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断均泰里  上海静安区失却的历史拼图（下）

漁夫

【 题头图《均泰里余姚路弄口回忆》由安远路899弄老邻居、高级工艺美术师荣德芳创作 】



这个位于老静安区的弄堂尽管已经消失了20多年，对它的好奇心一直都没有消除。

为什么人家弄堂都是为了居住，这个弄堂却是为了开厂？

为什么这个只有214米长的弄堂，在1950年代之前竟然开过数十家工厂？

开厂的都是谁？他们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

在今日上海静安区的历史档案馆里，

“均泰里”的故事基本不存在……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我在上一个美篇：《均泰里的秘史——静安区失却的历史拼图》里，考证了“均泰里”的历史形成；这一篇专写“均泰里”那些曾经的工厂和曾经的创业者故事。

让我们继续开挖，

这静安区失却的历史拼图。

一生难忘的弄堂工厂

今天，均泰里的老建筑已经消失、主通道拓宽为泰州路。而在此之前的60年里，它曾是沪西曹家渡一带颇有名气的弄堂。

名气之一在于它是余姚路与安远路之间的一条步行捷径，弄堂不只是住人，也是交通要道。 为此它有两个弄址，余姚路弄口叫526弄，安远路弄口叫825弄，你若写信，无论填写那个，邮递员都不会送错。

名气之二是它原先的功能并非住人，而是一个迷你工业园区——就笔者收集到的不完全资料，214米长的弄堂里，曾经鳞次栉比、红红火火地开过35家有名有姓的小工厂，工厂关停后，才勉强改成了所谓“旧式里弄住宅”。

假如时光倒流，让现在的年轻人“穿越”这个弄堂，一定会震惊无比：

还没走近安远路825弄口，就听到“喀嚓、喀嚓……”的机器声从弄内传出，黝黑迂狭的弄堂宛如迷宫，“弹咯路”地面凹凸不平，那一排联一排低矮的工厂，厂房最窄处间距2米都不到，女工在织机边巡视、接头，热烘烘的机油味扑鼻而来……

上中学时，我每天都要从均泰里的工厂群中穿越两次，它带给我的感官反差与强烈刺激一生难忘。

【当年均泰里的小型纺织、漂染厂就有20余家。（网络图片）】

那些工厂是真正的弄堂工厂，没有空调，没有隔音设备。

印象尤深的是有家工厂（义丰铁工厂），门常年敞开着，铸模的铁水在炉中烧得通红，工人经常赤裸着上身，蹲在地上制作翻砂铸件，把木模放入半个砂箱内，再把乌黑的细沙填入四周，用木锤敲打紧实，然后取出木模，再填压另半个砂箱。

完了把两个砂箱合起来，在上面预留的洞孔里浇注进通红的铁水……半天才能弄好一个，汗水、黑沙常常弄得他们一脸一身，看不清原来的面目。

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这些弄堂翻砂厂其实就是生产纺织机械配件的铸件。当年不光在均泰里，在静安区的安远路、余姚路一带，从翻砂到机械加工，这样的纺织机械零部件厂有十余家。

【当年均泰里翻砂厂的工人，就是酱紫赤膊干活的。（网络图片）】

【左为木模，右为生产完成的铸件。（网络图片）】



国难时代的筑梦之地

据考证，均泰里最早的工厂建于上世纪30年代后期。

1937年开始的抗战，给江浙皖的实业创业者提供了艰难的选择：

向西（内迁）， 这是“舍家报国”。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重庆，一路上机器要拆解、运输，沿途可能遭轰炸，到了后方又面临原料短缺、电力不足、市场萎缩。虽然保留了民族工业的火种，但代价是九死一生，一般的小工厂根本玩不起。

向东（留沪），跻身曹家渡一带“工部局越界筑路”形成的“新公共租界”内，利用残存的法治外壳（工部局）和未被日军完全占领的空间，低调地、忍气吞声地继续生产，这就是均泰里一众小老板的选择。

均泰里的工厂中，有早期开张7、8年即被战后收缴拍卖的几家日伪资本的“联营工厂”，更多的则由来自苏南、浙江乡镇殷实人家的创业者所开设。

【位于均泰里东侧的上海第十四化纤厂，前身是新华化学厂。（网络图片）】

笔者所知晓的均泰里最早的工厂名叫“义大昌织造公司”，由无锡籍实业家惠志道先生创建。惠志道1904年出生于无锡安镇。小时家道中落，依靠母妹两人种桑养蚕供自己上学。在无锡华氏家族的资助下，学业优秀的惠志道进了无锡工业专科学校求学，毕业后进了无锡申新三厂，由练习生、考工做到领班，再做到工程師、副厂长。抗战时又在上海申新六厂担任过生产主管，受到荣家的器重。

1938年，留日深造纺织技术回沪的惠先生，选中均泰里作为创立自家第二家工厂的基地。那年正逢他二儿子“惠义生”出生，便以儿子名字中的“义”字给工厂取了“义大昌”这个名字（第一家自建工厂“民生纺织厂”，用大儿子“惠民生”名字命名；后来又在无锡自建“新生纱厂”，用小儿子“惠新生”名字命名）。同时聘请熟谙生产管理的舅子谭定泉任厂长。工厂以日资“日华纺织三、四厂”的“蓝凤”棉纱为原料织布，属于日华纺织厂的延伸产业链。股东还包括了无锡华氏家族的华人龙、华俊民等惠志道的中学好友。

1946年，惠志道被聘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管日华纺织三、四厂（改名“中纺六厂”）的第一任厂长，亦将均泰里“义大昌”的“压台梁柱”丁子良、贾济康和财务方眺珮等骨干带到了中纺六厂，顺利完成了对大型日资纺织企业的接收、复工工作。

1949年前，惠志道就把自己的实业关闭注销了。解放后，他先在“上海市棉纺织行业同业公会”工作，为纺织业的公私合营做了大量工作，之后到上海纺织研究所工作，评为一级工程师。1964年病故。

【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惠志道夫妇在庐山旅游中留影。（899弄老邻居谭康利提供）】



在《上海地方志》中，提到了生产“红双喜”乒乓球原料的上海赛璐珞厂，其前身是均泰里49号的“中华化工厂”，由民族实业家季连生等人于民国28年（1939年）1月创立，资本为法币3000元，工人16人，生产再生赛璐珞片。这是正史里记录的均泰里一家早期工厂的极简史。

1940年前后，均泰里有几家制帽厂，除了郭嘉茂创建的“锦昌记制帽厂”和“新成帽厂”，1921年成立的、在老上海金陵路上颇有名气的“瑞记制帽厂”老板乐瑞生，也曾于1943年在均泰里开设过一家“瑞华绸厂”，应该是生产帽子配套饰品。1957年毛主席访苏，曾戴过瑞记出产的鹿牌礼帽。

【1957年11月，伟人访问苏联时戴的礼帽。（源于网络）】



弄内呆得最久的是九星织造厂（九星手帕厂）。1944年5月，浙江鄞县（今宁波鄞州区）人姚义璋等9人筹资法币100万（当年约等于2500美元），在均泰里注册了“九星织造厂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男女缎条、织条手帕。初创时仅有手帕缝纫机7台，职工十余人……至2019年厂房拆除，它在均泰里呆了整整75年，算是均泰里最具代表性的工厂，也是工厂中唯一的老寿星。

【1947年注册“九星”商标。（源于网络）】

均泰里区域内规模最大的工厂是元丰毛纺厂，1939年筹建，由协新毛纺厂董事、无锡籍实业家唐晔如投资法币80万元设立，1940年10月投产，是民国上海四大毛纺龙头厂之一，巅峰期拥有纺锭5000余枚、织机88台，自主研发的牙签条单面花呢曾热销海内外。2004年企业退出历史舞台，活了65年。

另有几位浙商则因为抗战的胜利，分别拍卖到了政府收缴的在均泰里的日伪工厂厂房的“长期租赁使用权”，获得了跻身均泰里的机会。

如当年在宁波颇有名气的“宁波恒丰印染织厂”创始人王稼瑞，于1946年在均泰里建立起了“恒丰印染织二厂”，作为他进军上海市场的实业基地。

浙江鄞县高中学历的实业家、 48岁的邵德懋，也于同年5月在均泰里建立了生产“金刚牌”锦地被单的“金刚织造厂”。

还有一家日伪的“裕丰（纺织）厂”，也是由一位实业家在1946年5月从“经济部”招标购得后，通过5个月的更名、重新装修、组织整理，于同年10月重新开张。

据笔者多年穷搜，从1936年到1956年公私合营完成这短短20年里，乌漆嘛黑的均泰里弄堂里，前前后后起码开过35家“有姓有名”的迷你工厂：

78岁的均泰里老邻居吴仁义回忆说，我家上世纪20年代因姑妈吴小妹在长寿路上的日华纺三厂（解放后国棉六厂）打工，早先住在长寿路上的和丰里（和丰里工房建造之前住在茅棚里），1936年祖母带领全家迁到余姚路均泰里。余姚路在苏州河南，离市区近，“风水”好，当年是逃难者的首选，很吃香……

【 78岁的均泰里老邻居吴仁义熟知均泰里的由来，因为他祖母一代是最早入住均泰里的“老土地”。】

“均泰里则更吸引人”。吴仁义说，“当年余姚路上基本都是一个弄堂配一个自来水龙头，买水筹打水，或小河浜里用水，每家还要刷马桶。而均泰里有电、有自来水管接通上门，还有余姚路上唯一的弄内公共厕所，因此商家都挤在里面开厂……

我家刚搬来时，弄内都是工厂，在弄堂南端的长住居民只有四户，我家、开电机厂的孙丽娜家、牙医王少堂家、还有开大饼摊的王家……”

【 均泰里的前半生就是个“迷你工业园区”，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小型工厂。（源于网络）】



均泰里40号老邻居、76岁的郭小鑫，是均泰里“锦昌记制帽厂”创业者的第四代，他对曾祖父郭嘉茂一手创建的自家工厂如数家珍。

“老家在江苏丹阳界牌，祖上家里有地，应该算地主吧。帽子厂是曾祖父创立的。祖父一辈除我祖父算高级职员，其他三位都划为地主。而父亲和我叔伯一辈都是大学生。”

“早先工厂用龙头细布（日资纱厂出产的一种纯棉平布）生产‘搭驳’，一种缠在腰部放铜板银元、类似现在‘腰包’的包袋。后来改做帽子，那时男人流行戴呢毡礼帽”。

【均泰里锦昌记制帽厂当年生产的毡帽，就是《上海滩》里许文强戴的、有绸带装饰的西式礼帽。（网络图片）】

“毡帽是用带模具的机器压制成型的，我小时候在均泰里的家族工厂里见过生产过程。整片的毡料经过裁剪后，上机器一次模压成立体帽形，再贴装上饰件。机器是外来货，类似下图这种，但要比这笨重些。模子是用檀木做的，特别硬。工厂停产后，家里曾想用它为煤球炉生火，斧头都劈不开。”

【 此处图片是欧洲制作毡礼帽的机器。锦昌记帽厂当年使用的机器也是欧洲进口的类似机器。（网络图片）】

“我家工厂当年雇有三、四十名工人。曾祖父建厂后，祖父一代辛苦地把工厂一点点做大，后来在芜湖、湖州开了好几家分号（类似今天的品牌专营店）。”

另一位居住在均泰里15号的年逾七旬的老邻居孙丽娜，讲述了她家工厂的故事。她父亲建立的是“开通电机厂”，一家做马达的工厂。

“当年我爸孙毓明，带着我姑妈、姑夫、姨夫还有他的堂弟及伙计，七八个人吧 ，老板、帮工都是自家人。那时我大哥、二哥巳经出世，雇佣的两个奶妈也都住在均泰里的工场里……厂子是父亲一代开的。父亲被划为资本家。但他实际是个搞技术的。尽管只读了两年私塾，但人非常聪明、勤奋，刻苦钻研技术，在工厂里是个技术主管”。

【 当年均泰里的小厂，基本上围绕着长寿路上的日资“日华纺织工厂”生存，可视为日资工厂的延伸厂，产业链的一部分。】



酸甜苦辣百事艰

上世纪四十年代，距离均泰里2、3百米的日资“日华纺织三、四厂”（后来的国棉六厂），工人3千。每天工作12小时（包括吃饭），女工月薪12~65元（12元是养成工实习月薪），平均38.5元，扣去宿舍月租5元，每月平均净收入33.5元。

均泰里的各家小厂，如金刚织造厂有职员5人，工人22人，月薪都是男30、女20元；勤杂工2人，月薪为10~15元。工厂提供住宿、伙食，员工一天工作10小时，每月休假2天。其他工厂大抵如此。无论从工作条件还是待遇，这些小厂都比日资大厂差了一截。原因还是资金匮乏，设备、技术、人才、管理落后，进而导致利润菲薄所致。

“均泰里的原住居民，大多是在那里开厂的各家小厂的老板及亲属”。均泰里老邻居郭小鑫的说法，印证了孙丽娜家“开通电机厂”的员工结构，也填补了《静安区地名志》里的语焉不详。

实际情况是，为了在夹缝里生存，均泰里的小厂基本采用了家族式生产、管理方式，厂长就是工程师、技术员，初期员工大多是亲属或老乡、熟人，便于抱团结成“家族（同乡）命运共同体”，同甘苦、共克难。

为了在当时的厄境中生存，一些均泰里的小厂不得不采用虚报资金“装胖”的手法。如九星织造厂号称资本500万，实际资金只有100万。最后被官府发现，责令其纠正虚报资金的做法。

【 九星织造厂企业登记时报资本总数500万，实际查下来资本仅100万，这是1945年“上海特别市经济局”责令其纠正的文函。（源于网络）】



上世纪30~40年代，均泰里所处的沪西曹家渡一带，属于公共租界、华界和日本占领区 “三不管”地区。伪保长、工部局、日本人自治社团“上海居留民团”（有自家武装，1922年的行政委员包括日华纺织株式会社第三任总经理田边辉雄），加上无处不在的地痞流氓恶霸，都骑在当地民众头上作威作福。赌窟、烟馆、妓院林立，帮派横行，被上海人称为“沪西歹土”。这些恶劣的周边环境，也给弄内的经营者带来了生存的威胁。

当年同住均泰里年近八旬的吴仁义表哥回忆说：

“听我父亲说，均泰里原来是一块荒地（日华纺株式会社备用地，故无人耕种），有个开发商（胜德公司老板）看中了，获准来此地造了一批标准厂房，出租给办厂的小老板。一次遇到余姚路流氓敲诈，逼这个老板交钱，老板一时拿不出现金，正争执中，被吴家做收废品生意的长辈看见了，便把自己收废品的钱拿了出来，替老板付钱解了围。此后老板十分感激，就让吴家参与均泰里的物业管理，包括弄内唯一的公共厕所管理。之后公厕管理竟成为吴家老一辈谋生的‘实业’”；

“我祖父早先在闸北种菜养猪，后来在均泰里余姚路526弄口东侧开了一家茶馆，到我十岁时，祖父因受不了余姚路流氓滋扰，把茶馆移到闸北大统路，我们全家都搬离了均泰里。其实那时已是解放初，说明余姚路一带流氓多么猖獗”。

【均泰里的纺织、印染、织带、织辫、制帽、纸板包装、纺织化工、纺织机械、纺织翻砂铸件等一系列“吃纺织饭”的工厂，由中国第一代实体创业者建立，它们与周边安远路、余姚路、长寿路、胶州路、康定路、西康路等静安、普陀二区内数百家类似的工厂形成了紧密联系的产业链、供应链，构成了著名的“沪西纺织工业区”，为中国未来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奠定了第一层地基。】

弄堂工厂都去哪儿了

214米长的弄堂里的35家民营小厂，后来都去哪儿了？

一部分因为环境不适应迁出了。

当年的均泰里因为厂房都是砖木结构且密集排列，一旦失火，救火车开不进来，只能从余姚路上接很长的管子进来。而工部局的救火车过来接管子必须交金条，不给十几根金条救火车转身就走。1944年，入驻均泰里5年的生产易燃品赛璐珞的中华化工厂突发火灾，一时拿不出金条，眼睁睁看着付出无数心血的工厂就被一把火给烧了，老板季连生一气之下，把工厂迁出均泰里，搬到了长宁区新址。

【 30年代上海租界的消防车，没有金条不救火。（网络图片）】

抗战胜利，使得一部分日伪资本背景的、在均泰里的日华纺配套厂，被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收缴了，然后厂房经拍卖给了浙江来沪的实业家建了新厂。

1949年上海解放，元丰毛纺厂老板唐晔如卖了设备、存货，逃去香港了。

1952年8月，上海“五反运动”结束，私营工厂进入核查、清算、调整管理层时期，私方管理层即将大幅洗牌、人员分流调离；企业经营模式将彻底转型，由工人监督取代资方独管。在这历史大变革来临之际，同属于唐氏家族“元丰毛纺厂”与“兆丰纱厂”的两套私方“留守”管理班子，神情肃穆地在工厂办公楼前一起合影“话别”。

【 图片由普陀区工业收藏家黄振炳老师提供。】



1954年公私合营开始，到1956年公私合营完成，再到70年代，弄内所有民营企业都在公私合营浪潮中“关、停、并、转”，仅剩“上海第23漂染厂”“上海第十四化纤厂”和“九星织造厂（九星手帕厂）”寥寥数家。

弄堂内涵也由“迷你工业园区”，向“旧式里弄”转化。

郭小鑫说起了整条弄堂的演变：“早先那里是单纯的工厂，除了工厂值班的，没有居民。我曾祖父在里面开的锦昌记制帽厂，厂长、工人，包括我们全家都不住在里面的；

随着日军侵华战火愈演愈烈，均泰里因为归公共租界管理，又与日商的安远路899弄“华纺宿舍”为邻，弄堂大门有印度锡克族门卫看守，“安全系数”相对高些。所以各厂的亲属都纷纷搬进弄内。随后提供生活服务的也陆续跟进来了；

【 76岁的均泰里老邻居、原锦昌记制帽厂创建人第四代郭小鑫。】



50~60年代均泰里居民的身份，可以通过口音来识别，操苏南、浙江口音的，大多是开厂的，包括厂长、技术管理人员和沾亲带故的工人；操苏北口音的，大多是弄内生活服务人员，比如洗衣服、洗厕所的保洁员，卖大饼、油条的小吃摊……弄内苏北（修鞋）皮匠就有两个，老皮匠在弄南，小皮匠在弄北；

居民刚开始搬入厂区时，因为都是工厂家属，一般都住在一层楼的自家厂房里，后来有的把厂房干脆翻造成了二层楼住房。待到60~70年代工厂关闭、其他人搬进来后，厂房、车间夹缝里都是搭建出来的住房，弄堂就显得拥挤、杂乱了”。

“1954年我爸就把帽厂关了。我们全家和亲戚都搬到厂房里居住，成为城市居民。靠之前经营的积累维持生活。”

【 均泰里40号的第一代老邻居郭嘉茂（坐着的长者），是锦昌记制帽厂的创建者。后排居中者是其儿子郭启均，后排左一是孙子郭裕萍——郭小鑫的父亲。（老邻居郭小鑫提供）】



公私合营从1956年到1966年结束，经过十年的“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均泰里的大多数小厂走向了消亡。曾经的怀揣梦想的实业家、创业者，成为“吃股息”的私方代表、资本家，十年后，又都“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技术人员、普通打工者。

郭小鑫父亲原本是个读书人。帽厂是曾祖父创建、祖父继承的，祖父对郭小鑫父亲一代的唯一要求是读好书。工厂停业后，大学毕业的父亲当过小学教师，之后进了一家火柴厂做技术工人，后来火柴厂并入玩具二厂，他在玩具厂工作到退休。

公私合营后，孙丽娜家的私营“开通电机厂”并入杨浦区恵民路辽阳路的国营“上海汽车电机厂”。孙丽娜父亲、开通电机厂原厂主孙毓明被评为八级技工，工资与当时的教授一样，拿128元，比当时的15级正处干部还要多点。

母亲原先就在均泰里一家织布厂做工人，后来随厂合并到八一织布厂。她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受到王光美的接见，后来担任了八一织布厂工会主席。

【 60年代初，均泰里15号老邻居孙爱娜（左一）、孙丽娜（左二，小学一年级），与兄妹们随父亲到中山公园游玩时留影。（老邻居孙丽娜提供）】

【 60年中期，孙丽娜的大哥孙顺昌在自家门口做作业。（老邻居孙丽娜提供）】



用今天的视角看，

均泰里当年那些小厂的当家，多数是中国最早的来自社会低层的实体创业者，中国工业化的开拓者。

他们来自苏南、浙江乡镇，几代辛劳积攒、拼凑了一点资金，便义无反顾地来上海投入实业。

他们通过专业学习，拜师求技，掌握了一门生产技术，然后起早摸黑、与雇员一起辛劳打拚……试图在上海滩“大鱼吃小鱼”、弱肉强食的缝隙中实现自己的实业（品牌）梦想。

不少工厂雇用的是自家亲属或同乡，属于家族工厂，过的是载浮载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活。挫折与失败与他们如影相随。

【这是当年位于均泰里西侧的五华染织厂的“五华公主”注册商标。（网络图片）】

公私合营中的九星手帕厂

均泰里数十家小厂中，唯一“遗老”是九星手帕厂。

1959年，经过公私合营和兼并弄内其他工厂后的九星织造厂，首次填写的《上海百人以上工厂基本情况表》披露，工厂在册人数312人，其中工人267人，女工145人，烟囱2支，高度3米，外径0.3米……在弄内有两个车间基地。

1960年在册人数312人，其中女工167人，技术员14人。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弄内厂房分离，中间隔着居民，行政管理困难，保卫、考勤也诸多不便。

1962年，九星厂接上级公司通知，增加生产设备，扩大产能，为解决厂房不够，用安远路上两个仓库，与均泰里271号的“万丰染织二厂”置换了厂房，又与已歇业的“锦昌记帽厂”交换了弄内另一处工场，使得工厂连成一体。

1963年登记时，员工总数增为322人，原私方工商业者从1960年时的16人减为8人。

这家工厂自公私合营以来，趣事蛮多的。

七十年前的一天，公方厂长在全厂大会上对工人说：“我来厂时，私方厂长私下对我说，你经济困难，我们行政上可以借钱给你，你是否需要买只公文皮包？被我拒绝了！”——厂长以此事提醒工人擦亮眼睛，防止私方来行贿。

公、私两方领导的理念分歧也影响到了生产。如手帕设计方案，上级“上海手帕工业公司”批评花样不好看。设计人员拿给公方厂长看，公方厂长曾说过自己“没搞过企业管理工作”，“没经验”，却又认为“手帕不是艺术品”；私方厂长认为，公方厂长是外行，不懂业务，做做顾问即可；员工听了却又赞同公方厂长观点，觉得手帕经常翻花样挺麻烦，都不愿意做新产品……令安排生产的车间领导无所适从犯了迷糊。

【 当年九星手帕厂的产品。（源于网络）】

还有一则令人啼笑皆非的轶事：

1956年12月，上级公司来均泰里调查九星厂公私合营后的经营情况，随后发了《上海手帕工业公司关于下九星织造厂检查工作的报告》的“红头文件”，其中一个章节写了工厂的“厕所问题”，全段抄录于下：

“老厂厕所放在厨房间里面的一间小室里，直接影响到厨房的清洁卫生问题，同时厕所是薄板隔成的男女二间，停放马桶各一只，因板皮夹得不好缝道很大，男女双面在使用时多能看到对方，工人意见很多。

工厂意见：工人反映男同志厕所内用小马桶不方便，要求调大马桶。私方厂长认为，小马桶每月倒费三角五分，大马桶每月倒费一元多，浪费，故未同意。另外，别家工厂的托儿所都不收费，私方厂长要收4元一月，女职工对私方厂长意见很大。”

待到八年后的1964年，九星厂才盼来了上海手帕工业公司《关于九星织造厂厕所浴室项目批复书》。10月至12月，公司三次拨款加纺织局“劳保专用款”，总共批准了3706元的厕所浴室改造费。

1964年1000元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相当于2026年的9637元人民币（千问AI算的），3706元就相当于现在的3.57万元，这在当年的手帕公司可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难怪分了三次才拨款到位。

想想九星厂姚义璋等9人，于1944年在均泰里租赁砖木结构的低矮厂房里建厂，到1954年公私合营，再到1966年变成全民企业，弄内别的厂子都歇息了，它却一路磕磕碰碰走来，最后还叠屋累瓦、把2层砖木厂房整成了5层水泥大楼——如神佑般“屏”到2019年才最后拆除，把自己活成了均泰里“弄堂工厂的偶像”、唯一的“不倒翁”，是不是特别有意思？

【笔者在拆除前数月拍下的九星手帕厂厂房“遗像”，这个厂址得以保留，成为“安远路899弄工地——历史遗迹的一部分。】

原罪的帽子戴了两代人

上世纪60年代，“对私改造”基本完成。

“我家隔壁一家织布厂，老板家住建国路，公私合营后，仍经常来均泰里工厂。老板娘与我妈关系不错，每次来工厂也经常来我家坐坐”，吴仁义的弟弟吴仁礼回忆说，“50年代，她一身旗袍，打扮得就是上海滩摩登贵妇，到60年代，她穿着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普通女工。她与弄堂里一位扫地女工蛮谈得来，每次来都会带一些物品接济她”。

【 均泰里老邻居吴仁义的年逾七旬的弟弟吴仁礼，对均泰里的往事有着惊人的记忆。】



按理说，私方代表人物都“改造”成了“普通劳动者”，生活应该趋于平静了，可他们仍然逃不脱造化的捉弄。

按照共和国前三十年居民的“出身”划分，在均泰里创业建厂的“当家人”居民里，雇3人以下的属于“小业主”，超过3人的划入“资本家”。

【1988年官方关于“家庭出身”的各种“标准选项”。（源于网络）】



这两类人，尽管不属于“黑五类”“黑七类”等“阶级敌人”，但曾因“剥削”过人，脱不了“原罪”的帽子，仍须不断地接受“改造”，他们和子女的“社会发展前途”都可能黯淡无光。

郭小鑫回忆，1964年读小学四年级时，语文课宋老师出题让大家写作文《我的家史》，我如实写了祖母在家里待工人很好，工人都吃得好，过年时还来家拜年，（劳资）关系很融洽。结果我被宋老师骂了一通，说我“阶级立场有问题”。

文蛤开始，更大厄运来了。居住在均泰里的“小业主”、“资本家”，家家被抄家，无一幸免。

勤丰织布厂后代谢顺琪家，金条藏在屋檐下瓦片里，“小黄鱼头“藏在皮带里，抄家时都被抄出没收；一家铁工厂老板把金条藏在桌子的金属桌腿内，查了几次，最终还是被发现了；另一家金条藏在皮鞋盒里，亦被抄出，放在家门口向路人展示。小老板半辈子心血顷刻化为乌有，真可谓欲哭无泪。

“开通电机厂”当家孙毓明，公私合营后已是上海汽车电机厂八级技工，但头戴着“资本家"帽子，抄家、批斗无法逃脱。

“孙家大阿哥是我同学，当时他吓得把父亲给他的六根金条一股脑扔进了垃圾桶，我就对他说，你扔掉它干嘛？”吴仁义回忆说，“后来他又去垃圾桶里想把金条找回来，可是再也找不到了”。

小女孙爱娜回忆，当年我家一举一动都被居委会派人监管，我们小孩吃块肉都要藏在饭碗青菜下。门口墙上贴着我哥被迫写的“认罪书”，我们姊妹就晚上泼水，白天用被子遮盖，里弄来指责，再写一张，如此弄了三次……

【 年逾七旬的均泰里老邻居孙爱娜，对当年家中事，依然记忆犹新。】



那时我读五年级。汽车电机厂造反派来抄家，我爸把金条藏在墙缝里，外面糊上“语录”，没被查到。

另外父亲给我们6个子女办了8张存折，我是小女儿，父亲疼我，给我一个人办了3张存折。8张存折总共1万多元存款，起先放在楼梯边的纸板箱夹层里没被发现。但家里天天被监视，父亲觉得还是不安全，他觉得我是小学生，人机灵、不引人注意，就把8张存折交给我，让我将其转移到宝成桥对面浜北的姨夫家，姨夫当时是国棉六厂工人党员，相对安全。临走还关照我，“走得慢点，不要快步走，引起别人注意”。

我拿了存折，先在弄堂里装作看大字报，然后趁人不注意“甩掉尾巴”溜出弄堂，完成了这次一生难忘的“财产转移”。之后又把黄金呢料转移到姨夫家。

【 这是1966年红卫兵去“上海汽车电机厂”资方人员抄家时，所做的《抄家物资清查处理清册》，一个被抄对象一本。如今网上以20~30元一本出售。（网络图片）】

姊妹俩万万没想到，姨夫胆子小，在造反派的威吓下，把8张存折都交了出去。父亲急得责怪他，你什么不能交，竟把存折交给了他们！之后，姊妹俩就开始了如“秋菊打官司”般的“讨存折”过程。

孙丽娜拿着母亲的先进生产者奖状对造反派说，“我去六安插队要钱用，我妈是工人阶级、工会主席、先进生产者，你们凭什么拿走我的钱？”妹妹则天天去汽车电机厂造反派办公室哭闹。经过一次又一次据理力争，最后造反派没办法，各归还给姊妹一张小额存折，其它存折要她们回家“等通知”。

终于等到邓小平出来了，我家平反了，存折都还给了我们。后来想想还好是存折，黄金就拿不回来了。在均泰里，我家属于“个案”。各家被抄去的大多数财产，都“肉包子喂狗”了。

【 孙丽娜与妹妹当年锲而不舍地抗争，终于要回了自己的存折，过程堪比“秋菊打官司”。（图片孙丽娜提供）】

除了抄家，原来的已经转为自家居住的私人长期租赁厂房，当年被造反派要求割出一部分分给别人居住。例如，1966年6月，造反派控制的上海纺织系统，就将均泰里原私营纬纶染织厂的一间20.8平米的房间，划给上海打火机厂职工居住。均泰里永固纸板纸品公司老板许全忠家原住均泰里两上两下四间自家房子，抄家后被造反派夺去三间。

1966年，造反派控制的上海纺织局发文[上纺（66）朱劳字622号]文件，向“市房调会”递交了“申请解决八户用房问题的报告”，决定将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抢占的纺织系统八家工厂的原资本家的私人住宅，进行“调整使用”，以“解决生产、生活用房拥挤及长期来工厂与居民矛盾问题”（具体名单、住址略）。

曾住均泰里弄口西侧、年逾七旬的高学群说：“我祖上是做生意的，1930年代后期，我祖父在均泰里西侧安远路沿街837-839号，开了4开间的米店，店名叫“永顺昌粮食号”。后由伯父高玉鸿继承。1956年，私营米店不能开了，父亲开了“永顺昌化学玻璃厂”。1969年文蛤中，部分房屋被没收，新搬来2、3家居民。

那段时间里，“资本家”孙毓明多次被押上台批斗。可他人缘不错，而且特聪明。这位八级技工给自己定制了一顶可申请专利的“高帽子”。揪他上台批斗，说他不老实时，他就立马认错，同时把帽子自动上升一截。再批他不老实，他又把帽子再上升一截。结果批斗会开不下去了，全场工人都如看魔术表演一样哄堂大笑。

一批隔壁弄堂小混混组成的“造反派”。冲到均泰里早已停工的吴发记织布厂，想揪斗住二楼的吴老板，人没找到，见楼下住一胖子，就不问三七二十一，把胖子揪到弄堂里批斗。胖子实在受不了、想不通这个无端侮辱，随后就在自家梁上上吊寻短。由于体胖，吊上去又摔下来，尝试了三次没成功，人却因摔伤被送进了医院，老婆在家里嚎啕大哭，门口引来无数邻里街坊围观……文蛤真是一场不该发生的闹剧、悲剧。

1969年，吴仁义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郭小鑫因为身体不合格，“顶替“进了玩具二厂，后工厂改制下岗，通过自学缝纫，去了外资服装厂。1970年春，虚岁17岁、原本可以继承父业的孙丽娜赴安徽六安插队。

这位瘦削的“资本家女儿”，在广阔天地里抢挑百斤重担，20岁出席了“安徽省知青劳模代表会”，获奖一部手扶拖拉机。23岁安徽商学院大专毕业，31岁晋级注册会计师。

【 均泰里15号老邻居孙丽娜童年与母亲在无锡老家田野里留影。母亲传承给了孙丽娜坚韧的生活意志。（老邻居孙丽娜提供） 】

孙丽娜说，刚到农村时，村干部听知青同学叫我“丽娜”,就对我说，这个名字不好，什么“你拉”“你拉”的，是苏修的名字。那时余姚路派出所就在均泰里弄口对面，我回沪立马把名字改成了“孙东方”，妹妹孙爱娜改成了“孙东红”。现在想想真好笑。

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孙家立马焕发出勃勃生机。二哥80年代在街道开了一家电视机厂，生意红红火火；大弟交大毕业后勤奋工作当上了上海某区的工业局长；孙丽娜自己在六安、芜湖开设了汽修厂、餐馆、歌舞厅等6、7家工商实体。父亲退休后，就在女儿的汽修厂里把关传技，重操旧业。她41岁时回到故乡上海，又在上海创建了自己的财务公司，直到今天还在忙碌着。

【17岁的孙丽娜无法继承父业，只能下乡插队（左图）；47岁的孙丽娜创建了多家自己的公司（右图）。（均泰里老邻居孙丽娜提供）】

当年造反派到均泰里40号开帽子厂的郭家抄家时，除了木头模具没拿走，把大机器及帽子、坯子，绸带，做搭驳用的布料等都拿走了。

“礼帽生产曾是我家的全部生活依赖。原来家里还有些帽子及坯子，因搬了五次家，最后只留下了这一个帽坯子珍藏着，作为唯一的念想。但它永远也无法被机器压制成一顶许文强戴的礼帽了！”郭小鑫不无感慨地说。

【 均泰里锦昌记制帽厂传人郭小鑫唯一珍藏的一顶毡帽坯。（老邻居郭小鑫提供）】

尾声

均泰里发生的事，不是曾经生活其中的人很难知晓，加之今天弄堂已经变身泰州路，其历史的足迹更无从寻觅。

即便大半辈子生活在隔壁弄堂的我，也是到老了、退休了，才通过均泰里老邻居的口述，互联网的发掘，以及多次赴上海历史档案馆的查勘，才获知了这个曾经的、阴暗狭窄、工厂密布、机器轰鸣的地方，90年来深藏的工商轶事——仅仅九牛一毛的轶事。

我当年的记忆，仅限于背着书包匆匆路过——在两米宽的、绵长的厂房窄缝中穿越（现在才知道那家厂就是“义大昌”），忍受震耳欲聋的机器喧嚣和热烘烘的、刺鼻的机油味，以及在工业废墟里寻寻觅觅。

有自行车的路人，或许会向路边车间里的工人讨点 “回丝”(一团废纱线)，拿回家擦自行车甚至做“百洁布”洗碗抹桌。

文蛤期间正在长身体的899弄男青年，会等翻砂厂工人下班后，去废铁堆里挑选准备回炉的瑕疵齿轮，搬回家用作“举重杠铃”。

小孩则会从废料堆里寻找织布机上一个叫“综丝”的零配件——中间和两端各有一个孔的细长钢条。不知哪位顽童发现，在中间的孔里插进一截削尖的火柴梗，便能将钢条放在手指上，做成一个摇摇晃晃的“不倒翁”。

下课时光，男童鞋人手一个，别看它只占着手指头上一丁点的位置，可怎么拨弄它还就是不倒。

这是什么玩意呀？

【类似上图中的纺机配件综丝，居然被60年代小学生做成了玩具，在今天孩子的眼里简直是匪夷所思。（图片源于网络）】

在今天年轻人的认知里， 上世纪在均泰里夹缝中谋生的苏浙老板惠志道、季连生、乐瑞生、姚义璋、唐晔如、郭嘉茂、孙毓明、王稼瑞、邵德懋、许全忠……， 无疑是今日“乡镇企业家”、“民营实业家”的鼻祖， 莘莘学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楷模。

我在想：

假如1950年代，

他们能享受到今天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

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能否提前几十年？

中国战后婴儿潮一代的就业问题，是不是就不是个问题？

上山下乡这种耽搁国家发展、导致社会失去整整一代人的奇葩是否可以避免？

我还在想，

尽管他们当年梦断均泰里，

工厂都已埋入黄土，

但作为中国第一代实业缔造者，

他们的创业模板、种子基因也同样深埋神州大地，

待到适宜气候，便“春风吹又生”，“又绿江南岸”……正如你今日所见。

假如你住在上海，

有空的话不妨到安远路、余姚路、泰州路一带走一走，

瞅一瞅那个“安远路899弄工地”，触摸下实业先行者曾经披荆斩棘的土地——那块静安区失却的历史拼图。

假如你此刻心情难以平静，

不妨跟着我吟唱一遍《梦断均泰里》的结尾词：

《临江仙》

潮走浦江连吴水，千帆过处云空。

往年尘事逐浪东。

雾烟明灭里，梭响有无中。

堤上闲翁扶杖立，惯看春雨秋虹。

一生荣辱付杯盅。

新丝百万缕，又织满城风。

【 宽广平坦的泰州路，抹平了均泰里的痕迹。然而，创业者的种子已经播下，均泰里的故事将代代流传。（笔者摄） 】

—— 谢谢阅读 ——

俞远明

2026年6月8日 原创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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