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电大生

天高云淡

　　我们这一代人，生长在十年动乱时期，忍受过饥饿贫穷，半工半读曾荒废学业。失去大学深造的机会，恰又搭上了在职脱产读书的幸运班车。在改革开放，重视科学文化，重视知识人才的八十年代，我们成了这一时期的幸运儿。

我们是在八三年春季，参加中央电大经济类金融专业首届招生考试，各行各业系统办学，我们全省农行分地区办班，考语文、数学、政治三科，录取总分二百分。每班限定人数三十六人，漳州厦门莆田三地合招一个班，福州招两个班，全省共八个班。除福州外其他班，一年换一个地方，读书兼旅游，我们龙岩班龙岩卫校借读一年，农行厦门干校一年，福州省农行电大分校一年。读书研学两不误，游览名胜古迹，调研参访企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硕果累累。

当时我们带薪脱产读书，尽管薪水低廉，大多在四、五十元左右，但每日还有四角钱伙食补贴，羡煞了众多还在单位上班，每日打算盘，点钞票的兄弟姐妹们，更别说社会班的大学生们，靠父母含辛菇苦省吃俭用给付生活费，不少人还需要勤工俭学，自力更生。记得当时中支教育科邱科长语重心长对大家说，“珍惜机会，刻苦学习，不辜负单位的殷切期望，学有所成，回报农行。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称之为没有校门，没有围墙的开放式大学。当初线上教学，主要设备就是一台录放机，放磁带听课，一台电视机，授课老师远程讲课。但授课的都是财经类名牌大学的教授、讲师，讲课水平杠杠的，让我们增长知识，开阔了视野，第一次听到不少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受益非浅。线下辅导，听完课后次日，则由当地大学老师面授辅导，答疑解惑。三年的电大学习生活，最关健、最重要的是培养了我们较强的自学能力，动手实践能力。

我们的校徽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名奇特，回到县里，社会误解，以为我们是演电视、拍电视、修电视的，时不时的，亲戚朋友家里电器坏了，还叫我们去帮忙维修，闹了不少笑话。毕业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入学时我们是中央电大录取的，毕业时成立了福建电大，为毕业证落款还联名要求中央电大发毕业证书，一番折腾，最后落幕还是福建冠名，校长为时任副省长张渝民。

　　学校初办，校园设施简陋，记得第一年借用龙岩卫校办班，一间教室，宿舍楼最底层的五间宿舍，每间宿舍十几平方、住七个人，上下铺。一间教师办公室兼器材资料室，教学条件差，但大家学习劲头足，记得卫校对在校生作息管理严，晚上九点.熄灯睡觉，而我们每晚要消化重温老师远程讲课的录音，大家只好到食堂挑灯夜战，弄得卫校后勤主任到我们中支告状，随后我们只能在寝室点蜡烛或打手电复习了，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直至我们搬到厦门干部学校才告一段落。当时因条件所限，全省各地学员，分地区编班，地域观念，不利团结，记得当初山区和沿海，闽东和闽南，不时的为球赛，为晚会，为学生会干部配备，为优秀先进名额，闹矛盾。后来不以地名编班，分为一到八班，我们龙岩班成为八班，状况大为改观。八四级开始打乱地域，混合编班，五湖四海，形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良好局面。

　　八三级近三百名学员，年龄差距大，最大和最年轻的相差十来岁，不少已为人父，为人母。记得我们班年纪最大的卢班长，五十年代初出生，上山下乡当过知青，部队三年侦察兵，退伍后安排在地区农业银行上班，老三届，中共党员，成熟稳重，在校是学校学生支部书记，同学们的主心骨，好大哥。毕业后不久，他不负众望，被组织提拔，逐步重用为市分行的副行长。

我们首届学员，需具备参加工作三年以上，单位业务骨干，各行的后备人才才能报考，当时省行把我们当作日后各行管理人才进行培养。功夫不负有心人，据统计该届学员百分之十五成为处级领导干部，百分之四十成为县支行行级管理人员，其余的也是各级行业务骨干，业务专家。毕业生成为当时省地县农业银行，快速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

　　一晃离开校园已四十多年，回想当年，我们放下手头工作，专心走进课堂、沉浸学海。这段潜心求学的日子，每一页书、每一堂课都学得格外扎实，白天听课研学，夜晚灯下苦读，系统梳理知识、补齐过往短板，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眼界不断拓宽，思维方式悄然转变，看待问题更全面，处理事务更有条理，日夜积累的学识、沉淀的认知，都化作工作与生活里的底气，为往后的成长进步筑牢了根基，也让我们始终保持着终身学习的心态。这段沉淀的时光，是岁月赠予我们最珍贵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