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路上擦肩而过的人，北方之路 七 （Apr. 17~27, 2026）

似水流年

Apr. 23, 徒步第五天, Markina-Xemein to Gernika

今天早上六点半，没人开灯强制起床，我们自己设了闹钟，为了赶七点十分最早一班回 Markina-Xemein 的公车。车站就在旅馆门前，走过去不过一分钟。

七点钟走到车站，那里已经站了一个人，背着包，拿着登山杖，走近一看，原来是昨天路上遇到的台湾人Jessica。

记得昨天我们聊起各自当晚落脚处，她曾经提到她定的旅馆距离Markina-Xemein四公里，那时谁也没意识到，我们竟住在同一个小镇。我们问她昨晚如何走到这里的，她说照着谷歌地图，沿着高速公路一路走过来的。

七点十分，公车准时到达，一辆不大的小巴，车上有十几个座位，除了我们三人，还有两个本地人，上车后，司机给我们每人发一张小票，我们问车费，司机说免费，不明白既然免费为啥还要发票。

车子沿着高速公路缓缓前行。道路狭窄，几乎没有路肩，其中一段还在施工，双向车道被压缩为单向通行，来往车辆轮流放行。隔着车窗，看着外面呼啸而过的大货车，我才真正意识到，昨天如果背着大包，走在这样的公路上，会有多危险。

Jessica说她昨天走得提心吊胆，时刻警惕，不时跳到路边，躲避擦身而过的车辆。听了她的话，我禁不住心生感激，感恩那位老人陪着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特意将我们送到连接两个小镇的步道口。

七点半，我们重新回到 Markina-Xemein。

Jessica说朝圣招待所就在附近，她要进去盖个章，我们跟着她，第三次进入朝圣招待所。

那是一座修道院性质的招待所，规模很大，里面大约有四五十个床位。我们进去时，不少徒步者已经整理好背包，正陆续出发。我们找到管理招待所的义工，请他帮忙在朝圣护照上盖章。

他似乎有些不情愿，只让我们把护照准备好，随后自己转身走进办公室，拿了印章出来，站在门口，“啪”“啪”两下盖完，便立刻转身离开，全程几乎没同我们说一句话。仿佛这只是他的工作而已。

我站在那里，多少有些错愕。

来之前，我读过许多关于圣路的故事。很多人说，朝圣招待所里的义工，是圣路文化最温暖的一部分。他们会热情迎接每一位徒步者，会耐心聊天，会让远道而来的人，在疲惫与孤独里感受到某种被接纳的善意。甚至在义工培训里，也会反复强调，朝圣招待所的首要任务，不只是提供一张床，而是让每位朝圣者都感到“被欢迎”。

可这一路上，我接触过的几位义工，却几乎都只是冷漠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或许如今走圣路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不纯粹，日复一日面对川流不息的徒步者，热情终究也会被消耗吧。

即便如此，我还是隐隐觉得遗憾。朝圣招待所和每一间招待所里的义工，也是圣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招待所出来，没走几步，便看见街边一家咖啡馆已经开门。我同应飞说，进去喝杯咖啡，顺便吃点早餐吧。

Jessica 说，她今天凌晨四点多便起床了，已经在旅馆厨房里给自己煮过早餐。

我们就在咖啡馆门口同她告别，彼此祝愿一路顺利。

我们推门走进咖啡馆，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柜台前已经排起了不短的队，墙边靠着一排排背包与登山杖，看来这个招待所也不提供早餐。

从今天开始，北方之路逐渐远离海岸，转向巴斯克内陆。那片一路陪伴着我们的海，也慢慢消失在身后。没有了悬崖下翻涌的浪声，没有了迎面吹来的咸湿海风，眼前的风景忽然变得安静而单调起来。

一路上，也再没见到那些熟悉的面孔。那对英国母女、两个德国女孩、意大利厨师、奥地利男孩，还有那个丹麦小伙，他们大概都比我们晚出发，此刻不知正走在后面的哪一段路上。步道一下子空了下来，只剩下我和应飞两个人，一前一后，安静地往前走。

离开镇子后不久，步道便沿着一条小河缓缓延伸。脚下是碎石铺成的小路，平坦而宽缓，几乎没有什么爬升。河水在树林与草地间静静流淌，偶尔传来细微的水声。

河道两旁长满了百合花。

这一路上，我们见过无数次百合，有的种在院墙边，有的栽在窗台下，还有大片大片野生的，毫无拘束地开在山坡、草丛与路边。

上午经过的第一个小镇，让我生出一种久违的熟悉感。

镇子不大，安安静静地卧在山谷之间，窄窄的街道沿着河床铺展开来，两旁是低矮的民宅与围墙。没有海边小镇那种热闹与喧嚣，也没有纪念品商店和成群的朝圣者，只有一种缓慢而朴素的安静，让我想起了老家附近那些江南小镇。

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姨正拿着扫帚，在巷子里扫地，不急不忙，仿佛一天的生活，就从门前这一小片石板路开始。

我从她身边走过，心里忽然有些感动。

无论是西班牙北部，还是中国江南，人们对于生活最本质的理解，其实都很相似。并不需要壮阔的风景，也无需宏大的叙事。真正让人怀念的，往往也正是这些最平凡不过的瞬间。

镇口有一间小商铺，门口挂满了各种木制贝壳，店主是一位黑人小哥，见我们背着包经过，笑着招呼我们进去盖章。

盖完章，他便热情地向我们推销那些贝壳，一个贝壳二三十欧，价格委实不菲。

我指了指我们背包后面挂着的白色贝壳，小哥看了看，说他的贝壳是艺术品，纯手工制作。

我们看了一下，他的贝壳确实比较独特，材质，图案，设计都与我们的不同，不过我们还是笑着谢绝了。

听说法国之路上有很多做朝圣者生意的路边摊，朝圣文化早已发展成一套成熟的产业链。而在北方之路上，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遇见专门以朝圣者为目标顾客的店铺。

刚刚在山脚下的岔路口，我们又遇见了台湾人 Jessica。

她撑着一把伞，站在路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满脸笑意。

前面不远处，一头灰色的小毛驴正站在浅浅的水沟里打滚，时不时甩动耳朵，用蹄子拨着水，弄得满身泥点。Jessica 看得津津有味，笑着对我们说：“我在看毛驴洗澡，好有趣哦。”

这两天在路上，我们总会时不时遇见她。当我们计算着行程，匆匆赶路时，她总是不急不忙，打着把伞，慢慢往前走，不时停下来，看看山谷里的牛羊，路边的野花，或像现在这样，站在路口，只为看一头毛驴洗澡。

她性格开朗，说话幽默，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她才敢独自一人出来徒步吧。

她身上那种不紧不慢的松弛感也感染了我，或许徒步圣路最难得的能力，并不是体力，而是这种愿意慢下来，始终对世界保持好奇的心。

十点左右，我们经过一座依山而建的古老教堂。

教堂掩映在深绿色的林木之间，灰黄色的石墙已有些斑驳，远远望去，带着一种近乎与世隔绝的沉静气息，仿佛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隐修院。

我们沿着教堂门前的台阶拾阶而上，四周安静得几乎听不见人声，原本还想着进去看看，顺便盖一个章，谁知走到门前才发现，大门紧闭，里面空无一人。

这几天路过的许多教堂，基本都是这样，大门紧闭，没有神父，没有修士，也没有游客，不知是已经废弃的了，还是我们来得不是时候。

回来后上网查询，才知道这座看似落寂的教堂背后，也藏着一段古老的传说。

相传公元十世纪左右，在圣母升天节那天，当地人正在附近一座教堂里做弥撒，一只老鹰突然飞进墓地，用爪子抓起一颗头骨，盘旋着飞向远方，最终将头骨丢落在奥伊斯山（Mount Oiz）脚下的这片山坡上。人们认为，这是来自上天的神圣启示，便在此修建了一座供奉圣母的隐修院。

后来，随着北方之路逐渐兴盛，这里成为了极其重要的朝圣驿站。中世纪时期，修道院里甚至设有专门接待朝圣者的医院，为那些翻越群山、疲惫不堪的徒步者提供食物与休息之所。

到了十四世纪晚期，这座修道院被正式升格为学院教堂（Collegiate Church），一度成为整个比斯开省唯一拥有此地位的宗教建筑，享有近似主教座堂的特权与荣耀。

然而辉煌终究没有持续太久。十九世纪中叶，一场大火几乎将整座教堂焚毁。虽然到了1980年代，当地开始对它进行大规模修复，但教堂昔日的荣光与影响，却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

这户人家的前院里，放了很多可爱的玩偶，还有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这让我想起当年徒步TMB时，经过一个瑞士小镇，镇子里家家户户的前院里，也都放着很多类似的小摆设，精致，可爱，好像这里的人，都有一种将生活过成童话的天赋。

沿途经过的村子，很多墙壁上有反对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的标语。经过了这么多年争取独立的战争，巴斯克民族的反抗意识依然很强。

十一点左右路过一个小镇，我们在此歇脚，喝杯咖啡，吃点午餐。店里有一种当地特色糕点，以土豆，鸡蛋与洋葱混合烤制而成，味道出奇得好。

在西班牙待了几天，应飞对自己的半吊子西班牙语越来越自信，刚刚去买咖啡时，坚持用西班牙语同店主交流，谁知店主不买账，始终用英语回应他。

我们也在此再次遇见打着伞的台湾人Jessica

在这个小镇里，我们遇到了北方之路上的第二位亚洲人。

远远看上去像中国人，应飞特意跑上前去打招呼，得知大叔是韩国人，大叔告诉我们，附近有一间朝圣招待所，时间太早，他坐在这里等招待所开门。

记得第一次见到台湾人Jessica 时，我们很开心，说总算见到亚洲人了，Jessica 无所谓地说路上有不少亚洲人啊，只是我们没有遇到。

路过一颗枇杷树，果实累累，看起来很诱人，不知是家养的，还是野生的。我们在树下看了一会儿，终究未敢轻举妄动

第一次在圣路上看到中国餐馆，且是江浙餐馆，应飞大喜。餐馆入乡随俗，营业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晚上八点到十一点半，那时候还不到四点，应飞推门进去，问能否炒个杂蔬，结果直接被劝退了，餐馆老板特别诚恳地告诉他，这里虽是中餐馆，但是给老外吃的中餐，言下之意，想吃正宗中餐，最好不要来此，只得作罢。

今天的路不是很长，爬升不是很大，海拔图上也只有四段起伏，每个坡都很小，原本以为下午三点就可以到达，谁知直到近四点才进入小镇。镇子比我们想象的大，旅馆在镇子的另一头，穿过镇子，还要再走三公里。

四点半左右，我们终于抵达旅馆。这是一间公寓改装的爱彼迎，公寓大门紧闭，即无大堂也无前台，整栋楼安静得像是无人居住。我们赶紧翻看邮件，果然收到短信，要求先填写护照、姓名、地址等信息，确认后才会发送入门码。

我和应飞走得又热又累，只想赶紧进门，洗漱休息，无奈只好坐在公寓门外的马路牙子上填写信息。

写到一半，一位女士走过，用西班牙语问我们需要帮忙吗？再一次，我们用破碎的西语夹杂着英文回应，她也同样用破碎的英文夹着西语同我们沟通。几番交流后，她替我们给民宿主人打了电话，要到了门锁密码，帮我们开了门。临走时还告诉我们，她有个很好的中国朋友，姓陈, 我对那位素未谋面的陈女士充满了感激。

今晚入住的小镇名为格尔尼卡，镇子虽然不大，却被视作巴斯克民族精神意义上的核心。

在旅馆洗漱完毕，我们去市中心广场，寻找博物馆，老橡树和那幅毕加索的壁画。

穿过菲利亚尔花园（Jardines del Ferial）时，我们首先遇见了墨丘力喷泉（Fuente de Mercurio）。

这是一座带有古典雕像的老式石制喷泉，建于二十世纪以前，静静立于树荫与花坛之间，看起来颇不起眼。然而，1937年4月26日，在那场毁灭性地毯式轰炸降临时，它经历了最惨烈的历史，成为少数幸存下来的见证者之一。

位于福拉广场中央的唐·特略伯爵纪念碑，纪念的是格尔尼卡真正意义上的“建城者”，唐·特略伯爵。

这位十四世纪的卡斯蒂利亚贵族，于1366年4月28日正式签署法令，建立“格尔尼卡镇”（Villa de Guernica），并将这里从原本的卢莫教区中独立出来，从而开启了格尔尼卡的历史。

我们原本想去格尔尼卡议会大厦前，寻找那棵象征巴斯克民族精神与自由传统的老橡树，却在街角无意间先遇见了另一段历史。

广场一侧，立着一尊吟游诗人的雕像。那是何塞·玛利亚·伊帕拉吉雷，巴斯克历史上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音乐家与流浪诗人。

他的一生几乎都在漂泊中度过。年轻时参加战争，后来流亡欧洲与南美，长期过着贫穷而自由的波西米亚式生活。他背着吉他，在酒馆、广场与乡间歌唱故乡与自由。

1853年，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格尔尼卡的树》（Gernikako Arbola）。歌曲赞颂的，正是那棵生长在格尔尼卡的古老橡树，几个世纪以来，巴斯克领主与统治者都需在树下宣誓，尊重巴斯克地区的自治权利与传统法律。

这首歌超越了一首普通民谣的意义，直到今天，它依旧被视作巴斯克地区非官方的“国歌”。

在福拉广场附近的一角，我们看见了一组关于格尔尼卡大轰炸的历史展板。

黑白照片被一块块嵌在街边，照片里的街道早已化为废墟，房屋塌陷，浓烟遮蔽天空，人们神情茫然而惊恐。

展板上记录着1937年4月26日下午发生在这座小镇的一切，那天正值集市日，大量平民聚集在镇中，纳粹德国派出的“秃鹰军团”为支援佛朗哥阵营，对这座几乎没有军事价值的小镇进行了数小时持续轰炸。

炸弹之后又是燃烧弹，大火在狭窄街巷间蔓延，整座城市几乎被彻底摧毁。这场轰炸后来被认为是现代战争中首次针对平民的大规模“地毯式轰炸”实验，也成为二十世纪战争史中最黑暗的象征之一。

站在如今安静而平和的广场前，很难将眼前悠闲散步的人群，与照片中那座燃烧着的城市重叠在一起。时间仿佛已经抚平了一切，可那些被保留下来的影像，却仍在提醒后来的我们，战争究竟会如何毁掉一座普通人的城镇。

在格尔尼卡大轰炸中，除了那座幸存下来的墨丘力喷泉，还有另一位沉默的“见证者”，圣玛利亚教堂。

教堂始建于1418年，之后断断续续修建了近三个世纪，直到1715年才终于彻底完工。漫长的建造时间，也让它像一部被石头写成的建筑史，主体保留着厚重而高耸的巴斯克哥特式结构，内部又能看到文艺复兴时期更加对称优雅的装饰细节，而后期增建的钟楼与部分立面，则带有明显的巴洛克风格。不同年代的审美与工艺，被无声地叠加在同一座教堂之上。

1937年，当纳粹德国“秃鹰军团”的炸弹落向格尔尼卡时，全镇大部分建筑都在火焰中倒塌焚毁。这座教堂由于位于镇中较高的位置，竟奇迹般地在猛烈轰炸中保留了下来，成为少数幸存的历史建筑之一。

在格尔尼卡议会大厦旁，那棵象征巴斯克自由的古老橡树下，巴斯克人世代在此集会，见证并延续着名为“福埃罗斯”的自治传统。这套古老的地方权利体系，使这片土地在漫长历史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特状态，这里既属于西班牙，又在某种意义上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

这种文化根基，更深刻地体现在他们的语言之中。巴斯克语（Euskara）被认为是欧洲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它既不属于拉丁语系，也不属于日耳曼语系，更与周边任何印欧语言毫无直接亲缘关系。直到今天，语言学家仍无法准确解释它的起源。它像是一块从史前时代遗落下来的岩石，在欧洲历史漫长的迁徙与征服中奇迹般存活下来。

然而，这份延续了数百年的秩序，却在20世纪被战争粗暴撕裂。

1937年的格尔尼卡大轰炸，将这座象征自由与自治的小镇几乎夷为平地。纳粹德国“秃鹰军团”在支持佛朗哥独裁政权的背景下实施空袭，炸弹与燃烧弹交织落下，平民在火焰与废墟中倒下，整座城镇在数小时内被摧毁殆尽。

这场灾难不仅震动了巴斯克地区，也震动了远在巴黎的巴勃罗·毕加索。原本受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委托创作巴黎世博会作品的他，在得知格尔尼卡惨剧后，迅速放弃原有构想，他将愤怒与哀悼凝结成巨幅画作格尔尼卡，这幅画没有色彩，只有被撕裂的身体、痛苦嘶鸣的战马、扭曲的人脸，以及怀抱死去孩子而仰天哭喊的母亲。灯泡像审判般悬挂在上方，锋利的线条与碎裂的构图让整幅画充满窒息感，如一声永不止息的控诉。

这幅画的原作如今在马德里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长期展出，成为20世纪艺术史与战争记忆中最沉重的一页。

在毕加索壁画前，我遇见了另一段关于战争记忆的故事。

一位亚洲面孔的游客请我帮忙拍照。拍完后，与他同行的一位女士微笑着走上前来，同我们闲聊。照例问起彼此来自哪里，听说我们是来自美国的华人后，她惊喜地笑了起来，说自己是来自美国的日本人。

继续聊下去，发现我们彼此住得很近，她和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移民美国，住在我们隔壁的滨州里海谷，为了照顾年迈的双亲，她在退休后长居日本，不过，每半年她都会来一趟美国，她的子女也都在美国工作。

她告诉我们，这次来到西班牙，并不是普通观光，而是为了参与一个名为“双小提琴世界巡演”（Dual Violins World Concert Tour 2026）的项目。

此次巡演，他们带来了两把特殊的小提琴。一把名为“The Hiroshima Hibaku Violin”，另一把则被称为“A Holocaust Violin”。他们计划邀请世界各地的音乐家，让两把琴共同奏响一首名为《和平的祈祷》的乐曲。

这两把小提琴，不是普通的提琴，其中一把原本属于一位生活在广岛的俄罗斯裔家庭。1945年8月6日广岛原爆后，这把琴从废墟中被找到，虽然受损，但奇迹般保存下来。多年后，它被重新修复。 另一把则来自欧洲最黑暗的记忆之一，奥斯维辛集中营，它属于一位在纳粹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

他们带着这两把琴，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以提醒人们，战争从未真正远去，它只是被时间慢慢掩埋。

时至今日，因为贪婪，野心与狂妄，战火依然频仍。在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后，人类依然没有学会彼此间该如何和平相处。

我们在广场上，看见一群当地人正在表演，有老人，也有年轻人。

没有华丽的舞台，也没有扩音设备，他们站成一排，低声吟唱着某种古老而缓慢的旋律。歌声低沉，悲怆，带着一种近乎压抑的平静，像是在诉说某段无法被遗忘的往事。

年轻人则在歌声中默默演绎着另一种语言。他们无声地倒下、奔跑、呼喊，有人模仿被炮火击中的瞬间，有人扑向“废墟”中的亲人，也有人彼此搀扶、拖拽伤者，仿佛试图从瓦砾与火焰中寻找最后一线生机。

整场表演几乎没有对白。

可即使听不懂歌词，我们依然能够明白他们想表达的主题。

他们用歌声与肢体，纪念近一个世纪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灭绝人性的大轰炸， 以提醒人们，战争是如何突然降临在这个镇子里，彻底改变了每一位普通人的生活。

晚餐我们去了当地一家名叫“Bolina Viejo”的小餐馆。餐馆店面不大，却有一种典型巴斯克老餐馆的气质，木质横梁、昏黄灯光、墙上挂着旧照片与酒瓶，空气里混杂着炖肉、橄榄油与红酒的香气。

我们点了蘑菇炖鹅肝，猪脸肉及牛尾骨。

蘑菇炖鹅肝堪称惊艳，鹅肝被煎得恰到好处，表面微微焦香，内部却柔软得几乎入口即化。蘑菇显然经过长时间慢炖，早已吸满酱汁，鲜味被彻底激发出来，鹅肝的丰腴与蘑菇的厚重彼此平衡，让整道菜有一种近乎奢侈的满足感。

吃完饭走回旅馆的路上，我们钻进路边一家小超市，想买些面包、起司和火腿，自己做几个三明治，准备第二天带在路上吃。

惊讶地发现店主竟然是同胞，来自中国广西，二十多年前来此，经营这家小店为生。

北方之路徒步第五天，从Markina-Xemein走到Gernika, 徒步六小时五十一分钟，行程17.60英里，爬升2579英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