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风雨半生路——我的岁月回望

不落的太阳（悠然）

前言

又是一年高考启幕，熟悉的场景牵动心底尘封的记忆。回首半生，我生于塞外坝上的贫苦农家，在特殊的年代里，因出身背负重重枷锁。求学路上屡遭坎坷，满心热爱却屡屡碰壁，数次奔赴考场，终与梦想擦肩而过。那些委屈、挣扎、不甘与坚守，伴着坝上的风沙，沉淀成岁月里最深刻的印记。提笔写下这段往事，不为叹命运不公，只为记录一段真实的过往，留住那段饱经风雨的青春岁月。

半生风雨半生路——我的岁月回望

又是一年高考季，窗外岁月流转，心底的往事却如潮水般翻涌开来。每每遇上这个日子，心绪便久久无法平静。那些深埋在时光里的求学坎坷、人世冷暖，伴着塞外坝上的风沙，一幕幕重回眼前。

我生于1957年，土生土长在坝上苦寒的农村，家境贫寒。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可从记事起，“地主分子子女”这顶沉重的帽子，便牢牢扣在我的头上，成了我童年挥之不去的阴影。1966年，风雨骤起，那时我才上小学二年级。村里第一张大字报，赫然贴在了我家的窗玻璃上，父亲随之被拉去批斗。年纪尚幼的我，不懂纷繁世事，却清清楚楚感受到周遭异样的目光，那份难堪与屈辱，早早刻进了懵懂的心底。

不久后，学校由贫下中农管理。我自幼偏爱读书，学业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一日课堂上，老师将一本白皮红字的《老三篇》交到我手中。全班寥寥三本，这份小小的奖励，像一束微光，暂时驱散了我长久以来的自卑与压抑，我满心欢喜，视若珍宝。可这份温暖没能持续一夜，第二天上课，书便被老师硬生生收走。只因贫管主任发话，出身不好的我不配拥有。短短一日间，欢喜落空，落差刺骨，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

年岁渐长，委屈与刁难也未曾停歇。1968年的夏日课堂，一位下乡知青临时任教，不知因何缘由，当众把我拽上讲台，揪着我的头发，逼我当众说出家里的成分。满堂目光聚焦在我身上，羞辱感铺天盖地袭来。可我咬紧牙关，一字一句坚定地回答：“不知道。”我可以忍受刁难，却不愿低头屈服。

因为出身，我从来没能戴上象征光荣的红小兵袖章，也不曾拥有过一只崭新的红书包。所幸我的勤勉与聪慧，被授课的老师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在同窗之间，我也颇有几分人缘，不少伙伴亲切地唤我“二叔”。每年六一，我都会站上运动场、登上表演台；课堂之上，老师总愿意让我领读课文。这些细碎的美好，成了灰暗童年里难得的慰藉，支撑着我一路读到小学五年级。

升入初二要去往公社中学，彼时春季开学，学制两年制。满心期盼求学的我，却被大队拦下，失去了入学资格。那年我刚满十五岁，被迫放下书本，一头扎进田地里劳作。春日的坝上寒风料峭，我在村东头的工地上挖大井，耳边、眼前尽是背着书包往返公社学校的同龄人。看着他们说笑前行，我心里又酸又涩，浓重的自卑裹住了我，连上前打招呼的勇气都没有。

开学三周后，学校迟迟不见我的身影，特意致电村里询问。迫于压力，大队终于通知我返校。接到消息时已是傍晚五点多，全家人又惊又喜，激动得手足无措。母亲连夜拆洗缝补旧棉衣，为我收拾简单的被褥行李。第二天，大哥送我赶往学校。校门口褪色的红纸上，张贴着新生排名榜，两个班级百余名学生，我位列全公社第二名，被分到七班。落下近三周的功课，我日夜苦读，短短一个多月，成绩便稳居班级前列。

初中的日子清贫又艰苦。三餐多是难以下咽的高粱面窝窝头，偶尔吃上一顿玉米面吃食，便是天大的改善。一年四季餐桌上少有青菜，一小碟咸菜便是佐餐全部。冬日的宿舍四面透风，冷得像冰窖，饭菜端在手里，稍慢片刻便会冻上薄冰。课堂上终日学习政治理论，课本里描绘着远方他国孩童身处水深火热，如今回想，只剩一声唏嘘。

1973年盛夏，部队来学校招收空军地勤兵，同学们纷纷踊跃报名。我默默缩在一旁，连尝试的念头都不敢有。我深知，连安稳读书都来之不易的人，怎敢奢望参军入伍。可这份沉默，竟也成了过错。当天午后，学校专门为我召开批判会，条条“罪名”扣下：不划清家庭界限、不求上进、思想落后。无端的指责，再一次让我尝尽人情冷暖。

这一年，我初中毕业。1974年开春，高中开学，名额大多留给了贫下中农子弟与家境优渥之人，像我这样出身的孩子，几乎断了求学的路。我热爱读书，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同乡伙伴踏入高中校门，心中满是绝望与苦闷。父母四处托人奔走，只为帮我争取一个入学机会。几经辗转，一位远亲提出，只要能开出转学证，便可让我进入县高中。可我从未在高中就读，又去哪里开具转学证明？

走投无路之际，表哥得知公社秘书手中有盖好公章的空白转学证，趁人不备悄悄取来一张。我按照格式认真填写，次日骑着自行车赶往县城。远亲看着转学证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心软帮我办理了入学手续，并叮嘱我，档案成分务必改成中农。

自此，我终日活在惶恐之中。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隐瞒家庭成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我成绩依旧拔尖，各方面表现也十分突出，学校便提议让我入团。可入团需要回大队政审，一旦调查，所有谎言都会败露。我内心惊惧不已，只能刻意犯错、散漫懈怠，故意表现得顽劣不堪。班主任赏识我的能力，却始终看不懂我忽好忽坏的状态。就这样，我在忐忑不安中熬完两年，1975年年末，草草结束了高中生涯。

毕业后，同届的同学各有归宿：有人当上民办教师，有人进入大队任职，还有人进了社办工厂，每月拿着微薄补助安稳度日。唯独我，依旧困在田间地头，干着最苦最累的农活。出身的枷锁，仿佛锁死了我所有出路。那时的我暗自灰心，不止一次觉得，往后余生再无盼头，就连成家立业，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命运的转机，出现在1977年的初冬。集体劳作时，众人纷纷议论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自卑的我不敢上前打听，只是默默听着。两天后，身边人陆续报名，大队团支部书记看出我的不甘，主动劝我也试一试，听说如今招生不再唯成分论。我半信半疑，揣着五毛钱报了名。

报名之后，我依旧每日下地劳作，不曾专门复习。直到考前十余天，才翻出蒙尘的课本匆匆翻看。走进考场时，我本只是抱着开开眼界的心态。考题不算刁钻，可多年劳作荒废学业，很多知识早已遗忘，我匆匆答完试卷，便提前离场。谁也未曾想到，成绩公布，我意外过线，顺利通过体检，却最终卡在政审环节，遗憾落榜。

我不甘心。1978年，我再战考场，依旧分数上线、体检合格，依旧倒在了政审这一关。接连两次失利，我仍不愿放弃。1979年，我第三次走进高考考场，这一年试题难度大增，我的语文只考了二十一分。我心存疑虑，恰逢县里允许考生查阅试卷，我和全县七百多名考生一同递交了查分申请。半个多月后前去查看结果，唯独我的查分表格不见踪影，工作人员只含糊说是不慎遗失。年少懵懂的我无力辩驳，只能默默接受这个结果。

不久后，乡里民办教师岗位空缺，赏识我的老师推荐我参加考试。凭学识我顺利考取，最终却还是被村干部拦下。层层阻碍，一次次击碎我的希望。我渐渐明白，在那样的环境里，很多努力终究抵不过出身的偏见。

1979年十月，万般无奈之下，我离开生活多年的坝上故土，远赴包头投奔姐姐。从四处打零工的临时工做起，后来走上个体经营的道路，在异乡的烟火里重新谋生。

数十年光阴弹指而过，当年那个在坝上苦苦求学的少年，早已被岁月染白双鬓。如今每逢高考，回望来路，半生坎坷历历在目。那些受过的委屈、尝过的苦楚、落空的梦想，都成了生命里无法磨灭的印记。我不曾被命运温柔以待，却也从未彻底向苦难低头。

漫漫人生路，风雨皆过往。那些在逆境里挣扎前行的岁月，虽满是心酸，却也练就了我坚韧的心性。回首一生，有遗憾，有不甘，更多的，却是对过往岁月最真切的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