，候补委员6人的名单，及董必武的书记职务和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英、刘锡武的副书记职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全国代表会议的公报。全会补选了林彪、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955年10月4日─11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8人，候补中央委员25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中央各部委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负责人等388人列席了会议。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毛泽东主持全会，并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章程（草案）》。全会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助长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肯定“大发展”的方针和批判所谓右倾错误的推动下迅猛发展。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1956年8月22日、9月8日、9月13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23人。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日程（草稿）》、《大会规则（草稿）》、《八大预备会议安排（草稿）》、《七届七中全会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草稿）》、《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名单（草稿）》、《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草稿）》、《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章程（草稿）》、《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草稿）》、《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草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名单（草案）》。全会决定递补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为第七届中央委员。确定了八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决定八届中央委员名额为170人。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五大书记领导班子1945年4月23日 — 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陕西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选出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大会之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五大书记领导班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正式形成。实现了全党思想与政治上空前的团结统一，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的七大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亡和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夜，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国121万名党员。这次大会负有总结以往革命经验、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和引导中国走向光明前途的任务。毛泽东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发言。党的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大会再次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进而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具体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毛泽东：新中国的缔造者刘少奇：开国领袖周恩来：开国总理朱德：开国领袖任弼时：开国领袖毛泽东统管全局，主管军事；刘少奇负责土改和城市工作；周恩来负责统战，协管军事；朱德负责纪律监察，协管军事；任弼时负责组织工作。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七大开幕式的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鲜艳的党旗挂在两边。会场后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两侧墙上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标语，靠墙边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4年奋斗的历程。插红旗的“V”字形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在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陈云、彭德怀、张闻天、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博古、高岗等，他们的发言受到大会的普遍欢迎。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是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阐明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中央委员44人，中央候补委员33人。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1945年6月11日，大会举行隆重的闭幕式。毛泽东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他在闭幕词中向全党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的这篇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党的七大另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同志所接受。在此前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同志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说，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努力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胜利。摘自《共产党员网》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领导机构（1956年9月—1969年4月），是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1956年9月28日）上选举产生的。一、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总书记-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1956年）- （林彪于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增选为副主席）- 总书记：邓小平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核心）- 常委（1956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林彪于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增选为常委）三、中央政治局- 委员（1956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 （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于1958年增选）- 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四、中央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 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五、中央监察委员会- 书记：董必武中央军事委员会（1959年9月-1969年4月）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贺龙（1959年9月—1967年9月）、聂荣臻（1966年1月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常务委员毛泽东、林彪、贺龙（1959年9月—1967年9月）、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朱德、邓小平（1959年9月—1968年10月）、罗荣桓（1959年9月—1963年12月）、罗瑞卿（1959年9月—1965年12月）、谭政（1959年9月—1961年1月）、谢富治（1967年3月—1969年4月）、肖华（1967年3月—12月）、杨成武（1967年3月—1968年3月）、粟裕（侗族，1967年3月—1969年4月）委员毛泽东、林彪、贺龙（1959年9月—1967年9月）、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朱德、邓小平（1959年9月—1968年10月）、罗荣桓（1959年9月—1963年12月）、罗瑞卿（1959年9月—1965年12月）、谭政（1959年9月—1961年1月）、粟裕（侗族）、陈赓（1959年9月—1961年3月）、肖劲光、王树声、许光达（1959年9月—1967年8月）、肖华（1959年9月—1967年12月）、刘亚楼（1959年9月—1965年5月）、苏振华（1959年9月—1967年1月）、谢富治（1967年3月—1969年4月）、杨成武（1967年3月—1968年3月）中央军委办事组（1967年8月-1968年3月）负责人：吴法宪（1967年8月—9月）组长：杨成武（1967年9月—1968年3月）成员：吴法宪、叶群（女）、邱会作、张秀川（1968年3月-1969年4月）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叶群（女）、李作鹏、邱会作　　中央委员会委员（按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划排列）：　　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邓小平、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云、林彪、吴玉章、陈伯达、蔡畅、李富春、罗荣桓、徐特立、陆定一、罗瑞卿、徐向前、邓颖超、刘伯承、陈毅、彭德怀、廖承志、李先念、陈赓、聂荣臻、林枫、张鼎丞、彭真、乌兰夫、黄克诚、滕代远、肖劲光、谭政、柯庆施、粟裕、贺龙、王首道、王维舟、邓子恢、李克农、杨尚昆、叶剑英、宋任穷、张云逸、刘晓、李维汉、王稼祥、康生、叶季壮、刘澜涛、刘宁一、薄一波、胡乔木、杨秀峰、舒同、赖若愚、张际春、程子华、陈郁、刘长胜、伍修权、肖克、钱瑛、王从吾、邓华、马明方、张闻天、谭震林、刘亚楼、李雪峰、陈少敏、李葆华、许光达、王震、曾山、林铁、郑位三、徐海东、肖华、胡耀邦、赵尔陆、欧阳钦、习仲勋、刘格平、谢富治、安子文、贾拓夫、李立三、黄敬、李井泉、吴芝圃、吕正操、王树声、陶铸、曾希圣、陈绍禹　　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划排列）：　　杨献珍、王恩茂、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杨成武、甘泗淇、章汉夫、潘自力、李大章、许世友、帅孟奇、杨勇、刘仁、陈锡联、万毅、张宗逊、周扬、黄火青、李涛、陈奇涵、陈漫远、徐子荣、黄欧东、古大存、李志民、刘澜波、苏振华、冯白驹、周保中、吴德、奎璧、张德生、区梦觉、范文澜、朱德海、邵式平、张启龙、黄永胜、李坚真、马文瑞、张霖之、张玺、王世泰、阎红彦、桑吉悦希、张达志、高克林、赛福鼎、廖汉生、洪学智、章蕴、徐冰、江渭清、廖鲁言、宋时轮、谭启龙、周桓、钟期光、陈丕显、赵健民、蔡树藩、钱俊瑞、潘复生、蒋南翔、江华、韩光、李昌、王鹤寿、陈正人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基本信息别名中共八大举办地点北京市开始时间1956年9月15日关键信息背景中心任务意义背景党的七大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在中国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已有确实把握提前完成。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心任务大会正式召开之前，党曾在多方面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准备。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从思想上、理论上为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同年8月30日至9月12日，在北京举行了八大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指出八大召开的目的和宗旨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号召全党要继承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在大会上，毛泽东致了《开幕词》，刘少奇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会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完全肯定了党中央从“七大”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同时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大会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大会在总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实质的提法，在理论上有不完全准确的地方，因为这个提法没有全面地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同时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但是上述提法的着眼点，在于把中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突出出来，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个着眼点，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至1962年）的建议》。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97人，候补中央委员73人。同时，根据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八大决定中央委员会增设副主席和常委，中央书记处增设总书记和候补书记，并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机构，设书记、副书记。八大制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的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当然，由于实践的时间还很短，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许多新的观念和方针还不可能牢固地确立并取得深刻的共识。许多新的设想还没有付诸实施，或者没有充分付诸实施，很快又发生反复。但是，八大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毕竟取得了初步成果，历史证明这些成果对于党的事业的发展有长远的重要意义。意义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新党章。规定了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次大会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百年党史日日学】中共八大中共八大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党的八大正确分析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大会宣布：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的核心观点，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党的八大坚持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肯定“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作为补充。这是在理论上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尝试。大会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我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为全国人民描绘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八大通过的新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制定的第一部党章。新党章根据执政党的特点，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新党章对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作出了许多新规定，要求“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同时强调“党的民主原则不能离开党的集中原则。党是以一切党员都要遵守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新党章在党员义务方面增加“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对党忠诚老实”等内容。党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上述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党的八大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大会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新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站在比较高的历史起点上，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党的八大以后，为解决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遗留问题，中央按照“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方针调整经济关系，取得初步进展，并且产生一些搞活经济的新思路。同时，党对农业集体经济内部关系进行调整，以简政放权为内容的改革也逐步展开。以《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为标志，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了良好开端。陈云主持中共八大闭幕会问：中共八大上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是什么？答：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为国内主要矛盾。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共八大召开的时间、历史背景和意义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期间，我国顺利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这期间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改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再次确立，在此同时，一五计划的重要指示，也已经基本·完成。八大的召开也肯定了在党的“七大”确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同时他也正确的分析了一五计划和三大改造的完成，大会从此也确立了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大会提出，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完成，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新建立先进的工业国与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同当前人民经济不能满足的需要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大会在总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在八大会议上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开的很好很成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八大路线。这次大会在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召开的。1956年三大改造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起来，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时代已经过去，和平环境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已经到来。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他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名言就是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提出的。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八大没有明确概括出一个路线，但是，八大对我国三大改造完成以后阶级关系、主要矛盾和今后主要任务的分析，就是八大的政治路线。它集中体现在刘少奇所做的政治报告以及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当中。刘少奇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首先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指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接着，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基于这种分析，大会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八大最大的历史的贡献。八大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它能够在我国刚刚进入全面的建设时期，对国内阶级关系、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方针和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迈出的可贵一步，也是这一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上取得成果的最集中体现。历史已经证明，八大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实践的时间比较短，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和足够的思想理论准备，使八大存在一些局限性，后来遇到一些未曾预料到的国际国内的复杂情况，这些局限被逐渐显现出来，是导致了八大路线不仅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完全坚持下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继承和发展了八大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思想，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这对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绝密内幕”，毛主席风轻云淡，刘少奇焦头烂额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意义重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党代会距离上一次党代会七大已经过去了11年之久。为什么中间会间隔这么久的时间呢？原因在于当时革命和建设形势发展得太快太猛烈了。1945年中共七大后，国民党派挑动内战，党领导人民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为了尽快取得中国民主革命胜利，1948年和1949年中共的主要努力方向是与敌人斗争，无暇顾及八大的召开。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任务是尽快带领人民群众全力恢复国民经济，加快国民休养生息的节奏，让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充分保障。这一时期，毛主席带领党中央全力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镇压躲在角落里企图阴谋颠覆新生政权的野心家和反动派。抗美援朝战争也是在这段时间里爆发，新中国面临“两线作战”，对外支持朝鲜对抗美帝野心狼，对内组织土地制度改革，故没有时间召开党的八大。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毛主席和党中央集中精力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从原先阶级矛盾巨大的深坑中拉出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经过这一时期的努力，到了1956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基本稳定，党中央认为已经具备召开党的八大的条件，决定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的召开不但让毛主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而且也在党的建设、思想体系、组织制度等多个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决策。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指出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和任务，即朝着现代化的道路高速发展，争取在不远的将来达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同时，八大还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思想政治建设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做出了决策，为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八大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八大明确了毛主席的核心地位，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个核心、四个统一”的领导集体；八大还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思想路线，巩固了党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体系，为中国共产党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八大也对党的组织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如在选举方式、代表比例、代表资格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为新时期的组织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总之，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其意义和影响深远。这次大会为中国共产党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启了新的篇章。中国历史上，从七大到八大，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这两次变革标志着中国走向独立自主、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创新。刘少奇在八大中担任起草政治报告的重要角色。毛主席委派刘少奇负责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刘少奇夜以继日地拉着部委局负责人讨论问题，积极参与各个部门的工作和能力出发。毛主席对此非常感兴趣，并在座谈会上听取了34个部门的汇报，为刘少奇的工作提供了指导。然而初稿完成后并不完美，陈伯达负责的初稿虽然详细具体，但太长太啰嗦。刘少奇不知如何优化和完善，直到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报告《论十大关系》后，他才找到了灵感。刘少奇夜以继日地工作，拉着部委局负责人从白天聊到次日凌晨，记下数万字的笔记，就各部门存在的问题和部长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的工作是为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做准备。然而初稿完成后，刘少奇并不满意。虽然陈伯达写的初稿很详细具体，但这反而导致了整篇稿子的过长和啰嗦。刘少奇不知如何优化和完善初稿，而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后，为刘少奇提供了灵感。刘少奇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正式开始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在政治报告的起草中，有三个问题困扰着刘少奇：到底要从哪里开始优化？哪些可以删哪些可以保留？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为刘少奇解决了这些问题。刘少奇被激发出优化初稿的思路，并在政治报告中体现出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刘少奇认为，政治报告应该坚持党和人民的正确路线，聚焦当时的实际情况，把握形势，提出正确的方向和措施，引导全党全国向前发展。最终，刘少奇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完成了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总的来说，八大的成功召开代表着新中国各级领导人不安现状，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力争上游、求新求变的决心，通过集思广益对未来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一定的探索。刘少奇在政治报告的起草中，深入调研和分析，反复修改和完善，体现出了党和人民正确的路线和指导思想，为新中国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这为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彻底清算过去错误路线奠定了基础。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党的政治报告显得尤为重要。针对这一情况，刘少奇组织了一支起草小组，胡乔木是其中的一员，负责起草整篇报告的框架。但是，在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小插曲。为了确保政治报告的质量，毛主席专门将自己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对政治报告的修改上。他不仅要求起草小组要重点强调党的领导，还邀请了周总理、杨尚昆等人一起参与政治报告的审阅工作。这样的努力得到了刘少奇的高度认可，他每天都要熬夜对汇报初稿进行研究，推敲每一个细节，直到最后整理出一份3万字左右的报告。可以说，刘少奇为了这份政治汇报付出了极大的心血。通过这次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两位优秀的党的领导人一起商讨，一起努力，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合作精神，也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的来说，毛主席和刘少奇在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也展现出了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我们应该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发扬这种合作精神，为中国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毛主席主持起草的八大政治报告在经历了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后终于完成。这份政治报告经历了80多个版本的迭代，共有5次重大改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和对理性意见的尊重。毛主席强调，无论是谁提出的意见都应该以事论事，只要有道理就可以采纳。这一过程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良好开端。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非常艰巨，需要经过多次修改和讨论才能最终定稿。其中，与“二五”计划建议报告的内容一致化是一个关键问题。毛主席为了保持一致性，亲自致信给周总理，并邀请他参与修改工作。周总理迅速转移精力，加入到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两部分的修改中。经过多次沟通和讨论，最终完成了这一部分的修改。此外，政治报告还涉及到“前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关于民族问题”和“国家政治”四个部分。毛主席与刘少奇、周总理、张闻天等人一起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对这些部分进行了多次修改，力求使政治报告更加完善。他们不断修缮、优化报告的内容，力求言简意赅，清爽好看。整个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花费了中共八大的领导人和各界人士许多心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们共完成了80多个版本的迭代，变动极大的改动就有5次。最终，在八大召开的前一天，他们停下了优化修缮的工作，并通知刘少奇将稿件翻译并打清样。毛主席在回顾起草工作时总是笑着说，这份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性和对事不对人的原则。不论是谁提出的意见，只要有道理，都可以被采纳。这种民主的态度和对理性意见的尊重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良好开端。总之，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经历了艰苦的努力和多次修改。毛主席强调了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两部分与“二五”计划建议报告的一致性，并邀请了周总理的参与。此外，其他部分也经过多次修改，力求使政治报告更加完善。整个起草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性和对理性意见的尊重。这一过程的良好开端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奠定了基础。您认为，一个好的政治报告需要经历怎样的修改和完善过程？在起草工作中，党内成员之间的讨论和互动对于政治报告的质量有何影响？请留下您的评论，谢谢。八大会议：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盛大开幕。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与会代表中，除了中国方面的1100余名代表，还有来自59个国家的“洋代表”。这些代表的到来，为中国带来了国际友人的支持和关注，同时也给中国提供了借鉴和启发。周总理对这些“洋代表”的到来表示热情接待，并多次与他们进行亲切交谈。开幕式上，毛主席在致辞中热烈欢迎国际友人的到来，同时提出了“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有它擅长和薄弱的地方”的观点。这句金句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谦虚态度和对自身发展的清醒认识。八大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它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在会议结束后，党中央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使自由市场得到活跃，个体工商户得到增长，与人民生活相关的民生行业也得到改善。以上海个体手工业户数据为例，八大召开当月上海仅有1661户个体手工业户，但到了10月份，这个数字猛增到2885户，到年底更是翻了个倍。毛主席对此表示赞赏，认为中国人民是最优秀、聪明的，私营企业在社会有需要的情况下可以继续发展，甚至应该扩大规模。八大会议的召开不仅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各国代表对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并表达了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期待。这次会议为中国走向强盛的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回顾八大会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不骄傲自满，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然而，时至今日，我们还需要思考的是，中国是否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保持了初衷，还是在一些方面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我们是否还需要继续探索和改进？欢迎读者们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修改后的文章】八大会议：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会议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这次会议的规模庞大，1100余名中国代表和来自59个国家的“洋代表”共同参与，给会议增添了世界的关注与期待。 中共八大的台前幕后，毛主席力推王明李立三当中央委员，“毛泽东思想”没有写入党章，邓小平婉拒中央总书记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这是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国梦想,展示了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刘少奇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八大的准备工作,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分工,刘少奇具体负责准备八大的政治报告。1956年初,刘少奇指定陈伯达起草八大政治报告初稿。应该说,陈伯达起草报告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完成了初稿。刘少奇看后不太满意,于是送给胡乔木看。胡乔木看后汇报说,这个报告的初稿不像一个政治报告,倒像一个学术报告。刘少奇认为胡乔木的评价是正确的,便说,那好啊,他写的不行,你来搞一个……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是刘少奇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后,刘少奇随之决定,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应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他说:有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我们的报告就有了主调。八大报告要以毛主席讲的这个十大关系为纲,这样就把八大报告和毛主席讲的十大关系融为一体。胡乔木按照刘少奇的意见起草了政治报告初稿。刘少奇作为起草工作的负责人,同毛泽东密切配合。报告起草的每一稿几乎都送毛泽东审阅。两人在这期间信函往来十分频繁,很多问题都是经过共同商量才最后确定下来。据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回忆:刘少奇同志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特别认真仔细,一直到距开会时间很近了,还在逐段逐句逐字地斟酌,甚至对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肯放过。 就这样,一直到1956年9月14日,即政治报告在全体大会上宣讲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审阅修改刘少奇送来的“国际关系”和“党的领导”部分的清样,并在批给刘少奇的信中说:“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再送我看了。”在起草政治报告“党的领导”部分时曾有这样一个小插曲。一天晚上11点多钟,刘少奇请起草小组的同志去谈话。他说,对“党的领导”这一部分应再加上一段,就是讲毛主席的正确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经证明了。对蒋介石搞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毛主席一开始就主张进行抵制和反抗,同国民党作斗争……第四次反“围剿”时,把毛主席从领导中排挤出去了,但执行的军事战略战术还是他的路线,所以第四次反“围剿”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就一反毛主席的路线,执行的完全是博古、李德的那一套,结果失败了。经过失败的比较,不但原来跟着毛主席一起干的人更进一步认识了毛主席的正确,连反对过毛主席的人也认识到毛主席正确了,这才开成遵义会议。由此证明有毛主席、有毛主席的正确还不够,还得要有全党的正确选择。刘少奇说在政治报告中要把这个意思加一段文字,要有全党的觉悟,特别是全党重要干部的觉悟,到了遵义会议才解决这个问题。刘少奇的上述意见,经起草小组文字上的提炼,最终写进了八大政治报告中。刘少奇后来回忆说,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想好,想睡也睡不着,这个问题想好了,稿子写出来了,就可以睡觉了。由此足以证明,刘少奇在整个八大期间是信服毛泽东的,是衷心拥护毛泽东的。他和毛泽东在感情上、思想上不存在什么分歧。毛泽东提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是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所讲的。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经验是很不够的。他强调:“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毛泽东充满激情的话语,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这篇开幕词不足2500字,竟博得了34次热烈掌声。开幕词的起草,是八大前夕毛泽东做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关于开幕词,毛泽东写了两次稿子,但都没有写完。也许是对自己写的稿子不满意,毛泽东又请陈伯达代为起草。但陈伯达的稿子写得太长,扯得又太远,毛泽东也不满意。于是他又要田家英起草,并嘱咐说:“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装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这时离大会开幕只有几天了,十分紧急。34岁的田家英很快赶写出了一稿。毛泽东对田家英这一稿比较满意,又亲笔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并且加了两段话。第一段是纪念已经牺牲的同志和朋友的话。毛泽东以饱含深情的笔调写道:“从我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11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另一段是关于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和党所处的地位的文字:“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随后,毛泽东又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送给有关的人员审阅修改。这已经是9月14日凌晨了,离大会开幕只有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这篇稿子吸收了大家的意见,越改越好,毛泽东终于满意了。王明和李立三当选中央委员在酝酿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争议较多的是王明和李立三。这两个人都是过去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李立三时任中央工交部副部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犯过“左”倾冒险错误,但他真心诚意改正了。而王明则不同,延安整风后他耿耿于怀,长期住在莫斯科,借口有病拒绝回国出席八大,对此很多代表不同意再选他当中央委员。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做了解释。他指出: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明,与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是有区别的。他说:“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一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11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我曾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这样做会更好一些。”选举王明和李立三当中央委员,有些同志可能会认为这样做不公道。毛泽东说:“他们是因错误出了名的,选举他们的道理就是他们出了名。因为在社会上和我们党内有不少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在知识分子中间也有不少动摇的人。他们要看这个榜样。他们看到这两面旗帜还在中央,他们心里就踏实了。如果王明和立三这两面旗帜一倒,他们就恐慌了。所以,不是王明、李立三改不改的问题,他们改不改关系都不大,关系大的是我们党内容易动摇的人,他们在看我们对王明、李立三的态度。正如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对待富农一样,我们不动富农,中农就安心。如果我们对他们两位采取的态度还是同七大的态度一样,那我们党就可以得到一种利益和好处,今后我们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就比较容易些。在全世界也有影响。”在9月26日的大会选举中,王明和李立三的票都超过了半数,两人都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毛泽东提议,今后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七大作修改党章报告时,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毛泽东思想。但在包括八大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内的所有文件中,都没有再出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并不是刘少奇和中央擅作主张删掉了这一提法,恰恰相反,这正是毛泽东本人多年来的一贯主张,是根据毛泽东本人多次提议而决定的。毛泽东曾说:“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认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1953年9月25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送审的国庆社论提纲草稿作了两处修改。一处是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另一处是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同时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词。”据胡乔木回忆,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当时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不感兴趣。他回忆说,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提了的,它们在发表时都删掉了。既然苏共是这样的态度,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是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中共八大也不再提毛泽东思想。此外,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个人崇拜,恐怕对毛泽东也有一定影响。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以后,中共中央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邓小平曾婉拒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在八大筹备过程中,中央曾设想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由毛泽东担任主席,刘少奇担任副主席。在酝酿讨论时,刘少奇提出应多设几位副主席。经过慎重研究,七届七中全会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将新党章草案的有关条款改成“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对这个改动作了说明:“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4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好几道了。”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邓小平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一向做事谨慎,对于这个总书记,一开始提名的时候,他是不同意的。据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回忆,八大会议期间,有一次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刘振德怕刘少奇找他要文件,就一直坐在会议室门口准备着。常委们在里面说话,他听得很清楚,内容是动员邓小平出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那天的声音也比较大,他一再推辞:“我不行,我不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怕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当吧!”邓小平的态度诚恳而坚决。这时,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还是我们的助手嘛!”周恩来接着说:“毛主席比喻得很形象!”毛泽东又补充说:“其实,还是你那个秘书长的差事!”其他几位常委也帮着动员邓小平。这时,刘少奇说:“主席,我看就这样定了吧!”“好,定了!”毛泽东一锤定音。这回,邓小平没有再推辞。在中央决定邓小平做总书记时,他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呈送。毛泽东则不同意,并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书记处去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这实际上是赋予书记处重要责任,也是对邓小平的一种信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八大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新形势下,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我们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长,与人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市场生产和销售得到了初步改善。以上海为例,1956年9月份个体手工业户有1661户,10月份即增加到2885户,到年底增至4236户。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人们称之为“地下工厂”,也出现了“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认为:“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过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250万人,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10年、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中共八大后,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思路很广,探索的步子也很大。他们关于搞活经济的新思路,是八大确认的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的政策的新发展。一直到1957年,毛泽东还说:我们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在八大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大会确定的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决策,在实践中得到较好的贯彻,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总之,党的八大高瞻远瞩,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主题,提出的有关思想原则、目标理念,历久弥新,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八大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完成，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场历史性的会议中，周总理表现出了热情且有气节的态度，对“洋代表”的到来亲自指示外交等部门做好接待工作，并多次与他们进行亲切交谈。开幕式上，毛主席的致辞中欢迎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同时也强调了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有擅长和薄弱的地方，这一观点引发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八大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它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会议结束后，党中央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激活了自由市场，促进了个体工商户的增长，改善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行业。以上海个体手工业为例，八大会议召开当月，上海仅有1661户个体手工业户；而到了10月份，这个数字迅速增长到2885户，年底更是翻了个倍。毛主席对此表示赞赏，他坚信中国人民是最优秀、最聪明的，只要社会有需要，私营企业可以继续扩大规模。八大会议的召开不仅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各国代表赞赏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的成就，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这次会议为中国走向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回顾八大会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不骄傲自满，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然而，现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中国是否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保持了初衷，还是在一些方面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我们是否还需要继续探索和改进？期待读者们留下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与我们一同探讨。社会主义建设：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八大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期，着重于开展革命斗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原则以及八大中提出的目标理论等都是重要的历史事件。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的背后1953年，中国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是在五年内实现经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在此前提下，政府实行了土地改革、公私合营等一系列政策，以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发展。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各项指标都超出预定额度。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39.2%，钢铁产量增长了136.9%，电力总装机容量增长了280%，煤炭产量增长了130.6%。这一成绩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这一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带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人民内部矛盾是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差别的存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是要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他强调，对于敌对势力，必须采取坚决的斗争策略；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要采取民主的、协商的方式解决。这一思想在之后的历史中被广泛应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大中的目标理论：闪耀的历史光辉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八大”）。八大中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思想原则和目标理论，这些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八大提出了三大改造任务：即农村土地改革、工业和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八大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逐步实现现代化，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同时，八大还强调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指出党和人民必须紧密联系在一起，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扬群众创造的精神，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在之后的历史中，这些思想原则和目标理论一直指导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八大中的目标理论等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不仅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理论指导，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在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向前发展。同时，我们也需要面对新的挑战和问题，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50多个外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参加大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各项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的建议》，选举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大会最后选出97名中央委员、73名候补中央委员。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董必武。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陶铸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选举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叶剑英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尽管我国人民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党的八大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八大以对新形势下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为基础，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第一，坚持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第二，探索改进经济管理的方针政策。第三，强调扩大人民民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第四，明确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方针任务，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繁荣科学和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第五，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八大以后各领域的进一步探索，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党中央关于调整经济关系和搞活经济的新思路、关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注：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武装政变失败。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的党籍以及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的处理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林　彪　叶　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　朱　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东兴中央委员会委员：共170人：毛泽东主席　林彪副主席（以下按姓氏笔划次序排列）丁盛、于桑、马福全、王震、王白旦、王进喜、王宏坤、王秀珍（女）、王秉璋、王国藩、王洪文、王树声、王首道、王效禹、王淮湘、王超柱、王辉球、王新亭、邓子恢、邓颖超（女）、韦国清、天宝、孔石泉、叶群（女）、叶剑英、龙书金、邝任农、田华贵、申茂功、皮定均、刘丰、刘伟、刘子厚、刘兴元、刘伯承、刘均益、刘贤权、刘建勋、刘结挺、刘格平、刘盛田、刘锡昌、江青（女）、江礼银、江拥辉、江燮元、朱德、华国锋、许世友、任思忠、年继荣、纪登奎、陈云、陈郁、陈康、陈毅、陈士榘、陈永贵、陈先瑞、陈伯达、陈奇涵、陈锡联、李强、李震、李大章、李天佑、李水清、李四光、李先念、李作鹏、李顺达、李素文（女）、李雪峰、李富春、李瑞山、李德生、吴涛、吴德、吴大胜、吴法宪、吴桂贤（女）、吴瑞林、吕玉兰（女）、张才千、张天云、张云逸、张达志、张池明、张体学、张国华、张恒云、张春桥、张富贵、张福恒、张鼎丞、张翼翔、汪东兴、邱创成、邱会作、邱国光、杨春甫、杨得志、杨富珍（女）、杜平、苏静、肖劲光、余秋里、周兴、周赤萍、周建人、周恩来、郑维山、宝日勒岱（女）、范文澜、宗希云、冼恒汉、胡继宗、姚文元、南萍、饶兴礼、耿飚、徐向前、徐海东、徐景贤、聂荣臻、唐岐山、唐忠富、钱之光、郭沫若、袁升平、倪志福、夏邦银、莫显耀、高维嵩、梁兴初、康生、黄镇、黄永胜、曹里怀、曹轶欧（女）、尉凤英（女）、鹿田计、曾山、曾绍山、曾国华、曾思玉、彭绍辉、鲁瑞林、韩先楚、粟裕、温玉成、董必武、董明会、程世清、谢家祥、谢富治、赖际发、解学恭、谭甫仁、赛福鼎、蔡畅（女）、蔡协斌、蔡树梅（女）、滕代远、滕海清、潘世告、潘复生、魏秉奎候补中央委员共109人：(按姓氏笔划次序排列)七林旺丹、马天水、王体、王新、王六生、王光临、王志强、王恩茂、王维国、方铭、方毅、邓华、韦祖珍、尤太忠、文香兰（女）、石少华、冯占武、央宗（女）、刘西尧、刘春樵、刘浩天、刘振华、朱光亚、华林森、达洛、肉孜吐尔迪、阮泊生、陈仁麒、陈华堂、陈励耘、陈和发、陈敢峰、李立、李化民、李书茂、李再含、李守林、李定山、李跃松、吴忠、吴纯仁、吴金全、吕和、吕存姐（女）、张日清、张世忠、张令彬、张延成、张江霖、张西挺（女）、张秀川、张泗洲、张英才、张积慧、汪家道、杨俊生、杨焕民、宋双来、岑国荣、罗元发、罗春俤（女）、罗锡康、郑三生、金祖敏、易耀彩、胡炜、胡良才、姚连蔚、赵峰、赵兴元、赵启民、耿起昌、徐驰、聂元梓（女）、唐亮、钱学森、郭玉峰、郭宏杰、梁锦棠、康林、康健民、黄文明、黄成连、黄作珍、黄志勇、黄荣海、崔修范、崔海龙、阎仲川、盘美英（女）、隆光前、曾雍雅、彭冲、彭贵和、鲁大东、韩英、傅传作、焦林义、舒积成、蒋宝娣（女）、谢家塘、谢望春（女）、蓝亦农、蓝荣玉、谭启龙、裴周玉、樊孝菊（女）、樊德玲、黎原中共第九届（1969—1973）中央军事委员会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林彪、刘伯承、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为副主席；粟裕、萧劲光、王树声等42人当选为军委委员。1. 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主席）；2. 副主席：林彪（1971年9月身亡）、刘伯承、陈毅（1972年1月逝世）、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3. 委员：(按姓氏笔划次序排列)丁盛、王秉璋（1971年10月撤职）、王树声、王效禹（1971年11月撤职）、王辉球、韦国清、叶群（1971年9月身亡）、皮定均、刘丰（1971年11月撤职）、刘兴元、刘贤权、许世友、陈士榘、陈先瑞、陈锡联、李天佑（1970年9月逝世）、李作鹏（1971年9月撤职）、李雪峰（1971年1月撤职）、李德生、吴法宪（1971年9月撤职）、张达志、张池明、张国华（1972年3月逝世）、张春桥、邱会作（1971年9月撤职）、杨得志、杜平、萧劲光、郑维山（1971年1月撤职）、冼恒汉、袁升平、梁兴初（1972年3月撤职）、黄永胜（1971年9月撤职）、曾绍山、曾思玉、彭绍辉、韩先楚、粟裕、温玉成（1971年10月撤职）、谢富治（1972年3月逝世）、谭甫仁（1970年12月遇害）、潘复生（1971年9月撤职）。当时的历史背景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九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产生和运行也受到了这一特殊历史环境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1969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会议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有2200万名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林彪作政治报告。政治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本信息时间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地点北京市波及区域中国主要人物毛泽东、林彪相关组织中国共产党结果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更加合法化背景“文化大革命”开始届数第九届出席大会代表1512人党员2200万关键信息简介代表选举背景会议内容评价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八大党章作了错误修改。大会选举了由170名委员和10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简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２４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１５１２人，代表全国２２００万党员。代表选举由于当时各地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无法正常进行代表的选举，多数代表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指定，以致很多品质恶劣的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成了九大代表。有的人是在确定为九大代表之后，才赶办入党手续，或在赴京列车上突击入党的。相当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处在被审查或监禁中，未能作为代表出席九大。背景党的八大到九大的十三年间，党内“左”倾思想不断滋长，阶级斗争扩大化日益严重。毛泽东的个人专断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党的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召开的。当时，全国党的各级组织全部处于瘫痪状态，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相当多的八届中央委员仍处于被审查、被监禁的状况。尽管按照八大党章已经大大超过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但从当时党内、国内各方面条件来看，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是极其不成熟的。１９６７年秋，毛泽东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就党的九大准备工作和什么时候召开等问题，在上海作些调查。姚文元很快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假借群众名义，提出召开九大之前要先修改党史的要求。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了主持九大筹备工作的领导机构。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九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全会认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已被打倒，夺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而召开党的九大便成为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的一项迫切任务。１９６９年３月９日─２７日，九大预备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预备会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它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会议内容九大正式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把党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即所谓“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对中国社会的形势以及党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斗、批、改”的新任务。报告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紧迫和夸大的估计，过分强调要准备打仗。大会分组讨论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在讨论过程中，结合实际“斗私批修”，实际上是对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再一次进行错误的批判，迫使他们检讨。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九大通过的新党章，错误地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砍掉了原党章中党员权利一节，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大会选举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７０人，候补中央委员１０９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５３人。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暗中操纵选举，使其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却被排除在外。评价九大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气氛所笼罩。它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更加合法化。实践证明，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当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2200万党员绝大多数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与会代表当中的许多人都不是通过正常选举程序产生的，他们或由革命委员会与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协商决定，或直接由上级部门指定。大会预备期间，毛泽东提出要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这三句话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九大共有三项议程：通过中央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按照会前的酝酿，毛泽东当选为九大主席团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林彪代表党中央宣读政治报告。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选出中央委员170名，候补中央委员109名。4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5人组成：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于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全体中央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全体候补中央委员都列席了会议。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且作了极其重要讲话。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结果如下：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　林　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　周恩来　康　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林　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　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　朱　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东兴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领导机构组成人员一览时间是1969年4月至1973年8月！领导机构成员中包括1位主席，1位副主席，5位常委，21位政治局委员和4位候补委员！21位委员中包括两位女性，分别是江青及叶群！九届政治局委员中包括了4位开国元帅，4位开国上将，3位开国中将，2位开国少将！尤其是候补委员中的两位少将，后来均任过正国级职务！其中李德生少将任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汪东兴少将任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均为正国级职务！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9年4月1日—24日，北京）结合党史权威结论，主要内容及相关评价如下：1. 政治报告：会议通过政治报告，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系统宣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2. 修改党章：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塞进许多错误内容，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3. 选举中央领导机构：选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错误势力在党中央的地位得到加强。历史结论：党的九大在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上都是错误的，进一步加剧了内乱，对党和国家事业造成严重危害。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1. 九大自始至终被“左”倾错误主导，进一步强化了错误理论和实践，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2. 大会加强了相关错误势力在党中央的地位，对党和国家事业、党的组织建设造成了严重破坏。3. 这次大会对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没有任何积极历史作用。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969年中共九大109名中央候补委员都有谁？他们成就如何？1969年4月28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非常重要，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全体中央委员都出席了该会议。这次参会的人员较多，有170名中央委员和109位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广泛，有工人，也有劳模代表。那中共九大究竟传达了什么精神？有何重要历史意义？109名中央候补委员都有谁？他们的成就如何呢？1969年4月1日至4月24日，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共有1512名代表出席大会。此次大会的核心内容是讨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对八大党章的错误修改，并选举了中央委员会人选。第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将毛主席定为了中央委员会主席，此次会议影响力极大，备受各界关注。毛主席带领党员、带领人民代表，也带领全体人民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回顾了这一路的曲折与不容易。只有真正读懂中国党史，明白中国共产党从何而来，要往哪里去，才能够懂得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性，才能明白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这次会议回顾中国共产党党史，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并提出了全国人民日后的战斗任务，对中国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在全国掀起了一阵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浪潮。一股由中央向四方的革命之风四散开来，各界代表学习会议精神并传达到各行各业，抓革命、促工作、促生产，带动生产发展，掀起了一阵新浪潮。参与会议的中央候补委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在不同领域各有建树，为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贯彻贡献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09人，里面有少数民族人、有开国少将、有解放军战士、有专家骨干、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有地方干部。109位中央候补委员分别为七林旺丹、石少华、冯占武、央宗（女）、陈仁麒、陈华堂、陈励耘、陈和发、陈敢峰、李立、李化民、李书茂、李再含、李守林、李定山、李跃松、吴忠、吴纯仁、吴金全、吕和、吕存姐（女）、张日清、张世忠、尤太忠、文香兰（女）、张令彬、张延成、张江霖、张西挺（女）、张秀川、张泗洲、张英才、张积慧、汪家道、杨俊生、杨焕民、宋双来、岑国荣、罗元发、罗春俤（女）、罗锡康、郑三生、金祖敏、易耀彩、胡炜、胡良才、姚连蔚、徐驰、聂元梓（女）、唐亮、钱学森、郭玉峰、郭宏杰、梁锦棠、康林、康健民、黄文明、黄成连、黄作珍、黄志勇、黄荣海、韩英、傅传作、焦林义、舒积成、蒋宝娣（女）、谢家塘、谢望春（女）、蓝亦农、蓝荣玉、赵峰、赵兴元、赵启民、耿起昌、谭启龙、裴周玉、樊孝菊（女）、刘西尧、刘春樵、刘浩天、刘振华、朱光亚、华林森、达洛、肉孜吐尔迪、阮泊生、樊德玲、黎原、崔修范、崔海龙、阎仲川、盘美英（女）、隆光前、曾雍雅、彭冲、彭贵和、鲁大东、马天水、王体、王新、王六生、王光临、王志强、王恩茂、王维国、方铭、方毅、邓华、韦祖珍。七林旺丹、肉孜吐尔迪都是少数民族人，七林旺丹被称为“雪间雄鹰”，是中国民兵英雄，他来自藏族，出生在云南，小小年纪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云南省中甸县东旺区担任办事处通信员。他积极学习党史，武装思想，行事果敢，在五十年代末平息藏区武装叛乱的过程中，积极与邪恶势力斗争，不顾个人安危，血染纳雅雪山。七林旺丹在左腹受伤的情况下在雪地里活动了三天三夜，出色完成了上级领导交给他的任务，完成敌人突围，并将信件送到了同僚手中，为平息藏区武装叛乱立下了汗马功劳。七林旺丹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民主改革的过程中，带领翻身农奴修公路、挖水渠、建电站，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动员百姓配合中央工作，为西双版纳等地的建设工作做出突出贡献，曾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人的接见，在云南深受百姓信任。2016年4月，七林旺丹因疾病医治无效，在云大医院离世，享年82岁。肉孜吐尔迪是维吾尔族人，来自于吐鲁番市亚尔乡，他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土改工作组长，对吐鲁番当地情况较为了解，在土地改革、农民创业、开荒修渠、环境治理的过程中献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肉孜吐尔迪出身贫寒，幼年时期经历苦难，新中国的成立让他看到了幸福的曙光，所以他在工作的过程中非常主动，他听党指挥，贯彻共产党精神，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带领农民艰苦创业、植树造林、治理风沙、发展经济。他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生都在为人民而奋斗。1982年7月，肉孜吐尔迪因病救治无效，离开人世，去世时只有61岁，他去世前一个月，还带着疾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维护民族团结。他的事迹值得被铭记，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好干部。除了少数民族骨干外，候补中央委员会当中还有许多铁骨铮铮的军人，例如方铭、吴纯仁、杨焕民都拥有少将军衔。方铭为开国少将，曾担任过空降兵军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过程中奔赴一线，战功赫赫，在战场上立下过汗马功劳。他曾担任过副旅长、副师长、师长、参谋长、军长，因表现优异，获得过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于1981年8月7日在武汉离开人世。吴纯仁参加革命的时间较早，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便加入了共产党，他这一生南征北战，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过程中积极与敌人作战，在东北战场上首次创下了步兵歼灭坦克的先例。陕西出生的吴纯仁常年背井离乡，活跃在东北地区工作。他非常了解东北地形情况，在辽沈战役中英勇拼杀，带兵歼灭了敌人一个营，率先占领战略要地，遏制住了廖耀湘兵团的逃离道路，为我军全歼廖耀湘兵团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他常年待在部队，继续为国防事业而努力，2010年1月30日，他在广州离开人世。杨焕民同样是中国开国少将，他是中国第一次和第二次氢弹空投核实验的总指挥，他的入党时间较早，1934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经历过红军长征，是一名出色的空军。新中国成立后，杨焕民被授予少将军衔，他一直在为国防事业发展而努力，1988年还被授予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4年1月在南京离开人世。在中央候补委员的队伍中，还有许多像他们一样出色的军人，他们来自不同兵种，来自不同部队、不同地区，但大多都表现出色，为中国的国防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候补中央委员里同样有许多优秀女性，例如曾担任过福建省妇联主任的罗春俤就曾为国家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罗春俤思想先进，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带领妇女开荒造林，发展经济，创建了一支强有力的娘子军队伍，福州军区司令多次夸赞过罗春俤，说她是林海娘子军。1983年，罗春俤退休，离开了原本的工作岗位，但她仍旧非常关心妇联工作，关心林业发展，一生都在为人民操劳。1990年1月，罗春俤受邀参加了尤溪县林业股东协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但因身体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在1月24日离开了人世，去世时65岁。这些候补委员当中有为人民奔忙，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干部、解放军人，同样也有犯下错事，付出巨大代价的官员，例如曾担任过四川省委会副主任的张西挺就在工作的过程中行差踏错，迫害百姓、迫害官员，被判处了17年有期徒刑。盘美英、谢望春也因一念之差做出错事，被开除党籍，付出了巨大代价。值得一提的是，曾担任过广东省总工会主席的梁锦棠也因犯下严重错误，而被开除了党籍，撤销原任职务。梁锦棠工人出身，1960年进入广州电机厂做工人，因为表现出色步步高升，坐上了广东省总工会主席的位置，他原本应该为工人阶级发声，但却行差踏错，因故被开除了党籍。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当中的有些决策偏离了事实，全国代表也走过一些弯路。第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他们当中有人身经百战，立下赫赫战功，有人为民请命，为人民服务，也有人因为行差踏错，犯下大错，站在了大众的对立面，因而付出巨大代价。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寻求正确的发展道路，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走过弯路，做过错事，但我们敢于自我批评，自我纠正。官员做错了事要接受惩罚，路线发生偏差也要积极纠正，中国共产党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总结经验，规避错误，砥砺前行，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来源: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来源: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来源:人民日报“雪山雄鹰”七林旺丹病逝来源:中国新闻网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社会主义建设在严重内乱与顽强建设的交织中曲折前行一、时间范围“九大前后”一般指1966—1973年：1966年：“文革”全面爆发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1971年：林彪集团覆灭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这一时期属于**“文化大革命”前期与中期**，社会主义建设在严重内乱与顽强建设的交织中曲折前行。二、曲折与挫折（主导面）1. 政治动荡（“左”倾错误）1966年“五一六通知”、八届十一中全会，“文革”全面发动。1967年“一月风暴”，全国“全面夺权”，党政机关瘫痪，社会秩序大乱。1969年九大：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林彪集团势力膨胀，“文革”错误合法化。大批干部、知识分子遭迫害，民主法制被严重破坏。2. 经济严重干扰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生产秩序混乱，国民经济比例失调。1967—1968年经济负增长，财政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以阶级斗争为纲”冲击经济建设，四个现代化进程被打断。三、建设成就（在困境中坚持）1. 工业与交通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争气桥）。新修铁路（如成昆、湘黔线），工业体系进一步完善。1969年：北京地铁一期通车，首批大型石化、钢铁企业投产。2. 国防科技（“两弹一星”关键突破）1967年：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1969年：首次地下核试验成功，国防实力显著提升。3. 农业与民生粮食生产保持稳定增长，籼型杂交水稻开始培育推广。农田水利建设持续，部分地区农业条件改善。4. 外交突破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打开外交新局面。四、关键转折点：九大一林彪事件1969年九大：强化“左”倾错误，林彪成为法定接班人。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覆灭，“文革”理论与实践受重创。1972年起：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批判极左、整顿经济，各项工作出现转机。五、历史结论主流：曲折中发展。尽管“文革”造成严重破坏，但在党和人民的顽强努力下，经济、科技、国防、外交仍取得重大成就，为后来改革开放奠定物质基础。本质：探索中的失误。“左”倾错误是主导，但社会主义制度根基未动摇，党和人民对错误的抵制与斗争从未停止。一句话概括：九大前后，内乱与建设并存、挫折与成就交织，是社会主义在曲折中艰难前行的特殊时期。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的决议是党的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的，在今天看来不是一样被推翻了吗？此时、此地、此环境正确，以后条件变了可能就不那么正确了，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这段话之所以容易引发共鸣，不只是因为它提到了“变”，更因为它戳中了很多人的真实感受：同样一句判断，放在不同年代，分量真的不一样；同样一套做法，换了条件，也可能要重估。很多人讨论历史人物、历史决议、历史阶段时，最容易犯的一个错，就是拿今天的结果，去简单裁剪过去的选择。看起来像是在“复盘”，其实常常变成了站在终点看起点。可历史从来不是静止画面，而是在具体环境里一步步展开的。资源有限、信息有限、外部压力不同，作出的判断自然会带着时代烙印。所以，评价变化这件事，本身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有些人总想把评价做成“永远固定版”，好像一旦下了结论，就不能再调整。可现实恰恰相反。时代往前走，资料更丰富，经验更完整，社会整体的观察角度也会变化。于是，有些当年被忽略的贡献会重新被看见，有些曾经被绝对化的看法也会被重新摆正。这背后有个很朴素的道理：判断不是石头刻字，尤其是对复杂历史和复杂人物的判断，更不该只有单线条。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任务，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压力。脱离当时条件，只挑一两个结果下结论，往往会把问题看窄。原文里提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未必能想象今天的生活，这一点其实特别有冲击力。因为这种变化不是抽象词，而是每个普通人都能摸得着的日常：住房条件改善了，出行效率提高了，储蓄能力增强了，国家科技实力和基础设施水平也上了大台阶。神舟、高铁这些符号，说到底，都是时代变化落到现实中的具体证明。但这也提醒我们，别把“变化”理解成一句轻飘飘的口号。变化从来不是自动发生的，它往往伴随着试错、调整、纠偏、重新认识。今天很多人能接受“发展中不断修正”，可一旦放到历史评价里，又容易要求过去必须步步完美、句句永远正确。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从更普遍的层面看，任何重大判断都离不开三个东西：当时的环境、现实的需求、后来实践的检验。前两个决定为什么会那样做，后一个决定后来为什么会调整。离开这三点，只谈立场，不谈条件；只谈结论，不谈过程，讨论就很容易走偏。这也是为什么，真正成熟的认知，不是“昨天说过的话就永远不能变”，而是愿意承认实践会推动认识更新。能修正，不等于否定一切；能重新评价，也不等于随意翻案。两者之间，还是有边界的。边界就在于：是否尊重历史事实，是否放回具体背景，是否经得起长期实践的检验。说白了，一个社会越往前走，越需要这种看问题的方法。不是把过去神化，也不是把过去一笔抹黑，而是承认历史有阶段性，评价有层次，认识会深化。这样看问题，才不会陷进非黑即白的争论里。所以这段话让人感慨的地方，不只是“日子变好了”，而是它顺手点出了一个常被忽略的现实：很多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成果，放在几十年前，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也正因为如此，回头看历史，更需要耐心和分寸。我的看法很明确：历史评价可以调整，但不能情绪化摇摆；观点可以更新，但不能脱离事实背景。把过去放回过去，把变化放进实践里，讨论才有意义。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1976年9月9日逝世。）华国锋（1976年10月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追认。）副主席第一副主席：华国锋（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　李德生（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邓小平（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注：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同意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政治局常务委员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生　董必武（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邓小平（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正式委员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女）朱德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吴德　汪东兴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　姚文元康生　董必武注：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候补委员吴桂贤（女）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中央委员会委员(一百九十五人)　　毛泽东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丁盛　丁可则　丁国钰　马宁　马天水　于桑　于会泳　于洪亮　王诤　王震　王必成　王宏坤　王秀珍（女）　王国藩　王洪文　王树声　王首道　王淑珍（女）　王淮湘　王超柱　王稼祥　天宝　巴桑（女）　方毅　邓小平　邓颖超（女）　尤太忠　孔石泉　孔照年　乌兰夫　韦国清　冯铉　司马义·艾买提白如冰　田华贵　田维新　皮定均　叶剑英　刘伟　刘子厚　刘兴元　刘伯承刘均益　刘贤权　刘建勋　刘盛田　刘湘屏（女）　刘锡昌　江青（女）　江礼银　江拥辉　江燮元　朱德　朱穆之　许世友　吕玉兰（女）　安平生　庄则栋　华国锋　华林森　乔冠华　任思忠　年继荣　纪登奎　邢燕子（女）　陈云陈郁　陈康　陈士榘　陈永贵　陈先瑞　陈奇涵　陈锡联　陈慕华（女）　杜平　李达　李强　李震　李大章　李井泉　李水清　李任之　李先念　李志民　李顺达　李素文（女）　李葆华　李富春　李瑞山　李德生　谷牧　杨勇　杨春甫　杨得志　吴涛　吴德　吴大胜　吴桂贤（女）　苏静　苏振华　张才千　张云逸　张平化　张达志　张池明　张延成　张体学　张宗逊　张恒云　张洪池　张树芝　张春桥　张维民　张富贵　张福恒　张鼎丞　张翼翔　汪东兴　肖劲光岑国荣　宋佩璋　余秋里　周兴　周宏宝　周丽琴（女）　周纯麟　周建人　周恩来　宝日勒岱（女）　宗希云　林丽韫（女）　罗青长　罗锡康　冼恒汉　金祖敏　姚文元　饶兴礼　段君毅　祝家耀　胡继宗　赵紫阳　耿飚　耿起昌　钱之光　钱正英（女）　郭玉峰　郭宏杰　郭沫若　徐向前　徐景贤　夏邦银　唐岐山　唐忠富　倪志福　聂荣臻　莫显耀　秦基伟　陶鲁笳　姬鹏飞　康生　黄华　黄镇　尉凤英（女）　鹿田计　曹里怀　曹轶欧（女）　崔海龙　梁锦棠韩英　韩先楚　粟裕　董必武　董明会　傅传作　焦林义　曾绍山　曾思玉　彭绍辉　谢家祥　谢静宜（女）　鲁瑞林　解学恭　蔡畅（女）　蔡啸　蔡协斌蔡树海（女）　滕代远　谭启龙　谭震林　廖承志　赛福鼎　潘世告　樊德玲魏秉奎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二十四人，按姓氏笔划为序)卜谷香　七林旺丹　马明　马小六　马立新　马金花（女）　邓华　王体　王谦　王六生　王光临　王百得　王志强　王美季（女）　王景升　王德山　文香兰（女）　叶飞　央宗（女）　石少华　厉日耐　冯占武　冯品德　申茂功　卢忠阳　白栋材　江华　江渭清　吕和　吕存姐（女）　任荣　达洛　孙健　孙玉国　刘西尧　刘光涛　刘春樵　刘振华　向仲华　朱光亚　朱克家　肉孜·吐尔迪　阮泊生　肖克　吴忠　吴从树　吴玉德　吴向必　吴金全　杨贵　杨大易杨坡兰（女）　杨俊生　杨富珍（女）　陈玉宝　陈代富　陈和发　陈佳忠　陈佩珍（女）　李化民　李守林　李定山　李祖根　李跃松　张令彬　张怀连　张世忠　张江霖　张英才　张林池　张国权　张泗洲　张积慧　宋双来　宋庆友宋时轮　陆金龙　汪家道　王湘君（女）　佘积德　郑三生　林李明　罗春俤（女）胡炜　胡良才　胡金娣（女）　赵峰　赵兴元　赵辛初　姚连蔚　姚依林　徐驰　唐亮　唐克碧（女）　唐闻生（女）　铁瑛　贾那布尔　钱学森　高淑兰（女）　诸惠芬（女）　郭耀卿　康林　康健民　黄文明　黄成连　黄作珍　黄知真　黄炳秀（女）　黄荣海　隆光前　崔修范　盘美英（女）　彭冲　彭贵和　鲁大东　蒋宝娣（女）　谢家塘　谢振华　谢望春（女）　廖志高　裴周玉　黎原　樊孝菊（女）　薛金莲（女）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军委（1973.8—1977.8）一、军委主席毛泽东（1973.8—1976.9）华国锋（1976.10—1977.8）二、军委副主席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973.8—1977.8）邓小平（1975.1—1976.4；1977.7—1977.8）三、军委常务委员会（1975.2设立）毛泽东（1975.2—1976.9）、叶剑英、王洪文（1975.2—1976.10）、邓小平（1975.2—1976.4；1977.7—1977.8）、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张春桥（1975.2—1976.10）、韦国清、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汪东兴四、军委办公会议（1973.8—1975.2，日常办事机构）主持：叶剑英（军委副主席）成员：王洪文、李德生、张春桥、纪登奎、汪东兴★(军委委员)：中共第十届中央军事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正式通过表决产生军委委员。1973年8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曾两次向中央提交军委委员名单，但均未予讨论、表决和通过。直到1973年12月，才增补邓小平为军委委员（此时为唯一的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大)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3年）时间：1973年8月24日—28日地点：北京代表：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背景：粉碎林彪集团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形势有所好转；因林彪事件，大会提前召开。一、主要议程1. 政治报告：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肯定九大路线，总结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提出“批林整风”等任务。2. 修改党章：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新党章延续九大党章的“左”倾内容，取消党员权利章节。3. 选举中央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二、重要人事（十届一中全会，8月30日）-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张春桥三、结果与评价- 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上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肯定“文化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江青集团势力上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为后来的动乱埋下隐患。- 一定程度上批判了林彪集团，部分老干部（如谭震林、李井泉）恢复工作。 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3年8月24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做了政治报告，王洪文做了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同志主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主席。总理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康生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李德生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有总司令，张春桥，董必武，韦国清，刘帅，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陈永贵，汪东兴等领导。政治局候补委员有苏振华上将，吴桂贤同志，倪志福同志，司马义艾买提同志。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公开渠道没有完整的中共十大1249名代表名单，官方只公布了主席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一、基本信息- 时间：1973年8月24—28日- 代表：1249名（工农兵占67%，妇女20%以上）- 党员：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二、官方公布名单（节选）1. 主席团（148人，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成员（按姓氏笔画）：刘伯承、江青（女）、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董必武、纪登奎、汪东兴、华国锋、吴德、丁盛、马天水、马宁、马金花（女）、于会泳、邓小平、邓颖超（女）、王体、王震、王六生、王必成、王永祯、王秀珍（女）、王淮湘、王德山、巴桑（女）、尤太忠、毛远新、韦国清、韦彩猷、文香兰（女）、瓦力斯江·吐尔地、白如冰、皮定均、玄顺姬（女）、任荣、刘子厚、刘兴元、刘庆棠、刘建勋、刘春樵、乌兰夫、孙玉国、江礼银、朱兴亚、朱克家、朱秀峰（女）、朱明仓、华林森、年继荣、邢燕子（女）、陈云、陈永贵、陈先瑞、孜牙、杜平、杨勇、杨得志、李大章、李志民、李秀兰（女）、李素文（女）、李瑞山、张凤英（女）、张平化、张世忠、张达志、张池明、张延成、张体学、张恒云、张洪池、张树芝、张维民、张富贵、张福恒、张鼎丞、陈士榘、陈先瑞、陈永贵、陈锡联、陈奇涵、陈康、陈仁麒、陈华堂、陈励耘、陈和发、陈扬桂、武宏、武健华、苗树森、林丽韫（女）、罗青长、罗叔章（女）、周小舟、周志坚、周建南、周培源、周景芳、郑三生、郑维山、金祖敏、祝家耀、胡继宗、赵志坚、赵仓壁、赵紫阳、郝建秀（女）、姚连蔚、贺思铭、秦基伟、耿飚、徐立清、徐景贤、殷承祯、郭玉峰、郭宏杰、唐岐山、唐忠富、唐闻生（女）、陶鲁笳、姬鹏飞、黄镇、黄庆熙、黄作珍、黄达、黄克诚、黄永胜、黄胜和、黄植、黄欧东、黄民伟、黄知真、黄文明、曹轶欧（女）、曹里怀、常崇煊、符必久、康林、康健民、阎仲川、彭冲、彭绍辉、葛步海、董明会、焦林义、舒积成、鲁瑞林、曾绍山、曾思玉、谢静宜（女）、赖际发、解学恭、谭启龙、谭甫仁、谭震林、潘世告、樊德玲、薛金莲（女）、魏秉奎2. 中央委员（195人，节选）毛泽东、丁盛、丁可则、丁国钰、马宁、马天水、于桑、于会泳、于洪亮、王诤、王震、王必成、王宏坤、王秀珍（女）、王国藩、王洪文、王树声、王首道、王淑珍（女）、王淮湘、王超柱、王稼祥、天宝、巴桑（女）、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女）、尤太忠、孔石泉、孔照年、乌兰夫、韦国清、冯铉、司马义·艾买提、白如冰、田华贵、田维新、皮定均、叶剑英、刘伟、刘子厚、刘兴元、刘伯承、刘均益、刘贤权、刘建勋、刘盛田、刘湘屏（女）、刘锡昌、江青（女）、江礼银、江拥辉、江燮元、朱德、朱穆之、许世友、吕玉兰（女）、安平生、庄则栋、华国锋、华林森、乔冠华、任思忠、年继荣、纪登奎、邢燕子（女）、陈云、陈郁、陈康、陈士榘、陈永贵、陈先瑞、陈锡联、陈奇涵、陈仁麒、陈华堂、陈励耘、陈和发、陈扬桂、吴忠、吴德、吴桂贤（女）、吴富善、吴瑞林、肖劲光、苏振华、杜平、杨勇、杨得志、杨成武、杨思德、杨春甫、杨得志、肖华、肖劲光、吴忠、吴德、吴桂贤（女）、吴富善、吴瑞林、何伟、何光宇、余秋里、谷牧、谷景生、邹家华、辛玉、汪东兴、沙风、沈初云（女）、张震、张才千、张平化、张达志、张池明、张延成、张体学、张恒云、张洪池、张树芝、张维民、张富贵、张福恒、张鼎丞、陈云、陈郁、陈康、陈士榘、陈永贵、陈先瑞、陈锡联、陈奇涵、陈仁麒、陈华堂、陈励耘、陈和发、陈扬桂、武宏、武健华、苗树森、林丽韫（女）、罗青长、罗叔章（女）、周小舟、周志坚、周建南、周培源、周景芳、郑三生、郑维山、金祖敏、祝家耀、胡继宗、赵志坚、赵仓壁、赵紫阳、郝建秀（女）、姚连蔚、贺思铭、秦基伟、耿飚、徐立清、徐景贤、殷承祯、郭玉峰、郭宏杰、唐岐山、唐忠富、唐闻生（女）、陶鲁笳、姬鹏飞、黄镇、黄庆熙、黄作珍、黄达、黄克诚、黄永胜、黄胜和、黄植、黄欧东、黄民伟、黄知真、黄文明、曹轶欧（女）、曹里怀、常崇煊、符必久、康林、康健民、阎仲川、彭冲、彭绍辉、葛步海、董明会、焦林义、舒积成、鲁瑞林、曾绍山、曾思玉、谢静宜（女）、赖际发、解学恭、谭启龙、谭甫仁、谭震林、潘世告、樊德玲、薛金莲（女）、魏秉奎3. 候补中央委员（124人，节选）卜谷香、七林旺丹（藏族）、马明、马小六、马立新、马金花（女，回族）、邓华、王体、王谦、王六生、王光临、王百得、王志强（回族）、王美季（女）、王景升、王德山、文香兰（女）、叶飞、央宗（女，藏族）、石少华、厉日耐、冯占武、冯品德、申茂功、卢忠阳、白栋材、江华（瑶族）、江渭清、吕和、吕存姐（女，土族）、任荣、达洛（藏族）、孙健、孙玉国、刘西尧、刘光涛、刘春樵、刘振华、向仲华、朱光亚、朱克家、肉孜·吐尔迪（维吾尔族）、阮泊生、肖克、吴忠、吴从树、吴玉德、吴向必、吴金全、杨贵、杨大易、杨坡兰（女）、杨俊生、杨富珍（女）、陈玉宝、陈代富、陈和发、陈佳忠、陈淑珍（女）、李守林、李良戈、李宝奇、李锡铭、李新、李德、李毅、肖寒、肖望东、吴烈、吴星峰、何桐、余致泉、张世忠、张秀川、张怀连、张世宏、张忠、张和喜、张福泽、宋佩璋、李仁麟、汪家道、沈素珍（女）、苏克、武健华、茅林、周宏宝、林晓、罗春娣（女）、胡良惠、赵元一、段苏权、祝家耀、耿喜梅（女）、徐立清、徐承勋、高凤英（女）、唐亮、黄传贵、黄作珍、黄罗斌、黄明、黄胜、黄廉、曹秀清（女）、戚玉秀（女）、崔修范、康世恩、梁锦棠、彭、彭方国、董宏国、蒋宝娣（女）、覃应机、谢振华、谢望春（女）、廖志高、裴周玉、黎原、樊孝菊（女）、薛金莲（女）、魏兴和三、说明- 完整1249名代表名单未公开，仅主席团、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正式公布。- 如需完整名单，需查阅1973年《人民日报》合订本或中央党史文献馆原始档案。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会议基本信息- 时间：1973年8月24日—28日- 地点：北京- 代表：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 主持：毛泽东二、三大议程1. 政治报告（周恩来）- 肯定九大路线与“文化大革命”- 总结粉碎林彪集团经验，重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强调“反潮流”精神，继续“左”倾错误2. 修改党章报告（王洪文）- 删除九大党章中关于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 保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核心表述- 新增“批判修正主义是长期任务”“党员要有反潮流精神”3. 选举- 中央委员195人、候补委员124人- 十届一中全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任副主席- 邓小平、王稼祥等老干部重返中央委员会；江青集团势力上升三、主要结果与评价- 积极面：批判林彪集团，解放部分老干部，恢复稳定秩序- 局限性：未纠正“左”倾错误，继续肯定“文革”与九大路线；江青集团（四人帮）进入核心领导层，为后续动乱埋下隐患。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特殊年代的党代会党的八大之后，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一）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今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改为常任制，每年召开一次。1957年受反右派斗争的影响，八大二次会议延期至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此后，由于各种原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很长时间也未能再召开。“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要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党的九大，现在就要准备。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提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条件”，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党的九大。按照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因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与会代表中的许多人都不是通过正常选举程序产生的，他们或由革命委员会等负责人协商决定，或直接由上级部门指定。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名党员。毛泽东被一致推举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会议有三项主要议程：通过中央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希望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林彪作的政治报告的核心内容，是阐述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指导思想，核心是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历史证明，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实事求是这个精髓，脱离甚至歪曲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实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从4月2日起，大会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改草案。4月14日，大会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两个文件。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是一个有严重错误的文件，它对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都是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表述的。在九大期间，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会议，讲述党的历史经验，提出不要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求注意政策，加强团结。犯错误的干部有的将来还要工作；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群众谅解就好了，就要解放。他还提议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一些老同志要选进中央委员会。4月15日起，大会进入第三项议程，酝酿和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4月24日，大会举行全体会议，选举出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当选，仅占原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29%，占九届新中委、候补中委的19%。在选举中，有的代表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将并非候选人的王稼祥等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系统化、合法化，而且加强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地位。这次会议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二）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党的九大后，“文化大革命”应进入“巩固胜利阶段”，这一方面要抓好“斗、批、改”，加强团结，恢复国家正常秩序；另一方面要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努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因此，九大之后，较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局面，形势相对稳定，国民经济开始缓慢复苏。1969年，全国工农业生产结束了1967年和1968年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1970年比1969年又取得了较大的增长，基本完成或超额完成“三五”计划原定该年度的主要指标。党的九大之后，已经掌握了党内军内很大一部分权力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并不满足，野心进一步膨胀。毛泽东发现林彪等人的企图后，在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上，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人作了严厉批评，但林彪等却没有就此悬崖勒马，反而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企图谋害毛泽东。在其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又乘飞机外逃叛国，并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明确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随着局势的稳定，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产量质量下降的局面有所扭转，粮食和棉花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73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8.4%。一批被错误打倒的老干部解放出来，恢复了工作。1973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一些专家、学者、教授也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党的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党的十大是由于林彪事件的发生而提前召开的。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党的十大预备会议。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开好十大的指示：希望这一次大会真正能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既要坚持原则，又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内，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多数。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名党员。大会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读政治报告。政治报告共分三个部分：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九大政治报告继续肯定九大路线，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国内任务的提法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8月28日，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十大修改后的党章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只在结构和内容上作了一些调整。大会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从总的方面看，党的十大不论是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还是组织路线上，都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十大虽然依然坚持“左”的错误，但批判极“左”思潮的一些积极成果保存并继续发挥作用。如会议要求加强党的领导，要团结不要分裂等，无疑有促进稳定的作用；提出在对外关系上不称霸，继续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缓和国际局势，争取外交局面进一步好转有积极意义；特别是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反对“左”倾错误和江青集团的力量。十大以后，毛泽东多次警告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姚文元“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小宗派”，对最终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三）1976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终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10年之久的内乱。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和群众为夺回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以极大热情投入到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并且深入揭发“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部分冤假错案得以纠正，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开始启动，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断了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1977年冬天，570多万名青年走进高考考场。随着拨乱反正的逐步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然而，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是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的。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说明“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一、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二、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赞同中央政治局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各项准备工作。三、决定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四、基本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为党的十一大准备的三个文件：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是为召开十一大作准备的。这次全会在揭批“四人帮”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在“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下，未能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错误理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未明确是非，这必将对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产生影响。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1510名，代表全国3500多万名党员。大会的前一天，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会上，华国锋就十一大准备工作情况，大会主席团及大会秘书处的设立，各代表团的组成，大会的议程等作了说明。预备会上，代表们对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主席团人员组成名单，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大会秘书长进行了表决。通过了223人组成的主席团名单。会议通过了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十一大的三项议程：（一）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二）修改党章的报告；（三）选举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党的十一大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这次大会的历史责任，就是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报告初步总结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批判了“四人帮”宣扬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等谬论；重申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但报告仍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肯定。8月13日，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叶剑英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提出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对十大党章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将“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写进了总纲。但新党章未能纠正十大党章中一些“左”倾错误观点，继续肯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8月18日，大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01人，候补中央委员132人。大会一致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一致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大会由邓小平致闭幕词。邓小平着重讲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一定要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二）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三）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党内和整个人民内部，认真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四）一定要恢复和发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五）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次大会没有承担起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的任务。这个任务，直到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完成。〔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胡耀邦（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产生）副主席叶剑英　邓小平　李先念　汪东兴（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陈　云（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赵紫阳　华国锋（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汪东兴的辞职请求，免除他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总书记胡耀邦政治局常务委员华国锋　叶剑英　邓小平　李先念　汪东兴（1977是8月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陈云（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胡耀邦　赵紫阳（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公报宣布，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胡耀邦　叶剑英　邓小平　赵紫阳　李先念　陈云　华国锋政治局委员华国锋　韦国清　乌兰夫　方毅　邓小平　叶剑英　刘伯承　许世友　纪登奎　苏振华　李先念李德生　吴德　余秋里　汪东兴　张廷发　陈永贵　陈锡联耿飚　聂荣臻倪志福　徐向前　彭冲（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陈云　邓颖超　胡耀邦　王震（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赵紫阳　彭真（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选举）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陈慕华（女）赵紫阳　赛福鼎（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万里　王任重　方毅　谷牧　宋任穷　余秋里　杨得志　胡乔木　胡耀邦　姚依林　彭冲（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习仲勋（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并进行了选举）中央秘书长：胡耀邦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姚依林注：（197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党中央设立秘书长、副秘书长，作为中央的日常工作机构。同时，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共132人：丁长华（女）七林旺丹　卜谷香　马　明　马金花（女）马思忠王六生　王扶之　王君绍　王尚荣　王金山　王金友　王金玲（女）仁增旺杰毛信贤（女）文香兰（女）邓　华　厉日耐　左崇义　卢忠阳　申茂功冉桂英（女）冯占武　冯品德　肉孜·吐尔迪吕　和　吕存姐（女）吕需国　朱绍清　向仲华　任质斌　刘西尧　刘志坚　刘明辉　刘重桂　刘振华刘维明　刘道生　刘瑞庆　江燮元　关泽海　许彪俊　孙雪梅（女）纪英林杜　平　杜学然　杨大易　杨永良　杨俊生　杨富珍（女）李化民　李巧云（女）李成芳　李守林　李坚真（女）李昌安　李学智　李祖根　李继良　李耀文肖　寒　肖望东　吴　忠　吴火金　吴向必　吴克华　吴冷西　吴金全　岑国荣邹家华　宋庆友　沈初云（女）张　震　张令彬　张怀连　张林池　张积慧张植弟　张耀词　陆金龙　陈仁甫　陈玉宝　陈永林　陈先瑞　陈作霖　陈爱娥（女）金明汉　周子健　周阿庆　郑三生　柳志强　胡　松　胡良才　胡金娣（女）赵兴元　赵学全　赵武成　钟夫翔　贺晋年　袁宝华　贾那布尔热　地顾秀莲（女）钱学森　徐　驰　徐立清　郭凤莲（女）郭耀卿　高厚良　唐　亮　唐克碧（女）唐闻生（女）梅松林　黄作珍　黄荣海　黄新廷曹思明　盘美英（女）康　林　尉凤英（女）蒋宝娣（女）程义太　谢正荣　蔡凤兰（女）谭文贞（女）谭善和　黎　原　潘时兴　薛金莲（女）冀桂昕　戴苏理　魏兴政中央委员会委员共201人：华国锋　丁可则　丁国钰　于　桑　于明涛　于洪亮　万　达　万　里　马　力　马　辉　马文瑞　马兴元　天　宝　王　平　王　诤　王　猛　王　谦　王　震　王一平　王世泰　王必成　王光宇　王秀秀（女）　　王茂全　王林鹤　王国藩　王首道　王恩茂　王超柱　韦国清　尤太忠　毛致用　乌兰夫　方　毅　邓小平　邓颖超（女）　孔　原　孔石泉　孔照年　巴　桑（女）　叶　飞　叶剑英　白如冰　白栋材　冯　铉　司马义·艾买提　邢燕子（女）　吕玉兰（女）　吕正操　乔晓光　朱光亚　朱穆之　伍修权　任　荣　任仲夷　任思忠　刘　伟　刘　震　刘子厚　刘光涛　刘兴元　刘伯承　刘建勋　刘春樵　刘锡昌　江　华　江礼银　江拥辉　江渭清　池必卿　安平生　许世友　许家屯　阮泊生　纪登奎　杜义德　杨　勇　杨成武　杨易辰　杨得志　杨静仁　苏　静　苏振华　苏毅然　李　达　李　强　李子元　李井泉　李水清　李世俊　李先念　李任之　李志民　李启明　李葆华　李瑞山　李德生　肖　华　肖　克　肖劲光　吴　德　吴全清　吴桂贤（女）　余秋里　谷　牧　希候巴　汪　锋　汪东兴　汪明章　宋　平　宋时轮　张才千　张玉华　张平化　张立宪　张廷发　张劲夫　张爱萍　张铚秀　张富贵　张福恒　张鼎丞　陈　云　陈丕显　陈永贵　陈伟达　陈奇涵　陈国栋　陈锡联　陈福汉　陈慕华（女）　陈璞如　林乎加　林李明　林丽韫（女）　罗青长　罗瑞卿　周纯麟　周建人　宝日勒岱（女）　宗希云　胡立教　胡耀邦　郝建秀（女）　赵志坚　赵苍璧　赵辛初　赵紫阳　段君毅　饶兴礼　姚依林　贺　诚　秦基伟　耿　飚　耿起昌　聂凤智　聂荣臻　钱之光　钱正英（女）　铁　瑛　倪志福　徐向前　郭玉峰　郭沫若　唐　克　姬鹏飞　黄　华　黄　镇　黄欧东　黄知真　曹里怀　曹轶欧（女）　康世恩　康克清（女）　鹿田计　梁必业　韩　英　韩先楚　彭　冲　彭绍辉　覃应机　粟　裕　程子华　储　江　焦林义　鲁大东　曾绍山　曾思玉　解学恭　蔡　畅（女）　蔡　啸　廖汉生　廖志高　廖承志　赛福鼎　谭启龙　谭震林　樊德玲　薛金达　霍士廉　戴光前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1977.8—1982.9）一、主席- 华国锋（1977.8—1981.6）- 邓小平（1981.6—1982.9）二、副主席- 叶剑英、邓小平（1977.8—1981.6）、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三、常务委员（初始8人）-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韦国清、苏振华、张廷发、粟裕、罗瑞卿- 1978.3增补：王震- 1979.1增补：耿飚- 1980.1增补：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杨勇、王平- 1981.7增补：杨尚昆四、列席常务委员- 杨勇（1977.8—1979.11）、梁必业、张震五、军委委员（46人）王平、王诤、王震、王必成、王尚荣、王建安、邓华、孔石泉、甘渭汉、吕正操、刘震、刘志坚、许世友、杜义德、杨成武、杨得志、李水清、李志民、李德生、李聚奎、李耀文、肖华、肖克、肖劲光、肖望东、吴克华、宋时轮、宋承志、张才千、张爱萍、陈先瑞、陈再道、陈鹤桥、金如柏、洪学智、秦基伟、聂凤智、徐立清、郭林祥、高厚良、唐亮、黄新廷、韩先楚、曾思玉、廖汉生、谭善和1977年8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全会通过中央军委名单，华国锋为主席。【1981年6月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1981年6月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华国锋正式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一大)1977年8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２日－１８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１５１０人，代表全国３５００多万党员。华国锋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的错误影响，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错误判定"四人帮"推行的是一种所谓"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强调党的任务是"反右"而不是纠"左"，继续肯定党内有"走资派"，并继续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等等，因而这次大会未能完成从理论和党的指导方针上根本拨乱反正的任务。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应到大会的代表1510人，除刘伯承等8位同志因病因事请假未能出席预备会议外，实际出席会议代表1502名。代表全国党员3500多万。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大会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任务，但没有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大会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201名委员和13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历次中央全会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77年8月19日在北京召开。 全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23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3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5名。 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2月18日—23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 华国锋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全会对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各项文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规划纲要（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决定提请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全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候选人名单，决定分别提请五届全国人大和五届全国政协会议讨论。 全会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新歌词，也决定提请五届人大会议讨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69名，候补中央委员112名。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讨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会议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强调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讨论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重申了毛泽东1957年作出的中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党第一次明确解决了从1957年以来一直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标志着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同时，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须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法、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会指出党的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全会讨论了党的组织路线问题，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会总结了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实事求是地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措施。另外，会议同意华国锋的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着重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全会还讨论了经济建设问题。全会指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并且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些思想，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 全会从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的指导思想出发，制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决心首先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全会原则同意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下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9人为中央委员。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冶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979年9月25日—28日在北京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89人，候补中央委员118人，另有16名中央机关和地方党委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华国锋主持会议并讲了话。这次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叶剑英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全会通过协商和无记名投票，增补王鹤寿、刘澜波、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和薄一波12位同志为中央委员，准备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请求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赵紫阳和中央委员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980年2月23日—29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201人，候补中央委员118人，另有各地方部门负责人37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全会经过充分讨论作出以下决定：一、决定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的十一大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加以完善解决。二、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三、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准备将草案提交党的十二大审议通过。四、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共12条，总结了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五、决定彻底为刘少奇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六、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４位同志辞职的请求。免去或提请免去他们所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七、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十一届五中全会，进一步解决了组织路线问题，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从组织上保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贯彻，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981年6月27日—29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14人。有关方面负责人53人列席了会议。 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议程是：（一）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 全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段是预备会议，从6月15日开始至25日结束，讨论了《决议》和改选、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问题。第二阶段是正式会议，从6月27日开始至29日结束，27日通过了《决议》，28日进行了选举，29日通过了会议公报。 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充分肯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阐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进一步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胜利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坚决维护了党长期斗争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决议》共分八部分：（一）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回顾；（二）建国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三）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四）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五）“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六）历史的伟大转折；（七）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八）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和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胡耀邦和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组成，选举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次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中共十一届七中会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1982年8月6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85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列席21人。 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主持了会议。全会决定，1982年9月1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交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 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分别给刘伯承同志、蔡畅同志的致敬信。全会决定在他们因年高久病，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之际，以全会的名义表达全党同志对他们的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发布时间：2012年09月25日 15:14 来源：新华网编辑：樊响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意义一、核心定位1978年12月18—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二、五大历史意义1. 思想路线：拨乱反正，回归实事求是否定“两个凡是”，高度评价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打破长期“左”的思想束缚，为改革开放扫清思想障碍。2. 政治路线：重心转移，转向经济建设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拉开改革开放大幕。解决1957年后长期未解决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3. 组织路线：核心确立，领导集体换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恢复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纪，加强法制建设。增选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巩固团结稳定局面。4. 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激活发展动力农村率先改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启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打破计划经济僵化模式。打开国门，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技术与管理经验。5. 历史全局：开创道路，奠定复兴基石结束“文革”后两年徘徊局面，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为后续40多年经济腾飞、综合国力跃升、人民生活改善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三、一句话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里程碑：思想破冰、重心转移、改革开放、核心确立、道路开创，深刻改变中国命运，奠定民族复兴基础。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一、整体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全面拨乱反正，纠正文革及此前“左”倾错误，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正常秩序，至1982年基本完成拨乱反正历史任务。二、主要内容1. 平反冤假错案（核心）全面复查历史案件，为受迫害的干部、群众、民主人士平反昭雪；纠正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反右倾”等历史错案，恢复当事人名誉、工作与待遇。2. 思想路线拨乱反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破除个人崇拜与教条主义；统一全党思想，正确认识历史是非。3. 政治与组织路线整顿健全民主集中制、党规党纪与社会主义法制；恢复各级党政机关正常工作秩序，整顿领导班子，重建正常组织生活。4. 社会与政策调整调整知识分子、民族、宗教、侨务等各项政策，摘掉错误“帽子”；恢复教育、文艺、科技等领域正常发展局面。5. 历史结论正式定型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全面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教训，标志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胜利完成。三、历史意义1. 彻底肃清长期“左”的错误影响，安定人心、凝聚社会力量。2. 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社会、工作秩序。3. 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扫清思想、政治障碍。简答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全面开展拨乱反正：大规模平反各类冤假错案，落实各项社会政策，恢复民主与法制。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历史问题决议，科学评价历史与领导人，标志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全面完成，为改革开放奠定重要基础。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农村改革、创办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的起步一、农村改革（改革先从农村突破）1. 背景人民公社体制大锅饭、平均主义，压抑农民积极性，农业发展缓慢、粮食短缺。2. 开端：小岗村“生死契约”（1978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签订契约，分田包干到户、自负盈亏，揭开农村改革序幕。3. 核心措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内容：土地公有，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交够国家、留足集体、剩下归自己。- 推广：1980年中央发文肯定，1982年全国推广，取代人民公社。- 配套：提高粮价、开放集市贸易、发展多种经营。4. 影响- 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产量大幅增长，解决温饱。-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推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 为城市改革提供经验、奠定物质基础。二、创办经济特区（对外开放起步）1. 决策过程-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广东、福建提议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办出口加工区。- 邓小平：“就叫特区好，中央没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 1979年7月：中央批准粤闽两省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行一步，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8月：全国人大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增海南）。2. “特”在哪里- 特殊经济政策：外资准入、税收减免、土地优惠。- 特殊管理体制：市场调节为主，政企分开，自主经营。- 目的：引进外资、技术、管理经验；窗口、试验田、排头兵。3. 初期成就- 深圳：边陲小镇→现代化城市，“深圳速度”。- 特区成为对外开放桥头堡，为全国开放探路。三、改革开放的起步（1978—1980年代初）1. 对内改革：农村→城市-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 城市：1984年后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国企扩大自主权、政企分开，发展多种所有制。2. 对外开放：点→线→面- 1980年：4个经济特区（点）。- 1984年：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线）。- 1985年：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面），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格局雏形。3. 起步意义- 农村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解决吃饭问题，奠定改革根基。- 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突破口，引进资金技术，对接世界，展示开放决心。- 整体：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转折，改革开放起步，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四、简答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1978年小岗村包产到户，随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国推广，解放农村生产力，乡镇企业兴起。对外开放同步起步：1980年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引进外资技术。农村改革与特区创办，标志改革开放全面起步，为现代化建设奠基。 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领导机构总书记胡耀邦（1982年9月12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代理总书记）（1987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的决定和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决定）政治局常委胡耀邦　叶剑英　邓小平　赵紫阳　李先念　陈云（1982年9月12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通过）增选调整1985年9月24日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政治局委员万里　习仲勋　王震　韦国清（壮族）　乌兰夫（蒙古族）　方毅　邓小平　邓颖超（女）　叶剑英　李先念　李德生　杨尚昆　杨得志　余秋里　宋任穷　张廷发　陈云　赵紫阳　胡乔木　胡耀邦　聂荣臻　倪志福　徐向前　彭真　廖承志（1982年9月12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通过）增选调整1985年9月24日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万里、习仲勋、方毅、邓小平、田纪云、乔石、李鹏、李先念、杨尚昆、杨得志、吴学谦、余秋里、陈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胡启立、姚依林、倪志福、彭真。候补委员姚依林　秦基伟　陈慕华（女）（1982年9月12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通过）增选和调整后1985年9月24日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秦基伟　陈慕华书记处书记万里、习仲勋、邓力群、杨勇、余秋里、谷牧、陈丕显、胡启立、姚依林（1982年9月12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候补书记（按得票多少为序）乔石、郝建秀（女）（1982年9月12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增选调整1985年9月24日，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万里、余秋里、乔石、田纪云、李鹏、陈丕显、邓力群、郝建秀、王兆国（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根据习仲勋、谷牧、姚依林同志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共210人，按姓氏笔划为序）：于明涛于洪恩万达万里　万海峰　马文瑞　马兴元　习仲勋王芳王猛　王震王丙乾王汉斌　王光中　王光宇　王兆国　王全国　王任重　王克文　王诚汉　王恩茂　王崇伦　王朝文（苗族）王鹤寿　韦国清（壮族）尤太忠　毛致用　乌兰夫（蒙古族）方毅　巴桑（女，藏族）邓力群邓小平　邓颖超（女）邓稼先　布赫（蒙古族）叶飞　叶剑英　田纪云　白栋材司马义·艾买提（维吾尔族）邢燕子（女）吕培俭　朱云谦　朱光亚　朱穆之　乔石　乔晓光伍精华（彝族）任仲夷　华国锋　向守志　刘震　刘正威　刘华清　刘志坚　刘复之　刘振华　江泽民江拥辉　池必卿　安平生　许家屯　孙大光　阴法唐　严东生　苏钢　苏毅然　李锐　李鹏　李力安李子奇　李立功　李东冶　李先念　李启明　李学智　李梦华　李绪鄂　李森茂　李瑞环　李锡铭　李溪溥李德生　李耀文　杨波　杨勇　杨堤　杨成武　杨汝岱　杨易辰　杨尚昆　杨得志　杨静仁（回族）杨德中　肖华　肖寒　肖全夫　吴全清　吴学谦　何康　何东昌　余秋里　谷牧　沈图　沈因洛宋平　宋任穷张寿　张震　张廷发　张再旺　张劲夫　张爱萍　张铚[zhì]秀　张曙光　陈云　陈彬陈雷　陈仁洪　陈丕显　陈伟达　陈希同　陈国栋　陈福汉　陈慕华（女）陈璞如　林若　林乎加林丽韫（女）罗青长　周惠周子健　周世忠　周建南　郑三生　郑拓彬　项　南　赵守一　赵兴元赵志坚　赵苍璧　赵南起（朝鲜族）赵海峰　赵紫阳　郝建秀（女）胡宏　胡绳　胡立教　胡乔木胡启立　胡耀邦　柳林　饶兴礼　洪学智　姚广　姚依林　贺进恒　贺敬之　秦川　秦仲达　秦基伟袁宝华　聂荣臻　莫文祥　热地（藏族）顾秀莲（女）钱正英（女）钱永昌　铁瑛　铁木尔·达瓦买提（维吾尔族）倪志福　徐少甫　徐向前　殷渊　高扬文　郭力文（女）　唐克　黄华　黄知真　黄新廷　崔乃夫　崔月犁　康世恩　康克清（女）章泽　梁必业　梁灵光　梁步庭　彭冲　彭真　蒋南翔　韩先楚　韩培信　覃应机（壮族）傅奎清　焦林义　鲁大东　谢希德（女）谢振华　强晓初　解峰　廖汉生　廖承志　赛福鼎（维吾尔族）谭友林　谭启龙　谭善和　薛驹穆青（回族）戴苏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增选的中央委员（共56人，按姓氏笔划为序，据新华社北京1985年9月22日电）：丁关根　万绍芬（女）王涛　王海　王蒙　王忍之　王森浩　尹克升　叶选平　白纪年　邢崇智朱　训　朱厚泽　伍绍祖　刘精松　关广富（满族）阮崇武　孙维本　芮杏文　李九龙　李际均　李昌安李贵鲜　李铁映　杨正午（土家族）杨析综　吴文英（女）吴蔚然　何竹康　邹家华　宋健迟浩田　张帼英（女）陈光毅　陈辉光　周光召　周克玉　赵先顺　胡平　胡锦涛　侯捷　贾春旺钱李仁　钱其琛　徐惠滋　高狄　黄璜　尉健行　蒋心雄　蒋民宽　傅全有　普朝柱　廖晖　熊清泉黎明　魏金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共138人；按得票多少为序）：杨泰芳　郎大忠（傣族）尉健行　蒋民宽　尹长民（女）尚才（布依族）周光召　郑光迪（女）姜燮[xiè]生　彭士禄　尹俊（白族）年得祥（回族）李刚　陈素芝（女，满族）胡平　胡锦涛袁芳烈　格桑多杰（藏族）蒋心雄　杨析综　金宝生（瑶族）赵宗鼐[nài]　唐仲文潘荣文（女）朱训刘树生（回族）李冰（女）吴文英（女）张序登　陆懋[mào]曾陈　煐[yīng]　林殷才　梁栋材　熊清泉　魏鸣一　于振武　于鸿礼　卢良恕　朱厚泽　乔学亭邹竞蒙　张辛泰　宫本言黎明　王群　李慧芬（女）杨岭多吉（藏族）周阿庆　黄德懋　刘贵谦孙维本　栗寿山　钱其琛董继昌　马思忠（回族）王越丰（黎族）巴图巴根（蒙古族）卢功勋　田世兴刘鸿儒　张万年梁成业（壮族）王忍之　王林鹤刘玉洁（女）刘国光　许勤　贾那布尔（哈萨克族）黑伯理（回族）丁凤英（女）韩叙　谢非　魏金山　孙国治　李铁映　李淑铮（女）吴祖强　何光远　张祥聂奎聚　高德占　黄枢　马忠臣　王学珍　邢崇智　刘友法　刘明辉　汪家鏐（女）张伯祥　韩瑞阶邢至康（女）刘毅　董占林　王建功　张万欣　安志文　李锋　吴蔚然何竹康　陈作霖　宋健林涧青　邹家华　罗干　马卫华　李化民　黄甘英（女）赵东宛　吴向必（苗族）高厚良杨正午（土家族）严政　刘维明　钱学森　杨海波　马洪　房维中　王蒙李际均　徐信　高占祥叶选平　刘海清　马明　王六生　李昌安　张健民　任　荣　杨永良　王扶之张根生　吴冷西　袁俊王金山　李瑞山　王谦　于桑　汪东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增选的中央候补委员（共35人，按得票多少为序，据新华社北京1985年9月22日电）：丹　增（藏族）刘国范　丁廷模　全树仁　孙文盛　李德洙（朝鲜族）杨国梁　宋汉良　郑　华徐世群　丁衡高　克尤木·巴吾东（维吾尔族）陈明义　袁伟民　戚元靖　路甫祥　王宗春　孙同川孙家正　李长春　吴邦国　宋德福　张立昌　张仲先　贺国强　杨　钟　姜洪泉　艾知生　吴官正　乔宗淮刘云山　刘荣惠　赵地（女）金　鉴（满族）王郁昭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同意64位老同志不再担任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职务的请求，并提请与同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审议，获得通过。这64位老同志是：叶剑英、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王震、韦国清、李德生、宋任穷、张廷发、于桑、马文瑞、王谦、王六生、王金山、王恩茂、王鹤寿、白栋材、朱穆之、任仲夷、刘震、刘华清、刘志坚、刘明辉、刘复之、徐家屯、孙大光、孙国治、李锐、李化民、李启明、杨易辰、肖全夫、汪东兴、张震、张爱萍、张铚秀、陈伟达、陈国栋、林乎加、周子健、郑三生、赵守一、赵仓璧、胡立教、洪学智、袁宝华、钱学森、铁瑛、高厚良、黄华、黄新廷、康克清、梁必业、梁灵光、蒋南翔、韩先楚、覃应机、鲁大东、谢振华、廖汉生、谭友林、谭启龙、谭和善。中顾委主任：邓小平副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王　平　王首道　邓小平　伍修权　刘澜涛　江　华　许世友　李井泉　李维汉　肖　克　肖劲光　何长工宋时轮　陆定一　陈锡联　段君毅　耿　飚[biāo]　姬鹏飞　黄火青　粟　裕　程子华　傅　钟　谭震林　薄一波委员（共172人，按姓氏笔划为序）：于光远　万　毅（满族）王　平　王一平　王子纲　王世泰　王幼平　王必成　王尚荣　王首道　王新亭天　宝（藏族）韦　杰（壮族）区梦觉（女）方　强　方志纯　尹林平　孔　原　孔石泉　邓小平甘渭汉　平杰三　帅孟奇（女）白如冰　冯　铉[xuàn]　冯文彬　冯纪新　冯基平　成　钧　成仿吾　吕正操廷　懋（蒙古族）伍修权　任白戈　任质斌　刘　杰　刘　晓　刘田夫　刘转连　刘建章　刘顺元　刘俊秀刘道生　刘景范　刘澜涛　江　华（瑶族）江一真　江渭清　许世友　孙冶方　杜　平　杜义德　李　达李　贞（女）李　强　李一氓　李丰平　李井泉　李任之　李成芳　李志民　李运昌　李坚真（女）李卓然　李维汉　李葆华　李颉伯　李楚离　李聚奎　杨尚奎　杨献珍　肖　克　肖劲光　肖望东　吴　德吴克华　吴亮平　吴富善　旷伏兆　何长工　汪　锋　宋　黎　宋时轮　宋侃夫　张　策　张才千　张平化张令彬　张达志　张光年　张仲良　张邦英　张秀山　张启龙　张维桢　张稼夫　陆定一　陈再道　陈野苹陈锡联　陈漫远　武新宇　范式人　林　铁　欧阳山　罗玉川　罗贵波　金　明　周　扬　周　里　周　林周仁杰　郑天翔　赵　林　赵辛初　赵武成　赵健民　赵毅敏　钟子云　钟汉华　钟期光　段君毅　贺　彪贺晋年　袁升平　袁任远　耿　飚　聂凤智　栗又文　夏　衍　夏之栩（女）夏世厚　夏征农　顾卓新钱之光　徐立清　高　扬　高克林　郭　峰　郭化若　郭述申　郭洪涛　唐　亮　姬鹏飞　黄　镇　黄火青黄欧东　曹　瑛　曹里怀　常黎夫　章　蕴（女）阎达开　阎揆[kuí]要　彭嘉庆　彭德清　韩念龙　惠浴宇粟　裕　程子华　程世才　傅　钟　舒　同　曾　三　曾　生　曾　志（女）詹才芳　雍文涛　廖志高谭震林　薄一波　霍士廉　魏金水中央军委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主席：邓小平（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常务副主席）（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注：从1983年6月开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国家中央军委）。国家中央军委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作的绝对领导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家中央军委实际上是一个机构。 中央纪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共132人）：第一书记：陈　云第二书记：黄克诚常务书记：王鹤寿书记：王从吾　韩　光　李　昌　马国瑞　韩天石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马国瑞　王从吾　王鹤寿　李　昌　李之琏　李正亭　陈　云　黄克诚　韩　光　韩天石　蔡顺礼委员(132人，按姓氏笔划为序)：王　凌（女）王　铁　王　焰　王又新　王从吾　王尧山　王众音　王秉祥　王宗槐　王战平王晓光　王福庆王鹤寿　王鹤峰　云世英（蒙古族）毛　铎　文　力（回族）文正一（朝鲜族）石生荣　石新山史　敏　白治民　包玉山（蒙古族）朱绍清　乔　青　任志恒　多吉才让（藏族）刘　英（女）刘　昆　刘汉生　刘自德　刘丽英（女）刘鸣九　刘家栋　刘茹影（女）刘新权　刘鹤孔许梦侠　孙彤辉（女）严佑民　严克伦　李　庄　李　坚　李　昌李　涛（满族）李　耀　李之琏　李正亭　李兴旺　李君彦　李哲夫　李健民　李振海　杨　克杨　珏[jué]　杨子谦杨西林　杨攸[yōu]箴　杨蕴玉（女）吴信泉　余达佳（壮族）余述生　余建亭狄子才　邹　衍宋　诚　宋洁涵　张　矛（女）张　凯　张　顺　张力行　张传栋　张海峰阿木冬·尼牙孜（维吾尔族）陈　云　陈　坦　陈达之　陈如龙　邵井蛙　范希贤　范朝利　林　晓林一心　林维先金　风　金　石　金昭典　庞　然　赵重德　赵起扬　段　云　饶正锡　徐其孝徐深吉　高　峻高新华　郭　建（女）郭春原　唐延杰　浦安修（女）晏福生　黄　中黄　凯　黄乃一　黄民伟　黄立清　黄克诚　曹广化　曹幼民　曹冠群（女）曹达诺夫（维吾尔族）戚元靖　崔　健　康　迪　章　林　梁茂成　彭　儒（女）彭清云　韩　光韩天石　焦若愚　焦善民　谢邦治　詹大南　蔡顺礼　谭开云　谭申平　薛　坦　薛凤霄蹇先任（女）蹇先佛（女）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二大)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1—11日，北京）正式代表1600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党员。一、核心主旨邓小平开幕词首次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主要报告（胡耀邦）报告标题：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新时期总任务：团结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建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 经济目标：1981—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小康水平。- 战略重点：农业、能源交通、教育科技。- 强调“两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三、重要决议与党章- 通过新《党章》：强化民主集中制，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 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干部新老交替过渡机制。- 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委。四、历史意义- 标志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首次明确小康社会目标，成为此后发展战略核心。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史小知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这次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他还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一是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二是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三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三大任务的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一是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二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三是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四是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华国锋辞职后第一次出席党代会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上午9时，大会执行主席邓小平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军乐队奏《国际歌》，接着全场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已经逝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大会执行主席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致开幕词。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已经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华国锋也出席了这次党代会，因为在选举出党的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之前，华国锋仍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所以在党的十二大的参会领导的名单上，华国锋排在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和陈云之后。然而这却是华国锋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份出席的最后一次党代会，因为在之后召开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落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至此，61岁的华国锋彻底告别政坛，开始了长达二十七年的退休生活。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陈云与党的十二大方针的确立作者：陈立旭（北京）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召开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指明了新时期的前进方向，在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后，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陈云以其战略家的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提出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为党的十二大确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十二大报告的题目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报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总任务的落脚点是社会主义。今天的人们可能认为这很正常，其实，党的十二大报告对新时期总任务的概括，并不那么简单。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在中国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是有争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与此同时，一些人却借口继续批判“两个凡是”和纠“左”，肆意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共产党领导、攻击人民民主专政、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讲的第一条就是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的讲话产生了重大影响，得到党内和全国人民拥护。但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并没有罢休，特别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仍然有人借着经济建设上的开放，主张中国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具有敏锐政治洞察力的陈云注意到了这个重大问题。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期间，他写下了一份《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这份提纲的核心思想是中国搞经济建设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有计划按比例。他写道：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他回顾历史说：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和1949 年后的中国都是这样做的，是完全对的，缺点是没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办事。计划太死，必然缺少市场自动调节。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是计划经济部分，二是市场调节部分。陈云强调：我们既掌握了政权，又有了第一部分经济（即计划经济），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在经济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基础。陈云的观点对于党的十二大产生了重大影响。党的十二大坚持了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夯实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是保障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并且保障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决定性条件。”这些内容，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意志。为了保障党的十二大精神得到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十二大闭幕后，陈云在各种讲话、谈话中始终强调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在谈到党的十二大制定的战略目标问题时，他肯定搞活经济效果显著，但提出要防止在搞活经济的同时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他形象地比喻说：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是要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不仅如此，陈云还对一些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进行坚决抵制。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对于事关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陈云特别指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虽然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中间虽有曲折，但发展也不算太慢。美国从华盛顿时代算起，到现在近200年。按照我们那样搞，发展速度是超过美国的。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后，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阔步前进，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如何理解改革开放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同认识。有人主张搞改革应该照搬西方模式。陈云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多次在讲话、谈话中强调：我们现在搞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陈云在党的十二大前后强调的上述内容，事关中国今后要走什么道路，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并且确实对党的十二大和此后中国的发展方向起了重大作用。这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个贡献具有长远的影响力。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陈云特别关注培养接班人问题。他指出：再过20年，我们这些老干部不在了，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人却只有四五十岁。如果现在不注意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再想解决接班人问题，有可能让一些不合格的人接班。而且，现在我们的干部队伍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现象了，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老干部要陆续从领导班子中退出。陈云认为接班人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专门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印发。在文中，他提出这样的主张：从现在起，就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我们的各级党政工作有强大的后备力量，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陈云还谈到了要选择德才兼备的干部、选干部的年龄界限、建立工作机构、设立过渡岗位等问题，可谓用心极深。党的十二大临近召开时，陈云又一次谈到培养接班人问题，强调应该主动地提拔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他举例说：现在我们提40岁左右的当部长，还只有郝建秀一个，她是50年代的劳动模范，今年45 岁，专门进学校学了一下，但是，可惜这样的干部还只提了一个。他还举了外国的例子，说：卡特政府里一个什么办公室主任，只有32岁；里根政府里头也是什么办公室主任，40 岁。外国人一定比我们聪明，我们中国人一定笨吗？并不是那样。他还强调：“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要成千上万，几千，一万，两万。……二十几个省区市，加上中央各部委，提一两百个人够用吗？不够用。成千上万，这是工作的需要。”在党的十二大上，陈云就干部队伍新老合作和交替问题讲了话。他指出：“解决好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他提出要提拔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青年干部，强调提拔干部，要严把政治关，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我们党的事业就一定会后继有人。陈云的这个重要观点，不仅对党的十二大产生新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对各级领导机构注意培养合格的接班人起了重大作用。这些观点，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大意义。陈云一贯注重党风问题。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他曾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陈云的这些观点对党的十二大注意解决党风问题，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这一著名论断被写进了党的十二大报告，成为长期响彻全党的警钟。党的十二大通过了新的党章，作出一系列新规定，强调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规定了党员的八条义务，要求党员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克己奉公，绝对不得假公济私。新党章对党员和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要求，比过去历次党章都更加严格。针对党内实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大会作出部署，确定从1983 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陈云指出：党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予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以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一旦丧失民心，中国共产党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他专门强调：我们必须充分看到对外开放带来的问题。我们对外开放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要充分注意对外开放带来的消极东西。“现在看来，防止消极后果的工作还做得不够。”针对个别人提出党纪也可以“松绑”的错误观点，他说，纪检工作应该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提交了一份书面发言，在谈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时，特别列举了一些损害国家利益的消极现象，指出：我们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泛滥成灾，败坏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因此，我们必须两个文明一起抓。有两个高度文明，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陈云特别强调党风问题，不仅对党的十二大和十二大之后的整党整风起了重大作用，对于后来党的自身建设，也起了重大作用。（选编自《党史纵览》2022年第十期，略有改动）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百年党史天天读 ┃中共十二大中共十二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会议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名党员。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各项组织制度、党的纪律作了更充分、更具体的规定。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内容邓小平高度地评价了这次大会的历史地位，认为这次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他还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新取得的经验，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大会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大会还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大会把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先前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改为实现小康，从战略指导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问题。这是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一个历史性决策。这次大会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战略方针。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吸收了“七大”和“八大”党章的优点，并根据新时期执政党的特点，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大会选举了由210名委员和13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172名委员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由132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邓小平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会议意义党的十二大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自这次大会起，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实现了制度化。中共十二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党成功实现了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伟大转变，开始把中国带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的政治轨道，并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永远载入史册。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的十二大：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响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伟大旗帜的指引下，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一）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场革命，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此后，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其间近四年，我们党开创性地做了大量“尽管是有风险的”，但却是“很重要的必须做的”工作，使我们国家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为党的十二大的召开奠定了良好基础、作出了重要准备。第一，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胜利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在思想政治方面，经过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我们党已经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与此同时，我们党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对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从“摘帽”到恢复劳动者身份，从制定落实各方面政策到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我们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方面调整关系，极大地维护了全国的安定和团结。但同时，我们党也发现了一些值得警觉的问题：有人教条式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针政策不理解甚至抵触；也有人拿党纠正自身错误做文章，打着所谓“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从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以上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必将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对此，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为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划定了政治底线。为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党中央决定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进行重新认识，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初步总结了党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历史经验。此后不久，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在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得以通过。《决议》首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二，有效调整国民经济，开启并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开放。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调整主要针对国民经济中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积累与消费等重大关系比例失调的问题，特别强调经济发展一定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要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还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反复论证、讲求实效，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到1982年底，国民经济扭转了重大比例失调造成的不稳定状态，经济形势得到比较迅速的好转。对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探索改革的过程。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突破。1978年冬夜，由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户村民签署的“大包干生死状”，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随后，很多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也都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但此时，却有人对包产到户产生了质疑，认为这样会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对此，1980年5月，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9月，党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并要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猛发展，到1982年达到了全国生产队总数的86.7%，比1980年增加36.7个百分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场打破“铁饭碗”的尝试开始。1978年7月，广东清远氮肥厂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拿出5万元设立综合奖并和产量挂钩，按照多劳多得分配给工人。这样一来，第二年厂子就扭亏为盈，产能大幅度提升。这一做法，后来被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总结为“清远经验”，对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1979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大型国营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试点，到1980年6月，全国试点企业扩大到6600家。此后，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从中央到地方，逐步把改革试点推向经济责任制和财政体制等方面，具体包括：从1980年起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多收可以多支的新财政体制；初步展开以建立多渠道、少环节、产销结合为目标的商业流通体制改革；从1981年起，选择中小城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验；等等。第三，政治体制改革起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逐步走上正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是党中央认真总结和汲取以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重要结论。以此为共识，一场以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使以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起步。这一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邓小平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这个讲话，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明确了基本的指导思想。1982年2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就此，一批经过考验的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通过逐步调整、整顿、加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班子，党和国家各级组织的领导权已经基本上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干部手中。 （二）经过几年全面的拨乱反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于是，召开党的十二大，便被提到日程上来。党的十二大，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此，中共中央非常重视，筹备工作前后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指出：全国各族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实践，现在向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需要不失时机地加以迅速解决的重大问题，包括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随着国内形势的转变，国家政治生活和党的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思想上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也需要作相应的解决，以利于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发展和巩固，以利于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都要求中央委员会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一致通过决定，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具体时间，由中央政治局决定。十一届五中全会还对十二大的主要议程、代表名额和分配原则、产生办法等问题作了规定。此后，党的十二大的准备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在各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下，完成出席党的十二大代表的选举工作。根据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党的十二大代表名额为1600人。1980年4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十二大代表选举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参加十二大的代表要在召开县、市、州党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基础上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产生，代表选举工作要在11月底完成。《意见》还对各方面代表应占比例，包括性别、年龄和专业比例及民族等提出具体要求。政治局会议还作出《中共中央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决定》，这是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步骤。1980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指出，要选出真正合格的党代表，就要充分酝酿，真正征得广大党员的同意，不要少数人“圈定”；名单没有什么保密的，要公开提到党员中去酝酿讨论，不要怕变动。经过充分酝酿，代表选举工作最终于1982年7月底完成。各地党组织共选出代表1600名，并按比例选出候补代表149人。在全部代表中，青年代表将近40%，各方面专业人员、专家占有相当比重；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38个民族的146名优秀党员被选为代表。在代表中也有少数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但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党作过贡献的同志。二是对党章进行修改。此项工作从1979年冬开始，通过召开座谈会、进行实地调研、拟出草稿并多次征求意见进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在1982年8月6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上被审议通过。这次全会，对于十二大的筹备来讲，同样非常重要。正是这次全会，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开宣布，恢复中共八大那样把自己的代表大会完全公开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好传统。全会明确了党的十二大召开的具体时间，审议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一致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交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分别给因年高久病、不再担任领导职务的刘伯承、蔡畅的致敬信，以全会的名义表达了全党同志对他们的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1982年8月30日，经过认真筹备，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党的十二大的三项主要议程，选出了党的十二大主席团和31人组成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会上提出十二大的任务：对粉碎“四人帮”六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的伟大历史性转折作出胜利的总结，同时将确定党在新时期的宏伟目标和战斗任务，使我们党能够以新的面貌和坚强的战斗力，率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三）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全国3965万党员。邓小平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邓小平致开幕词之后，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外交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勾画出了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目标的蓝图。在开幕词中，邓小平通过回顾党的七大以来的发展历史，充分阐明了党的十二大的历史地位。尤其重要的是，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作了新的理论概括，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邓小平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出，解决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由此成为党和人民始终不渝高高举起的旗帜。胡耀邦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中，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首要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为此，大会实事求是地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方针。明确提出，1981年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把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由此前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改为实现小康，是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一个历史性决策，点燃了中国人建设富足社会的小康梦，极大增强了中国人建设美好未来的决心和信心。（四）党的十二大突破了以往对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认识，提出了诸多创新性的理论观点。比如，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新原则，即“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再比如，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问题作了新的概括，突出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诸如以上科学论断，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又一里程碑，不仅解决了现代化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更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党的十二大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继承发展了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反映了党的现实生活的要求，为整顿党的组织和转变党的作风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新党章有了一个内容比较充实的“总纲”，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对加强党的建设基本要求，对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发挥作用，都作了规定。党章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第一纪律”。新党章对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十二大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特别强调：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首次将入党誓词载入党章，要求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还新增“党的干部”一章，提出，“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知识水平和专业素质提出了比一般党员更高的要求。党的十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新成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新的党章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它的任务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通过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党的十二大顺利解决了党的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问题。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党员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担负起中央的领导工作；一大批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从第一线退出，参加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新同志，老同志，密切合作，接续奋斗。这种独特的交接班方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党的十二大的召开，标志着党成功地实现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伟大转变。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党的建设更能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党的最高领导层成为更加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中国由此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的政治轨道，党的十二大也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载入史册。〔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1987年11月～1992年10月）　　一、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里、田纪云、乔石、江泽民、李鹏、李铁映、李瑞环、李锡铭、杨汝岱、杨尚昆、吴学谦、宋平、赵紫阳（1989年6月免职）、胡启立（1989年6月免职）、胡耀邦（1989年4月去世）、姚依林、秦基伟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丁关根　　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赵紫阳（1989年6月免职）、李鹏、乔石、胡启立（1989年6月免职）、姚依林　　江泽民、宋平、李瑞环（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增选）　　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赵紫阳（1989年6月免职）　　江泽民（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　　四、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　　书记：　　胡启立（1989年6月免职）、乔石、芮杏文（1989年6月免职）、阎明复（1989年6月免职）　　李瑞环、丁关根（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增补）　　杨白冰（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增选）　　候补书记：温家宝　　五、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第一副主席、常务副主席　　主席：　　邓小平（-1989年11月）　　江泽民（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选举）　　第一副主席：　　赵紫阳（1989年6月免职）　　杨尚昆（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选举）　　常务副主席：杨尚昆　　副主席：刘华清（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选举）　　秘书长：杨白冰（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任命） 副秘书长：洪学智、刘华清(1989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免去洪学智、刘华清同志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 )★在这一时期(1987年11月～1992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并未设立“常务委员”（军委常委）这一职务，也没有设立“军委委员”。当时的领导体制主要由主席、副主席以及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　　中央顾问委员会　　主任：陈云　　副主任：薄一波、宋任穷　　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平、王首道、伍修权、刘澜涛、江华、李一氓、李德生、杨得志、肖克、余秋里、宋任穷、宋时轮、张劲夫、张爱萍、陆定一、陈云、陈丕显、陈锡联、胡乔木、段君毅、耿飚、姬鹏飞、黄华、黄镇、康世恩、程子华、薄一波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乔石　　副书记：陈作霖、李正亭、肖洪达　　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德瑛、乔石、刘丽英、李正亭、肖洪达、陈作霖、郭林祥、傅杰　　中央委员会委员（175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关根　丁衡高　于永波（满族）　于洪恩　万里　万绍芬（女）　王涛　王海　王蒙　王群　王丙乾　王汉斌　王成斌　王任重　王兆国　王忍之　王茂林　王朝文（苗族）　王森浩　王瑞林　毛致用　尹克升　艾知生　布赫（蒙古族）　卢荣景　叶选平　田纪云　史玉孝　白立忱（回族）　司马义·艾买提（维吾尔族）　邢崇智　吕培俭　朱训　朱光　朱良　朱光亚　乔石　伍绍祖　伍精华（彝族）　任建新　华国锋　全树仁　多吉才让（藏族）　刘正威　刘安元　刘振华　刘精松　关广富（满族）　江泽民　许士杰　阮崇武　孙维本　芮杏文　李鹏　李九龙　李子奇　李长春　李立功　李旭阁　李际均　李泽民　李贵鲜　李根深　李铁映　李乾元　李梦华　李瑞环　李锡铭　李新良　李德洙（朝鲜族）　杨正午（土家族）　杨白冰　杨汝岱　杨析综　杨尚昆　杨泰芳　杨静仁（回族）　杨德中　吴文英（女）　吴官正　吴学谦　吴蔚然　何康　何东昌　何竹康　邹家华　沈达人　沈祖伦　宋平　宋健　宋汉良　宋德福　迟浩田　张寿　张仲先　张勃兴　张帼英（女）　陆懋曾　陈玉英（女）　陈光毅　陈希同　陈俊生　陈辉光　陈慕华（女）　林若　林丽韫（女）　罗干　周光召　周衣冰　周克玉　郑拓彬　房维中　赵东宛　赵先顺　赵宗鼐　赵南起（朝鲜族）　赵紫阳　赵富林　郝建秀（女）　胡平　胡启立　胡锦涛　胡耀邦　侯捷　侯宗宾　姜春云　姜洪泉　姚依林　贺敬之　秦仲达　秦基伟　热地（藏族）　袁伟民　聂奎聚　聂璧初　贾春旺　顾秀莲（女）　顾金池　钱正英（女）　钱永昌　钱李仁　钱其琛　铁木尔·达瓦买提（维吾尔族）　倪志福　徐惠滋　高狄　高焕昌　郭振乾　郭超人　朗大忠（傣族）　戚元靖　崔乃夫　阎明复　梁步庭　梁栋材　尉健行　彭冲　董继昌　蒋心雄　蒋民宽　韩培信　程维高　傅全有　普朝柱　温家宝　谢非　谢希德（女）　雷鸣球　鲍彤　蔡诚　廖晖　熊清泉　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　薛驹　魏金山　　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10人，按得票多少为序）：　　格桑多杰（藏族）　贾志杰　马玉海（回族）　丹增（藏族）　王越丰（黎族）　克尤木·巴吾东（维吾尔族）　李振潜　张连忠　陈明义　罗尚才（布依族）　贾那布尔（哈萨克族）　王志武　刘国光　何道泉　陈敏章　姜燮生　马思忠（回族）　杨国梁　邹竞蒙　高镇宁　王洛林　张立昌　赵国臣　王学珍　尹俊（白族）　叶连松　张万年　陈素芝（女，满族）　葛洪升　傅锡寿　朱森林　周绍勋　刘方仁　杨永良　陈世俊　郑华　钱国梁　钱绍钧　卢功勋　刘国范　刘鸿儒　周玉书　贺国强　梁光烈　路甬祥　王忠禹　彭功阁　朱开轩　何光远　孙同川　宋克达　赵炳耀　栗寿山　刘玉洁（女）　孙家正　李淑铮（女）　林殷才　孙文盛　陈玉杰（女）　钱树根　曾宪林　于振武　史大桢　吴邦国　张思卿　和志强（纳西族）　徐世群　丁廷模　栾恩杰（满族）　沙健孙（回族）　陈至立（女）　顾传训　曾庆存　巴图巴根（蒙古族）　廖文海（女）　刘毅　李慧芬（女）　韩叙　齐怀远　李岚清　吴仪（女）　张彦仲　邓鸿勋　汪家镠（女）　高德占　刘荣惠　赵延年（回族）　金鉴（满族）　张万欣　董占林　朱镕基　李森茂　任铁　宗顺留　孙奇　桂世镛　邢至康（女）　胡笑云　固辉　白恩培　陈邦柱　周文元　赵地（女）　马忠臣　乔宗淮　袁俊　何其宗　尹长民（女）　黎明　黄菊　　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于明涛　万海峰　马光元　马国瑞　王平　王芳　王林　王谦　王磊　王一平　王子纲　王从吾　王六生　王世泰　王幼平　王诚汉　王首道　王鹤寿　天宝（藏族）　韦纯束（壮族）　尤太忠　邓力群　文敏生　方强　孔石泉　白如冰　白栋材　冯文彬　冯纪新　成钧　吕东　朱云谦　朱穆之　廷懋（蒙古族）　乔晓光　伍修权　任仲夷　任质斌　向守志　刘杰　刘震　刘田夫　刘华清　刘志坚　刘转连　刘明辉　刘建章　刘复之　刘景范　刘道生　刘澜涛　江华（瑶族）　江一真　江拥辉　江渭清　池必卿　安平生　安志文　许家屯　孙大光　严政　苏毅然　杜平　杜义德　杜星垣　杜润生　李昌（土家族）　李锐　李一氓　李力安　李丰平　李化民　李东冶　李庆伟　李运昌　李启明　李葆华　李登瀛　李德生　李耀文　杨易辰　杨秀山　杨得志　肖克　肖全夫　肖望东　吴德　吴富善　旷伏兆　余秋里　汪锋　汪东兴　汪道涵　宋黎　宋任穷　宋时轮　张策　张震　张才千　张邦英　张达志　张光年　张廷发　张秀山　张劲夫　张爱萍　张铚秀　张曙光　陆定一　陈云　陈彬　陈雷　陈仁洪　陈丕显　陈伟达　陈国栋　陈野苹　陈锡联　陈璞如　武衡　林乎加　欧阳山　罗玉川　罗青长　罗贵波　金明　周林　周惠　周子健　周仁杰　周世忠　周建南　郑天翔　郑维山　项南　赵苍璧　赵辛初　赵武成　赵健民　荣高棠　胡立教　胡乔木　钟子云　段君毅　饶守坤　贺彪　贺晋年　袁升平　袁宝华　耿飚　聂凤智　夏世厚　顾卓新　钱信忠　铁瑛　徐信　高扬　高厚良　郭峰　郭洪涛　姬鹏飞　黄华　黄镇　黄罗斌　黄新廷　梅益　曹瑛　曹里怀　常黎夫　崔月犁　康世恩　阎达开　梁必业　彭嘉庆　彭德清　蒋南翔　韩天石　韩宁夫　韩念龙　惠浴宇　覃应机（壮族）　程子华　程世才　傅崇碧　焦若愚　鲁大东　曾生　曾志（女）　谢振华　强晓初　雍文涛　廖志高　谭友林　谭启龙　谭善和　薄一波　霍士廉　穆青（回族）　戴苏里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69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凤英（女）　马启新（回族）　马铁军（回族）　王占昌　王言昌　王宗春　王晓光　王维澄　王德瑛　韦成栋（壮族）　云世英（蒙古族）　巴桑（女，藏族）　石庚　白石　冯芝茂　吕枫　吕绍堂　朱治宏　乔石　多巴（藏族）　刘友法　刘汉桢　刘丽英（女）　齐中堂　许鸣真　孙彤辉（女）　李正亭　李发荣　李春亭　李焕政　李德明　杨敏之　肖洪达　汪文风　张明　张丁华　张伯祥　张序登　张定鸿　陈达之　陈作霖　陈法文　武长友　林开钦　林英海　罗进新　罗运通（壮族）　孟志元　项华（女）　赵兴元　赵保星　荀友明　侯颖　格日勒图（蒙古族）　贾军　顾云飞　徐青　徐文伯　高姿　郭林祥　黄继述　曹芃生　曹庆泽　曹克明　彭钢（女）　彭珮云（女）　董范园（女）　傅杰　谢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三大)时间和地点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举行。代表人数：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着全国4600多万名党员。主要内容1. 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大会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 明确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大会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这条基本路线的简明概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核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3. 确定“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 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 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4. 政治体制改革大会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主要内容包括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中共十三大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着全国4600多万名党员。赵紫阳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批准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党的十三大的中心任务是坚持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加快和深化改革，进一步确定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确定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大会的突出贡献，是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作了系统阐述，指出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大会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概括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概括起来说，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大会首次以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了由委员175人、候补委员110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由委员200人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由委员69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2日，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17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万里、田纪云、乔石、江泽民、李鹏、李铁映、李瑞环、李锡铭、杨汝岱、杨尚昆、吴学谦、宋平、赵紫阳、胡启立、胡耀邦、姚依林、秦基伟；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胡启立、乔石、芮杏文、阎明复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选举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党的十三大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确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伴随改革开放实践逐步形成的，也是根据邓小平关于中国实现现代化步骤的战略构想提出来的。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对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宏伟目标作了积极而稳妥的规划，既体现了党和人民勇于进取的雄心壮志，又反映了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大成果。实践证明，“三步走”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正确战略。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方针和任务，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了调整。全会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组成。全会还增选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江泽民在全会上的讲话，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全会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决、全面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一手抓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一手抓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全国政治局面迅速趋向稳定，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思想战线出现新的转机。1989年11月6日至9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对我们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表明，邓小平同志不愧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党、国家和军队久经考验的领导人。全会决定增补杨白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史微课 | 党的十三大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党的十二大召开，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和“小康”战略目标。随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需要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遵循什么样的基本路线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作出明确回答。今天观澜君就带大家回顾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的十三大和三步走战略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审议通过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大会的突出贡献，是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7年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4600多万名党员。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新的认识出发，大会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具体内容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的十三大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制定了“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三步走“具体为：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零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大会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作了归纳和概括，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更清晰的轮廓。改革开放的继续推进和治理整顿的开始按照党的十三大的部署，198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深化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为重点。1998年2月，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对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改革原则，作了更明确的规定，为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得到确认。同时，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大。1988年3月，国务院决定适当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新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有140个市、县，包括杭州、南京、沈阳3个省会城市。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体现党中央加快改革开放的魄力和决心。在全国改革的推动下，1984年至1988年，我国经济加速发展。但是，在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系列不稳定、不协调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等。1988年8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准备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解决价格问题。尽管方案没有正式实施，但消息传开后，引发人们的高通胀预期和恐慌心理，触发全国性的挤提储蓄存款和抢购商品的风潮。面对这一严峻局面，1988年9月下旬，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决定从加快改革步伐转向其后两年内以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为重点，强调价格改革不能孤军突出，改革必须是全面的配套改革。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过旺的社会需求得到相当程度的控制，但国民经济发展的难关尚未渡过，一些深层次的结构和体制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素材来源：《共和国之路》《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简史》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国防战略的调整一、时间背景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党的十三大召开；国防战略调整的核心决策（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在十三大前已落地，十三大予以确认并制度化。二、核心战略转变（1985—1987）1. 战争判断：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放弃长期临战状态，认为大战可避免、局部战争与冲突成主要威胁。国防建设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轨道，转向和平时期现代化建设轨道。2. 建设定位：国防建设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确立“经济建设优先、国防适度发展”方针，军费占比下调，资源向经济建设倾斜。军队支援国家建设：军工转民品、部队参与基建与抢险救灾。3. 战略方针：坚持积极防御，但内涵更新战略基点：从全面战争转向应付局部战争与突发事件。作战原则：防御、自卫、后发制人，不主动出击，强调威慑与实战结合。4. 军队建设：百万裁军+精兵合成1985年宣布裁军100万，总员额降至300万。体制改革：压缩陆军、加强海空、合成编组，提升现代化/正规化水平。目标：建设精干常备军，平时应对局部情况、战时快速扩编。5. 国防科技：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工企业“军转民”，服务经济建设；保留核心军工能力，保障装备更新。优先发展常规高技术装备，适度发展战略威慑力量。三、十三大报告的正式表述（1987）明确：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现战略性转变，裁军百万，推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定位：国防现代化是四化重要组成，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改善装备、发展国防技术。要求：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四、历史意义完成从临战国防到和平建设国防的转型，为改革开放创造稳定环境。确立积极防御+精兵+军民融合的战略框架，奠定新时期国防与军队建设基础。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一国两制”不是在十三大期间才形成，而是在1980年代初提出、1984—1985年基本定型，1987年十三大是对它的正式确认与理论升华。一、“一国两制”的酝酿与提出（1978—1982）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和平统一方针，不再提“解放台湾”。1979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首次正式宣告和平统一、尊重台湾现状。1981年9月：叶剑英发表“九条方针”，提出统一后台湾为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保留军队。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明确指出，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首次提出“一国两制”概念。1982年12月：宪法第31条增设“特别行政区”条款，为“一国两制”提供宪法依据。二、方针成型与国策化（1983—1985）1983年6月：邓小平提出对台“六条”，细化高度自治、司法独立、终审权、保留军队等。1984年2月：邓小平完整表述：“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香港搞资本主义”。1984年12月：中英签署香港问题联合声明，“一国两制”进入实践阶段。1985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将“一国两制”确立为基本国策。三、十三大（1987）：确认、定型与理论化中共十三大召开于1987年10月，此时“一国两制”已成型并进入落地期。十三大报告的核心表述：“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中英、中葡已就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达成协议。历史将证明，按‘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的构想和实践，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十三大的作用：政治确认：将“一国两制”正式纳入党的基本路线与战略方针。理论定性：明确为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定位为实现统一的基本国策。实践背书：肯定其解决港、澳问题的成功，推动对台政策延续。四、时间线小结1978—1982：酝酿与提出1983—1985：成型与国策化1987（十三大）：正式确认、理论定型、全面部署一句话：十三大不是“一国两制”的形成起点，而是它走向成熟、获得全党正式确认的里程碑。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学党史·读原著 | 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外交采取了两个重大举措：一是1978年8月同日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1978年12月同美国发表正式建交的联合公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展开，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基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实行两个重大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改变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科学判断。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反复说明，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85年3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第二个转变是改变“一条线”战略。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安全。中美两国虽在1982年8月17日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公报，但后来美国政府并未兑现自己的承诺。苏联多次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在此背景下，中国改变过去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郑重申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同各国的关系。报告还着重说明中国共产党愿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这四项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同世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党际关系的基本原则。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从十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作了归纳和总结。其中提到：中国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贫、强弱一律平等，各国的事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协商解决，而不能由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中国决不称霸，也坚决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和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中国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同或不同作为占领别国领土、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随着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中国外交得到全方位发展，一个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初步形成。到1989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37个。这一时期，处理中美、中苏关系是外交工作的主要方面之一。中美关系虽因售台武器等问题受到严峻考验，但在20世纪80年代仍保持稳定发展。中苏关系方面，两国从1982年起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磋商。影响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基本解决后，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破裂20多年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为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良好基础。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治理整顿的成效和 “七五 ”计划的完成1989年 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确定在遏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从 1989年算起，用三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的任务。这一阶段治理整顿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以启动市场、争取经济适度发展为侧重点；第二步是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上来。在治理整顿期间，老百姓的 “菜篮子 ”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1988年，国家开始实施 “菜篮子工程 ”，建立中央和地方的肉、蛋、奶、水产和蔬菜生产基地。经过治理整顿，过热的经济明显降温，国民经济保持适合实际的一定增长速度，供求平衡矛盾明显缓解。人民群众关心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初步缓解，市场秩序明显好转。1992年 3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宣布，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可以如期结束。在治理整顿期间，“七五 ”计划所规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指标到 1990年底绝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提前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改革开放持续推进，并在一些领域取得重大突破。1990年 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是深化改革具有标志性的举措。1990年 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1991年 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这两家交易所的运营实现了股票的集中交易，形成了全国性的沪市、深市两个证券交易市场，推动了股份制的发展。1990年 10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并引入期货交易机制，成为中国期货交易的开端。沪、深两个交易所的成功开业及期货交易机制的引入，向世界发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将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的强烈信号。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是扩大开放的一项重大举措。浦东是指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川杨河以北紧邻上海最繁华的外滩的一块三角形地区。这片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土地，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有效开发，是一些人眼中的 “烂泥渡 ”，与繁荣的浦西形成鲜明对比。1990年 4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这是党中央全面研判国际国内大势，统筹把握改革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由此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几十万建设者开进浦东，架桥筑路，建厂造楼，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浦东新区在长江出海口崛起。这不仅促进了上海的迅速发展，而且对长江三角洲以及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随着治理整顿任务和 “七五 ”计划的胜利完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细节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讲话，史称南方谈话。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内国际形势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南方谈话发表后，迅速成为改革开放实践的有力指导，从而推动中国乃至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一直在思考　　邓小平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一直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这源于他朴素的生活方式、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以及坚持锻炼身体。　　1989年，邓小平终于实现了退休的夙愿。此时的邓小平看起来依然精神矍铄，但有一个不被人注意的细节：这一年，邓小平的保健医生根据他的身体情况，建议他戒掉陪伴了近70年的香烟。邓小平对此的回答是：“好嘛，我试一下。”从此，他再也没有抽过一口香烟。　　到1992年初南方谈话之前，邓小平的生活依然简单规律，他继续定点起床吃饭，每天做自己编的体操，按固定的圈数在院中散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比往常更加沉静。但是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是隐隐感觉到他似乎在进行非常深入的思考。邓小平之女邓榕回忆说：“实际上是我父亲有一个系列的思考，在他南方谈话之前，就是在1989年以后，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同样，作为邓小平的女儿，邓楠也回忆说：“他就一直是不说话，实际上脑子里都在想。他虽然没有写一个字、打一个字的草稿，但是所有的话都在他脑子里。所以才能把他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然后一个字都不用改，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一次信息高度浓缩的谈话　　1992年1月17日，在北京火车站最东侧的站台，邓小平登上了南下的专列。专列的列车长齐文明回忆他当时的状况：“88岁高龄，但是从精神面貌上还是很好，不像他那个年岁的老人。但是实际上年龄在那，走路啊由原来的那么快，（变成）上下车需要搀了。”而当时邓小平给工作人员最深的印象，还是在非常投入地进行思考。列车员梁石春说：“在车上就是工作，总是那样的，白天晚上就是工作那样子的，看着他挺辛劳的。”服务员贾迎光也说：“什么话也没有，你眼前过人，他眼珠子都不带转的，就是旁边已经没有什么那种感觉，就是特别专一地在那儿思考，挺辛苦的。我们有时候看看都比较心疼他。”不过，此时还没有人能猜想到邓小平在思考的内容和他将要采取的行动。　　然而，1月18日，当专列抵达武昌车站时，邓小平却开始展现出不一样的状态。严格地说，武汉不是此行真正的目的地，只是列车为了补给停靠29分钟。按照安排，邓小平将在车站上听取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的简短汇报。武昌火车站的站台只有短短的500米。邓小平一边走一边听汇报，时而插上几句话，时而停下脚步。据关广富回忆，他们就这样来回走了4趟，一共停下来6次。他们走走停停，边走边谈，这是一次信息高度浓缩的谈话，邓小平出人意料地谈了许多重要问题。转换到了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　　11点02分，火车重新开动向南方驶去后，关广富、郭树言、钱运录三人凭着记忆，将邓小平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由钱运录做笔录。当夜，湖北省委将这份谈话记录传至中共中央办公厅。武昌火车站的谈话成为南方谈话的开端，邓小平也由此转换到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甚至可以说有一些亢奋。列车员李坤回忆：“也可能他心里有一团火呀。他每次一到了站台，马上就感觉好像不用人扶了那种感觉，而且到了地方也是这样的，就是说精神状态马上就不一样。”　　这种状态在抵达深圳时达到高峰，并一直持续。1月19日上午9点，专列抵达深圳，邓小平一行入住深圳迎宾馆。考虑到邓小平年近九十，并且坐了几天的火车，到深圳的第一天只安排休息，没有安排任何考察活动。但是，邓小平在房间刚刚坐定，就对陪同人员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外边去看看。”上午10点，他就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人陪同下开始参观深圳市容，一路又发表了许多重要谈话。他还到了皇岗口岸，站在深圳河大桥桥头，长时间地眺望对面的香港。据邓楠回忆：“1992年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他真的有一个不吐不为快的那种感觉，他一定要说。而且，那次我们就觉得跟往常不一样。你想1984年，他去深圳的时候，只听不说，基本上什么都没有说。但是1992年去深圳的时候，大不一样，就是你不让他说，他也非要说不可。”在特区视察的各个场合，情况基本都是这样，他不仅不断地发表谈话，而且进行了很多活动，比如在深圳仙湖植物园亲手种下了一棵高山榕树，在珠海参观高技术企业——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时，他主动要求：“我要握握年轻人的手，科学的希望在年轻人。”随即与200多位科技工作者握手，可以说是神采奕奕，活力四射。　　反映这种状态的一个鲜明例子是1月23日上午9点40分，邓小平结束了在深圳5天的考察，在蛇口港码头登上海关902快艇，启程到珠海特区考察。途中一个多小时，主要是邓小平一直滔滔不绝地在说，女儿邓楠担心他太劳累，曾打断过两次，让他休息一会儿。他马上又开始说，不让说都不行。邓楠回忆道：“不但要说，而且语速非常快。而且这次讲话跟他以往的讲话一样，不用太多地整理。”把自己那点精气神都要用完了　　1月31日，邓小平到达上海，这是他视察南方的最后一站。2月7日，邓小平不顾天气寒冷，出发到他特别关注的浦东考察。他先到南浦大桥，高兴地让在场的记者拍了一张全家福，接着又来到正在建设中的杨浦大桥工地。但是实际上，此时邓小平的身体已出现了一些问题。据邓楠回忆：“可能大家不知道，到了上海以后，他就大病了一场。”　　2月21日，邓小平乘专列回到北京，南方谈话宣告完成。邓小平根据规定开始乘坐专列是1951年，到1994年，43年间共乘坐71次。专列列车长说：“1992年，南方谈话那次是最长的一次，36天。”南方谈话后，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遗憾地发现，邓小平的身体状况迅速地恶化了。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回忆：“他最后讲这些话都是把命拼上了！”“最后你看他讲话多激动、多频繁、多恳切、多用心啊，付出了自己的感情，甚至把自己那点精气神都要用完了！”“他一下子身体就垮下来了，再也没有缓过来了。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到最后拼了老命把最后的政治交代完成。”　　不过，在发表南方谈话后，邓小平的心情多了一份安宁与轻松。1992年7月12日，邓小平与前来探望的弟弟邓垦谈话，革命一生的兄弟俩谈到了共产主义理想，邓小平专门提及南方谈话：　　“我个人不关重要，对我个人来讲现在死正好是时候，你们要想透，要超脱旧的观念，自然规律违背不了，但是我还想多活，剩下的时间想看看。我这一生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个阶段在历史长河中是个重要的曲折的阶段和取得最好效果的阶段，就是这次‘南方谈话’定了调，这个调没有错。12亿人口有了明确的方向、道路和方法，市场经济是方法手段，不是确定社会性质，我们没有辜负这些年，做了应该做的事，做了好事，这辈子就可以了。”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总书记：江泽民（1992年10月19日通过）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江泽民　李　鹏　乔　石　李瑞环　朱镕基　刘华清　胡锦涛中央政治局委员丁关根　田纪云　朱镕基　乔　石　刘华清　江泽民　李　鹏　李岚清　李铁映　李瑞环　杨白冰　吴邦国邹家华　胡锦涛　姜春云　钱其琛　尉健行　谢　非　谭绍文（1992年10月19日选出）黄　菊（1994年9月28日增选）陈希同（撤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为序）：温家宝　王汉斌（1992年10月19日选出）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　丁关根　尉健行　温家宝　任建新（1992年10月19日产生)吴邦国　姜春云（1994年9月28日增补产生）中央委员会委员（共189人，按姓氏笔划为序）：丁文昌　丁关根　丁衡高　于永波（满族）王　克　王　涛　王　海　王　群　王汉斌　王成斌　王兆国王茂林　王忠禹　王维澄　王朝文（苗族）王森浩　王瑞林　毛致用　乌力吉（蒙古族）尹克升　邓鸿勋艾知生　卢荣景　叶连松　叶选平田纪云　田曾佩　史玉孝　白立忱（回族）白清才司马义·艾买提（维吾尔族）成克杰（壮族）吕　枫　吕培俭　朱　训　朱光亚　朱森林　朱敦法朱镕基　乔　石　伍绍祖　任建新　华国锋　全树仁　多吉才让（藏族）刘中一　刘正威　刘仲藜　刘华清刘安元　刘纪原　刘忠德　刘剑锋　刘精松　齐怀远　关广富（满族）江泽民　阮崇武　孙维本　李　景李　鹏　李九龙　李长春　李文卿　李来柱　李岚清　李伯勇　李希林　李际均　李其炎　李泽民　李贵鲜李铁映　李瑞环　李德洙（朝鲜族）杨正午（土家族）杨白冰　杨国梁　杨德中　吴　仪（女）吴文英（女）吴邦国　吴官正　何光远　何竹康　何椿霖　佟宝存　谷善庆　邹家华　汪家鏐（女）沈达人　宋　健　宋汉良　宋克达　宋清渭　宋德福　迟浩田　张　工　张　震　张丁华　张万年　张立昌张连忠　张勃兴　张思卿　张美远　张帼英（女）张福森　陈玉英（女）陈邦柱　陈光毅　陈奎元陈俊生　陈敏章　陈焕友　陈锦华　陈慕华（女）邵华泽　邵奇惠　林丽韫（女）固　辉　罗　干和志强（纳西族）岳岐峰　周　南　周文元　周玉书　周光召　周克玉　郑必坚　赵志浩　赵南起（朝鲜族）赵富林　郝建秀（女）胡　平　胡启立　胡富国　胡锦涛　侯　捷　侯宗宾　姜春云　袁伟民热　地（藏族）贾庆林　贾志杰　贾春旺　顾秀莲（女）顾金池　钱正英（女）钱其琛铁木尔·达瓦买提（维吾尔族）倪志福　徐惠滋　高　严　高天正　高德占　郭振乾　郭超人　陶驷驹黄　菊　黄　璜　黄启璪（女）黄镇东　曹双明　曹芃生　戚元靖　崔乃夫　梁栋材　尉健行彭珮云（女）葛洪升　蒋心雄　蒋民宽　蒋祝平　韩杼滨　程维高　傅全有　傅锡寿　鲁　平　普朝柱温家宝　谢　非　谢世杰　雷鸣球　路甬祥　廖　晖　谭绍文　魏金山（1992年10月18日选出）王学萍（黎族）（1993年3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二中全会上递补）耿全礼马启智（回族）（1995年9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上递补）孙文盛（1996年10月在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上递补）克尤木·巴吾东（维吾尔族）（1997年9月在中共中央十四届七中全会上递补）陈希同（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共130人，按得票多少为序）：王学萍（黎族）（递补为中央委员）耿全礼（递补为中央委员）马启智（回族）（递补为中央委员）孙文盛（递补为中央委员）克尤木·巴吾东（递补为中央委员）吴光宇　赵金铎（满族）贾那布尔（哈萨克族）桑结加（藏族）曹伯纯　梁光烈　王志武　王洛林　江村罗布（藏族）杜青林　李毅中　吴基传　张孝文　张俊九郑斯林　钱树根　阎海旺　谭乃达　王云龙　石宗源（回族）刘泽民　杨永良　吴玉谦　奉恒高（瑶族）贾治邦高祀仁　郭东坡　黄　瑶（布依族）曾庆存　廖文海（女）王广宪　许其亮　孙同川　汪啸风　沈滨义　陈明义岳海岩　龚谷成　程安东　田成平　汤洪高　孙家正　李慧芬（女）宋宝瑞　张彦仲　郝　岩　柴松岳乌云其木格（女，蒙古族）刘明祖　彭昆生　温宗仁　石兆彬　刘　淇　张德江　秦玉琴（女）顾　浩　钱国梁王太华　王乐泉　史大桢　白恩培　朱开轩　刘振华　李奇生　李淑铮（女）陈云林　陈玉杰（女）王如珍（女）石玉珍（女，苗族）卢瑞华　朱丽兰（女）杨健强（白族）栾恩杰（满族）王思齐刘云山　李春亭　邹竞蒙　范钦臣　罗冰生　丹　增（藏族）回良玉（回族）苏　荣　刘　毅　张　肖（女）周永康　贺国强　刘方仁　张秋祥　王梦奎　邹世昌　高昌礼　汝　信　戴相龙　李嘉廷（彝族）沙健孙（回族）陈至立（女）钱运录　徐匡迪　郭树言　李建国　欧广源　厉有为　刘华秋　杨振怀　曾培炎　黎　明　俞正声曾宪林　田凤山　王　占　吴爱英（女）赵延年（回族）吴贻弓　李继耐　郑贤斌　桂世镛　熊光楷　张健民马忠臣　兰保景　何其宗　叶　青　房维中　肖　秧　姜永荣（1992年10月18日选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　席：江泽民（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决定）副主席：刘华清　张　震（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决定）张万年　迟浩田（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增补）委　员：于永波　傅全有迟浩田（至1995年9月）张万年（至1995年9月）（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决定）王　克　王瑞林（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增补）纪委书记：周子玉★在中共十四大之后，为了适应军队领导体制改革的需要、优化机关职能配置，并进一步突出和强化军委主席负责制，中共中央军委不再设置“中央军委常务委员”这一职务层级。因此，第十四届中央军委没有设立军委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尉健行副书记：侯宗宾、陈作霖、曹庆泽、王德瑛、徐青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王光、王德瑛、刘丽英、安启元、李至伦、何勇、陈作霖、侯宗宾、徐青、曹庆泽、尉健行、彭钢、傅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共1 0 8 人，按姓氏笔划为序）丁凤英（女）、万绍芬（女）、马世昌、王光、王其超、王茂润、王宗春、王富中、王福、王德顺、王德瑛、乌兰木伦（蒙古族）、巴桑（女，藏族）。甘子玉、艾维仁。田聪明、冯少武、冯芝茂、冯锡铭、朱育理、多巴（藏放）、刘（上山下昆）、刘锷、刘丽英（女）、刘明仁、刘贵岭、刘峰岩、刘积斌、刘善祥、安启元、祁培文、孙祖梅、孙隆椿、李钊、李文海、李成仁、李至伦、李金华、李俊杰、李振东、李恩潮、李焕政、李清林、李惠仁、杨兴富、杨昌、杨贤足、杨昌基、杨崇汇、杨敏之、杨德清、杨德福、吴景春（女）、何勇、佟国荣、闵耀中、汪文风、沈茂成、宋国臣、张轰、张文岳、张华林、张均法、张宝顺、张惠新、陈为松、陈光琳、陈作霖、陈明枢、范新德、林兆枢、林殷才、尚文、周声涛、郑国雄、赵丛（满族）、赵地（女）、赵宗鼐、胡之光、柳斌、侯颖、侯宗宾、饶凤翥、洪虎、贺邦靖（女，白族）、袁守芳、格日勒图（蒙古族）、贾军、夏国华、顾云飞、钱冠林、徐青、朗大忠（傣族）、曹庆泽、曹克明、崔毅、尉健行、隋永举、彭钢（女）、董范园（女）、蒋冠庄、韩德乾、傅杰、傅志寰、谢安山、靳玉德、谭福德、翟泰丰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四大)一、基本信息时间：1992年10月12日—18日地点：北京代表：正式代表1989人、特邀代表46人，代表全国5100多万党员二、核心内容主题报告：江泽民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三大决策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全党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党章修改：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写入党章。人事选举：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三、历史意义标志中国改革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阶段。系统总结改革开放14年经验，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础。推动思想解放，为9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提供政治与理论保障。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992年，江泽民在十四大上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1989人，特邀代表46人，代表着全国5100多万名党员。从1978年，到199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毫无疑问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如何总结过去发展的经验，展望未来，成为了当时的重要任务。在这样的形势下，既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和速度，扩大胜利成果，也要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这次大会至关重要。大会继续强调了经济建设依旧是当前的重中之重，继续抓住机遇，迎难而上，还明确的提出建立一种经济体制——那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能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将是重大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也是有极大帮助的，因而这项特别的事业，成为了对之前经济建设工作的总结，也成为了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奋斗的目标。制度的提出和完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出，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这之中的艰难曲折，值得我们后人不断地学习和了解。如果说要找一个时间点来回顾市场经济的历史，那无疑是要回到1978年，在那场影响深远，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上，邓小平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从此，我党正式树立起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思维。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改革开放被正式的提出，并获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可是，哪怕是这样一个，在今天看起来，无比正确的决定，其实在当时是有巨大的阻力和困难的。在1978年我们要进行改革开放前，“阶级斗争”“群众运动”“革命”“计划经济”“革命与战争”等等思想，在我们过去的生活中发挥过巨大作用，这种惯性思维方式还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被当做必须一直坚持的理念。如果不从思想上解放大家，那么我们做什么都会绑手绑脚，如果这样去面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中的机遇与挑战，注定是要失败，就算顶上去了，一遇到困难，也会很快退下来的。当时国家实力十分薄弱的，无论是工业、农业，还是教育、科技、艺术上，都面临的十分严峻的危险，但最突出的还是在经济上面，国民经济几乎处在崩溃的边缘，人民迫切的想提高生活的基本水平。那么如何用有限的力量和资源，搞活整盘经济，就成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周围的国家和地区，比如韩国、日本、台湾和新加坡，都出现了经济腾飞，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了惊人的19%，作为亚洲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又回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上，中国要往哪个方向走，走什么样的路？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一场酝酿已久的关于真理标准的思想大讨论就要开始了。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并以迅雷之势立即引发党内外的强烈反响，这时候一些受“左”的惯性思维影响的同志，认为这篇文章要势必会引起人们思想混乱，中央高层和宣传部门领导提出严厉批评和斥责，主张不要再扩散文章。历史来到了一个关键的档口，刚复出的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气魄强有力地表达了他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坚定态度。从1978年6月开始，邓小平为了带动大家讨论的热情，他离开了北京，先后去了四川、广东，9月又到了吉林，在各地亲自带头讨论，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最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深入人心。从此，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来思考问题的方式，成为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评价标准，这最终让党和国家摆脱了僵化的思维枷锁。从1978年到1992年这段时期，我们首先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又坚持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路线，还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治国良策，对内改革，几乎触及到国内所有的领域，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和力量。到了1992年时，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24000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7.18倍，国民收入总值17400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5.78倍，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向所有人证明了改革开放的力量。然而，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我们在此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在1988年，由于缺少市场经济的经验，我们必须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渐摸索过渡，因此我们进行了“价格闯关”的尝试，不幸的是价格闯关最终失败了，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都陷入了低谷。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前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崩溃和瓦解，西方国家惧怕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中国实行了政治经济上的封锁，使我们面临内忧和外患。而在国际上，西方国家不仅仅满足于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取得的“胜利”，他们开始鼓吹中国会成为“第二个苏联”。西方经济学家们发出“中国长达1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结束”的论调，不少所谓的专家纷纷断言中国经济将要崩溃。点更严重的挑战在国内，1989年的经济紧张和苏联东欧的剧变，使不少党内人士产生担忧，他们担心中国也可能出现苏联和东欧的情况，在西方国家疯狂的政治煽动、经济封锁更之下，不少人思想开始动摇，主要出现了两种思想潮流。第一种是“左”的观点，那些原来就坚持激进的人们开始宣传，继续搞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很可能会被西方“和平演变”掉，很可能会被帝国主义分子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掉。由此，“姓资姓社”的问题正式摆在人们的面前，这种思潮反对进一步改革开放，曾经的那些思想极其僵化的人，甚至利用这一机会，否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老路上去。与此同时，国内还有一种声音，那就是与西方国家呼应，从“右”的方面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这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和过时，并鼓吹放弃执政党的领导，全面推行私有化并且实行西方的多党民主。这两种不同的思潮，一左一右，无论是激进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的政策，否定十四年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探索的伟大成就。正因如此，中国的前途有一次来到了徘徊的十字路口，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面临着第二阶段的挑战，那就是，我们要不要把巩固改革的成果，并扩大开放的程度，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有可能断送我们的事业。1992年1月，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一位88岁高龄的老人，来到了深圳和珠海，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谈话的方式，发表了他的南巡讲话，正是这次伟大的讲话，为中国的发展又一次拨乱反正，中国改革开放再一次被重亲注入生机与活力。那一年的春节前后，人们从电视机上，可以很容易看到这位老人，依旧矍铄的状态，并从他充满智慧的语言中，看到中国的未来，以及继续位生活奋斗的希望。首先从理论上，他深刻回答了，这几年来困扰大家思想的问题，对于“姓资姓社”的问题，他明确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从根本上保障了我们伟大事业的长久旺盛的生命力。而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继续改革开放，并且提倡将开放的胆子放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从此这种“敢”与“闯”的精神，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重要风潮，成为鼓励人民继续不怕失败前行的重要力量。这就从思想上，将左和右的争执和矛盾，团结到了继续创造价值而不是做浪费时间的辩论之中。他提倡科学，希望依靠教育，建立我们自己的人才培养队伍，培养科学人才，用科技强国，并提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全，保障社会主义的思想安全，这样才能朝着共同富裕的路线不断前进。这些犹如春雷般的声音，随着记者的镜头，通过广播和电视机响彻了神州大地，一下子把中国人民，尤其是1989年到1992年，这3年来久被压抑的心情释放了出来。人们积蓄起来的渴望、冲动和能量，又被重新地激发和释放出来，从而为改革开放又一次注入能量，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第二次大潮。这场发生在春天的故事，就是在这样一个十分关键的历史时刻，再次拯救了中国。长期以来，“计划经济”惯性思维，阻碍人们接受“市场经济”思维，其实早在南方谈话之前，我们就进行了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在我们的五年计划之中，提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发展路线。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之下，人们渐渐找到了自己的生产方式，非公有经济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经济，尤其是在南巡讲话之后，人们更加放心的认定，市场经济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这就冲击了“计划经济”惯性思维。因而在1980年1月，我国就已经提出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看法，不过这个时候的市场还相当不成熟，计划体制的长期存在，决定了我们的改革开放初始阶段主要还是公有制的经济很多，非公有制的经济很少，所以就要充分的利用改革和开放的力量。而此时此刻的改革开放，作为一种理念，早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作为一种政策尚不成熟，许多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为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我们就需要建立一种让人信服，能够遵守的法律法规，并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和制度。改革开放的思维有充分的灵活性，通过不断地发展和创新，人们的思维也是不断地更新，所以我们也意识到，与灵活和创新并行出现的，是制度的逐渐建立过程，这就说明我们应该在发展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而不是一下子建立一种僵化和不合时宜的政策。所以在1992年底，我们召开党的十四大的时候，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的提出建立一种保护和健全社会主义事业的经济制度，用来充分的发展我们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那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实今天的我们可以看到，从1992年南巡讲话首次倡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十四大提出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目标，再到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我们又走过了30年的春秋。这一制度从初期思想的伟大构建，就史无前例，30年的经济繁荣发展，更证明这个制度的伟大和正确，同时，它更向全世界唱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1. 中共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J]. 保密工作,2021,(09):2.2.陈学超. 邓小平冲破惯性思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20.3.李罗力. 指引中国继续前行的明灯——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20周年[J]. 开放导报,2012,(01):7-12.4.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途中发表谈话,邓小平纪念网，2018年04月25日-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我国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了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把经济建设搞上去，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989人，特邀代表46人，代表全国5100多万名党员。大会审议通过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写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党的十四大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一是确立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将其写入党章，这是十四大最突出的特点和最重要的贡献。二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三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的推动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扬起新的风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史大事件•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共十四大）邓小平南方谈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他一路走，一路看，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 对如何推进改革开放，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针对一些人对改革开放的非议和责难，邓小平强调，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 “左”。他指出，恐怕再有 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共十四大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 大会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二是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提出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邓小平为江泽民鼓掌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同志作报告。江泽民的声音停止的时候，台下掌声雷动。会场外面，有一个人也在鼓掌，这个人就是邓小平。他是特邀代表，但没有到会场来，正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看着他的接班人读完了最后一句，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便独自拍起手来。可是当时大会堂里开会的人，并不知道邓小平在和他们一同鼓掌，会一散，大家关切地问邓小平为何没来？正在这时，邓小平身穿灰色中山装，把脚踩在红色地毯上，一边迈步，一边频频致意。七个常委全都跟在他的身后。两千多位代表全都站在他的面前，掌声不息。他微笑着走了一圈，停下来和几个人握手，然后叉走到中间，看看大家，对江泽民说了一句话：“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然后转过身去，摆一下手，飘然离去。众人望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目不转睛。他没有再说"告别政治"这样的话，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通过了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等决议后，于1992年１０月１８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大会强调指出，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形势，必须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大会号召全党同志，要在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而努力奋斗。江泽民同志主持了大会。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田纪云、李铁映、李锡铭、杨汝岱、吴学谦、秦基伟、丁关根、邹家华、朱镕基、薄一波、宋任穷、刘华清、杨白冰、温家宝、彭冲、方毅、洪学智、陈作霖等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下午３时，江泽民宣布大会开始。会议首先通过了由３４人组成的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在大会监票人的监督下，到会的２００７位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１８９位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３０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共３１９人，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１０８人。大会依次通过了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对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大会赞成报告对１４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同意报告提出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决策和部署，同意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阐述的对外政策，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大会同意关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并向中央顾问委员会和老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大会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认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午６时，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在《国际歌》乐曲声中闭幕。大会选举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阿沛·阿旺晋美、荣毅仁、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帕巴拉·格列朗杰、王光英、邓兆祥、钱伟长、程思远、卢嘉锡、苏步青、丁光训、孙越崎、董寅初、蔡子民等，应邀列席会议并在主席台贵宾席就座。党内有关负责同志也列席了大会。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简史正文党的十四大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四大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　　大会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　　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大会指出，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加快发展的好时机。大会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作出调整，把原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调整为8%至9%；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台阶，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比1980年翻两番的要求，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　　二是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目的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　　三是提出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大会报告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概括，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党章修正案写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提出党的建设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从严治党，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增写了纪律的重要性，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要求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　　大会选举产生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四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协助党中央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的推动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扬起新的风帆。全国上下积极性高涨，经济快速发展。世界的目光也聚焦中国，来华投资热再度兴起。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纲领的制定和实施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的十四大作出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原有的经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进行修修补补远远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建立能够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人们对为什么要在“市场经济”前面加“社会主义”四个字，还存在不同认识。对此，江泽民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这就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与国情相结合，不可能与西方国家的完全一样，不能照搬照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又有我国的显著特征，必须处理好发挥市场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关系。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开放十多年艰辛探索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按照党的十四大的决策，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同时抓紧制定总体规划，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实施。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其基本框架为：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向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整体性推进。　　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务院先后作出一系列部署，加快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步伐。　　改革带来了供给能力的提升和物质的丰富。1992年之后，我国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不仅是粮食，交由市场定价的范围几乎涵盖所有的生活资料。一度遇到挫折的价格改革，波澜不惊地取得了成功。1993年，我国取消粮票，实行了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宣告终结，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进入历史博物馆。　　国有企业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也是难点所在。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从1994年底开始，国家经贸委、体改委会同有关部门选择1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随后，全国各地先后选定2700多家国有企业参与试点。国务院还选择18个城市进行“优化资本结构”的配套改革试点，采取多种政策，在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分离社会服务功能、分流富余人员等方面实现了重点突破。　　上述改革和调整，从实际步骤上加快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明显增强，全国呈现出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景象。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领导机构一、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关根　田纪云　朱镕基　江泽民　李　鹏　李长春　李岚清　　李铁映　李瑞环　吴邦国　吴官正　迟浩田　张万年　罗　干　胡锦涛　　姜春云　贾庆林　钱其琛　黄　菊　尉健行　温家宝　谢　非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为序）　　曾庆红　吴　仪（女）　　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江泽民　李　鹏　朱镕基　李瑞环　胡锦涛　尉健行　李岚清　　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江泽民　　四、中央书记处书记　　胡锦涛　尉健行　丁关根　张万年　罗　干　温家宝　曾庆红　　五、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主席：江泽民(1997年9月19日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决定)副主席：胡锦涛(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增补)张万年(1997年9月19日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决定)迟浩田(1997年9月19日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决定)委员：傅全有(1997年9月19日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决定)于永波(满族)(1997年9月19日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决定)王克(1997年9月19日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决定)王瑞林(1997年9月19日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决定)曹刚川(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增补)郭伯雄(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增补)徐才厚(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增补)　　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　　书　记　尉健行　　副书记　韩杼滨　曹庆泽　何　勇　周子玉　夏赞忠　刘丽英（女）　　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马文）（女）刘丽英（女）　　祁培文　李至伦　　李登柱　何　勇　周子玉　赵洪祝　袁纯清　夏赞忠　　曹庆泽　尉健行　彭　钢（女）　　韩杼滨　傅　杰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共一百九十三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丁文昌丁关根于永波（满族）马忠臣王克王云坤王乐泉王兆国王茂林王茂润王忠禹王洛林王梦奎王瑞林云布龙（蒙古族）毛如柏方祖岐石云生卢荣景卢瑞华叶连松田凤山田成平田纪云白立忱（回族）白恩培令狐安包叙定司马义·艾买提（维吾尔族）邢世忠回良玉（回族）朱丽兰（女）朱育理朱镕[róng]基伍绍祖华国锋多吉才让（藏族）刘江刘淇刘云山刘方仁刘书田刘仲藜[lí] 刘华秋刘纪原刘明祖刘忠德刘顺尧刘剑锋刘精松江泽民孙英孙文盛孙家正杜青林杜铁环李鹏李长春李兆焯（壮族）李克强李岚清李良辉李金华李泽民李建国李春亭李贵鲜李铁映李继耐李盛霖李瑞环李新良李德洙（朝鲜族）杨正午（土家族）杨怀庆杨国屏杨国梁肖扬吴仪（女）吴邦国吴亦侠吴官正吴基传何勇何椿霖汪啸风宋健宋宝瑞宋瑞祥宋德福迟浩田张工张丁华张万年张文岳张文康张立昌张志坚张国光张思卿张俊九张维庆张福森张德江张德邻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维吾尔族）陈云林陈邦柱陈至立（女）陈光毅陈明义陈奎元陈炳德陈焕友陈耀邦邵华泽林丽韫（女）罗干周子玉周永康周光召周坤仁郑必坚郑斯林项怀诚郝建秀（女）胡富国胡锦涛钮茂生（满族）俞正声闻世震姜春云姜恩柱姜福堂洪虎贺国强热地（藏族）桂世镛[yōng] 贾庆林贾志杰贾春旺顾秀莲（女）柴松岳钱其琛钱国梁钱树根倪志福徐才厚徐永清徐匡迪徐有芳高严郭东坡郭伯雄郭超人唐天标唐家璇陶伯钧陶驷驹黄菊黄启璪（女）黄镇东曹刚川曹伯纯盛华仁阎海旺梁光烈尉健行隋明太隗福临（满族）彭珮[pèi]云（女）蒋祝平韩杼滨程安东程维高傅全有傅志寰舒圣佑舒惠国曾庆红曾培炎温宗仁温家宝谢非谢世杰蒲海清雷鸣球路甬祥廖晖廖锡龙滕文生戴秉国（土家族）戴相龙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共一百五十一人）（按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画为序）欧泽高（藏族）岳海岩黄智权王正福（苗族）石兆彬汤洪高杨健强（白族）高祀仁储波蔡长松赵金铎（满族）桑结加（藏族）黄寅逵乌云其木格（女，蒙古族）任启兴苏荣张华祝陆浩郭金龙管国忠（傣族）王学萍（黎族）艾斯海提·克里木拜（哈萨克族）石玉珍（女，苗族）张定发贾治邦黄瑶（布依族）龚谷成葛东升马庆生（回族）王占王广宪全哲洙（朝鲜族）刘镇武周声涛胡永柱石宗源（回族）吕飞杰刘泽民吴玉谦张宝明钱冠林高宜新王武龙王建民许运鸿李元正季允石房凤友秦玉琴（女）王云龙杨永良宋照肃张祥林范钦臣崔林涛王启人王启民列确（藏族）许其亮孙春兰（女）李清林李嘉廷（彝族）陈建国秦光荣高中兴谢企华（女）丹增（藏族）朱成友刘振华沈滨义宋秀岩（女）梁国庆王金山孙淑义李乾元赵忠贤徐自强石万鹏陈佳洱牛绍尧杨晓堂宋法棠巴特尔（蒙古族）李肇星李毅中袁守芳聂卫国黄洁夫陈良宇陈梅芳（女）徐鹏航卢展工刘玠刘廷焕许永跃李克（壮族）王如珍（女）钱运录黄晴宜（女）刘海燕吴爱英（女）倪润峰于珍孟建柱高昌礼白春礼（满族）陈玉杰（女）岳喜翠（女）李纪恒吴铨[quán]叙克尤木·巴吾东（维吾尔族）乔传秀（女）杜宇新栾恩杰（满族）熊光楷罗保铭韩桂芝（女）吴光宇金银焕（女）贾军郭树言缪合林黄华华金人庆李国安吴贻弓李志坚武连元（回族）夏宝龙王旭东陶建幸苏新添欧广源沈跃跃（女）王太华周正庆裴怀亮张高丽王春正马启智（回族）王刚厉有为吴金印王太岚王岐山由喜贵刘延东（女）王雪冰袁伟民邓朴方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共115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于友先、于洪葆、马馼（女）、马凯、马世昌、王成铭、王同琢、王华元、王众孚、王国章、王胜俊、王莉莉（女）、王唯众、王德顺、尤仁（蒙古族）、乌兰木伦（蒙古族）、方嘉德、布穷（藏族）、田淑兰（女）、田聪明、白志健、冯芝茂、朱增泉、刘锷、刘丰富、刘文杰、刘丽英（女）、刘学斌、刘峰岩、刘积斌、刘雅芝（女）、刘锡荣、祁培文、许中田、孙淦、孙载夫、李有慰、李成仁、李至伦、李英唐、李虎林、李国光、李宝祥、李建玉、李铁林、李继松、李雪莹（女）、李焕政、李惠仁、李登柱、杨贤足、杨惠川、杨德清、吴广才、吴定富、吴润忠、吴野渡、何勇、冷宽、闵耀中、沈国俊、张轰、张黎、张毅、张天保、张凤楼、张玉芹（女）、张左己、张华林、张吾乐、张柏林、张钰钟、张惠新、陈光琳、陈福今、范新德、罗锋、罗清泉、金道铭（满族）、周子玉、周可仁、郑万通、郑坤生、赵荣、赵虹（满族）、赵春兰（女）、赵洪祝、赵海渔、胡家燕（女）、贺邦靖（女，白族）、贺美英（女）、袁纯清、夏国华、夏赞忠、徐光春、徐承栋、曹庆泽、曹克明、曹和庆、曹洪兴、曹惠臣、康成元、梁绮萍（女）、尉健行、彭钢（女）、董雷、董宜胜、韩灵、韩杼滨、程世峨（女）、傅杰、解振华、谭乃达、翟月卿、濮洪九。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五大)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97年9月12—18日，北京）核心定位：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首次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并写入党章。一、基本信息- 时间：1997年9月12—18日-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 代表：正式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代表全国5800多万党员- 报告：江泽民作《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二、核心内容1. 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 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科学概念- 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写入党章，作为行动指南- 明确：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 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基本经济制度- 政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基本方略- 文化：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3. 所有制理论突破- 公有制经济含国有、集体、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集体成分- 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体现在控制力，非公有制是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4. 跨世纪战略部署- 21世纪前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 建党百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三、组织选举- 十五届一中全会：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 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四、历史意义- 理论里程碑：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回答“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思想大解放：所有制与法治理论突破，推动改革深化- 跨世纪动员：凝聚全党全国共识，为21世纪发展定方向、绘蓝图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回顾之中共十五大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01会议背景这次大会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刻召开的，是在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保证全党继承邓小平同志遗志，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大会。五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认真实施党的十四大作出的各项重要决策，贯彻“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使我们党和国家经受住了新的考验，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外交工作成绩卓著，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统一大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正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欣欣向荣，展现出更加光明前景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02会议主题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大会的议程是：（1）听取和审查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2）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书面）；（3）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4）选举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5）选举新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03会议意义党的十五大站在时代的高度，指出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民族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的要求，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这些论断，是党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和认识深化。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作者楚向红陈杰1997年9月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五大，是党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这次大会明确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提供了重要保证。（一）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迎来一个加快发展的历史契机。一方面，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4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10多年的不懈奋斗，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都迈上了一个大台阶，特别是党终于牢固确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另一方面，苏东剧变后，两极格局终结，世界格局开始走向多极化，在此进程中，我国成功打破西方国家“制裁”、恢复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同时积极开展睦邻外交、改善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从而营造出一个较为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因此，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抓住机遇，使经济社会发展驶上了“快车道”。1993年3月，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八五”计划若干指标的建议》，将“八五”期间国民经济的年平均增速由原定的6%调整为8%—9%。在此指引下，“八五”期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3%，至1995年达到61340亿元，从而提前5年实现了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另外，“八五”计划的其他一些指标，比如产业结构、利用外资、进出口贸易、投资规模等，也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在此基础上，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擘画了经济社会发展在未来5年的近期目标和未来15年的宏伟蓝图。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我国经济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考验。1992年初，我国再次出现比较严重的经济过热现象。此后，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片面追求高速度，本来就过热的经济又出现投资增加过猛、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金融秩序混乱、物价上涨等一些新问题。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宏观调控的举措。199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严控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等16项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为确保这些措施落实到位，1993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又连续召开全国金融、财政、税收工作会议，提出两个“约法三章”，加大了对金融、财税领域的整顿力度。经过3年努力，到1996年底，这些以经济、法律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过度投资得到控制、金融秩序逐步好转、物价涨幅明显回落。由此，我国经济实现从发展过热、通货膨胀到“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这为抵御不久后的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打下了坚实基础。（二）经济运行中屡次出现过热现象，体现了加快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必要性。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而把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据此，党中央、国务院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旨在理顺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增强中央权威，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旨在加强中央银行职能，逐步推进商业银行的企业化改革；在外贸体制改革方面，1994年1月11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旨在将外贸进口的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从1994年开始，国务院在1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在18个城市进行优化资本结构和资产重组的配套改革试点，此后逐步扩大试点范围，至1997年已初见成效。此外，投资、计划、职工社保体系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在1994年也都陆续出台。通过这些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加快，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全国呈现出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蓬勃景象。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大步向前的同时，党和国家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而推进的其他各项事业也取得了新进展。比如：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1993年3月，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开始对行政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党的建设方面，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部署；在对外开放方面，到1997年，我国已形成从沿海到沿江、从沿边到内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国家统一方面，1997年7月1日，我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历史性地迈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第一步；等等。这些工作，都为保障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提供了重要条件。（三）在党的十四大以来加速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就基础上，筹备党的十五大、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跨世纪发展做好准备，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党的十五大于1997年下半年在北京举行。此后，起草党的十五大报告稿、选举党的十五大代表等工作有序展开。正当全国上下迎接党的十五大到来之际，1997年2月19日，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此时，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还能否沿着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走下去。在此情形下，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阐述党的十五大报告稿的几个主要问题时表示：“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动摇。”这为党的十五大召开做好了思想准备。1997年9月，党的十四届七中全会决定党的十五大于9月12日在北京召开，并通过了党的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五大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大会正式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代表全国5800多万名党员。江泽民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其中首次使用了“邓小平理论”概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作出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部署。随后几天，各代表团对报告进行了分组讨论，并分别进行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预选。9月18日，大会正式选举出由193名委员和15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出由115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通过了《关于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四）党的十五大的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指导思想问题上的认识，明确了党领导人民继续前进的旗帜和道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1987年，党的十三大归纳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等基本问题，使邓小平理论有了更清晰的轮廓。1992年，党的十四大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并以写入党章的形式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1997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首次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炼为“邓小平理论”，并明确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两大理论成果，同时从邓小平理论具体“新”在何处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其作为毛泽东思想继承与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理论本质，从而清晰有力地阐释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正是基于此，大会将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使其成为全党必须长期坚持的行动指南。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在邓小平逝世之后、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作出的标志性、历史性决策。这项决策明确宣示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我们党将举“邓小平理论”的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彰显了全党继续全面推进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念，回应了国际国内对中国将向何处去的种种猜测，对我国此后的发展进步产生了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五）党的十五大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认识，为党的事业胜利前进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首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这一科学论断。1982年，党的十二大重申“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观点。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为此，大会首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并由此出发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使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特别是进入攻坚阶段，种种矛盾和问题相继产生，一些人也出现种种疑惑，不理解现阶段为什么实行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的路线和政策，这说到底还是因为对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缺乏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因此，时隔十年之后，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基本路线进行了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的再认识，特别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党的基本路线进行了展开。具体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规定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基本目标进一步具体化，把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高度，这对于统一思想认识、保持清醒头脑、克服各种干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推向新世纪具有重要作用。 （六）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问题上提出许多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党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所有制问题上的认识，为我国改革和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突破单一公有制，不断推进所有制理论创新。至1992年，党的十四大已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这些认识，一方面是对传统所有制观念的巨大突破，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未能冲破思想束缚的局限。为了进一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问题上作出一系列新的阐述。关于所有制结构，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首次从制度层面确认了改革开放以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方向和成就。关于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党的十五大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这不仅极大扩展了公有制的内涵，而且从理论层面消除了人们认为非公经济发展一些或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就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疑虑。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党的十五大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首次对公有制的性质和实现形式作出区分，从理论上为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创造了条件。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党的十五大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补充”上升到“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肯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体现了党在探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和认识深化。这些新的思想认识，对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除了以上，党的十五大在其他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大会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重大问题上作出了新的阐述；大会提出了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并据此为我国跨世纪发展作出战略部署；等等。总之，党的十五大是在关键历史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此后，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踏上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新征程。〔作者单位：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转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官网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共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1997年9月12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代表全国5800多万党员。大会通过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着重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领导机构总书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9名（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中央纪委书记）、李长春、罗干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23名（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按姓氏笔画为序）王乐泉、王兆国、回良玉（回族）、刘淇、刘云山、李长春、吴仪（女）、吴邦国、吴官正、张立昌、张德江、罗干、周永康、胡锦涛、俞正声、贺国强、贾庆林、郭伯雄、黄菊、曹刚川、曾庆红、曾培炎、温家宝陈良宇（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撤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按得票多少为序）王刚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共7名曾庆红、刘云山、周永康、贺国强、王刚、徐才厚、何勇中央军事委员会- 主席：江泽民（2002.11—2004.9）胡锦涛（2004.9—2007.10）- 副主席：郭伯雄、曹刚川、徐才厚委员：梁光烈、李继耐、廖锡龙、陈炳德、乔清晨、张定发、靖志远。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002–2007）书记吴官正副书记（7人）何勇、夏赞忠、李至伦、张树田、刘锡荣、张惠新、刘峰岩常务委员会委员（18人，按姓氏笔画）干以胜、马馼（女）、马志鹏、王振川、刘峰岩、刘家义、刘锡荣、李至伦、吴官正、吴毓萍（女）、何勇、沈德咏、张树田、张惠新、赵洪祝、夏赞忠、黄树贤、解厚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198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习近平、马凯、马启智（回族）、马晓天、王刚、王晨、王云龙、王云坤、王太华、王乐泉、王兆国、王众孚、王旭东、王岐山、王沪宁、王金山、王建民、王胜俊、王鸿举、乌云其木格（女，蒙古族）、邓昌友、石云生、石秀诗、石宗源（回族）、卢展工、田成平、田聪明、白立忱（回族）、白志健、白克明、白恩培、司马义·艾买提（维吾尔族）、列确（藏族）、吕福源（2004年5月18日因病逝世）、回良玉（回族）、朱启、乔清晨、华建敏、多吉才让（藏族）、刘京、刘淇、刘云山、刘书田、刘冬冬、刘永治、刘延东（女）、刘华秋、刘志军、刘振华、刘镇武、许永跃、许其亮、孙志强、孙家正、牟新生、苏荣、杜青林、李长江、李长春、李至伦（2007年4月28日因病逝世）、李兆焯（壮族）、李安东、李克强、李金华、李建国、李荣融、李栋恒、李贵鲜、李铁林、李继耐、李乾元、李盛霖、李肇星、李德洙（朝鲜族）、李毅中、杨元元、杨正午（土家族）、杨怀庆、杨德清、肖扬、吴仪（女）、吴双战、吴邦国、吴官正、何勇、汪光焘、汪恕诚、汪啸风、沈滨义、宋法棠、宋照肃、宋德福（2007年9月13日病逝）、迟万春、张云川、张中伟、张文台、张文康、张玉台、张左己、张立昌、张庆伟、张庆黎、张学忠、张春贤、张俊九、张高丽、张维庆、张福森、张德江、张德邻、陆浩、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维吾尔族）、陈云林、陈至立（女）、陈传阔、陈建国、陈奎元、陈炳德、陈福今、罗干、罗清泉、季允石、金人庆、周强、周小川、周永康、周声涛、周遇奇、郑万通、郑斯林、孟学农、孟建柱、项怀诚、赵可铭、赵乐际、赵启正、胡锦涛、钮茂生（满族）、俞正声、闻世震、姜福堂、洪虎、贺国强、袁伟民、热地（藏族）、贾庆林、贾治邦、贾春旺、柴松岳、钱运录、钱国梁、钱树根、徐才厚、徐匡迪、徐有芳、徐光春、徐荣凯、徐冠华、高祀仁、郭伯雄、郭金龙、唐天标、唐家璇、黄菊（2007年6月2日因病逝世）、黄华华、黄晴宜（女）、黄智权、黄镇东、曹刚川、曹伯纯、常万全、符廷贵、阎海旺、梁光烈、隋明太、葛振峰、韩正、储波、曾庆红、曾培炎、温宗仁、温家宝、蒲海清、蒙进喜、雷鸣球、虞云耀、路甬祥、解振华、靖志远、廖晖、廖锡龙、滕文生、薄熙来、戴秉国（土家族）、戴相龙、魏礼群艾斯海提·克里木拜（哈萨克族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递补）王正伟（回族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递补）朱祖良、杜学芳、杨传堂、邱衍汉（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递补）田凤山（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撤职，开除党籍）陈良宇（2007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撤职，开除党籍）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名单(158人)（按得票多少为序排列，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艾斯海提·克里木拜（哈萨克族，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递补）王正伟（回族，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递补）朱祖良、杜学芳、杨传堂、邱衍汉（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递补）郑立中、王君、朱之鑫、全哲洙（朝鲜族）、杨利民、张华祝、黄瑶（布依族）、彭祖意（瑶族）、翟虎渠、王侠（女）、支树平、刘泽民、刘德旺、杨晶（蒙古族）、宋秀岩（女）、张宝顺、胡永柱、姜大明、高中兴、郭庚茂、黄选平（回族）、符桂花（女，黎族）、管国忠（傣族）、石玉珍（女，苗族）、白春礼（满族）、向巴平措（藏族）、刘奇葆、孙淑义、杜宇新、李景田（满族）、杨永茂、吴玉谦、张孝忠、陈希明（女）、林明月（女）、林树森、罗正富（彝族）、岳福洪、胡彪、袁纯清、梁保华、温熙森、白景富、乔传秀（女）、刘石泉、李克（壮族）、李春城、杨永良、张平、张行湘、陈训秋、罗保铭、周生贤、袁守芳、聂卫国、栗战书、徐守盛、马之庚、王明方、仁青加（藏族）、龙新民、司马义·铁力瓦尔地（维吾尔族）、朱发忠、刘鹏、孙淦、李长印、吴启迪（女）、吴新雄、宋爱荣（女）、范长龙、岳喜翠（女）、黄兴国、曹建明、谢企华（女）、裴怀亮、刘云耕、孙忠同、李成玉（回族）、沈跃跃（女）、张文岳、欧广源、欧泽高（藏族）、夏宝龙、息中朝、蒋文兰（女）、谢旭人、薛延忠、王谦、叶小文、朱成友、李纪恒、吴爱英（女）、吴铨[quán]叙、闵维方、姜异康、王三运、刘玠、吴定富、张黎、竺延风、奚国华、郭声琨、丁一平、刘明康、陈绍基、周同战、卫留成、李源潮、尚福林、姜建清、潘云鹤、马富才、王正福（苗族）、朱文泉、孙春兰（女）、林左鸣、王家瑞、吕祖善、刘玉浦、刘粤军、李鸿忠、杨洁篪[chí]、秦光荣、陶建幸、王明权、石大华、史莲喜（女）、黄洁夫、舒晓琴（女）、苏新添、张轩（女）、杜德印、殷一璀（女）、汪洋、铁凝（女）、邱学强、张瑞敏、李志坚、吉炳轩、张定发、强卫、熊光楷、令计划、散襄军、许志功、陈元、邓朴方、苏树林、黄丽满（女）、王洛林、由喜贵杜世成（2007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撤职，开除党籍）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121人)(按姓氏笔画为序)干以胜、马(马右加文)(女)、马子龙(回族)、马志鹏、马铁山、王成铭、王同琢、王华元、王寿亭、王志刚、王建宙、王显政、王振川、王莉莉(女)、王唯众、王德顺、尹凤岐、巴特尔(蒙古族)、布穷(藏族)、田淑兰(女)、白玛(藏族)、冯永生、冯健身、邢元敏、朱维群、乔宗淮、任泽民、刘江、刘丰富、刘志峰、刘晓江、刘峰岩、刘家义、刘锡荣、安立敏(女)、孙文盛、孙宝树、孙载夫、阳安江、李文华、李玉赋、李东生、李有慰、李至伦、李传卿、李运之、李金明、李继松、李雪莹(女)、李崇禧、李清林、杨光洪、杨多良(回族)、吴广才、吴玉良、吴官正、吴毓萍(女)、何勇、沈淑济(女)、沈德咏、张毅、张凤楼、张树田、张恩照、张钰钟、张惠新、陈希、陈培忠、陈冀平、范新德、林文肯、罗世谦、岳宣义、金银焕(女)、金道铭(满族)、周占顺、郑坤生、赵荣、赵春兰(女)、赵洪祝、胡家燕(女)、祝光耀、祝春林、贺邦靖(女,白族)、秦绍德、聂成根、贾文先、夏赞忠、徐承栋、徐敬业、高俊良、陶方桂、黄丹华(女)、黄远志、黄树贤、黄淑和、黄献中、曹洪兴、曹康泰、常小兵、崔会烈、康日新、梁绮萍(女)、彭小枫、董雷、董万才、董宜胜、韩长赋、韩忠信、傅克诚、焦焕成、谢作炎、楼继伟、解厚铨、蔡长松、翟小衡、樊守志、滕久明(苗族)、薛利(女)、魏建国、魏家福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六大）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2002年11月8—14日，北京）代表规模：正式代表2114名、特邀代表40名，代表全党6600多万党员。一、大会主题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二、核心议程与成果1. 报告：江泽民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报告。2. 理论确立：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3. 奋斗目标：明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0—2020年）的战略部署。4. 经验总结：系统总结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的10条基本经验。5. 组织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纪委，顺利实现中央领导集体新老交替。三、历史意义- 新世纪首次党代会，开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征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立，是历史性决策与贡献。- 标志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背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党的十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会议代表大会应到正式代表２１１４名、特邀代表４０名（共２１５４名）（出席开幕式的代表和特邀代表共２１３４人），代表了全党６６００多万党员。此外，另有436人作为特邀来宾列席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会议议程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大会的议程为：（１）听取和审查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２）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３）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４）选举十六届中央委员会；（５）选举新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江泽民同志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共分十个部分：一、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三年的基本经验；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四、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五、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六、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七、国防和军队建设；八、“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九、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由１９８名委员、１５８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出由１２１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历史意义此次大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一个历史性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对于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大会让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也充分反映了党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开启全面小康社会新征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十六大”）的重大历史意义。这次大会不仅是中国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里程碑，更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确立和丰富了党的指导思想，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定下了坚实的基础。一、十六大的历史背景2002年，正值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刚刚过去，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但同时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区域差距、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新挑战。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化、信息化浪潮席卷而来，中国需要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六大应运而生，成为指导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大会。它不仅总结了过去十年的成就和经验，也明确了未来一个时期的奋斗目标和战略方向。二、十六大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1. 会议主题与核心任务十六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这充分体现了党对当前和未来发展的战略定力，也强调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2. 通过的重要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报告系统总结了过去十五年的发展成就，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十六大的核心战略目标。这一提出，标志着中国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所谓“全面”，不仅指经济的持续增长，更强调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具体目标到2020年，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基本实现工业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更加和谐稳定。这一目标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为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规划提供了行动指南。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立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式载入党章。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三个代表”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核心内容。“三个代表”思想的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强调党要始终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确保党的政策始终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增强党的群众基础。这一思想的确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4. 其他重要内容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强调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推进：强调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社会建设：提出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可持续发展，提出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三、十六大的历史意义与影响1. 确立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个目标的提出，激励全国上下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努力。2. “三个代表”思想的正式载入党章这不仅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也为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指导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它强调了党在新时代的使命，即始终代表中国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3.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会强调依法治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为国家治理提供制度保障，提升治理效率。4. 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大会提出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同时注重社会公平、环境保护和文化繁荣，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5. 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十六大为中国迈向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也为今后十六届、十七届甚至更长时期的中国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战略目标。四、十六大之后的实践与成就自十六大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快速增长：中国GDP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面深化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系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科技创新：高铁、5G、空间站等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取得突破。绿色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大，绿色能源比重提升。这些成就都离不开十六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和指导思想。五、总结：十六大为中国未来发展奠基2002年的十六大，是中国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总结了过去的经验，也为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立“三个代表”思想，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中国在新时代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十六大的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十六大)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114人，特邀代表40人，代表着全国6600多万名党员。大会背景跨入新世纪，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新阶段。党的十六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纲领。党的十六大是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内容江泽民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江泽民在报告中明确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怎么样的发展目标等重大问题。党的十六大向世人昭示，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旗帜，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中国共产党要走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新世纪前50年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进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大会全面回顾了党的十五大以来五年的工作，系统总结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报告总结的十条基本经验，植根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的实践，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践创造的智慧结晶。大会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大会对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根本要求。大会根据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要求，作出新世纪头20年是我国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勾画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大会还对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对外工作等作出战略部署，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大会对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198人、候补委员158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21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15日，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吴官正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简史正文党的十六大和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纲领党的十六大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大会系统总结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报告指出，这些经验，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大会对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要求。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大会认为，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大会指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还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强调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大会审议通过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党章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表述党的性质，有利于最广泛地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章修正案增写了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增加了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规定；明确了将申请入党对象扩大到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增写了在社区、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中成立党的基层组织的内容。党章修正案还增写了“党徽党旗”一章，对于发挥党徽党旗的感召力，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大会选举产生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吴官正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胡锦涛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的十六大是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明确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等重大问题。它向世人昭示：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旗帜，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中国共产党要走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新世纪前50年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进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从此，中国人民踏上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的一个历史性贡献，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党的十六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根本要求作了全面阐述。大会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大会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为此，全党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采取一系列举措，推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贯彻。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中央的要求，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推向新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世纪之交的历史里程碑：2002年中共十六大，为中国发展定调定向作为专注解读国内外重大历史事件的头条博主，我始终坚持用严谨史料、全景视角还原关键会议的时代价值。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我国顺利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前两步目标、迈向新阶段的关键节点召开的历史性会议。大会以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姿态，明确了新世纪党和国家的前进方向，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党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一座不可磨灭的里程碑。回望2002年的中国与世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经济全球化浪潮奔涌，国内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待优化、区域差距等问题逐步显现，中国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对诸多风险挑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十六大的召开，为中国这艘巨轮校准航向、凝聚力量，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的根本问题。本次大会出席正式代表2114人、特邀代表40人，代表着全国6600多万党员。大会的主题鲜明有力：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大会审议通过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这份报告既是对过去奋斗历程的系统总结，也是面向未来的行动纲领，通篇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主线。十六大的核心历史贡献，首先是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的基本经验。这13年，中国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的严峻考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六位，人民生活从温饱跨越到总体小康。大会将这13年的经验提炼升华，最终归结为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实践根基。大会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决策，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基础上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它深刻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课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大会明确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一论述，为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提供了根本遵循，让党的理论创新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与此同时，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作出“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大会提出，要集中力量，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让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一目标，承接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经的承上启下阶段，既立足中国实际，又贴合人民期盼，让国家发展有了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围绕这一目标，十六大对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祖国统一、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工作作出全面部署。经济上，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政治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文化上，弘扬民族精神，发展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党的建设上，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引，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些部署环环相扣、统筹兼顾，为中国长远发展筑牢了制度与实践根基。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除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外，进一步完善了党的性质、奋斗目标和建设要求，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此外，大会顺利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的平稳新老交替，为党和国家事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站在历史长河回望，中共十六大的深远意义早已超越会议本身。它不仅是一次承前启后的政治盛会，更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起点。此后20年，中国沿着十六大指明的方向奋勇前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胜利，民生福祉持续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凸显。这一切辉煌成就，都能在十六大的战略部署中找到源头。十六大传递的“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精神，至今仍激励着中国前行。它告诉我们，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只有始终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需求、坚持理论创新，才能永葆生机活力；只有锚定目标、脚踏实地、接续奋斗，才能把宏伟蓝图变为现实。作为研究历史的自媒体人，我们解读十六大，不仅是还原一段历史，更是读懂中国发展的逻辑，看清民族复兴的道路。2002年的十六大，以科学理论指引方向，以宏伟目标凝聚力量，以务实部署推动发展，在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世纪之交的历史坐标，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的动力源泉。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十六大所蕴含的智慧与精神，将继续指引中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阔步前行，书写更辉煌的篇章。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的十六大和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纲领党的十六大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大会系统总结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报告指出，这些经验，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大会对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要求。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大会认为，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大会指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还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强调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大会审议通过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党章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表述党的性质，有利于最广泛地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章修正案增写了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增加了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规定；明确了将申请入党对象扩大到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增写了在社区、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中成立党的基层组织的内容。党章修正案还增写了“党徽党旗”一章，对于发挥党徽党旗的感召力，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大会选举产生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吴官正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胡锦涛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的十六大是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明确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等重大问题。它向世人昭示：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旗帜，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中国共产党要走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新世纪前50年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进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从此，中国人民踏上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的一个历史性贡献，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党的十六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根本要求作了全面阐述。大会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大会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为此，全党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采取一系列举措，推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贯彻。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中央的要求，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推向新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　　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习近平王刚王乐泉王兆国王岐山回良玉 (回族) 刘淇刘云山刘延东(女) 李长春李克强李源潮吴邦国汪洋张高丽张德江周永康胡锦涛俞正声贺国强贾庆林徐才厚郭伯雄温家宝　　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　刘云山　李源潮　何　勇　令计划　王沪宁　　中央委员（共204名，按姓氏笔画为序；2007年10月21日中共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于幼军、卫留成、习近平、马馼(女)、马凯、马晓天、王刚、王君、王珉、王晨、王毅、王万宾、王太华、王正伟(回族)、王东明、王乐泉、王兆国、王旭东、王岐山、王沪宁、王国生(军队)、王金山、王胜俊、王家瑞、王鸿举、王喜斌、乌云其木格(女,蒙古族)、尹蔚民、邓楠(女)、邓昌友、艾斯海提·克里木拜(哈萨克族)、石宗源(回族)、卢展工、田成平、田修思、白立忱(回族)、白志健、白恩培、白景富、令计划、司马义·铁力瓦尔地(维吾尔族)、吉炳轩、列确(藏族)、吕祖善、回良玉(回族)、朱之鑫、朱维群、华建敏、向巴平措(藏族)、刘京、刘淇、刘鹏、刘源、刘云山、刘冬冬、刘永治、刘成军、刘延东(女)、刘志军、刘奇葆、刘明康、刘晓江、刘家义、许其亮、孙大发、孙忠同、孙春兰(女)、孙政才、孙晓群、苏荣、杜青林、李斌(女)、李长才、李长江、李长春、李从军、李世明、李成玉(回族)、李兆焯(壮族)、李克强、李学举、李学勇、李建国、李荣融、李海峰(女)、李继耐、李盛霖、李景田(满族)、李源潮、李毅中、杨晶(蒙古族)、杨元元、杨传堂、杨衍银(女)、杨洁篪、杨崇汇、肖捷、吴双战、吴邦国、吴胜利、吴爱英(女)、吴新雄、何勇、汪洋、沈跃跃(女)、宋秀岩(女)、迟万春、张平、张阳、张又侠、张云川、张文岳、张玉台、张左己、张庆伟、张庆黎、张宝顺、张春贤、张高丽、张海阳、张德江、陆兵(壮族)、陆浩、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维吾尔族)、陈雷、陈至立(女)、陈国令、陈建国、陈奎元、陈炳德、范长龙、林树森、尚福林、罗保铭、罗清泉、周济、周强、周小川、周生贤、周永康、周伯华、房峰辉、孟学农、孟建柱、赵乐际、赵克石、赵洪祝、胡春华、胡锦涛、柳斌杰、俞正声、姜大明、姜伟新、姜异康、贺国强、秦光荣、袁纯清、耿惠昌、聂卫国、贾庆林、贾治邦、钱运录、徐才厚、徐光春、徐守盛、徐绍史、高强、郭伯雄、郭金龙、郭庚茂、黄小晶、黄华华、黄晴宜(女)、黄献中、曹建明、盛光祖、常万全、符廷贵、康日新、章沁生、梁光烈、梁保华、彭小枫、彭清华、葛振峰、董贵山、蒋巨峰、韩正、韩长赋、喻林祥、储波、童世平、温家宝、谢旭人、强卫、路甬祥、靖志远、蔡武、廖晖、廖锡龙、薄熙来、戴秉国(土家族)、戴相龙、魏礼群　　中央候补委员（167名，按得票多少为序排列；2007年10月21日中共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王新宪、焉荣竹、王学军、王建平、刘石泉、杜宇新、符跃兰(女,黎族)、马飚(壮族)、王光亚、旦科(藏族)、朱小丹、全哲洙(朝鲜族)、李玉妹(女)、张连珍(女)、林左鸣、罗正富(彝族)、罗志军、郑立中、赵宪庚、袁荣祥、黄建国、申维辰、任亚平、刘慧(女,回族)、刘振起、孙建国、李希、李买富、杨刚、杨松、余远辉(瑶族)、余欣荣、张成寅、张国清、张裔炯、陈存根、陈敏尔、努尔·白克力(维吾尔族)、林军、骆惠宁、黄康生(布依族)、魏凤和、于革胜、王伟光、艾虎生、朱发忠、刘学普(土家族)、刘振来(回族)、孙金龙、苏士亮、李长印、岳福洪、金振吉(朝鲜族)、秦银河、徐一天、薛延忠、王宪魁、巴音朝鲁(蒙古族)、叶冬松、史莲喜(女)、刘晓凯(苗族)、吴定富、张耕、张基尧、陈宝生、苗圩、林明月(女)、赵爱明(女)、胡泽君(女)、胡振民、咸辉(女,回族)、袁家军、息中朝、徐乐江、徐粉林、黄兴国、谌贻琴(女,白族)、王玉普、王国生(江苏)、尤权、李金城、肖钢、肖亚庆、何立峰、张仕波、张晓刚、金壮龙、胡晓炼(女)、白春礼(满族)、多吉(藏族)、刘伟、刘伟平、刘粤军、江泽林、李克(壮族)、李安东、冷溶、陈润儿、鹿心社、谢和平、王儒林、石大华、叶小文、吉林、苏树林、李康(女,壮族)、李崇禧、杨利伟、杨焕宁、张轩(女)、陈政高、武吉海(苗族)、项俊波、舒晓琴(女)、詹文龙、潘云鹤、刀林荫(女,傣族)、王荣、汤涛、李纪恒、宋爱荣(女)、张杰、陈左宁(女)、竺延风、骆琳、铁凝(女)、褚益民、蔡英挺、邢元敏、李鸿忠、陈川平、梅克保、曹清、焦焕成、雷春美(女,畲族)、翟虎渠、丁一平、闵维方、郭树清、王侠(女)、陈元、陈德铭、姜建清、郭声琨、董万才、蔡振华、王明方、沈素琍(女)、张岱梨(女)、陈全国、乌兰(女,蒙古族)、付志方、夏宝龙、王安顺、吴显国、张瑞敏、赵勇、栗战书、车俊、蒋洁敏、王晓初、刘玉浦、王三运、殷一璀(女)、楼继伟、刘振亚、贾廷安　　中央军事委员会　　主　席：胡锦涛　　副主席：习近平　郭伯雄　徐才厚　范长龙　许其亮　　委　员：梁光烈　陈炳德　李继耐　廖锡龙　常万全　靖志远　吴胜利　许其亮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贺国强　　副书记：何勇张惠新马馼（女）孙忠同干以胜张毅黄树贤李玉赋　　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干以胜马馼（女）王伟令狐安孙忠同杜学芳（女）李玉赋吴玉良吴毓萍（女）邱学强何勇张军张毅张纪南张惠新屈万祥贺国强黄树贤蔡继华 委员（共127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干以胜、于起龙、马馼（女）、马志鹏、王伟、王勇、王为璐、王正福（苗族）、王立英（女）、王华元、王华庆、王寿祥、王志刚、王忠民、王和民、王俊莲（女）、王洪章、王冠中、王莉莉（女）、支树平、仁青加（藏族）、仇保兴、勾清明、巴特尔（蒙古族）、邓天生、叶青纯、田力普、令狐安、冯寿淼、冯敏刚、年福纯、朱明国（黎族）、朱保成、刘玉亭、刘亚洲、刘建华（女）、刘春良、刘晓榕、安立敏（女）、许云昭、许达哲、孙忠同、孙宝树、孙思敬、杜鹃（女）、杜学芳（女）、杜恒岩、李刚、李熙、李小雪、李玉赋、李立国、李汉柏（白族）、李延芝（女）、李金章、李法泉、李适时、李洪峰、李清印、杨士秋、杨传升、杨利民、杨建亭、吴玉良、吴毓萍（女）、邱学强、何平、何勇、沈德咏、宋育英（女）、张军、张毅、张汝成、张纪南、张建平、张研农、张铁健、张惠新、陈希、陈文清、陈训秋、陈际瓦（女）、陈新权、陈冀平、邵明立、邵琪伟、范印华、欧泽高（藏族）、尚勇、金书波、金道铭（满族）、周英（女）、屈万祥、项宗西、赵铁锤、胡玉敏（女）、段录定、祝春林、姚增科、贺邦靖（女，白族）、贺国强、袁贵仁、徐斌、徐天亮、徐敬业、奚国华、高武生、郭永平、郭炎炎、黄作兴、黄树贤、黄殿中、曹康泰、符强、董君舒、蒋文兰（女）、傅成玉、傅雯娟（女）、谢伏瞻、解学智、解振华、蔡继华、臧胜业、臧献甫、雒树刚、翟小衡、魏家福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七大）- 时间：2007年10月15日—21日-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 代表：正式代表2213人、特邀代表57人，代表全国7300多万党员。大会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核心成果1. 报告：胡锦涛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报告。2. 理论贡献：- 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明确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统筹兼顾。3. 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04人、候补委员167人）和中央纪委。历史意义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思想与组织保证。 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213人，特邀代表57人，代表全国7300多万党员。大会通过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明确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的十七大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部署01 党的十七大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作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大会对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作了“十个结合”的精辟概括，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并作了概括。大会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会对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大会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和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全面部署，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五个方面提出新要求。与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到2020年奋斗目标相比较，这些新要求既与之相衔接，保持了目标的连续性，又根据新的情况和条件进行了充实，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更全面、内涵更丰富、要求更具体。特别是根据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实际，调整了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力争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经济增长目标，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二〇二〇年比二〇〇〇年翻两番”的更高要求。这些新要求深刻反映了党的执政治国理念的新发展，集中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和基本精神。大会审议通过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党章修正案增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内容，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此外，还增写了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以利于加强党内监督、促进反腐倡廉工作；增写了党的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作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的要求；增加了推进党务公开、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等方面的新规定。大会选举产生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胡锦涛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贺国强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括提出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的十七大的重大理论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党的十七大首次概括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大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大会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会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大创新成果，决定将这一成果写入党章。党章明确规定：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高举旗帜继续奋斗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大会通过了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　　报告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把新时期近30年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相结合的全部伟大成果集中起来，把党经历的新考验、获得的新经验、引发的新觉醒集中起来，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科学内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中共十七大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了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勾画了我国未来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表明了我们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决心和信心。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共的十七重要历史贡献一、理论创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整合为统一整体，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集成。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并将其写入党章，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二、道路与旗帜：明确发展方向鲜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强调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回答“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总结改革开放“十个结合”宝贵经验，明确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三、战略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增强发展协调性、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文化建设、加快社会建设、建设生态文明，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形成“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部署促进社会和谐，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推动科学发展。四、党的建设：推进新的伟大工程提出反腐倡廉建设，将党的建设从“四项建设”拓展为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五项建设。强调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水平。五、历史意义是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的一次重要会议，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提供根本保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新高度，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重要思想与理论基础。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章进行了哪些重要修改？党的十八大修改党章，是在党的十七大党章修正案基础上进行的。那么，党的十七大对党章作了哪些重要修改呢？党的十七大根据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和推进党的事业、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通过适当修改党章，把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把党的十七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写入党章，对推进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一）增写了党的十六大以来实践进程的内容，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指出：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二）增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而奋斗。（三）增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内容。根据我们党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党的十七大党章修正案总纲第九自然段增写了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内容，同时增写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内容。通过修改或增写，总纲第十四至第十七自然段分别阐述了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要求。（四）充实了论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内容。一是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奋斗目标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二是在阐述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三个段落中，增写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的内容。（五）增写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党的十七大党章修正案整合总纲原阐述“一个中心”的自然段关于经济建设的有关内容，增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然段，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六）充实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容。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增写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完整表述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内容。（七）充实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容。增写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八）增写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强调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将原政治建设自然段关于社会管理的内容整合到这一自然段。（九）充实了军队建设、民族工作、统战工作、外交工作等方面的内容，增写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内容。一是增写了切实保证人民解放军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的内容。二是增写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内容。三是增写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的内容。四是关于我国统一战线构成的表述增写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内容。五是增写了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内容。六是增写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内容。（十）充实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内容。突出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建设第一项基本要求增写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强调要从组织上保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贯彻落实。党的建设第二项基本要求增写了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党的建设第三项基本要求增写了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内容。党的建设第四项基本要求增写了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的内容。党的领导自然段增写了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内容，明确提出了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十一）对党员义务作了适当补充。增写了学习科学发展观和学习法律知识，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十二）增写了党的组织制度方面的新规定。增写了党的各级组织要按规定实行党务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实行任期制，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的内容。（十三）充实了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工作制度。增写了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定期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的内容。（十四）增写了对党的基层组织的新要求。把“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统称为社会组织；关于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产生办法的规定增写了提出委员候选人要广泛征求党员和群众的意见的内容；把“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选出的书记、副书记，应报上级党组织批准”修改为“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选举产生后，应报上级党组织批准”；增写了对党员进行服务、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的内容。（十五）对党的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增写了带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加强道德修养的内容。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学党史·读原著 | 党的十七大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部署01 党的十七大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作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大会对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作了“十个结合”的精辟概括，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并作了概括。大会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会对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大会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和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全面部署，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五个方面提出新要求。与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到2020年奋斗目标相比较，这些新要求既与之相衔接，保持了目标的连续性，又根据新的情况和条件进行了充实，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更全面、内涵更丰富、要求更具体。特别是根据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实际，调整了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力争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经济增长目标，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二〇二〇年比二〇〇〇年翻两番”的更高要求。这些新要求深刻反映了党的执政治国理念的新发展，集中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和基本精神。大会审议通过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党章修正案增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内容，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此外，还增写了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以利于加强党内监督、促进反腐倡廉工作；增写了党的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作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的要求；增加了推进党务公开、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等方面的新规定。大会选举产生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胡锦涛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贺国强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括提出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的十七大的重大理论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党的十七大首次概括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大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大会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会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大创新成果，决定将这一成果写入党章。党章明确规定：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习近平、马凯、王岐山、王沪宁、刘云山、刘延东(女)、刘奇葆、许其亮、孙春兰(女)、孙政才、李克强、李建国、李源潮、汪洋、张春贤、张高丽、张德江、范长龙、孟建柱、赵乐际、胡春华、俞正声、栗战书、郭金龙、韩正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刘奇葆、赵乐际、栗战书、杜青林、赵洪祝、杨晶(蒙古族)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副主席：范长龙许其亮委员：常万全房峰辉张阳赵克石张又侠吴胜利马晓天魏凤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副书记：赵洪祝黄树贤李玉赋杜金才吴玉良张军陈文清王伟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王伟王岐山刘滨江必新杜金才李玉赋吴玉良邱学强张军张纪南陈文清周福启赵洪祝侯凯俞贵麟姚增科黄树贤黄晓薇(女) 崔少鹏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共205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于广洲、习近平、马凯、马飚[biāo]（壮族）马兴瑞、马晓天、王君、王侠（女）王珉[mín]、王勇、王晨、王毅、王万宾、王玉普、王正伟（回族）王东明、王光亚、王伟光、王安顺、王志刚、王岐山、王沪宁、王国生、王学军、王建平、王胜俊、王洪尧、王宪魁、王冠中、王家瑞、王教成、王新宪、王儒林、支树平、尤权、车俊、尹蔚民、巴音朝鲁（蒙古族）、巴特尔（蒙古族）、卢展工、叶小文、田中、田修思、白玛赤林（藏族）、白春礼（满族）、吉炳轩、朱小丹、朱福熙、全哲洙（朝鲜族）、刘鹏、刘源、刘鹤、刘云山、刘亚洲、刘成军、刘伟平、刘延东（女）刘奇葆、刘晓江、刘家义、刘粤军、刘福连、许达哲、许其亮、许耀元、孙怀山、孙建国、孙春兰（女）孙思敬、苏树林、杜青林、杜金才、杜恒岩、李伟、李斌（女）李从军、李东生、李纪恒、李克强、李学勇、李建华、李建国、李鸿忠、李源潮、杨传堂、杨金山、杨栋梁、杨洁篪[chí]、肖钢、肖捷、吴昌德、吴胜利、吴爱英（女）吴新雄、何毅亭、冷溶、汪洋、汪永清、沈跃跃（女）沈德咏、宋大涵、宋秀岩（女）张阳、张茅、张毅、张又侠、张仕波、张庆伟、张庆黎、张志军、张国清、张宝顺、张春贤、张高丽、张海阳、张裔炯、张德江、陆昊、陈希、陈雷、陈全国、陈求发（苗族）陈宝生、陈政高、陈敏尔、努尔·白克力（维吾尔族）苗圩、范长龙、林军、林左鸣、尚福林、罗志军、罗保铭、周济、周强、周本顺、周生贤、郑卫平、房峰辉、孟学农、孟建柱、赵实（女）赵正永、赵乐际、赵克石、赵克志、赵宗岐、赵洪祝、胡泽君（女）胡春华、俞正声、姜大明、姜异康、骆惠宁、袁纯清、袁贵仁、耿惠昌、聂卫国、栗战书、贾廷安、夏宝龙、铁凝（女）徐守盛、徐绍史、徐粉林、高虎城、郭声琨、郭金龙、郭庚茂、郭树清、黄奇帆、黄树贤、曹建明、戚建国、常万全、鹿心社、彭勇、彭清华、蒋定之、蒋建国、韩正、韩长赋、焦焕成、谢伏瞻、强卫、楼继伟、解振华、褚益民、蔡武、蔡名照、蔡英挺、蔡赴朝、雒[luò]树刚、魏亮、魏凤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共171人）（按得票多少为序排列，得票相等的，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马建堂　王作安　毛万春　刘晓凯（苗族）　陈志荣（黎族）　金振吉（朝鲜族）　赵宪庚　咸辉（女，回族）　莫建成　崔波　舒晓琴（女）　马顺清（回族）　王建军　朱明国（黎族）　刘学普（土家族）　李强　杨崇勇（满族）　余远辉（瑶族）　陈武（壮族）　陈鸣明（布依族）　竺延风　郑群良　赵金（彝族）　赵立雄（白族）　赵树丛　段春华　洛桑江村（藏族）　钱智民　高津　高广滨　梁国扬　谌贻琴（女，白族）　韩勇　蓝天立（壮族）　詹文龙　潘良时　艾虎生　旦科（藏族）　任学锋　刘胜　刘慧（女，回族）　李士祥　李宝善　李家洋　杨岳　杨学军　张杰　张岱梨（女）　张建平　陈川平　郝鹏　柯尊平　娄勤俭　姚引良　夏杰（女，回族）　徐松南　蒋伟烈　万立骏　王辉忠　牛志忠　邓凯　叶红专（土家族）　尔肯江·吐拉洪（维吾尔族）刘玉亭　刘石泉　李康（女，壮族）李昌平（藏族）　杨卫泽　陈左宁（女）　努尔兰·阿不都满金（哈萨克族）　林铎　金壮龙　赵爱明（女）　秦宜智　秦银河　高建国　郭剑波　黄坤明　黄新初　曹淑敏（女）　葛慧君（女）　曾维　于伟国　王宁　王军　王健　吕锡文（女）　阮成发　李希　李群　李云峰　李国英　吴曼青　沈素琍（女）　范长秘　欧阳坚（白族）　赵玉沛　黄莉新（女）　龚克　梁黎明（女）　刀林荫（女，傣族）　马伟明　王敏　王文涛　牛红光　毛超峰　公保扎西（藏族）　朱善璐　任洪斌　汤涛　李金城　李宪生　李培林　吴政隆　张晓明　张喜武　张瑞敏　张瑞清　尚勇　胡和平　倪岳峰　殷方龙　曹广晶　雷春美（女，畲族）　王永春　许林平　孙金龙　金东寒　贺福初　夏德仁　鄂竟平　蒋超良　马正其　石泰峰　李玉妹（女）　杨晖　吴长海　宋丽萍（女）　张业遂　陈润儿　姜建清　梅克保　潘逸阳　丁薛祥　乌兰（女，蒙古族）　孙守刚　李佳　赵勇　徐乐江　曹清　蔡振华　万庆良　尹力　杜家毫　李春城　何立峰　陈刚　王荣　吉林　刘剑　李冰　张轩（女）　胡晓炼（女）　郭明义　王晓初　江小涓（女）　王洪章　胡怀邦　乙晓光　仇和　李小鹏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共130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于春生、马勇霞（女，回族）、王伟、王炜、王长河、王东峰、王立英（女）、王仲田、王华庆、王会生、王岐山、王怀臣、王忠民、王和民、王宜林、王森泰、王晓龙、王家胜、王宾宜、王瑞生、丹珠昂奔（藏族）、尹晋华、石生龙（满族）、叶青纯、申维辰、付建华、冯惠敏（女）、宁高宁、弘强（女）、曲青山、曲淑辉（女）、吕建成、任泽民、多杰热旦（藏族）、刘滨、刘长银、刘生杰、刘向松、刘金国、刘建华（女）、刘晓滨、刘赐贵、江必新、安立敏（女）、苏波、杜金才、杜金富、李宁、李刚、李熙、李五四、李书磊、李玉赋、李兆前、李法泉、李建波、李适时、李秋芳（女）、李家祥、杨立顺、杨志今、杨明生、杨晓渡、肖亚庆、吴刚、吴玉良、吴杰明、岑旭、邱学强、何平、余欣荣、辛维光、汪民、宋明昌、宋爱荣（女）、宋璇涛、张力、张军、张勇、张立军、张纪南、张昌平、张晓兰（女）、张晓刚、陈伦、陈大卫、陈文清、陈训秋、陈建民、陈绪国、陈新权、苗华、金书波、周英（女）、周泽民、周福启、郑国光、赵洪祝、胡玉敏（女）、胡问鸣、侯凯、侯长安、侯贺华、俞贵麟、姚增科、袁彦鹏、耿文清、耿燎原、柴绍良、徐敬业、郭永平、郭向远、黄先耀、黄建国（湖南）、黄建国（军队）、黄建盛、黄树贤、黄晓薇（女）、黄殿中、曹培玺、崔少鹏、梁滨、董力、韩亨林、谢杭生、谢国明、强卫东、臧献甫、熊维平、黎晓（注：王岐山、杜金才、赵洪祝、黄树贤同时当选十八届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八大)一、基本信息- 全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2012年11月8日—14日-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 代表：正式代表2268人、特邀代表57人，代表全国8200多万党员二、大会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三、核心成果1. 指导思想入章：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2. “五位一体”总布局：明确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同步推进。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4.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建党一百年（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国一百年（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5. 领导集体换届：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四、历史意义- 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实现中央领导集体平稳交替，开启新时代治国理政新征程。-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行动纲领。 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大会背景与会议内容201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正式代表2268人，特邀代表57人，代表全国8200多万名党员。大会背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深刻变化，国内具备过去难以想象的良好发展条件。同时，外部环境变化带来许多新的风险挑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长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科学谋划，对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作出全面部署。会议内容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大会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党的十六大以后的奋斗历程及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胡锦涛同志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会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八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深入阐述，强调九十多年来，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大会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联系，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大会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会进一步提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大会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大会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对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大会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大会还对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等方面作出重要部署。大会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作出了全面部署。大会强调，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大会审议并一致通过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大会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这次党章修改，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并深刻阐明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道写入党章，有利于全党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把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并作出阐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更加完善，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新修改的党章，还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205人、候补委员171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30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通过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批准王岐山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一批经验丰富、年富力强、德才兼备、奋发有为的同志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实现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又一次新老交替。当天11时53分，刚刚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同中外记者亲切见面。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共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习近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党的十八大肩负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期待，凝聚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开启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进军，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2012年11月8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中国共产党在开放与自信中写下继往开来、团结奋进的时代篇章。大会贯穿始终的主线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字之变，为扎扎实实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阶段性目标。11月15日，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午11点53分，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新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两周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并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中国梦的提出，贯通了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传递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勇担民族复兴使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共十八大的重要历史贡献一、确立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理论里程碑）将科学发展观正式写入党章，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列，成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二、明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战略升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总体布局，从“四位一体”拓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框架。三、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使命锚定）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建设”到“建成”，一字之变，承诺兑现）。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四、系统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道路/理论/制度）深刻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的根本成就，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发展。五、实现中央领导集体新老交替（组织保障）选举产生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平稳接力、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六、开启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党建奠基）对党的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强调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后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奠定基础。七、吹响迈向新时代的号角（历史转折）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纲领。一句话总结：理论立魂、战略布局、目标领航、组织固本、开启新程。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的十八大召开的时代背景和神圣使命　　党的十八大举世瞩目，举国关注。人们从历史比较和现实观察中深切体会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与中国共产党紧密相联，而中国未来十年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又与党的十八大紧密相联。　　党的十八大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召开的。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进步。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求我们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国内外都关注我们党的战略决策和具体部署，关注我国的政治走向和内外政策。归结起来，就是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这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十八大的热切期盼。　　党的十八大审议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充分肯定了十七大以来中央的战略决策，在认真总结十年来党和国家发展的宝贵经验基础上，科学制定了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审议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成果，体现了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方针政策、重大工作部署，反映了近年来党的建设取得的新经验，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顺利实现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从而圆满完成了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　　胡锦涛同志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旗帜鲜明、思想深刻、求真务实、部署全面。报告回顾了十六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和新鲜经验，精辟分析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鲜明回答了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党和国家事业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报告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党的十八大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必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第一，鲜明回答了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等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确定这样的主题，对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征程上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十分紧要。　　这一鲜明主题，宣示了我们党高举的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旗帜是指引方向的灯塔，旗帜是成就伟业的基石。一个党、一个国家要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就必须树起一面能够引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这一鲜明主题，宣示了我们党遵循的指导思想，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揭示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经受了当代中国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的验证，指明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得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认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在社会价值更加多元、社会思想更加多样、社会思潮更加多变的新形势下，只有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　　这一鲜明主题，宣示了我们党肩负的历史责任，就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面对艰巨的使命任务，面对人民的信任重托，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使命意识，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求真务实、奋发有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勇于担当历史责任、接续推进伟大事业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　　这一鲜明主题，宣示了我们党坚持的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的理想和夙愿。历史昭示我们：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决当代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　　这一鲜明主题，宣示了我们党要实现的宏伟目标，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彰显了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与建设目标的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党的宏伟目标、国家的发展前景、民族的复兴伟业与人民的幸福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集中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第二，全面阐述了过去十年的辉煌成就和实践经验，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是很不寻常的十年，党和国家在成功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无论是继续解放思想还是深化改革开放，无论是推动科学发展还是促进社会和谐，无论是推进伟大工程还是领导伟大事业，都显示出党中央运筹帷幄、驾驭全局的高超本领，求真务实、励精图治的进取精神，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十年的辉煌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十年的伟大实践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壮丽画卷。　　总结十年奋斗历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报告着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对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作出重大部署。这些重大部署有原则要求，有政策安排，有举措办法，体现了战略设计、宏观谋划与实施步骤、具体措施的统一，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报告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全党一定要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把握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人民共同愿望，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永葆国家发展动力，在党和人民创造性实践中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充分表达了我们党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和党情，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对于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郑重选出了年富力强、奋发有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保证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形成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九十多年来，正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才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主要由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领导干部组成，整体结构合理，平均年龄56.1岁，充分显示了我们党新老交替的制度化和有序性。一批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同志，为了党和人民事业的长远发展，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体现了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奋发有为的领导干部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　　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结着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奋斗和牺牲，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历史把重大责任赋予我们党，人民把深情厚望寄予我们党。经过党的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伟大旗帜，在我们这个有着八千二百多万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手中高高举起，在我们这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上空高高飘扬，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这对于中国的繁荣昌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共十八大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续写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深刻阐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实践途径和依靠力量，胜利完成“十二五”规划，顺利实施“十三五”规划，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进。　　中共十八大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确立　　201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十八大是在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大会贯穿始终的主线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会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大会确立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会报告指出，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大会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全面部署，对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　　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选举产生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批准王岐山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013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选举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审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会议选举习近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选举张德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克强为国务院总理。同期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选举俞正声为全国政协主席。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鲜明提出“中国梦”，开启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实现伟大梦想的新征程。　　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2013年3月，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一步阐明中国梦的本质内涵。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国家富强，就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民族振兴，就是要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人民幸福，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中国梦把国家的追求、民族的向往、人民的期盼融为一体，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表达了每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景，成为激荡在中国人民心中的高昂旋律，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同心圆。人民是实现中国梦的主体，是中国梦的创造者和享有者。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体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是党和国家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担当和使命追求，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崭新内涵。涓流汇海，聚沙成塔。在中国，每一个人都是追梦人，每个单位组织都是梦之队，中国力量空前凝聚，都在为筑梦圆梦而奔跑奋斗。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部署。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实践的深入，从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到提出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是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更带来了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五位一体”各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党中央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2015年2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将“四个全面”定位为“战略布局”。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三五”规划纲要建议，明确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蓝图。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重要部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在新时代把握中国发展新特征确定的治国理政新方略，抓住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根本性、全局性、紧迫性的重大问题，擘画了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顶层设计，集中体现了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举措。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十二五”规划的完成和“十三五”规划的制定　　“十二五”时期是不平凡的五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奋力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十二五”时期，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8%，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2010年至201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9748元增至4935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9.6%，城乡差距趋于缩小，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47.5%升至56.1%，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亿多人。经济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加深，建成全球最大的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科技创新实现重大突破，量子通信、中微子振荡、高温铁基超导等基础研究取得一批原创性成果，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等项目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全面跃升，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1万公里，其中高铁超过1.9万公里，占全球60%以上，南水北调的东、中线工程通水。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覆盖面持续扩大，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超过80%，全民健康状况明显改善。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依法治国开启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8.2%，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12%以上。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成就显著，强军兴军迈出新步伐。全面从严治党开创新局面，党风廉政建设成效显著。“十二五”规划目标的胜利实现，使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理念先行是规划建议最鲜明的特点和突出亮点。《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其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建议》强调，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是关系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全党同志要充分认识这场变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统一思想，协调行动，深化改革，开拓前进，推动发展迈上新台阶。　　根据《建议》，国务院加紧编制“十三五”规划纲要。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十三五”规划纲要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明确了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十三五”规划纲要还明确了165项重大工程。主要有：重大人才工程、农业现代化重大工程、高端装备创新发展工程、信息化重大工程、交通建设重点工程、能源发展重大工程、新型城镇化建设重大工程、特殊类型地区发展重大工程、海洋重大工程、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重大工程、环境治理保护重点工程、山水林田湖生态工程、脱贫攻坚重点工程、教育现代化重大工程、文化重大工程等。这些重大工程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在各领域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关键性、引领性、战略性作用，对牵引和带动“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　员：习近平　　李克强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中央政治局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丁薛祥习近平　王　晨王沪宁刘　鹤许其亮孙春兰李　希李　强李克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渡汪　洋张又侠陈　希陈全国陈敏尔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郭声琨黄坤明韩　正蔡　奇中央书记处书　记：王沪宁丁薛祥杨晓渡陈　希郭声琨黄坤明尤　权中央军事委员会主　席：习近平副主席：许其亮张又侠委　员：魏凤和李作成苗　华张升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　记：赵乐际副书记：杨晓渡张升民刘金国杨晓超徐令义肖　培喻红秋傅　奎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王鸿津卢　希刘金国杨晓超杨晓渡肖　培张升民陈超英赵乐际侯　凯姜信治骆　源徐令义崔　鹏喻红秋傅　奎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共204人)（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乙晓光丁来杭丁学东丁薛祥于伟国于忠福万立骏习近平马飚（壮族）马兴瑞王宁（武警）王军王勇王晨王毅王小洪王玉普王正伟（回族）王东明王东峰王尔乘王志民王志刚王沪宁王国生王建军王建武王晓东王晓晖王家胜王蒙徽尤权车俊尹力巴音朝鲁（蒙古族）巴特尔（蒙古族）艾力更·依明巴海（维吾尔族）石泰峰布小林（女，蒙古族）卢展工白春礼（满族）吉炳轩毕井泉曲青山朱生岭刘奇刘雷刘鹤刘士余▼ 刘万龙刘奇葆刘国中刘国治刘金国刘结一刘振立刘家义刘赐贵刘粤军齐扎拉（藏族）安兆庆（锡伯族）许勤许又声许达哲许其亮阮成发孙志刚孙金龙孙绍骋孙春兰（女）杜家毫李屹李希李斌（女，国家机关）李强李干杰李小鹏李凤彪李玉赋李传广李纪恒李克强李作成李尚福李国英李桥铭李晓红李鸿忠李锦斌杨学军杨洁篪杨振武杨晓渡肖捷肖亚庆吴社洲吴英杰吴政隆邱学强何平（解放军）何立峰应勇冷溶汪洋汪永清沈金龙沈晓明沈跃跃（女）沈德咏怀进鹏宋丹宋涛宋秀岩（女）张军（国家机关）张又侠张升民张庆伟张庆黎张纪南张国清张春贤张晓明张裔炯陆昊陈希陈武（壮族）陈豪陈文清陈吉宁陈全国陈求发（苗族）陈宝生陈润儿陈敏尔努尔兰·阿不都满金（哈萨克族）苗圩苗华苟仲文范骁骏林铎尚宏金壮龙周强周亚宁郑和郑卫平郑晓松孟祥锋赵乐际赵克志赵宗岐郝鹏胡和平胡泽君（女）胡春华咸辉（女，回族）钟山信春鹰（女）侯建国娄勤俭洛桑江村（藏族）骆惠宁秦生祥袁家军袁誉柏袁曙宏聂辰席栗战书钱小芊铁凝（女）倪岳峰徐麟徐乐江徐安祥高津郭声琨郭树清唐仁健黄明黄守宏黄坤明黄树贤曹建明龚正盛斌雪克来提·扎克尔（维吾尔族）鄂竟平鹿心社谌贻琴（女，白族）彭清华蒋超良韩正韩卫国韩长赋傅政华谢伏瞻楼阳生蔡奇蔡名照雒树刚黎火辉潘立刚穆虹魏凤和马正武（2019年10月递补）马伟明（2019年10月递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刘士余同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刘士余同志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共172人）（按得票多少为序排列，得票相等的，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马正武马伟明马国强（回族）王宁（福建）王永康王伟中王旭东王秀斌王君正王春宁冯建华曲木史哈（彝族）任学锋刘宁刘发庆刘晓凯（苗族）严金海（藏族）严植婵（女）李群李景浩（朝鲜族）杨宁（女，白族）杨伟肖莺子（女，壮族）吴强（侗族）吴存荣吴杰明吴胜华（布依族）邹铭沈春耀宋国权张广军张玉卓张志芬张振中张敬华陈刚陈一新陈海波林少春杭义洪欧阳晓平罗布顿珠（藏族）罗红江（傣族）罗清宇金东寒周波周琪周乃翔官庆赵玉沛赵爱明（女）赵德明（瑶族）郝平胡文容胡衡华段春华禹光姜志刚贺东风贺军科贾玉梅（女）徐忠波徐海荣徐新荣高广滨郭东明唐一军唐登杰黄民强黄国显黄莉新（女）黄晓薇（女）曹建国常丁求崔玉忠麻振军梁田庚寇伟（白族）彭金辉（彝族）程连元傅兴国谢春涛蓝天立（壮族）蔡剑江裴金佳谭作钧戴厚良于绍良马顺清（回族）王宏王兆力王京清王晓云（女）王恩东方向孔昌生邓小刚（解放军）艾尔肯·吐尼亚孜（维吾尔族）石正露申长雨冯正霖吕军李佳李玉超李晓波杨光跃（纳西族）吴朝晖何雅玲（女）张工张江汀张福海陈旭（女）陈四清范锐平易纲易会满易炼红赵欢赵一德钟登华信长星施小琳（女）钱智民郭明义唐华俊唐良智黄志贤葛慧君（女）景俊海程丽华（女）傅自应焦彦龙雷凡培慎海雄蔡松涛颜晓东潘功胜马廷礼（回族）王海王曦王印芳王艳玲（女）毛万春乌兰（女，蒙古族）尹弘田国立乐玉成刘石泉孙大伟阴和俊陈青（女）胡昌升曹淑敏（女）缪建民魏钢王炯王文涛毛伟明邓小刚（四川）任洪斌李静（女）李应红吴晓光宋鱼水（女）庹震潘岳丁业现王莉霞（女，蒙古族）宁吉喆杨金成舒庆（满族）姚增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共133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丁兴农、马奔、王东海、王立山、王成蔚、王兴宁、王希明、王拥军、王荣军、王宾宜、王常松、王鸿津、王雁飞、方北群、方荣堂、邓卫平、邓中华、邓修明、艾俊涛、卢希（女）、田野、田静、白吕、白少康、冯志礼、朱国贤、朱国标、任正晓、任建华、刘昆、刘实、刘建、刘惠、刘化龙、刘文军、刘奇凡、刘昌林、刘金国、刘学新、刘建超、刘海泉、刘德伟、江金权、许传智、许罗德、孙斌、孙也刚、孙怀新、孙新阳、苏德良、李书磊、李仰哲、李欣然（满族）、李宝善、李建明、李清杰、杨宇栋、杨晓超、杨晓渡、肖培、吴志铭、吴海英（女）、吴清海、吴道槐、何平（中直机关）、邹加怡（女）、库热西·买合苏提（维吾尔族）、辛维光、汪利平、汪鸿雁（女）、沈晓晖、宋鸿喜、宋福龙、张军、张敏（女）、张骥、张升民、张务锋、张晓兰（女）、张硕辅、陆俊华、陈雍（满族）、陈小江、陈超英、陈辐宽、邵峰、苗华、苗庆旺、林国耀、罗东川、周亮、周小莹（女）、郑国光、赵乐际、赵惠令、侯凯、姜信治、贺荣（女）、骆源、徐令义、徐立全、徐加爱、凌激、高波、郭普校、唐仁健、黄伟、黄晓薇（女）、龚堂华、崔鹏、韩亨林、谢维俊、楼阳生、雷凡培、廉毅敏、滕佳材、潘家华、穆红玉（女）、魏山忠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九大)📅 基本信息时间：2017年10月18日—24日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代表：正式代表2280人、特邀代表74人，代表全国8900多万党员🎯 大会主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核心报告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标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重大论断与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有了新的历史方位。主要矛盾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思想：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两步走战略（2020—本世纪中叶）：2020—2035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章修改：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党章。换届选举：产生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历史意义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的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在政治上、理论上、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大政方针，就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制定了战略部署，特别是着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郑重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把这一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一）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即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了“中国梦”。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领导人民踏上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2013年11月，他在考察湖南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理念。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对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全面系统部署。党的十八大后，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进展。　　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鲜明特征。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从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提出，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重大概括，是认识和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体现，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发展。　　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工作期间讲话指出，要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也出现了某些问题，如资源消耗过多、超越环境承载能力等，这就要求树立新的发展理念。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对新发展理念作了系统阐述，强调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形成了五大发展理念。　　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应而生。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自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一项重要工作。　　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作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我国生态文明领域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大之后，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十八大之后，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加强。颁布《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修订《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以进一步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出台《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等，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社会组织、群团、高校等的领导。2015年1月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多次召开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这些举措和部署，进一步加强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014年10月和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文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要求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详细阐述了为什么和怎么样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问题。2017年3月5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要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为强化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2014年4月，中央军委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建立和完善相关工作机制的意见》，强调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关系人民军队建设根本方向，关系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发展，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2014年10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古田召开，提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铸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2015年11月，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要求牢牢把握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原则，以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为重点，协调推进规模结构、政策制度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改革。随后，国防和军队改革顺利推进，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实现革命性重塑。　　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自身建设最显著的特征。先后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确立高标准、划出底线，将党的纪律明确概括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六项纪律”，同时始终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2016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四个意识”。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重大课题，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两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党内法规。　　党的十八大以来，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是十八大之后通过的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也是十八大后改进作风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进一步树立，党心民心进一步凝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解决了许多过去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发生了全面深刻、影响深远、鼓舞人心的变化。　　总之，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的五年，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 （三）　　201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党的十九大于201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后中共中央成立了十九大报告起草组，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专家学者参加，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报告起草工作始终贯穿着民主精神。为了写好报告稿，中共中央组织了59家单位就21个重点课题进行专题调研，形成80份调研报告。报告起草组组成9个调研组，分赴16个省区市进行实地调研，还就一些问题请有关部门、25家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提交了专题研究报告。　　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深刻阐述，强调能否提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报告稿形成后，广泛征求了各方面意见，征求意见人数共4700余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了6次座谈会，直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起草组还听取了部分老同志的意见。中共中央还专门听取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许多意见都得到了采纳。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党的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明确了选举单位的划分、代表名额分配、代表条件和构成、产生程序等政策规定。全国40个选举单位分别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出席党的十九大的代表。　　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应出席代表2280人，特邀代表74人，共2354人，开幕式当天实到2338人。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大会选举出由204名委员、17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出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3名。10月25日，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赵乐际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四）　　党的十九大高度评价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同时，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原来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五）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大会用“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全面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要求。　　党的十九大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了战略部署和安排。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进行了部署，指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此，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党的十九大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这是一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迈向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书写新篇章的大会。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的十九大以来大事记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人民日报》（ 2022年10月14日第 01 版）编者按：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了《党的十九大以来大事记》。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大事记》集中反映了5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2017年2017年10月10月18日—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280人，特邀代表74人，代表全国8900多万党员。习近平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大会总结过去5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大会选举产生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会委员204人、候补委员172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3人。10月25日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举行。习近平主持并讲话。全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共25人；选举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提名，通过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习近平为主席；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和常委人选，赵乐际为书记。同日，十九届中央纪委一次全会举行，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和常委，报中央委员会批准。同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中共十九大到二十大的五年，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这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是我们工作的坐标。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10月27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求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指出，中央政治局要带头树立“四个意识”，严格遵守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要求，自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根据《规定》，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每年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一次。这已经成为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党的十九大以来，到2022年7月，全国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5.27万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党员干部80.07万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52.25万人，包括省部级干部23人。同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到2022年8月，围绕有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共进行集体学习41次。10月31日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强调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2017年11月11月2日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见》，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作风上为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提供坚强保证。11月3日习近平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军委必须懂打仗、善谋略、会指挥，军委工作一开始就要把备战打仗的指挥棒立起来。强调全军要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尽快把备战打仗能力搞上去。11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通过《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1月5日北斗三号第一、二颗组网卫星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标志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的开始。这是和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欧洲伽利略系统并列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2018年12月27日，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宣告建成，并开始提供全球服务。2020年7月31日，习近平出席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强调要传承好、弘扬好新时代北斗精神。11月8日—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特朗普会谈，强调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获得感，给地区及世界人民带来更多获得感。李克强会见特朗普。11月9日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到2020年末，中央层面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全面完成。11月10日—14日习近平出席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越南、老挝进行国事访问。11日，在会议上发表《携手谱写亚太合作共赢新篇章》的讲话。11月19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决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全面完成。11月21日习近平作出指示强调，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要努力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到2021年底，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0%以上。11月30日—12月3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举行。12月1日，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讲话，指出，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 2017年12月12月5日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联合国环保最高奖项“地球卫士奖”。12月6日—10日省部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第一期研讨班举行。王沪宁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灵魂和主线，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最重要的是聚焦到这一重要思想上来。2017年12月到2018年4月，在中央党校连续举办7期省部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对省部级领导干部进行集中轮训。12月11日全国自贸试验区工作座谈会在武汉举行。李克强主持并讲话。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的决定》。自2018年1月1日零时起，武警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归中央军委建制，不再列国务院序列。2018年1月10日，习近平向武警部队授旗并致训词。12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底，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1800多名党员、干部为脱贫攻坚献出生命。2021年5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12月18日—2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分析经济形势，部署2018年经济工作。李克强对2018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作总结讲话。会议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总结并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2月22日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阐明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提出人民军队新时代使命任务：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战略支撑，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为维护我国海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12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2018年12月，湖长制全面建立。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12月28日—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三农”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阐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问题。2018年1月2日、6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2018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这是国务院首次按照“全口径、全覆盖”要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本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2018年2018年1月1月3日中央军委召开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习近平向全军发布训令。这是中央军委首次统一组织全军开训动员，是人民军队加强新时代练兵备战的一次崭新亮相。1月5日—8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举行。习近平强调，做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1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的十九大以来，共举行4次奖励大会。王泽山、侯云德、刘永坦、钱七虎、黄旭华、曾庆存、顾诵芬、王大中先后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月8日—10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马克龙会谈，一致同意推动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李克强、张德江分别会见马克龙。1月10日—11日李克强出席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并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到2020年12月底，全国打掉涉黑组织3644个、涉恶犯罪集团11675个。2021年3月29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总结表彰大会举行，强调要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1月11日—13日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举行。习近平讲话总结和阐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赵乐际作工作报告。1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18—2022年）》。2月2日，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举行。赵乐际讲话。到2022年7月，十九届中央共完成9轮巡视，巡视282个党组织，实现对党中央管理的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覆盖。其中，对13个省区市、13个中央单位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和“回头看”。1月18日—19日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举行。19日，习近平在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党中央决定对宪法进行适当修改，目的是在保持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前提下，通过修改使我国宪法更好体现人民意志，更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好适应提高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宪法保障。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1月1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2018年，国务院印发的文件还有《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等。1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文件还有《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等。1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到2020年底，《方案》目标任务全面完成。2021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1月31日—2月2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习近平会见特雷莎·梅，强调中英双方应顺应时代潮流，结合两国各自发展阶段和合作需求，赋予中英关系新的时代内涵。李克强同特雷莎·梅举行中英总理年度会晤。1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经修订后面向海内外再版发行，改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2017年11月、2020年6月、2022年6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先后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018年2月2月9日韩正出席在韩国平昌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冬奥会开幕式。在本届冬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1枚金牌、6枚银牌、2枚铜牌，位列奖牌榜第十六名。同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年）》，对此后五年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行顶层设计。2月12日习近平在成都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强调要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扎实推进各项工作。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2月26日—28日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举行。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报告工作，就《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稿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稿作说明，并发表讲话。全会通过拟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和拟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同意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部分内容按照法定程序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2月27日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首次发现一颗毫秒脉冲星，并得到国际认证。2018年3月3月3日—15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举行。俞正声作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会议选举汪洋为全国政协主席。3月4日习近平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联组会时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3月5日—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张德江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栗战书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王岐山为国家副主席；决定李克强为国务院总理。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3月15日—16日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汪洋主持并讲话，强调要着力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努力转化为人民政协的工作思路和务实举措，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到2022年8月，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共举行23次会议。3月21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分工。新一届国务院开始全面履职。同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栗战书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长期坚持、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到2022年8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共举行36次会议；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制定法律45件、修改法律107件、通过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51件，我国现行有效法律共293件。同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文件还有《关于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等。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揭牌和宪法宣誓仪式举行。赵乐际出席并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至此，国家、省、市、县四级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完成，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3月25日中国首台散裂中子源建成。3月2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面启动，标志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统筹领导，紧密结合深化机构改革推动改革工作。3月 3月以来，针对美国政府单方面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中国不得不采取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加征关税等反制措施，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协商，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9月24日，《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发布。2020年1月15日，中美双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2018年4月4月2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的思路和举措。4月8日—1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4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使命，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13日，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海南要着力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9月24日，国务院印发《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202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4月12日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举行海上阅兵。习近平检阅部队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4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同意《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9月15日，印发《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4月1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坚持立足于防，又有效处置风险，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坚持科学统筹。4月20日十三届全国政协召开第一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对策”协商议政。汪洋主持并讲话。到2022年8月，十三届全国政协共召开65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党的十九大以来，十三届全国政协还召开了10次专题协商会、16次远程协商会、54次专家协商会。4月20日—21日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讲话指出，我们不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而且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网络强国战略思想。4月26日习近平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强调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关键是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韩正讲话。4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4月《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出版发行。此后，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相继编辑出版一系列习近平有关论述摘编、专题文集。 2018年5月5月1日中国同多米尼加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中国同布基纳法索、萨尔瓦多、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尼加拉瓜等恢复或建立外交关系。到2022年8月，中国已同181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5月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2019年5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举行。习近平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月6日—11日李克强对印度尼西亚进行正式访问，出席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5月8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孙政才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判处孙政才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予以追缴。5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5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文件还有《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等。5月18日—19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举行。习近平讲话提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强调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大会总结并阐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5月2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加强全国审计工作统筹，优化审计资源配置，做到应审尽审、凡审必严、严肃问责，努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5月24日—2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习近平同默克尔会晤，强调中德两国要做合作共赢的示范者、中欧关系的引领者、新型国际关系的推动者、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合作者。李克强、栗战书分别同默克尔会谈、会见。5月25日新一届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对政府工作进行部署，并提出要推进改革开放，促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保障基本民生，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李克强讲话。5月28日—6月1日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举行。习近平指出，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5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迈出实现全国统筹的第一步。到2021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3亿人，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4.2亿人。2022年1月，启动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2018年6月6月7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6月8日—1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习近平同普京会谈，一致同意推动新时代中俄关系在高水平上实现更大发展。李克强会见普京。6月9日—10日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举行。10日，习近平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6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合并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划转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构建优化高效统一的税收征管体系。6月12日首艘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亚洲最大自航绞吸挖泥船“天鲲号”成功完成首次试航。6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到2022年5月底，各地区各部门共清理取消证明事项2.1万多项。6月22日—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讲话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外交工作。会议总结并阐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6月26日—29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王沪宁代表中共中央致词。7月2日，习近平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强调团的所有工作，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当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6月27日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21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7.5%。6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对国有金融资本实行统一授权管理，建立健全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四梁八柱”。2018年7月7月3日—4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讲话强调，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2021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7月5日—10日李克强对保加利亚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在保加利亚索非亚举行的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德国柏林主持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并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7月10日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讲话。7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推动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7月16日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愿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李克强同图斯克、容克共同主持会晤。7月19日—28日习近平对阿联酋、塞内加尔、卢旺达和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过境毛里求斯并进行友好访问。26日，在会晤上发表《让美好愿景变为现实》的讲话。7月2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2019年4月26日，公布《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7月28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2022年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自2013年以来，累计取消和下放1098项行政许可事项。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做好“六稳”工作，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2018年8月8月5日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8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202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同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8月17日—19日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举行。习近平讲话指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锻造坚强有力的党组织，锻造高素质干部和人才队伍，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完成好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提供坚强政治保证。9月1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新时代军队党的建设的决定》。8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增加了“两个维护”、“四个意识”等内容，并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搞山头主义、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等行为的处理作出具体规定。8月18日—9月2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第十八届亚运会上获得132枚金牌、92枚银牌、65枚铜牌，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位。8月20日全国首家金融法院——上海金融法院正式挂牌成立。8月21日—22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2019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8月2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党中央决定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目的是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工作。8月27日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过去几年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2021年11月19日，习近平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8月3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2018年9月9月3日—4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习近平主持峰会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提出中非要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会议通过《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举行。习近平讲话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李克强讲话。1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到2022年9月，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88.1%，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5.4%，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91.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7.8%。9月11日—12日习近平出席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12日，在论坛全会上发表《共享远东发展新机遇，开创东北亚美好新未来》的致辞。9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意见》。2019年7月19日，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9月2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在银川举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致电祝贺。汪洋讲话。9月23日广深港高铁全线开通运营，香港正式接入国家高铁网络。9月2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的通知》。2021年5月19日，发出《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覆盖清单管理。同日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获联合国环保最高奖项“地球卫士奖”。9月28日习近平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强调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进东北振兴，形成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坚强支撑。2018年10月10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指出，保持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制度长久不变；保持农户依法承包集体土地的基本权利长久不变；保持农户承包地稳定。10月1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全面启动规划建设川藏铁路。12月28日，川藏铁路成都至雅安段开通运营。2020年11月8日，雅安至林芝段开工建设。10月11日—19日李克强出席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并对塔吉克斯坦和荷兰进行正式访问、出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第十二届亚欧首脑会议并对比利时进行工作访问。10月20日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AG600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成功实施首次水上试飞任务。这是当时世界上在研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10月22日—26日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王沪宁代表中共中央致词。29日，习近平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强调要团结动员亿万职工积极建功新时代，开创我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新局面。10月23日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广东珠海举行。习近平出席仪式并宣布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10月25日—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习近平会见安倍晋三，强调双方要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推动中日关系在重回正轨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李克强、栗战书分别同安倍晋三会谈、会见。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10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10月30日—11月2日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赵乐际代表中共中央致词。11月2日，习近平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组织动员妇女走在时代前列建功立业。10月经中央军委研究并报党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房峰辉开除党籍处分。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房峰辉开除军籍处分，取消其上将军衔。2019年2月20日，军事法院依法对房峰辉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进行宣判，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的赃款赃物上缴国库。同月经中央军委研究并报党中央批准，决定开除张阳党籍，依纪依法追缴涉案财物。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开除张阳军籍，取消其上将军衔。 2018年11月11月1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讲话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落到实处，把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2019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11月5日—10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宣布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1月、2020年11月、2021年11月，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先后举行。11月6日李克强在北京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国际劳工组织等主要国际经济金融机构负责人举行第三次“1+6”圆桌对话会。11月9日习近平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并致训词。到2022年8月，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从火灾及各类灾害事故救援现场救出遇险被困人员77.5万人、疏散转移206.4万人。11月15日—21日习近平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文莱、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并出席在巴新莫尔兹比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8日，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把握时代机遇，共谋亚太繁荣》的讲话。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要求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11月27日—12月5日习近平对西班牙、阿根廷、巴拿马、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11月30日，在峰会上发表《登高望远，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的讲话。2018年12月12月8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发射。2019年1月3日，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并开展就位探测与巡视探测。12月1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在南宁举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致电祝贺。汪洋讲话。12月12日、14日《〈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货物贸易协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货物贸易协议》分别签署。12月13日国务院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2022年3月19日，发出《关于设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举行。习近平讲话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大会向100名获改革先锋称号的同志和10名获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的国际友人颁授奖章。12月19日—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总结2018年经济工作，分析经济形势，部署2019年经济工作。李克强对2019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作总结讲话。会议提出“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为进一步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12月21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发布，标志着我国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经过3次修改，2022年版减至117项，减幅达22.5%。12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此后，还制定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12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19年2019年1月1月1日我国开始全面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1月2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举行。习近平发表《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的讲话，阐述立足新时代、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5项重大政策主张：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目标；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平统一前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1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顺利完成到2020年承诺的农村改革发展目标任务。1月4日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讲话指出，全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在新的起点上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1月11日北京市级行政中心正式迁入北京城市副中心，办公区位于通州潞城镇。2021年8月2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1月11日—13日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举行。习近平总结改革开放40年管党治党的经验，指出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赵乐际作工作报告。1月1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文件还有《关于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等。1月15日—16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讲话指出，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加快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政法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此前，13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1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需要下更大气力推进工作。1月21日—24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举行。习近平在开班式上讲话，对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分析，提出要求。强调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1月24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到2022年5月，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职业教育体系，共有职业学校1.13万所，在校生超过2915万人。1月27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见》。9月6日，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1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同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2019年2月2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文件还有《关于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等。2019年3月3月1日 2019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讲话强调，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一件大事，关乎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福祉，是百年大计。到2022年3月，习近平连续6次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讲话。3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从制度层面提出有针对性的举措，进一步改进方式、完善程序、提升效能，为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提供有力制度保证。4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3月3日—13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汪洋作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3月5日—1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栗战书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3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2019年为“基层减负年”。2020年4月13日，发出《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3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讲话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8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3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旨在健全公务员激励保障机制，完善中国特色公务员制度。3月20日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举行。赵乐际讲话。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首次召开全国巡视工作会议。到2022年3月，共召开4次全国巡视工作会议。3月21日—26日习近平对意大利、摩纳哥、法国进行国事访问。26日，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发表《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的讲话，提出要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3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文件还有《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等。 3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到2022年一季度，全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总数达36万个、床位812.6万张。2019年4月4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为企业社保缴费减负。4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废止、宣布失效和修改部分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标志着2018年11月部署开展的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第二次集中清理工作圆满完成。4月6日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党组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4月16日习近平在重庆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强调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4月19日国务院印发《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案》。国资监管机构在由“管企业”转向“管资本”的过程中迈出重要步伐。4月22日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正式上线运行。2020年12月26日，国务院公布《政府督查工作条例》。4月23日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在山东青岛举行。习近平出席并检阅舰队。同日，习近平集体会见应邀出席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并讲话，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4月25日—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2020年6月18日，习近平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强调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从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2021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近11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1640亿美元，“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4月28日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举行。习近平出席并发表《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的讲话。4月30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举行。习近平讲话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2019年5月5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提出强化举措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5月7日—8日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讲话强调，要坚持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命。5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围绕建立最严谨的标准、实施最严格的监管、实行最严厉的处罚、坚持最严肃的问责等提出政策举措。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5月15日—22日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呼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5月21日习近平在南昌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同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意见》。2019年5月底至2020年1月，全党分两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要求是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根本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具体目标是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2020年9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5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部署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等重要任务。5月《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发行。此后，《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等相继出版发行。2019年6月6月2日习近平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指示强调，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6月3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在上海举行。韩正主持并讲话。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6月5日—7日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5日，在莫斯科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日，习近平在中俄建交7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携手努力，并肩前行，开创新时代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的讲话。6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到2022年6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部完成。同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四家运营商颁发5G牌照，中国通信行业进入5G时代。到2022年7月底，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网络，开通5G基站196.8万个，所有地级市城区、县城城区和96%的乡镇镇区实现5G网络覆盖。6月12日—16日习近平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会。14日，在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会议上发表《凝心聚力，务实笃行，共创上海合作组织美好明天》的讲话。15日，在亚信峰会上发表《携手开创亚洲安全和发展新局面》的讲话。6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到2022年8月，我国建有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达474个，各类自然保护地的面积占到陆域国土面积的18%。6月20日—21日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20日，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时任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双方愿不忘初心、携手前进，共同开创两党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6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从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改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有效供给、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等方面部署工作任务。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要求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6月2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到2021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2岁，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6月27日—29日习近平出席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28日，在峰会上发表《携手共进，合力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的发言。6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发布特赦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对九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同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6月 6月以来，针对香港爆发“修例风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坚定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及警队采取一系列举措，依法打击和惩治暴力犯罪活动，止暴制乱，恢复秩序。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6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将其列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机制作出法律化、规范化、明晰化的具体安排。7月，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相继成立。 2019年7月7月5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举行。习近平讲话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次系统性、整体性重构，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7月9日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讲话指出，新形势下，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着力深化理论武装，着力夯实基层基础，着力推进正风肃纪，全面提高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质量，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思想理论上作表率，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作表率，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此前，2月25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7月22日科创板首批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标志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正式落地。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2019年8月8月2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2020年8月30日，印发《中国（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至此，我国先后部署设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覆盖东西南北中的试点格局。8月5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为完善加强党对各方面工作领导的党内法规，还制定修订《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等。8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总结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积累的10条宝贵经验，强调深圳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提高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能力和水平。8月10日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0余万个建制村全部实现直接通邮。2020年底，全国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达98%，基本实现“乡乡有网点”。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降低贷款实际利率。8月19日部分省份稳就业工作座谈会在哈尔滨举行。李克强主持并讲话。12月1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同日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表彰座谈会举行。《必由之路》等73部作品获奖。8月25日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着力提高党的问责工作的政治性、精准性、实效性。8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9年9月9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和新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进一步对党内法规工作进行全链条的制度规范。9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2021年2月8日，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9月18日习近平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韩正讲话。9月20日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举行。习近平讲话强调，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要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把服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为工作主线，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10月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9月25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仪式举行。习近平出席并宣布机场正式投运。同日长三角地区全部41个城市实现医保“一卡通”，率先探索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到2021年12月，全国已实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有统筹地区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全覆盖。9月27日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讲话指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举行。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讲话。 2019年10月10月1日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举行。习近平讲话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20余万军民参加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习近平检阅受阅部队。10月11日—13日习近平出席在印度金奈举行的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12日，在金奈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同日，在加德满都会见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建立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月15日我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首航南极。10月17日、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10月22日国务院公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2021年10月31日，印发《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10月28日—31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举行。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报告工作，就《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讨论稿）》作说明，并发表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全会强调，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2019年11月11月2日习近平在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时讲话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11月3日我国首颗亚米级高分辨率光学传输型立体测绘卫星高分七号成功发射。11月8日、9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专家座谈会和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在海口举行。韩正主持并讲话。11月8日—10日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举行。习近平讲话指出，加强新时代我军基层建设，是强军兴军的根基所在、力量所在。21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新时代军队基层建设的决定》。11月10日—15日习近平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巴西巴西利亚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14日，在会晤上发表《携手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的讲话。11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提出到2022年全国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2020年11月4日，印发《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2021年粮食产量1.37万亿斤，创历史新高，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1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进口与出口、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贸易与双向投资、贸易与产业协调发展。11月20日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发布。这次普查以2018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开展。11月27日习近平在全军院校长集训开班式上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全面实施人才强军战略，全面深化军事院校改革创新，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2019年12月12月3日纪念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举行。栗战书讲话。12月10日—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总结2019年经济工作，分析经济形势，部署2020年经济工作。李克强对2020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作总结讲话。会议指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提出的要求是全方位的、多层面的，绝不是只有经济指标这一项，这是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必然要求。12月17日中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交付海军，习近平出席交接入列仪式并登舰视察。12月20日习近平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讲话指出，总结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可以获得4点重要经验：始终坚定“一国两制”制度自信；始终准确把握“一国两制”正确方向；始终强化“一国两制”使命担当；始终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12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举行。李克强主持并发表讲话。12月27日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的决定》、《关于废止有关收容教育法律规定和制度的决定》。12月30日国务院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同日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全球首条时速350公里的智能高铁京张高铁开通运营。本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美元。 2020年2020年1月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要求集中力量完成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两大重点任务。1月6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举行。韩正讲话。1月7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对做好2019年12月27日以来湖北武汉监测发现的不明原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1月22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决策关闭离汉离鄂通道。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国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取得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举行。习近平讲话指出，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习近平为“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伯礼、张定宇、陈薇颁授勋章奖章。1月12日中国完全自主研制的新型万吨级驱逐舰首舰南昌舰归建入列。1月13日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举行。习近平讲话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发展。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赵乐际作工作报告。1月17日—18日习近平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出席中缅建交70周年庆祝活动暨中缅文化旅游年启动仪式。2020年2月2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文件还有《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发展的指导意见》、《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等。2月23日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举行。习近平讲话强调，要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强化“六稳”举措，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在加大“六稳”工作力度的同时，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2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着力解决医疗保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2020年3月3月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2020年，国务院印发的文件还有《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等。3月6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举行。习近平讲话强调，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1月23日，我国最后9个贫困县实现贫困退出。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3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文件还有《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等。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10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3月26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并发表《携手抗疫，共克时艰》的讲话。5月18日，在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团结合作战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致辞。6月17日，以视频方式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团结抗疫，共克时艰》的主旨讲话。到2022年8月，中国已向153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有力支持了世界各国疫情防控。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等举措。2020年4月4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讲话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4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提出用2年左右时间健全分层分类、城乡统筹的中国特色社会救助体系。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5月5月5日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飞成功，实现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首战告捷。5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的意见》，要求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基点，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5月21日—27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举行。汪洋作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5月22日—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栗战书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2020年6月6月1日 “海斗一号”全海深自主遥控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完成其首次万米海试与试验性应用任务，刷新了我国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纪录，填补了我国万米级作业型无人潜水器的空白。6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新增财政资金直接惠企利民的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要求将新增财政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共2万亿元资金直达市县。2021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并扩大范围。6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预备役部队领导体制的决定》。自2020年7月1日零时起，预备役部队全面纳入军队领导指挥体系，由军地双重领导调整为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6月15日 “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千公里级基于纠缠的量子密钥分发。6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6月22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同日，李克强同米歇尔、冯德莱恩通过视频方式共同主持第二十二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2020年7月7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切实做好长江流域禁捕有关工作的通知》。12月22日，长江禁捕退捕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举行。韩正讲话。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自2021年1月1日全面启动。7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2019年至2021年，全国累计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惠及居民2000多万户。7月13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12月28日，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7月16日 “中国+中亚五国”通过视频方式举行首次外长会晤。7月20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12月25日，印发修订后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7月2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听取企业家代表对制定“十四五”规划的意见和建议。此后，又陆续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党外人士座谈会、科学家座谈会、基层代表座谈会、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7月23日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发射，迈出了我国自主开展行星探测第一步。2021年5月15日，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22日，祝融号火星车驶抵火星表面并开展科学巡测，标志着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7日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2020年8月8月7日习近平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指示强调，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2021年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10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粮食节约行动方案》。8月10日中国“慧眼”卫星探测到10亿特斯拉的中子星表面磁场，刷新宇宙磁场直接测量的世界纪录。2022年7月1日，再次刷新该纪录，探测到16亿特斯拉的中子星表面磁场。8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8月19日栗战书出席第五次世界议长大会视频会议并发言。2021年9月7日，栗战书在大会实体会议上发表视频致辞。8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8月26日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举行。习近平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训词。8月28日—29日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举行。习近平讲话强调，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2020年9月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举行。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敢于斗争，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9月4日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通过视频方式致辞，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继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发展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支持组建全球服务贸易联盟，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9月8日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倡导全球数字治理应遵循秉持多边主义、兼顾安全发展、坚守公平正义三原则。9月14日中欧双方宣布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9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推进与企业发展、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高频事项“跨省通办”的措施。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2022年9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已实现187项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基础上，新增22项覆盖面广、办理频次高的事项。9月21日—10月1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9月21日，出席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并发表讲话，强调后疫情时代联合国应主持公道、厉行法治、促进合作、聚焦行动。9月22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9月25日—26日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举行。习近平讲话指出，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9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对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作出全面部署。同日我国三代核电自主化标志性成果“国和一号”正式发布。9月30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中央委员会开展工作必须把握的第一条原则。这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关键之举，是强化“两个维护”制度保障的标志性成果。2020年10月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12月9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举行。韩正主持并讲话。10月12日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视频座谈会举行。李克强主持并讲话。10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10月2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我们要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知难而进、坚韧向前，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10月26日—29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举行。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报告工作，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讨论稿）》作说明，并发表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在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2020年11月11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纲要（试行）》施行，这是新时代作战条令体系的顶层法规。11月10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发表《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的讲话。11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同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的政治规矩。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随后依法宣布相关人员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11月12日习近平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强调，浦东要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彰显“四个自信”的实践范例，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202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11月12日—15日李克强出席以视频形式举行的第二十三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二十三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第十五届东亚峰会、第四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会议和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1月14日习近平在南京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强调要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卷，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韩正讲话。11月15日中国与东盟十国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11月16日—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讲话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会议总结并阐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12月1日，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和《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2021年8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11月17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并发表《守望相助共克疫情，携手同心推进合作》的讲话。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11月20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举行。习近平会见参加大会的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以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王沪宁讲话。同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携手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讲话。11月21日—22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并发表《勠力战疫，共创未来》的讲话。11月24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举行。习近平讲话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同日嫦娥五号探测器成功发射，并于12月17日携带月球样品安全返回着陆。中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如期完成。11月25日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举行。习近平强调，要坚持聚焦备战打仗，坚持实战实训、联战联训、科技强训、依法治训，发扬优良传统，强化改革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11月27日—30日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举行。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指出中方视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地区，愿同东盟推进各领域合作，维护本地区繁荣发展良好势头，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11月28日 “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成功完成万米海试并胜利返航。 2020年12月12月3日—4日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接见全体会议代表。2021年4月3日，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构建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意见》。12月4日中国成功构建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确立我国在国际量子计算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日我国新一代“人造太阳”——可控核聚变研究装置“中国环流器二号M”正式建成放电。12月8日中国和尼泊尔共同宣布，珠穆朗玛峰的最新高程为8848.86米。12月10日 “怀柔一号”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卫星成功发射。12月11日习近平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讲话，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等10点要求。2022年4月，《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出版发行。12月12日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通过视频发表《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的讲话。12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部署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领导体制、工作体系、发展规划、政策举措、考核机制等有效衔接。12月16日—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总结2020年经济工作，分析经济形势，部署2021年经济工作。李克强对2021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作总结讲话。会议指出，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深化了对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人民至上是作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方法，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也是大国经济优势所在。12月24日、25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讲话强调，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12月25日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进一步促进党员权利保障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12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12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2022年6月，林长制全面建立。12月28日—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讲话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2021年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12月30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讲话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要坚定改革信心，汇聚改革合力，推动新发展阶段改革取得更大突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7年多来，各方面共推出2485个改革方案，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任务总体如期完成。本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2021年1月1月11日—14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举行。习近平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1月15日国务院公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医保基金监管步入法治化轨道。到2021年底，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6亿，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1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文件还有《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关于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等。1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同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从2018年在北京、上海等11个城市试点并逐步扩展到全国，到2022年2月，节约费用超2600亿元，进一步减轻了群众用药负担。1月22日—24日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举行。习近平强调，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仍然存在，存量还未清底，增量仍有发生。要健全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督查问责机制，加强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赵乐际作工作报告。1月2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2021年，国务院印发的文件还有《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关于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的若干措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等。1月25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提出我们要解决好这个时代面临的四大课题，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月30日全球第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福清核电5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2022年3月25日，“华龙一号”示范工程第二台机组——福清核电6号机组正式具备商运条件。至此，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示范工程全面建成投运。1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2021年2月2月9日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以视频方式举行。习近平主持并发表《凝心聚力，继往开来，携手共谱合作新篇章》的主旨讲话。2月20日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举行。习近平讲话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讲话阐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和工作要求，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要求树立正确党史观。此前，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这次会议后，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国共产党简史》等党史学习教育用书出版。2022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2月22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开展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意见》。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举行。习近平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习近平讲话指出，脱贫攻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我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的决定》、《关于表彰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决定》。2021年3月3月4日—10日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举行。汪洋作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3月5日—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栗战书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通过《关于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的决定》、《关于修改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决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3月9日习近平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并讲话，指出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2020年目标任务，强调要聚焦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紧紧围绕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布局谋划和推进工作。3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若干意见》。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文件还有《关于服务“六稳”“六保”进一步做好“放管服”改革有关工作的意见》、《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等。3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讲话指出，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要营造创新环境，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3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100%，激励企业创新促进产业升级。3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围绕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同级领导班子监督、对下级领导班子的监督，明确职责任务，健全制度机制。3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 2021年4月4月8日党中央审议通过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相关方案和政策。28日，首家注册落户雄安新区的中央企业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在雄安新区揭牌，部分在京高校、医院、央企总部等疏解到雄安新区开始有序落地实施。4月18日—21日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在开幕式上发表《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的主旨演讲。4月22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讲话，首次全面系统阐释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强调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4月23日海军三型主战舰艇——长征18号艇、大连舰、海南舰集中交接入列。习近平出席活动并视察。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并于9月5日向社会公布。9月17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揭牌仪式在广东珠海举行。韩正讲话。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充分发挥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和资源要素丰富、市场潜力巨大、文化底蕴深厚等比较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4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发展，构建共同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格局。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4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完善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重点任务。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同日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空间站建造进入全面实施阶段。6月17日，搭载着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3名航天员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并与天和核心舱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3名航天员先后进入天和核心舱，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航天员在轨驻留3个月，开展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在轨验证了一系列空间站建造和运营关键技术，于9月17日顺利返回。2021年5月5月6日 62比特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号”成功问世。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5月13日习近平在河南南阳实地了解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管理运行和库区移民安置等情况时指出，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1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浙江省基本实现共同富裕，明确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等举措。5月21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全球健康峰会并发表《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讲话，就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和水平提出5点意见。5月26日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韩正主持并讲话。5月28日—6月1日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习近平指出，要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2021年6月6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6月18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习近平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并带领党员领导同志重温入党誓词。强调，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发扬好，铭记奋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6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明确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解决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6月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川藏铁路拉萨至林芝段开通运营，“复兴号”列车实现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覆盖。6月26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并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6月28日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两国元首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同日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王沪宁讲话。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同日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这是当时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6月29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讲话。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2021年7月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举行。习近平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高度评价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概括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习近平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指出，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7月6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举行。习近平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并发表《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的主旨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一起努力，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7月16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团结合作抗疫，引领经济复苏》的讲话。同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启动仪式举行。韩正宣布正式启动。7月17日—23日河南省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郑州市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习近平作出指示，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李克强作出批示并深入河南灾区考察。国务院成立调查组，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开展调查。2022年1月，国务院调查组公布调查报告。7月21日—23日习近平到西藏祝贺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并进行考察调研，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到西藏庆祝西藏和平解放，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7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旨在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等。7月23日—8月8日、8月24日—9月5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三十二届奥运会上获得38枚金牌、32枚银牌、19枚铜牌，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二位；在第十六届残奥会上获得96枚金牌、60枚银牌、51枚铜牌，连续5届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位。7月25日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有56个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7月27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推进商事制度等改革，市场主体不断培育壮大，登记在册的市场主体总数由2012年的5494.8万户增加到2022年6月份的1.61亿户，增长1.92倍。2021年8月8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到2025年实现农业、工业、服务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标准全覆盖等目标。8月17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8月19日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大会在拉萨举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致电祝贺。汪洋讲话。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8月27日—28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总结概括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汪洋作总结讲话。 2021年9月9月3日李克强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开幕式并讲话。9月9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并发表《携手金砖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讲话。同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持续制定和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主要大国。9月17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并发表《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开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征程》的讲话。同日，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阿富汗问题联合峰会并讲话。9月21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的讲话，提出全球发展倡议。9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同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2022年5月5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9月27日—28日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王沪宁作总结讲话。2021年10月10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意见》，提出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等政策措施。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举行。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我们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继续担当历史使命，掌握历史主动，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10月12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在昆明举行。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并发表《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主旨讲话，宣布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举措。10月13日—14日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栗战书作总结讲话。11月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意见》。10月14日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成功发射。10月14日—16日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行》的主旨讲话。10月16日—2022年4月16日搭载着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3名航天员的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并顺利返回着陆，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驻留，创造了中国航天员连续在轨飞行时长新纪录。在轨飞行期间，航天员开展了多项科学技术实（试）验和活动。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圆满完成，即将进入建造阶段。10月22日习近平在济南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沿黄河省区要落实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10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法》。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举行。习近平讲话强调，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之路、多边主义之路，呼吁各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月30日—31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并发表《团结行动，共创未来》的讲话，提出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倡议。2021年11月11月1日习近平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致辞，提出维护多边共识、聚焦务实行动、加速绿色转型等建议。1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对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攻坚战、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等8个标志性战役提出量化攻坚目标。11月5日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举行。习近平会见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王沪宁讲话。11月8日—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举行。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报告工作，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讨论稿）》作说明，并发表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重点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全会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全会决定党的二十大于202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11月12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共同开创亚太经济合作新篇章》的讲话。11月15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开市。11月16日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首次视频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旨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11月22日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举行。习近平以视频方式主持并发表《命运与共，共建家园》的讲话。中国东盟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1月26日—28日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强调，要聚焦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2022年1月22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新时代军队人才工作的决定》。11月29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总结提炼“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宣布中国将同非洲国家共同实施“九项工程”。2021年12月12月3日习近平向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发表视频致辞，为推进新时代中拉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同日中老铁路通车。该铁路北起中国云南昆明，南至老挝首都万象，是第一条采用中国标准、中老合作建设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12月3日—4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2月8日—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总结2021年经济工作，分析经济形势，部署2022年经济工作。李克强具体部署2022年经济工作并作总结讲话。会议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1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按照勋章、荣誉称号、奖励、表彰、纪念章等，区分战时平时、行业领域、人员类别，对军队功勋荣誉表彰体系进行全面重塑。12月14日—17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习近平强调，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12月20日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作出批示。王沪宁讲话。同日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机组——华能石岛湾核电站示范工程1号反应堆成功并网发电。12月24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对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体制、产生和运行、主要任务、工作职责、派驻派出机构、队伍建设和监督等作出全面规范。同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12月27日《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发布。我国已连续5年修订该清单，为外商投资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本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20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72.8%。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比2012年实际增长78.0%。 2022年2022年1月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聚焦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对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部署。1月5日减税降费座谈会举行。李克强主持并讲话。减税降费促进了市场主体发展壮大，涵养了税源。1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意见》，提出要解决制约烈士褒扬工作创新发展的矛盾问题。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文件还有《关于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意见（试行）》、《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等。1月11日—14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举行。习近平强调，继续把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引向深入，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1月17日习近平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的演讲。1月1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2022年，国务院印发的文件还有《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等。1月18日—20日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举行。习近平总结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成功实践，阐述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的全方位深层次影响，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强调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赵乐际作工作报告。1月25日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举行。习近平主持并发表《携手共命运，一起向未来》的讲话，强调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2022年2月2月4日—20日、3月4日—13日第二十四届冬奥会、第十三届冬残奥会先后在北京举行。中国秉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等各种困难挑战，向世界奉献了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9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名运动员参加本届冬奥会，4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名运动员参加本届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冬奥会上获得9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名列金牌榜第三位；在冬残奥会上获得18枚金牌、20枚银牌、23枚铜牌，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4月8日，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举行。习近平总结筹备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宝贵经验，阐述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2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信访工作条例》，围绕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的体制机制、职责任务、处理程序、监督体系等进行顶层设计。2月28日《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4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112.2%。2022年3月3月4日—10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举行。汪洋作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讲话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3月5日—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栗战书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3月6日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必须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3月7日习近平在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依法治军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式，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必然要求。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法治保障。3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文件还有《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等。3月17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讲话，充分肯定常态化疫情防控以来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的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抓细抓实各项防疫工作。3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3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同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文件还有《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关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意见》、《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打造政务服务升级版的指导意见》等。2022年4月4月11日李克强在江西主持召开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并讲话。此后，又分别主持召开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座谈会、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4月18日国家植物园在北京正式揭牌。7月11日，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州正式揭牌。4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4月20日—22日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21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的主旨演讲，提出促进世界安危与共的全球安全倡议。4月28日京杭大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这是京杭大运河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4月29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强调，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这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4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2022年5月5月5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5月9日习近平同德国总理朔尔茨举行视频会晤，指出当前形势下，中德尤其需要保持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好中德关系稳定性、建设性、引领性作用。5月10日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举行。习近平强调，共青团要坚持为党育人，始终成为引领中国青年思想进步的政治学校；自觉担当尽责，始终成为组织中国青年永久奋斗的先锋力量；心系广大青年，始终成为党联系青年最为牢固的桥梁纽带；勇于自我革命，始终成为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组织。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371.5万名。5月1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特别提款权定值审查中上调人民币权重，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吸引力。5月18日庆祝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会70周年大会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发表视频致辞，提出聚力战胜疫情、重振贸易投资、坚持创新驱动、完善全球治理等建议。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稳经济6方面33项一揽子措施。8月24日，部署再实施19项接续政策。8月24日至9月18日，国务院先后派出3批稳住经济大盘督导和服务工作组，就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和接续政策措施贯彻落实开展督导和服务。5月25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深入阐述事关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表明中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全方位维护和保障人权的原则立场。同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讲话。2022年6月6月5日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顺利进驻天和核心舱。6月17日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命名仪式举行。6月23日—2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以视频方式举行。23日，习近平主持会晤并发表《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的讲话，强调构建更加全面、紧密、务实、包容的高质量伙伴关系，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24日，习近平主持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并发表《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的讲话。此前，22日，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把握时代潮流，缔造光明未来》的主旨演讲。6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决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6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出版发行。6月2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的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671.2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93.6万个。 2022年7月7月1日习近平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习近平强调，“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一国两制”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了的，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门根本利益，得到14亿多祖国人民鼎力支持，得到香港、澳门居民一致拥护，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7月7日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开工动员大会举行。韩正宣布工程开工。7月19日李克强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视频特别对话会并致辞。7月22日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举行。王沪宁讲话。7月24日中国空间站首个科学实验舱问天实验舱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5日，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问天实验舱。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进入科学实验舱。7月26日—27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举行。习近平阐述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阐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习近平强调，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7月27日中央军委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荣誉称号仪式。习近平向“八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和证书，向获得荣誉称号的单位颁授荣誉奖旗。同日习近平在参观“领航强军向复兴——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时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再接再厉，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7月29日—30日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充分肯定百年统战的历史性贡献和新时代统战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阐明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分析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历史方位，提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任务、工作重点、政策举措，强调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的正确方向，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汪洋作总结讲话。2022年8月8月2日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外交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言人、中共中央台办、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分别发表声明或谈话，强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中方必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负责。2日晚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开展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5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对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进行制裁并对美方采取8项反制措施。10日，《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发表。16日，中共中央台办发言人受权宣布对列入清单的一批“台独”顽固分子等人员实施制裁。8月4日我国首颗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句芒号”成功发射。8月18日十九届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总结党的十九大以来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工作取得的成效。党的十九大以来，到2022年7月，“天网行动”共追回外逃人员6900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1962人，追回赃款327.86亿元，“百名红通人员”已有61人归案。8月29日国务院召开第十次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讲话。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22年10月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建议，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同日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大会举行。习近平会见受表彰代表。王沪宁讲话。这是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开展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2022年9月9月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9月5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习近平作出指示，要把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全力救援受灾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李克强作出批示。有关各方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救援受灾群众。12日，应急救援阶段转入过渡安置及恢复重建阶段。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拟提请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讨论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稿、《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稿、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稿，审议《十九届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报告》、《关于党的十九大以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的报告》。9月14日—16日习近平出席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并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15日，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将中白关系提升为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6日，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发表《把握时代潮流，加强团结合作，共创美好未来》的讲话。9月25日中共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顺利完成，共选举产生2296名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当选代表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良好的作风品行和较强的议事能力，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明显成绩；代表结构和分布比较合理，具有广泛代表性。9月27日习近平参观“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要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参观展览。9月30日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　员：习近平　　李　强赵乐际王沪宁蔡　奇丁薛祥李　希中央政治局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丁薛祥习近平马兴瑞王　毅王沪宁尹　力石泰峰刘国中李　希李　强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又侠张国清陈文清陈吉宁陈敏尔赵乐际袁家军黄坤明蔡　奇中央书记处书　记：蔡　奇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小洪中央军事委员会主　席：习近平副主席：张又侠张升民委　员：刘振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　记：李　希副书记：刘金国张升民肖　培喻红秋(女) 傅　奎孙新阳刘学新张福海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王爱文王鸿津刘金国刘学新许罗德孙新阳李　希李欣然(满族) 肖　培张升民张福海陈国强赵世勇侯　凯訚柏(纳西族) 喻红秋(女) 傅　奎穆红玉(女)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共205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丁学东、丁薛祥、万立骏、习近平、马兴瑞、马晓伟、王宁、王凯（河南）、王凯（解放军）、王勇、王浩、王强、王鹏、王毅、王小洪、王广华、王仁华、王文全、王文涛、王予波、王正谱、王东明、王伟中、王志军、王秀斌（开除党籍）【注6】、王沪宁、王君正、王忠林、王受文、王春宁（开除党籍）【注6】、王莉霞（女，蒙古族）、王晓晖、王祥喜、王清宪、王蒙徽、巨乾生、毛伟明、尹力、尹弘、巴特尔（蒙古族）、艾尔肯·吐尼亚孜（维吾尔族）、石泰峰、叶建春、冯飞、曲青山、任振鹤（土家族）、庄荣文、刘宁、刘伟、刘小明、刘发庆、刘青松、刘国中、刘金国、刘建超、刘俊臣、刘振立、刘海星、齐玉、许勤、许昆林、许学强、孙金龙、孙绍骋、阴和俊、严金海（藏族）、李屹、李伟、李希、李强、李干杰、李小新（女）、李凤彪、李书磊、李玉超（开除党籍）【注3】、李乐成、李邑飞、李尚福（开除党籍）【注3】、李国英、李炳军、李桥铭、李晓红、李鸿忠、杨诚、杨志亮、杨学军、肖捷、肖培、吴汉圣、吴亚男、吴政隆、吴晓军、何卫东（开除党籍）【注6】、何立峰、何宏军（开除党籍）【注6】、邹加怡（女）、应勇、汪海江、沈春耀、沈晓明、沈跃跃（女）、怀进鹏、张工、张军、张林、张又侠、张升民、张玉卓、张庆伟、张红兵、张宏森、张雨浦（回族）、张国清、陆昊、陆治原、陈刚、陈旭（女）、陈一新、陈小江、陈文清、陈吉宁、陈敏尔、努尔兰·阿不都满金（哈萨克族）、苗华（开除党籍）【注6】、林武、林向阳（开除党籍）【注6】、易会满（已开除党籍，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注9】、易炼红、罗文、金壮龙、金湘军（开除党籍）【注5】、周强、周乃翔、周祖翼、郑栅洁、郑新聪、孟凡利、孟祥锋、赵龙、赵刚、赵一德、赵乐际、赵晓哲、郝鹏、胡中明、胡玉亭、胡昌升、胡和平、胡春华、胡衡华、钟绍军、信长星、侯凯、侯建国、俞庆江、俞建华、贺荣（女）、贺军科、秦刚（辞职）【注2】、秦树桐（开除党籍）【注6】、袁华智（开除党籍）【注6】、袁家军、铁凝（女）、倪虹、倪岳峰、徐麟、徐西盛、徐忠波、徐起零、徐德清、殷勇、高翔、高志丹、郭普校、唐仁健（开除党籍）【注4】、唐登杰、黄铭、黄强、黄守宏、黄坤明、黄建发、黄晓薇（女）、龚正、常丁求、庹震、梁言顺、梁惠玲（女）、谌贻琴（女，白族）、董军、韩俊、韩文秀、景俊海、程丽华（女）、傅华、童建明、谢春涛、蓝天立（壮族）（已开除党籍，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注8】、蓝佛安、楼阳生、雷凡培、慎海雄、蔡奇、蔡剑江、裴金佳、潘岳、丁向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递补）【注1】、于立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递补）【注1】、于吉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递补）【注1】、于会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递补）【注7】、马汉成（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递补）【注7】、王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递补）【注7】、王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递补）【注7】、王永红（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递补）【注7】、王庭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递补）【注7】、王新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递补）【注7】、韦韬（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递补）【注7】、邓亦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递补）【注7】、邓修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递补）【注7】、卢红（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递补）【注7】注1：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丁向群、于立军、于吉红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注2：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接受秦刚同志辞职申请，免去秦刚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注3：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李尚福、李玉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李尚福、李玉超开除党籍的处分。注4：2024年11月，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唐仁健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2025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唐仁健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唐仁健开除党籍的处分。注5：2025年10月，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金湘军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金湘军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金湘军开除党籍的处分。注6：2025年10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涉军问题发布消息，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陆续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苗华，军委政治工作部原常务副主任何宏军，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原常务副主任王秀斌，东部战区原司令员林向阳、陆军原政委秦树桐、海军原政委袁华智、火箭军原司令员王厚斌、武警部队原司令员王春宁9人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这9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性质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相关党内法规和法律法规，党中央决定给予9人开除党籍处分，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其中，给予何卫东、苗华、何宏军、王秀斌、林向阳、秦树桐、袁华智、王春宁8名中央委员开除党籍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何卫东、苗华、何宏军、王秀斌、林向阳、秦树桐、袁华智、王春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何卫东、苗华、何宏军、王秀斌、林向阳、秦树桐、袁华智、王春宁开除党籍的处分。注7：20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于会文、马汉成、王健、王曦、王永红、王庭凯、王新伟、韦韬、邓亦武、邓修明、卢红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注8：2025年12月，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蓝天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注9：2026年4月，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易会满开除党籍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共171人）（按得票多少为序排列，得票相等的，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丁向群（女）、丁兴农、于立军、于吉红（女）、于会文（满族）、马汉成（回族）、王健、王曦、王立岩、王永红、王抗平、王庭凯、王新伟、王嘉毅、韦韬（壮族）、方永祥、方红卫、邓亦武、邓修明、石玉钢（苗族）、石正露、卢红（女）、卢东亮、付文化、丛亮、包钢（蒙古族）、邢善萍（女）、吉林、曲莹璞、吕军、朱天舒、朱文祥、朱芝松、朱国贤、朱鹤新、刘珺、刘捷、刘强、刘仲华、刘洪建、刘桂平、刘烈宏、刘敬桢、关志鸥（满族）、汤广福、安伟、农生文（壮族）、孙向东、孙金明、孙梅君（女）、纪斌、杜江峰、李云泽、李文堂、李术才、李石松（白族）、李红军、李贤玉（女，朝鲜族）、李明俊、李明清、李建榕（女）、李荣灿、李殿勋、李儒新、杨斌（彝族）、杨晋柏、连茂君、时光辉、吴浩、吴清、吴强（侗族）、吴孔明、吴俊宝、吴胜华（布依族）、吴朝晖、邱勇、何雅玲（女）、谷澍、沈莹（女）、沈丹阳、张伟、张政、张凤中、张文兵、张安顺、张国华、张忠阳、张金良、张春林、张荣桥、张超超、张智刚、陈杰、陈雍（满族）、陈永奇、陈宏敏、陈建文、陈瑞峰、林克庆、杭义洪、罗强（苗族）、罗东川、金东寒、周志鑫、周建国、郑学选、赵东（满族）、胡文容、施小琳（女）、姜辉、姜国平、洪庆（朝鲜族）、祖力亚提·司马义（女，维吾尔族）、费东斌、费高云、姚林、袁洁、袁古洁（女）、夏林茂、徐留平、凌焕新、郭芳（女）、郭元强、郭宁宁（女）、郭永红（女）、郭竹学、诸葛宇杰、黄如（女，回族）、黄旭聪、黄志强、黄路生、曹淑敏（女）、龚旗煌、常进、崔玉忠、崔永辉、康义、彭佳学、葛巧红（女）、董卫民、韩立明（女）、覃伟中、景建峰、傅爱国、普布顿珠（藏族）、曾益新、曾赞荣、温刚、蓝晓（瑶族）、虞爱华、窦贤康、蔡允革、蔡丽新（女）、蔡希良、嘎玛泽登（藏族）、廖林、缪建民、黎湘、魏文徽、才让太（藏族）、王旭东、王晓云（女）、杨发森、肖川、余剑锋、宋志勇、宋鱼水（女）、张晶、周长奎、施金通（苗族）、王成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共133人）　　（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于绍良万敏习骅马学蒂马森述王林王赋王卫东王双全王立山王兴宁王陆进王拥军　　王建新王承文王晓萍（女）王爱文王常松王鸿津王裕文王新哲王慧敏艾俊涛叶民田湘利　　冯志礼边学文曲吉山曲孝丽（女）吕岩松朱国标任洪斌任爱荣（女）任鸿斌（土家族）刘军　　刘炤刘爽刘训言刘军川刘奇凡刘昌林刘金国刘学新刘美频刘海泉许罗德许宪平孙斌　　孙也刚孙怀新孙新阳李军李希李元平李仰哲李兆宗李迎春李欣然（满族）李金英（女，回族）　　李建明杨国中杨笑祥杨逸铮（女）肖培吴清海吴道槐余永洪邹天敬冷少杰汪洋汪鸿雁　　沈晓晖宋依佳（女）宋寒松宋福龙宋德民迟耀云张军（北理工）张忠张敏（女）张骥　　张巍张义全张天宝张升民张际文张荣顺张爱华张福海张曙光陆俊华陈健陈国猛陈国强　　陈剑飞陈辐宽林国耀杭元祥郑庆东房灵敏赵世勇胡瑜海侯凯侯淅珉施克辉姜新军娄纯泗　　秦斌莫永成夏红民高飞（苗族）高波郭文奇訚柏（纳西族）涂更新黄良波龚堂华崔鹏　　韩宪锋喻红秋（女）程东方程立峰傅奎傅明先腊翊凡蒲宇飞廖西元廖建宇缪文江樊大志　　滕佳材穆红玉（女）魏山忠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十大）时间：2022年10月16日—2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代表：2296名，代表490多万基层党组织、9600多万党员。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一、核心成果1. 报告：习近平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报告，共15部分。2. 党章：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3. 人事：选举二十届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委；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为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二、关键要点1.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 三件大事：迎来建党百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里程碑意义：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提出“六个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3. 中国式现代化（核心）- 五大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 本质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4. 两步走战略- 2020—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035—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5. 重点部署- 经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科教：教育优先、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 民生：增进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生态：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安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6. “五个必由之路”-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 团结奋斗是必由之路-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必由之路- 全面从严治党是必由之路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总体内容及其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解读韩庆祥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这本身就意味着党的二十大报告（以下简称二十大报告）内涵深刻，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二十大报告就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献。我们可以从“总体框架及其内容逻辑”“新思想及其大逻辑”等角度，来整体理解和把握二十大报告的基本精神。一、总体框架及其内容逻辑 ——从“总体框架”角度理解和把握二十大报告总体框架及其逻辑是对整个二十大报告的内容及其逻辑的全面系统梳理，有助于对二十大报告的整体把握。完整地讲，二十大报告的总体框架结构可分为五大板块，五大板块之间、每一板块内部之内容都具有严密的逻辑。1.第一板块是总论总论包括二十大报告的主题与第一、第二、第三部分，在二十大报告中具有统领地位。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第一部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是第二部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前提、基础和依据，第二部分中所讲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第三部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的指导思想。二十大报告首先提出的主题，是贯穿整个二十大报告的总纲、灵魂、大道，是“宣言书”。它包括四个要点，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贯彻什么指导思想、具备什么精神状态、实现什么奋斗目标。其中一大亮点，就是突出“精神状态”的重要性，强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它既突出了系统的伟大建党精神——这一百年大党精神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果，用伟大建党精神统领我们党的精神状态，又突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即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之所以强调精神状态，是因为在客观上我们越是接近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就越是遭遇美西方国家对我国日趋激烈的围堵打压；我国发展越是处在紧要和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遇到的矛盾难题就会越多、障碍阻力就会越大、风险挑战就会越复杂越严峻，就越需要我们的党员干部在主观上具有良好精神状态。如果没有良好精神状态，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只是一种空想。报告接着马上提出“三个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有其深意。它既是二十大报告主题的内在要求，也是基于我们面对大党长期执政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面向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发展崇高“事业”，面临更多更大更复杂更严峻风险挑战的执政环境，所确立的二十大报告的总基调，即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警醒全党、提起精神、掌握主动。再接着，就是对过去五年的工作，尤其是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及其取得的16个方面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进行全面系统深入总结，表明这些成就和变革是在我国历史转折、爬坡过坎、解决难题的情境下取得的，也为把握二十大报告第二部分所讲的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精髓要义）和实践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等相关内容提供基础。其后，自然要深究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一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领导，体现为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就；二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指导；三在于它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接下来就从大历史观进一步对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之意义加以提升，阐述它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及其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能”“好”“行”要彼此相互理解）。上述充分表明我们党积极推进实践创新，又基于实践创新积极推进理论创新，所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就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所概括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按照逻辑，随后就对我们党在实践和理论上取得了重大创新成果进而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之基本经验进行总结，这就是“两个结合”，二十大报告对“两个结合”第一次展开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还要继续发展，要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接着二十大报告就特别指出，首先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这是第一次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作出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也是第一次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作出精辟概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根本地位、在二十大报告中的重要地位、在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中的引领地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指导地位，给提升和突出出来，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哲学新境界，也为继续推进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思路和框架。按照步步提升的逻辑，二十大报告第一次鲜明强调，新时代十年来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尤其是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就是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既然是新时代十年来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性成果，二十大报告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一个重大论断，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将其定义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中心任务；接着进一步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这是第一次，因而是一种理论创新。沿着这一逻辑，二十大报告就从总体上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谋划予以阐述。 2.第二板块是分论分论包括二十大报告的第四到第十部分。主要内容及其逻辑是：总论讲完之后，接下来就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条主线，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加“一”的框架，对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战略部署：在经济建设领域，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政治建设领域，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和法治轨道；在文化建设领域，强调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文化发展道路；在社会建设领域，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质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在教育、科技、人才方面，强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需说明的是，二十大报告在讲完经济建设领域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之后，接着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而不是接着讲政治建设领域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其逻辑就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是教育、科技、人才，教育、科技、人才的高质量决定着高质量发展，它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具有核心地位。3.第三板块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全面保障”这一板块包括第十一到第十四部分。主要内容及其逻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不打无把握之仗”，所以，分论讲完对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战略部署之后，接着就讲，要完成和实现战略部署，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是要提供“全面保障”，这就是第三板块的内容及其独特地位和作用。首先，是国家安全保障。新时代的发展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没有国家安全就根本不可能有好的发展，不可能顺利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而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其次，是强军保障。军强才能国安，国安才能顺利发展，才能顺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而要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最后，是国际环境保障。国家安全、强军建设都与国际环境有关，建设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命运共同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而要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第四板块是“政治保证”为突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需要把第十五部分专设一个独立板块。这一板块的内容是：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二十大报告以“打铁必须自身硬”与前面部分相衔接。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作为坚硬的“铁”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自身要硬”；“党自身要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党自身要硬”，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有机统一，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是党要勇于持续自我革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党自身要硬”，还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5.第五板块是以结语的方式发出“动员令”这是二十大报告的结语部分，是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动员令，意义不可低估！“动员令”归结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对“全党”的动员，从总体和根本上全党必须牢记“五个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只有掌握规律，才能赢得主动；二是对“人民”的动员，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三是对“青年”的动员，青年强则国家强，要从战略上做好青年工作，让青年的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四是对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动员，要落脚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用团结奋斗创造历史伟业、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和坚定信心奋勇前进上来。上述动员，既坚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和发挥人民主体创造能动性相统一，又坚持团结和实干相统一。二、新思想及其大逻辑——从“大逻辑”角度理解和把握二十大报告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哲学逻辑”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发现贯穿其中的一个大逻辑，就是哲学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这是一个环环相扣、步步递进、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实际上讲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哲学逻辑，是贯穿二十大报告中的哲学逻辑，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哲学逻辑，它具有深刻意蕴。第一，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表明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和把握要深化和提升到哲学层面，这就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提升到了哲学新境界。这意味着要从本质上、根本上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先就要把握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如果缺乏哲学基础的支撑，就难以从本质上、根本上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难以真正彻底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深度之蕴。第二，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这表明要从“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的统一来完整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形成逻辑和理论逻辑。这意味着，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深、牢牢扎根于时代和实践之中，根深叶茂，是遵循从时代到思想、从实践到理论、从具体到抽象、从“目”到“纲”、从基本到根本的逻辑思路形成发展起来的。因而不能离开“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来理解和把握“十个明确”，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逻辑，否则就容易把这一思想抽象化；同时，也意味着要进一步深入理解和把握“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之间的理论逻辑，这一逻辑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治国理政，取得了“十三个方面的历史成就”，基于这种基本方略和历史成就，进一步提升概括出了“十个明确”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是宽度之蕴。第三，话语的背后是“道”，是道理学理哲理。提出六个“必须坚持”，实质上就是用“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具有深度和高度的话语表述方式，所提炼表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也是为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包括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指明方向，提供思路和框架。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六个坚持”的理解和把握，一定要与二十大报告的相关文本表述对标对表！按照中央要求，如果要讲清楚“六个坚持”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也可以从学理上把握“六个坚持”的内在逻辑——理论任务是“坚持问题导向”。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实践强调具有问题意识，他聚焦于“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根本立场是“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运用好贯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问题，其中首要的是站稳人民立场。我的理解，这个立场就是要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科学态度是“坚持守正创新”。这关乎基本观点或基本原理。解决问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这是“守正”；同时，还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新的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成功，这是“创新”。守正创新，实质上讲的是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基本原理的态度问题。——思想方法是“坚持系统观念”。这是基本方法。解决问题不仅需要立场和观点，还需要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总体上是沿着“重点突破-全面发展-系统谋划”的轨迹走过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同等重要，都具有划时代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每当谈到全面深化改革时，习近平总书记总是强调要注重对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进行系统谋划、顶层设计、整体推进。这实际上就是哲学问题。沿着注重“系统谋划”这一逻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治国理政所遇到的问题大都是系统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运用系统观念这一哲学方法来分析解决现象和本质、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需要“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这种方法的基础，首要是系统观念。 ——世界眼光是“坚持胸怀天下”。这是战略大局。进入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互动、相互激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并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因而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具有世界意义；世界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解决世界问题需要也可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理论。就此而言，解决中国问题既要立足中国，也要放眼世界，直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中国问题置于人类发展进步潮流中进行思考谋划，进而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中国贡献。——立足基点是“坚持自信自立”。这关系思想自主、理论主体。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且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创立与时俱进的中国自己的理论成果，这是“自立”；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可以解决问题、创造奇迹、走向成功，因而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四个自信”，这是“自信”。因而，我们应按照上述世界观和方法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这是高度之蕴。第四，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首要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到哲学新境界。这意味着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根本地位，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实践中具有方法论作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具有指导作用，是贯穿整个二十大报告的底层逻辑，即大写的“哲学逻辑”。这是亮度之蕴。2.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现代化逻辑”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发现贯穿其中的第二个大逻辑，就是现代化逻辑。这一逻辑的内核，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且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的理论阐释，总体上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因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当然要讲“现代化逻辑”。以创新性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新时代。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讲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它充分表明以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新时代这十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如提出“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主要是为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之“本质特征”的“五句话”重要论述，都是对接“新时代”的，主要是从“新时代”所成功推进和拓展的现代化讲的，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我们最早提出的是“走自己的路”，这就克服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依附，确立了“道路”问题上的中国自主性，这是前提，是一种推进。（2）之后，我们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赋予“自己的”以中国特色之内涵，这一内涵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走自己的路”的一种推进和拓展。（3）再后，我们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推进和拓展角度讲的，它来源于并推进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源于”，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走”出来的，也是从相对注重经济领域生产力发展的单向度增长到较为注重全面发展再到注重系统性战略谋划的历史逻辑中“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来源；“推进和拓展”，我曾指出且现在依然认为，“中国式”是从“中国特色”转换、提升出来的，“中国特色”表达的是体现中国国情、蕴含中华文化、具有中国特点，“中国式”则把这种中国特色、中国特点提升为一种中国范式，它是相对于西方现代化范式而言的，因而具有类型学与典型样本的意义。显然，这是一种更为规范的表述，具有对话与传播意义。“现代化”，既是更为明确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也是为了突出现代化，且与西方现代化在同一主题上进行对话，表明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有我”的存在及其意义。“新”，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区别于又高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显然，这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推进和拓展。（4）再之后，二十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又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既体现在它跳出了仅从道路来谈中国式现代化，而拓展为从更为广阔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来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也体现在它从生成逻辑、性质方向、共同特征、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方面总体建构起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一连串的推进和拓展就构成了“成功创造”“创新突破”“总体构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主线。它是贯穿二十大报告的一条主线，也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主线。这讲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复兴逻辑”或“实践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表明：整个二十大报告是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条主线，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战略部署的；作为二十大报告的灵魂的标题、主题与结尾，都强调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强调二十大召开的时代背景，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确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心任务，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十大报告围绕这一主线，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加“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框架，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战略部署和安排，突出了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方式。中国式现代化在性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方向”，讲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国家工业化”，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尤其是成功推进和拓展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方向和道路是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这讲的是现代化的“共有逻辑”。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现代化一样，也遵循“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分别是从“现实”“目的”“方式”“文明”“世界”向度讲的，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道路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逻辑”，表现为它蕴含着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华文化、中国国情、中国创造等中国元素，区别于又高于西方式现代化和传统“苏联模式”现代化。 在实践新征程中具体深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在实质上，是按照从“总体”到“五位一体”再到“共同体”的逻辑，讲如何在新的实践征程中且从本质上进一步深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讲实践愿景问题从“总体”维度要进一步深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定性”“定向”，避免中国式现代化走向“邪路”“老路”。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维度分析，要进一步深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领域就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政治领域就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文化领域就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在社会领域就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生态文明领域就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共同体”维度分析，要进一步深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就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把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加以理解和把握。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过去我国是“追赶现代化”，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找寻自我”，在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上具有了中国的主体性和自主性，确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在世界向度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就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此外，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愿景，在前进道路上经受住重大考验从而行稳致远，就必须坚持五条“重大原则”，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遵循和总体方略。3.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与“强国逻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自然还要讲“强国逻辑”。二十大报告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战略部署和战略安排。简要说就是：总的战略安排是“两步走”；必须把握的重大原则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这是实践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和总体方略）；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是教育、科技和人才；应有之义是人民民主；法治轨道是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文化发展道路是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本质要求是为民造福，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内在要求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根基是国家安全；战略要求是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关键是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4.坚持人民至上与“民本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在这一新时代，必须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推到我国历史发展的前台并提到议事日程的核心。基于这样的时代，二十大报告确立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核心理念的“民本逻辑”。（1）在理论层面上，可概括为致力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聚焦解决人民生活“美好不美好”问题。把人民当作主体，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当作目的，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当作尺度，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当作根基，牢牢扎根于人民。（2）在实践层面上，贯彻到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与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3）在文本层面上，贯穿在二十大报告所讲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二十大报告的主题蕴含着“不负人民”的精神；强调“三个务必”，其中一个“务必”是务必不忘初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内涵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对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历史性成就进行了全面系统总结。其总结的一条主线，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讲到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时，特别强调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讲到过去五年的工作所存在的不足，其中就强调在人民群众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这是基于“不负人民”的清醒，也表明我们党在改善和保障民生问题上保持着一份高度的认识自觉和实践自觉；在讲到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建设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里程碑意义时，强调了人民群众创业的伟力；讲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突出了坚持人民至上；讲到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时，强调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突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这实际上也是贯穿整个二十大报告的一条主线；讲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其中包括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谈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坚持的重大原则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讲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步走”的总的战略安排中，强调要使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加健全，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使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坚持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贯穿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在讲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全面保障问题上，同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坚持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在结语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动员的时候，强调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力，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接受人民的批评和监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只有如此，方能不负人民期待，方能团结人民。[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1期。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从关键时刻历史背景看党的二十大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开宗明义提出，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总书记关于“关键时刻”的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党的二十大召开的历史背景，充分彰显了党的二十大的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每一次代表大会都是基于国家与世界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时代大势，以坚定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科学谋划部署，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推向前进。因此，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势，党情、国情、世情的深刻变化，自然成为我们党谋划和引领未来发展的根本基点。如果我们以一种大历史观来观瞻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关键时刻”这一科学判断，无疑就成为认识其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重要视角。从我国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新的历史交汇点这个历史坐标看党的二十大的重要性进入新时代，经过十年的求索奋斗，我们党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我们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党的二十大，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样一个重大历史背景下召开的。迈上新征程，我们党在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如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国将走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14亿中国人民如何从小康社会迈入共同富裕？这是全体中国人民深切的现实期待和根本关切，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崭新事业。作为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这一伟大使命的执政党，我们党首先要回答好这一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党的二十大报告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为主题，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大所提出的重大主张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意志，极大地凝聚起全体人民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奋斗的信心与力量。从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迈上新的历史征程的新起点这个历史坐标看党的二十大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是我们党走过百年历程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一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迈上新的历史征程，作为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我们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才能继续成功？如何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这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和道路，事关民族复兴伟大事业，成为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体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政党及人民都十分关心关注的重大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鲜明提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并对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全面部署。这一系列重要宣示，充分表明了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的政治定力和坚定意志，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作为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承担起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神圣使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始终初心不改、本色不变、道路不移的坚定意志，充分彰显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同时也为世界各国及政党深化认识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明确指引。从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历史拐点这个历史坐标看党的二十大的重要性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着“世界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和历史之问。在百年变局的世界发展大潮中，经过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国下一步将怎么走？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为解决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什么样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世界各国人民翘首以盼、十分关切的重大问题。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了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作出了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永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鲜明宣示和重要主张。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充分表明了中国将始终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从而给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今世界提供了最大的确定性，为处于动荡变革的国际社会指明了前进方向。事实证明，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的鲜明主张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赞赏。以上三个历史维度，充分彰显了党的二十大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伟大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我们党必须要深刻回答这样一个中国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和历史之问，即党和人民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这一核心命题。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紧紧围绕这一主题，深刻阐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描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从而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因此，深刻理解和把握关于“关键时刻”重大历史坐标的判断，可以帮助我们从根本上进一步深化认识党的二十大的重大深远意义。（张知干，作者系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党的二十大的重大意义党的二十大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举国关注、世界瞩目。中国人民关注二十大，根本在于人民从历史和现实中深切感受到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民族的复兴都紧紧系于中国共产党，而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又紧紧系于党的二十大。世界瞩目二十大，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大党，中国是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国，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世界要了解和读懂今天的中国，就要了解和读懂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就要了解和读懂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党的二十大担负起全党的重托和人民的期待，从战略全局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科学谋划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在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辉煌成就和10年伟大变革的高起点上创造新时代更大荣光的大会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共召开了19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二十大是我们党在建党百年后召开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时间坐标上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具有特别的里程碑意义。回望过去，党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新时代10年，伟大成就伟大变革是全方位、历史性的，极不寻常、极不平凡。走过百年奋斗历程，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淬炼，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百年伟业的高起点上怎样创造新的伟业，在非凡10年的高起点上怎样创造新的非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怎样以新作为新成就铸就新的更大荣光，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历史之问。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党的二十大高瞻远瞩、擘画未来，在政治上、理论上、实践上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大会批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明确了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大会批准了中央纪委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批经验丰富、德才兼备、奋发有为的同志进入中央领导机构，为实现二十大确定的宏伟蓝图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再次全票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反映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表达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衷心拥戴，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的政治自觉。有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我们就能经受住任何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了根本的政治保障。这是党的二十大最根本最重要的意义之所在。这是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大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自身要求，又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路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党的二十大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深入阐释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命题并提出了明确要求，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党的二十大对“两个结合”的基本内涵和实践意义展开进行了科学阐释，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对“两个结合”的新阐述新要求，必将有力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十个明确”，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个重大问题，是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十四个坚持”，是这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这一思想的实践要求。“十三个方面成就”，充分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成就和变革，涵盖了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同样是这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把“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明确提出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坚持”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拓展了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呈现了这一思想全面系统完整的理论形态。这是谋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会现代化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期待和目标。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精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渊源、理论逻辑、实践特征和战略部署，大大深化了我们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人类现代化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伴随着帝国主义扩张崛起建立起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体系。近代以来，中国的革命先驱和先进分子也曾幻想通过学习西方现代化、走西方发展道路来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才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一条通往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是中国独特的客观条件决定的，是中国社会制度和治国理政的理念决定的，也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长期实践中得到的规律性认识决定的。我们党带领人民通过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越走越宽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环顾全球，已经实现现代化的37个发达国家的人口合计为10.9亿人，其中多数国家只有几百万或几千万人口。中国式现代化，将以十多亿的人口体量整体迈向现代化社会，这将彻底改写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版图和态势，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可以预见的辉煌未来，必将开创人类历史和现代化进程的伟大奇迹，必将以累累硕果丰富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这是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大会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党的二十大深刻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宣示中国在变局、乱局中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策主张和坚定决心，为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注入强大信心和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中国始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相互交融、相互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党的二十大重申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责任担当。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持续繁荣指明了方向、绘制了蓝图。党的二十大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本质要求，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愿望和真诚。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世界政党政要广泛、持续来电来函热烈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多国领导人接踵访问中国，再次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坚定信心，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和期待。锚定党的二十大部署行而不辍，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继续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就能够凝聚起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伟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这是推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大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是党的重要文献首次使用“大党独有难题”这样的表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清醒认识和坚定立场。历经百年风雨，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建党之初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成为今天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大党。如此超大规模的党，具有不可估量的强大势场，具有排山倒海的强大能量，具有其他政党难以比拟的显著优势，同时教育管理党员和党组织的任务极其艰巨，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害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原体的任务极其艰巨。特别是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把这么大的一个党管好很不容易，把这么大的一个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更不容易。”对我们这个百年大党来说，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是任重道远的历史性课题。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经过不懈努力，我们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这是保证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之道，也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之道。党的二十大作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部署。按照党的二十大要求始终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就一定能够把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文章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pOGnOUUx8Eb-iNhGbkaqOA" target="_blank">“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名单（人物简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