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中记事之三

曾经沧海

平 中 记 事 之 三

曾经沧海

平遥中学是一所师道尊

严、尊师重教的模范学校

在平中，虽因不适应学校生活而感苦恼，但我却不得不承认平中是一个最尊师重教，高度重视文化教育的学校。这种认识是我在平中三年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与汾中相比较得出的结论。

一、平中与汾中是两个在办学方针、学校生活氛围等方面同中有异的学校。

1、两个学校都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平中始建于1924年，初名“励志中学”，1928年更名为“平遥县初级中学”。1949年10月与我党创建的太岳中学合并，更名为“山西省立平遥中学”，在传承我国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又孕育着老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汾中前身为1906年晚清政府建立的“汾州府中学堂”（民国改称‘河汾中学’）及1915年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铭义中学”。1949年，政府将河汾、铭义两座中学与介休、孝义、文水三县的中学合并组建了山西省立汾阳中学。应特别说明的是，远在1925年，铭义中学就诞生了吕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汾阳特别支部。曾领导了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为载体的国民革命。与此同时，还大力发展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将支部发展到河汾中学、神道学校、崇德女中、汾阳市面以及孝义、离石、临县等多个支部。为中国革命在吕梁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由上可知，两个学校都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客观地讲，汾阳中学在教学设施、师资力量、办学经验等方面应当更雄厚一些。解放后，两校在新形势下健康发展，都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1958年庆祝平遥综合大学成立大会图片

2、创办综合大学三年的结果，是两个学校发生微妙变化的分水岭。

1957年反右和1958年大跃进运动之后，国家在学校教育方面更重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特别是平遥，在省地政府的支持下，创建了“平遥综合大学”，开创了从幼儿园到大学一条龙的综合大学，由县委书记任井夫任书记兼校长。

大学创办时，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康生还亲来考察并做了指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为综合大学题词：“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大学开办后，学校开办了校办工厂、校办农场、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占全部学习时间的三分之一，那时，全国形势大致如此。汾中虽未办综合大学，但师生生活情况也应与平遥相同。

1961年8月，平遥综合大学中学部86名考生，76名被录取，升学率全省夺魁。时任校党委书记邓峰还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当时，综合大学的书记是邓峰，校长是郝晋瑞。）也是在这一年，综合大学下马，恢复为山西省平遥中学，此时两个学校在办学方针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受综合大学升学率全省第一得到中央表彰的鼓舞，平遥中学确立了：“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从严办学治校，全方位促进升学率发展，为国家输送更多的文化人才。”的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引下，连续几年学校升学率一直位于全省前列，创造了奇迹，成为省内红极一时的重点名校之一。

汾中则一直保持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主张突出政治、全面发展的同时，学校很重视文娱、体育的教育，此外，学校在配合政府中心工作上比较积极，学生因此参加生产劳动偏多，文化教育因此抓得偏松。这就是汾中虽然在师资力量和硬件建设上优于平中，但升学率却下滑，不及平中的根本原因。

　　1961年，平遥综合大学升学率夺得全省第一。书记邓峰代表学校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受到国家表彰，毛主席、周总理还亲切地接见了他。这是邓峰在京参加会议期间的照片。同年，综合大学下马，恢复为山西省平遥中学。也是在这一年，平遥中学确立了“全方位促进升学率发展”到方针。

　　平中与汾中旧时的状貌

二、平中是尊师重教，恪守师道尊严，从严治学的的典范。

从1961年恢复平遥中学并确立“一切以提高教学质量和升学率为中心”的办学方针后 ，平中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推动学生刻苦学习上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和办法，打造出了近乎严苛的校风和学风。老师潜心地教，学生刻苦地学，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升学率。

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广泛搜罗人才、培养人才、保护人才，特别是敢于启用虽有一些历史污点问题，但却热心教育事业的人才。在当时的情势下是需要担当和魄力的。这使得平中的师资力量得到了充实和提高，这是平中能提高升学率的基础保证。

2、坚持师道尊严，严守老师的隐私，维护老师队伍的整体形象，不仅提高了老师加强自身修养的自觉性，更使学生无限崇拜老师，把老师的一言一行作为学习的榜样。略举两例：

李家贵老师是平中高三数学把关教师，他教学能力在平中首屈一指，他的讲课深入浅出，信手拈来，把深奥的数学知识清晰明白地传授给学生，教学质量首推第一，得到全校师生的崇拜和爱戴。对于这样一个好老师，同学们从来不怀疑他有什么问题。

有一次，学校演电影《沙家店粮站》，李老师忽然心有所感地对一旁的同学说，“我参加过这次战役。”事情传了开来，同学们都以为他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转业军人，更对他肃然起敬。直到文革时期，大家才发现，他原来的身份是国民党军官，曾参加过偷袭沙家店粮站的战役。按军衔他是一个“历史反革命”，五七年反右时又被定为“右派”，按当时的说法，这叫“双料反革命”。这样的人，在当时能够留在革命的教师队伍中，实在是个异数。如果在汾中，早把他打入另册，或被开除回家，或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了。平中却相信他，敢于启用他，让他在为人民服务中体现了他人生的价值。

还有一件事，平中那时有一个初中英语教师，大概在1965年时忽然消失了。对于他的去向，校方讳莫如深，学生们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这个情况可能大部分老师也不清楚）也是直到文革中，才知道他是犯了猥亵女学生罪，因而被秘密法办，下放到煤矿上劳改去了。

这事如放到汾中，哪里能隐瞒得住，早就街知巷知，嚷动天下了。

与平中不同的是 ，汾中在教师的使用上把关很严，对有历史污点的教师，不是开除就是下放农场劳动，哪里会让他们再上讲台。像李家贵老师这样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至于像男女作风问题，那也是容不得的，更遑论猥亵、强奸学生的犯罪行为，必定会大张旗鼓地讨伐，再加上严肃处理。六二年汾中曾传有一个青年老师和一个女生搞恋爱的事情，（也不清楚是确有其事，还是捕风捉影。）满校学生们传的沸沸扬扬，学校竟不加制止，弄的这个老师抬不起头来，后来连课也不让讲了。如在平中，怎能让这样损坏老师名誉的情况发生？可见平中多么重视对老师队伍名誉的维护。

　　类似李家贵老师讲课的图片

3、加强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建立科学的政绩考评制度，并力所能及地改善教师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这些都是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应有之义，可惜那时我作为学生所知不多 ，但有两点是可能的。一是把学生的学习成绩与教师的业绩考评结合起来。二是那时学校有校办工厂，校办工厂本是为了学生学工以提高革命觉悟的，但我在平中的时候，校办工厂里有固定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学生们并不参加工厂劳动。我猜想，工厂每年有产业收入，除上交国家税利外，一定会有赢余，这些赢余除用于学校建设和增加教学设施外，可能会用于教师的生活补贴和奖励。具体情况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我所能知道的是，平中的老师教学积极性很高，他们潜心于教学工作，使得平中的升学率一直稳居全省前列。

最特出的是，平中有一个老教导主任梁蕴山，他每天给我们各年级布置课余作业，这些作业很多，除各科数学之外，还有物理等科，仅一个年级就有好几门课，每个年级每天十几道题。这些题都是他千方百计从犄角旮旯搜罗来的，老梁主任一天要费多少心力？他生活简朴，脸上胡子拉碴，不事修饰，却一心把精力放在教学上，为平中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打开更开阔的知识视野。他是平中的功臣，是最应当尊敬的人，可那时我因为做不来题，反对他产生了怨怼。现在想来，实在太不应该。

与平中相比，汾中对学生平时的作业布置不多，除课本上的重要作业外，很少有其他作业，学生一般在自习时间就可以完成作业，无需加班加点。所以感到学校生活很轻松。不像在平中那样，学生整日除上课外，就是做作业，根本没有休息活动时间。

　　如图为梁蕴山老主任在为学生布置作业题 。

三、加强思想教育，千方百计培养学生刻苦学习精神，形成了平中浓郁的学习风气。

1、强调学生必须提前预习，做到每堂新课之前，学生对将要学习的内容心中有数，便于学生能更好地接受老师讲授的新知识。

2、用海量的作业题对学生进行习题演练，使学生从多角度理解和掌握知识面，从中去探索解题的各种窍门。

说平中的学生苦，苦就苦在学生的作业负担过重。应当说明的是，每堂课下来，教导处已经预先准备下三四道偏题、怪题、难题，课本上已经有的作业题还不算。以高中为例，仅数学类课程就有数学、三角、解析几何等好几门，再加上物理、化学等，每天作业在十几二十道题，都是需要下大功夫才能解得出的难题，除少数学习最突出学生能按时完成作业外，一般人根本拿不下来。因而，平中学生的生活，每天除上课外，就是坐在课桌上埋头做题，一直做到晚上熄灯时间。学校虽安排有体育活动时间，但没有人能出去活动。

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的平遥同学还好受些，我们这几个汾阳家就接受不了，觉得是一种煎熬。于是，平遥的同学就笑话我们，说汾阳家胸无大志，吃不了苦，不爱学习。

3、频繁地考试，以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

每个学期都要进行单元小考、期中考、期末大考。听平遥同学说，1963年以前，每次期末大考都要以年级排队张榜公布。获得年级前三名的，（也可能是前五名）给予表彰。1963年之后，虽然不张榜公布了，但班里还是要排队宣布的。

4、奖励先进，鞭策后进，促进学生的学习热情。

每年、每次大考之后，都要对优秀生进行表彰奖励。特别是年终大考后，表彰大会更加隆重。要对优秀生进行披红戴花、奏国歌，发奖状及物质奖品。特别是对获得大考状元、榜眼、探花的前三名学生更要进行重奖。最高的奖品是一支“金星钢笔”，次一等的是精装笔记本。

那年头，经济比较困难，学生用的水笔大多是比较便宜的铱金笔，金星钢笔、关勒铭金笔，每支最少五元以上，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才用的起。精装笔记本那也是很贵的，平中给学生发如此重奖，可见对鼓励学生学习是多么重视。那时我听到这样的事，心里不免咋舌。

在这种全方位、多手段，一切以提高升学率为目的教育和各种措施锤炼下，平中形成了以“刻苦学习光荣，懒惰废学为耻”的良好风气。全校学生都在拼命苦学，即使是资质较差的同学，也在顽强努力奋斗。成绩虽然不够突出，但一样能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成为了平中最显著的特色。

反观汾中，强调的是全面发展，反对偏科学习，更反对只专不红。汾中有一种风气，看到谁刻苦学习，大家就会嗤之以鼻，说他是“只专不红”;如果你只有一部分学科学的好，其它学科不行，那就说你是“偏科学习”;你如虽努力学习却成绩不好，那就更加倒霉，被大家耻笑了。只有看不到刻苦学习，却学习成绩全面好的人，才会受到大家的尊敬。这种风气虽未听到过校方的宣传，但在学生中却是一种共识，不知这种共识所由何来，但事实就是如此。

学生们在努力学习

　　平遥中学1962年学习模范表彰大会情景。

四、除上述努力外，平中利用国家在高考中的“政审”和“推荐”制度下实行过一些不寻常的办法。

1、在政审中，有一些政治面貌不合格的学生在高考中会被刷下来。为了提高学生队伍的政治质量，平中就在学习成绩良好的学生中大力发展党团员，凡是学习好的学生，组织上就会主动去发展他。

这种情况下，一些家庭历史稍有问题的学生，原可能在政审中被刷下，但由于个人政治面貌的提高，就可能顺利通过政审一关。学生队伍的政治质量提高了，升学率也就提高了。

2、在推荐制度中，也大有门道。平中在推荐学生时，对政治面貌好而学习成绩也特出的学生，往往会让他自己去考，而把推荐名额留给政治面貌好，但学习成绩不够好的学生，这样，整体来算，升学率就提高了。

反观汾中，则对发展党团员队伍卡得很严，以初中而论，在我上初中的三年中，初中部仅发展过两个团员，高中情况不清楚，反正是非常严的。推荐上大学时，只推荐政治面貌好而学习成绩也好的学生，如果你有个好家庭，但学习成绩不特出的也不行，这就是两个学校的反差。

　　如图为邓峰书记荣调临县任县委书记后与平中班子成员的合影。前排左起为段子兴、邓峰书记、郝晋瑞校长，后排左起为李有富、赵福亮，最右边为尹月英，我到平遥时，郝晋瑞是书记兼校长。那位女领导我不认识。赵福亮最稔熟，他是昔阳人，为人和蔼可亲，甚得人望。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一个行业，一个单位长盛不衰的原因，它必定有坚定正确的独特精神，并形成了一以贯之的良好风气，这才能造成“风行草偃，从化无违”的局面。而能够营造这种环境，并持之以恒的人，绝非常人。

平遥一中能够在五十年代末就能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中心和第一要务，这在那个政治气候比较偏左的年代，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葩和例外。而首创这种精神，并树立起艰苦奋斗的校风和学风的，就是那时的校党委书记邓峰和校长郝晋瑞。

这两位从太岳革命老区下来的革命者和战士，把“太岳中学”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传承到新建的“平遥综合大学”，并在撤销“平遥综合大学”改为“平遥中学”之后，又一以贯之地坚持了综合大学光荣传统，使平遥中学续写了综合大学的光荣，成为名震山西的好学校。

1961年综合大学高考夺得全省冠军，“综合大学通了天”，连毛主席也知道了。自那以后，邓峰、郝晋瑞进一步夯实平遥中学的基础，文革后的历届班子才在这个基础上发扬光大，使平遥中学保持了长盛不衰的势头。

1963年我来平遥一中上学时，学校是郝晋瑞书记兼校长，邓峰早在1960年就由平遥县委书记调任到山西最大最穷的临县任书记了。我和郝校长几乎没有什么接触，1965年在东郭村下乡劳动时听过一次郝校长专门为同学们作的形势报告，那是我第一次听郝校长讲话。

郝校长胖胖的中等身材，和蔼可亲，操着一口浓重的左权话，抑扬顿挫地为我们讲述了全国、全省乃至平遥的革命形势，之后，郝校长又勉励同学们一定要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扬革命传统，努力学习，学成后报效国家，争取做社会主义栋梁。

时隔71年，郝校长讲话的神态、语气、口音仍清楚记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我就没有再见过郝校长，因为从四清开始，他就离开了平中，再未能回去，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

大概是1983年，我在吕梁财委工作时，忽接地区副主任刘翰儒的电话说：“子文,你赶快到我办公室来，你的老校长来了，要见你。”我好生诧异，是那个校长呢？

我急匆匆敲开刘主任办公室的门，（刘主任虽是地区的副主任，但他站出来时，地委秘书处尚未扩建，办公室十分紧张，刘主任分管财贸，他的办公室就临时安排在财贸大楼。）刚进门，刘主任就笑着招呼我说：“子文，快进来，看谁来了？”我转睛一看，刘主任旁边坐着一位胖乎乎笑容可掬的老者，不是我的老校长郝晋瑞是谁。

我赶忙走近老校长身前，握着老校长的手，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原来，文革后期郝校长站出来后，被调到省教委工作，他与刘主任是太岳山区下来的战友，这次到吕梁出差，自然要来拜访老友，相询之下，原来我就是刘主任的手下，便赶忙让刘主任把我叫来。

师生见面，分外亲热。郝校长仍然身体健硕，他向我打问了离校后的经历、工作情况，并一再叮嘱我好好工作等。这是我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郝校长的近距离接触。这次会面，令我几乎感动得流下泪来。在校我时，我没有和老校长有过任何接触，只在东郭村下乡劳动时听过他一次讲话；他的学生成千上万，时隔二年，想不到他还记得这个不够争气的学生，并知道我的踪迹，关心着我的生活和成长。

对人民有功的人，人民总是记得他，而对恩师，学生更是无法忘怀。记得文革中，郝校长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但学生们都怀念他。就在文革中期，同学中有田志贤、邵明亮、王燕生们组成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郝晋瑞专案调查组” ，对郝校长问题进行专门调查，并敲锣打鼓要把郝校长解放出来，他们的行动，代表了大多数同学的心声。

邓峰书记我没有机会见过他，但他的名声如雷贯耳。好人，在任何地方都会留下好的名声。1962年时，邓峰在临县任县委书记，临县是山西出名的贫困县，十年九旱。这一年又遭了百年未遇的大灾，粮食不够吃，那时粮食是统购统销，粮食调不进来，邓峰书记千方百计在外地购进大量干土豆片，帮助临县人渡过了灾荒。多年后，临县人民仍念念不忘他，说：“邓峰是个好书记，山药蛋片片救了命。”

后来，邓峰调任吕梁地区宣传部长，由于工作不是一个系统，我终是未接触过他。但对于他，我是敬仰的。

邓峰、郝晋瑞，这两个平遥一中的功臣，学生们永远记得他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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