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发生在南京的毒杀日伪人员的“金陵毒酒案”

西洋老金

　　民国二十八年闰四月廿三日（1939年6月10日）酉时，金陵北平西路一号，昔国民政府之外交署，今倭奴驻宁大使馆也。是夕，醴筵大张，以待倭奴外务省次官清水留三郎之至。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金陵府尹高冠吾等狐群狗党之徒，皆受柬而赴宴焉。

是日，华中遣军之帅山田乙三中将、参佐吉本少将，亦为受邀赴酒筵，然卒未至。

　　酉时，倭国驻宁总领事堀公一致辞，（须明其事：倭国于金陵设公使馆，然真使驻沪渎（上海）。金陵之馆也，实则总领事主其事）领馆杂役詹长麟于开席前伺四下无人，小心翼翼自囊中出一指粗之玻璃小瓶，倾其中之粉末于四坛绍兴陈酿，旋复锁诸酒柜。

酒筵既启，詹长麟躬自登堂，以醴酎一一倾于尊罍，而后退立隅隈，竦心以察。

当众皆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际，詹长麟乃逡巡而就管事者告假，言腹中痛楚难支，需赴医塾一诊。遂推单车自领事馆后闼而出，遽隐于夜幕之杳冥矣。

　　宴犹酣，詹长麟既去未几，席间忽有饮者惊呼：“噫！酒有鸩毒！”言未讫，其人訇然仆地，昏不知人。

清水留三郎方欢言，遽色变，箸堕于案，旋即抚膺蹙额，汗如浆出，身伛偻若虾。

领事馆书记官宫下玉吉，年三十有八，亦踣地不省；书记官船山已之作，年三十有五，复口吐涎沫，自椅颠踣。

　　俄而，宴者踵踵不适，或呕吐不止，或覆腹踣于氍毹（qu shu地毯），抽搐不已，其痛不欲生之状可悯。

外卫宪兵闻喧哗而疾入，睹此惨状，皆骇然失色。

旋即，救护车踵踵而至，速载中毒之日伪官吏驰往同仁会医院以急救之。

　　是夜，二书记官殒命，“行政院长”梁鸿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汉奸魁首，虽经百般施救，九死一生而幸存。

次长清水留三郎，命大福厚，于院中洗胃而未殁。是日受邀之倭军官数人因故未赴宴而死里逃生焉。

毒鸩之祸既兴，金陵伪署惶骇失措，消息遽传东瀛，朝野震骇莫名，立命穷究其事，缉凶归案。

　　六月十三日，倭人遍查宴筵役者，乃觉使馆之役詹长炳、詹长麟昆仲，案发后杳如黄鹤。

倭领事馆遽令全城严阵以待，旋即驰往詹宅搜缉。

及倭宪兵至黄泥岗詹宅，早已人去楼空，倭宪兵怒不可遏，纵火焚詹旧邸，且四处张贴文告，悬赏通缉詹氏昆仲及其眷属。

案发月余，倭宪兵与伪军警出动千余人次，对詹家行天罗地网之搜捕。

　　倭伪军警寻詹氏不得，竟将詹家戚属尽皆拘入囹圄，严加审讯。

老万全酒肆之肆主章桂生，鬻绍兴黄酒者，既被执，复遭逼供，严刑相加；倭国领事馆中，余中国仆役亦皆被拘。

致多名日伪显宦中毒者之毒酒案何人为之？

乃军统局南京区所谋，副区长尚振武督之，投毒之役，则由潜于领事馆内、伺机斟酒之特工詹长麟行之。

然詹长麟者，何以得入日本使馆之内乎？

　　民国十七年，詹长麟隶于南京国民政府警卫旅，尝充南京警备司令俞济时之勤务卒。民国二十一年，随军赴“一二八”淞沪之役，后以母疾，蒙长官许，归省于金陵旧里，遂不复归营。退役后，长麟于黄泥岗故宅以纺织为生，日食维艰，其境可知。

民国二十三年四月，詹长麟经父詹士良茶友之子荐，入日本领事馆充杂役，月银十四元。时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蓝衣社）赵世瑞诣之，劝以大义，晓以利害，长麟迫于时势，无由他择，遂正式入复兴社特务处，始为卧底，易名袁露，号六五。长麟藉领事馆杂役之便，潜窃密函，递送情报。

　　民国二十五年二月，倭国驻宁总领事馆欲复聘一仆役，詹长麟乃荐其兄詹长炳入馆，以相协于潜隐之役。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卢沟桥衅起，倭国驻宁总领事馆阖闭，詹氏昆仲遂失其业，方谋举家徙金陵之外以避兵燹。讵料，忽接上命，令其仍匿迹于金陵，以待时变。

民国二十六年年十二月，倭国将位于中正街（现白下路）的总领事馆迁至北平西路，逾两月，倭国驻宁总领事馆忽遣人诣其家，令其守护馆舍于金陵，且各授白袖章一，上书“日本领事馆使用人”之字样。

　　民国二十八年，孟夏之初，詹长麟洒扫船三已之书记官之室，四顾阒然，乘间启案牍而览之，择其机要密函数缄，潜录其文。

归而校译，乃知倭国外务省次官清水留三郎，将率僚属莅临金陵，视察政务。新任总领事堀公一，定于六月十日夕，设盛宴以迎之，且邀梁鸿志等倭伪权要二十余辈，列席其间。詹长麟闻之，喜出望外，亟以密报呈于长官。

军统局金陵区闻讯而大惊，遂召紧急会议（昔者，国民政府退守鄂渚，复兴社特务处与党务调查处合而为一，名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局”也），议定投毒之策，欲使莅宴之倭伪高官一网打尽。会议决议，命詹长麟行毒酒之计，为求万无一失，必与敌偕亡。

　　詹长麟闻之，心有未服，即诣上官，陈异议焉，曰：“吾非惜死，视死如归者，吾志也。然毒药之效，未可预知，若毒不毙人，吾虽捐躯，亦无益也。且吾若得安归，何苦自殒？存身以蓄力，尚可再赴阵，戮力报国。”

后，上官亦觉其言有理，复曰：“詹长麟，汝可不死，然毒鸩之计，必由汝行之。”

六月既望之九日，兄詹长炳以指粗之玻璃瓶授詹长麟，并告之，内贮白粉，乃美利坚所进高纯度之氰化钾也，人若入口，立毙无遗。

　　为防日后倭人寻衅于詹氏，六月既望之十日晨，军统局密遣人至詹宅。待其家早餐毕，家属乃托辞赴城外戚之婚宴，往于下关之码头，登舟渡江，遁于江北之乡野以避祸。

詹长麟自领事馆之酒会出，径赴傅厚岗高原岭之巷陌，与詹长炳会。二人共乘单车，疾驰过玄武门，径奔燕子矶之江畔，与接应者会于此。

方将登舳，有倭巡船二艘自江渚疾驶而过，众惶恐遽匿于蒹葭之泽，俟其驶远乃复渡江，潜遁于徐家洼处以避祸。将登舳之际，乃沉二自行车于江中。

及詹氏昆仲闻倭人戕其亲族，怒发冲冠，虑其复肆凶残，乃托军统之士致书于倭总领事堀公一，此书由沪上英、法租界发之，其辞略云：“投毒之事，吾兄弟所为，毋妄疑及牵累无辜。吾侪已抵沪渎，明日将赴香岛，尔等有胆，可来捕吾。”

　　实则詹氏未离徐家洼，扬言将赴香岛者，不过欲移倭人之目耳之策。

军统之谋，密为詹长炳、詹长麟举家徙于江北六合之乡野，匿于一户，避时之厄。既而，复迁于浙之僻壤，更名易姓，以匿形迹。后辗转沪渎、衡阳间，至抗战胜利民国三十四年，倭寇降，詹氏昆仲乃复归金陵。国民政府嘉其忠勇，赐詹长麟五万金，并授“忠勇杀敌”银盾以彰其功。詹长麟蒙特批，辞军统之役，以所赐金，购地于神策门库伦路，筑楼三层，营旅邸、饭肆及杂货之铺，商贾云集，日进斗金。

　　长炳则毅然留于军统，专司肃奸之任，穷搜当年卖国求荣之贼，绳之以法，以正国法，以慰民心。

民国三十八年，将解放之际，赵世瑞忽造访詹氏之门，邀詹氏昆仲偕行。然其旅馆营生，门庭若市，詹长麟不忍舍之，遂弗从。

越岁，兄詹长炳一病不起，竟殒。

二00五年，抗战既讫六十载，央视、《南方周末》诸媒，皆访詹长麟而播其事，长麟乃首度详述“毒酒案”之始末。

　　二00八年十月七日，詹长麟寿终正寝，年九十有五。

二00九年十二月，南京之府表“为新中国立而功殊者三十贤模”，詹氏昆仲列焉，由长麟之子詹文斌代领表彰册及镀金银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