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到北京的终点：法国大使馆

吴伟栗-智慧宫

　　我无法对主人说任何话。面对这位佛教徒有限的理解力，连巴勃罗那种用哑剧表达意思的本领，也显得远远不够。

这一夜，我无法合眼。一支跳蚤大军不断围攻我；而且还有一名守夜人，按照中国习俗负责制造声响，以吓走盗贼。这种习惯我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已经提到过。他履行职责实在过于认真。

第二天，那位肥胖的中国主人直到下午一点，才为我找到一顶轿子。我对此已经感到十分庆幸，因为若不是他遵照舍维洛夫先生的嘱托，真要把我留在家中，我实在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脱身。

临离开那所房子时，我给了一个仆人一点小赏钱。主人看见之后，立刻把所有仆人召集起来。他们全部跪在我面前，用额头叩地。无论一个欧洲人对东方习俗多么熟悉，每当亲眼看见这种过分卑屈的场面时，心中总不免一阵紧缩。

我尽快坐进轿子。我向主人告别。我没有同他握手，这并不是中国人的习惯；而是把两只手合在一起，置于胸前，向前后方向轻轻摇动两三次。

我很高兴地明白，这位和善的人正在嘱咐我的骡夫把我送到法国公使馆。几分钟之后，我和巴勃罗便启程前往天朝帝国的首都。

当我在这条尘土厚重、烈日炽热的道路上，坐着那种可憎的交通工具：轿子，前行时，有三位年轻骑士正在天津与北京之间飞马疾驰。我想在这里把他们介绍给读者。

天津到北京有三十二法里，而他们打算一天走完。的确，他们没有时间可浪费。他们清晨四点从天津出发，中途只在一个村镇停留一小时，用来吃饭和换马。当我离开通州时，他们才刚刚开始第二段旅程。

这三位年轻法国旅行者，从巴黎前往北京，并没有像我一样冒着严冬穿越西伯利亚，也没有忍受雪橇或中国车的单调折磨。然而，他们的远行经历，至少与我的旅行同样有趣。他们详细游历了印度，曾在印度王公的宫殿中受到接待，那些宫殿，我想应该远胜于亚洲俄罗斯淘金者的宅邸；他们曾在锡兰和爪哇追猎猛兽；又在马六甲半岛的原始森林中猎象。

如今，他们继续这种狂热的奔走，把一天骑马三十二法里视作小事，而且只要情况需要，不久后便会再来一次。这三位青年中的第一位，是我的一位好友：贝努瓦·梅尚男爵。

我原以为他还在巴黎，殊不知当时我们竟在北京平原上相距不过数公里。他的两位同伴是古伊·达尔西子爵和纪尧姆·让内尔。他们抵达法国公使馆时，我刚刚望见中国首都的城墙。

看见北京城墙的那一刻，我全身都因兴奋而颤动。一个人瞄准同一个目标越久，为抵达它付出的努力越多，当他终于占有这个目标时，内心的喜悦也就越强烈。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建筑比北京第一重城墙更宏伟、更开阔。

那是一道高得惊人的城墙，墙垛整齐，结构极其规则。在几处地方，尤其是城门上方，耸立着三四层高的城楼，上覆绿色琉璃瓦，在阳光中闪闪发亮。城门巨大，由青铜制成。夜间以及白天某些时辰，城门都会关闭。我进城时，心中激动异常。

我先穿过一片荒地，其间散布着一些丑陋低矮的房屋；随后进入一个人口稠密的街区；最后，在一片浓密树荫形成的穹顶之下，我看见了一扇雕刻精美的木门，两侧守着两只大理石狮子。门楣上方，我终于读到了真正的拉丁字母：“法国公使馆”。我终于完成了从巴黎到北京的陆路旅行。

当我走进茹弗鲁瓦先生的客厅时——他当时是法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公使馆全体人员都聚集在那里，正在迎接刚才提到的三位年轻旅行者。在场的有秘书罗凯特先生、第一译员韦里亚先生、谢尔泽先生，以及医生杜加先生。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走进那间客厅时的情景。

我首先感受到主人和女主人的非凡礼貌与和蔼；接着，是七位同胞给予我的亲切欢迎。其中，竟还有一位我绝不曾想到会在如此遥远之地相逢的朋友。同一天抵达北京，几乎在同一时刻抵达，而此前我们并未相约，并且一路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向——这真是命运给予的一次温柔恩赐。而这种恩赐尤其可贵，因为命运并不总是面带微笑；为了赐予我们这份喜悦，它想必也不得不安排许多极其巧妙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