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遵义10》

韩可风

十一

首先是李晓炎带着他那帮衣衫褴褛，许多人连草鞋都没得穿，真是爹不疼妈不爱的叫花子兵，一边喊着“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吃饭”的口号，从湖北往回走。他们穿过湖南，一直走到贵州，走到铜仁就走不动了。为什么呢？周西成从运动会上赶了过来，正在这儿等着他们呢。

自然是没什么好谈的，打吧！

这一打，就是半年。最后结果是以逸待劳的周西成险胜，李晓炎带着剩下的一千多残兵败将跑到云南找龙云去了。龙云一看，这样不行啊，周西成不是更得意了吗？还得再来。于是把李的残部重新武装了一番，又给他增援了几个团的滇军，再对李军长鼓励鼓励。李军长想想，不想办法打回去，靠着别人吃饭终归是不行的。只好咬咬牙，屁股还没坐热，就又卷土回来。这次是从宣威普安一路打过来，对贵阳，那是志在必得了。

周西成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一听李晓炎又来了，还带着滇军，便匆匆登车上阵，前往黄果树一带亲自督战。谁知枪子不长眼睛，激战之中，一颗子弹击中并且重伤了他……卫士们护拥着人事不醒的他撤退时，仓惶中下河徒涉，却不料水深流急，波翻浪涌中，一代豪杰竟然就此殒命。

（据网文介绍，周西成在鸡公背负伤之谜至今还未解开，《贵州军阀史》只记“周西成胸部负伤”。而周胸部负伤是滇军的子弹打的？还是黔军内部的人开枪打的？却没有写。根据当地的传说及调查有二说，录如下供参考。

一说是：在形势危急时，其部属黄营长，连续三次请周增加兵力，周一怒之下，一枪将黄营长打死。但身旁有一副官，恰是死者之弟，见手足惨遭枪杀，怀恨在心。当周军猛冲猛杀，击退对方先头部队，退至鸡公背时，遭遇滇军主力，激战更猛，周也督战更严，在欲进不能，欲退不许之际，心怀大恨的黄副官，借对方枪弹纷飞时刻，从周的背后打了一枪，周虽然未立即毙命，但已重伤倒地。因为伤亡惨重，指挥无人，周军大败。周西成虽有卫兵护卫，但在过河时被激流冲翻担架，殁于水中。

二说是：李燊（即李晓炎）用重金收买了周西成身边的一个弁兵。周西成身上穿一件钢背心，子弹由胸前背后是打不穿的'。当周西成亲临督战，战斗打得很激烈时，李燊用重金收买的这个弁兵就由周的侧面夹孔处开了一枪，周当即中弹倒地。其他弁兵发现也马上开枪，这个弁兵亦被击毙。）

当是时也，周西成年仅三十六岁。

多少雄图大志，顿时风流云散。

那条让周西成殒命的河流叫坝陵河，是南北盘江的支流。地名叫做鸡公背，属现在的关岭县，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时的古战场。就在坝陵河上，离周西成殒命之处不过几百米远的地方，今天修了一座宏伟壮丽的大桥，叫坝陵河大桥，这座横空出世的大桥不仅是滇黔高速的必经之地，建成当时，因其跨度“国内第一，世界第六”，在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数得上的一座名桥。桥边的山腰上，建有周西成衣冠冢一座，墓身圆拱，石料砌成，墓前柱石上刻有两副对联：

其一：

以死勤事，如史阁部遗爱长存，坯土葬衣冠，二分明月扬州路；

对宇望衡，此关将军大名不朽，河山留姓氏，千秋风雨灞陵桥。

其二：

此间共关索岭互争高，世仰公德崔魏，丰碑矗矗河山寿；

斯人与赵刚节同不朽，我向沙场凭吊，故垒萧萧芦荻秋。

为了祭扫方便，当年还在墓侧建了一个祠堂。“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亭台、碑记、祠堂等全部毁坏，现仅剩石圆拱衣冠墓。有心的遵义人，路过时不妨下车看看。

毕竟，这是我们遵义的一位先贤。

十二

周西成死后，滇军因内部争斗退回云南，李晓炎在周军主力围攻下独力难撑，只当了十八天的贵州省长，也随之返滇。李后来在云南混不下去，只得解散队伍，穷困潦倒地客死香港。继任者毛光翔将周西成的灵柩护送返回桐梓，于一九三〇年元月二十日，桐梓系把持的省府当局在桐梓为周西成举行全省公葬。

当时桐梓文庙正殿前，扎起高大堂皇的牌楼，僧道数十人在里面诵经拜忏做道场，月宫池桥上，用草扎起一栋大亭阁，正中竖立一根七八米高的竹竿，竿上悬长方形白幡一幅，旗上斗大的“公葬大会”四个字，举目即见。

斋事做了很长时间，还找了手艺精湛的装颜匠，扎制了“王马二帅”、“方弼方相”、“打路神”、“伥头”，都是丈二尺高，腰大合围，篾扎纸糊，脂涂粉画，惟妙惟肖；“灵房”人抬不动，安置在木轮上推着走；“警卫兵弁，排排序立，持枪赳赳”；“马匹膘肥肉满，雄健无匹”，“马耳”、“马尾”内安“机关”，微风吹着，自动摇摆，“马眼”用鸡蛋作白，点画其睛，能自由转动；钱笼引吊、旌旗伞盖、珍珠万民伞，金瓜钺斧之类，一应俱全。夜间施放“路烛”、“河灯”、“孔明灯”、“烟火架”等。道场期间，对城郊住户见灶头送发孝帕一根，城内街上逢人就撒，人人戴孝，全城皆白。

国民政府及毗邻省市要员致电哀悼，全省各县派代表来吊唁，孝堂人员应接不暇。出葬前夜，举行了贵州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家祭三献礼”。出葬前三天，大摆宴席，宴席分设在考棚（现政府大院）大操场、天主堂、昭忠祠等处，餐桌上除猪、羊、鸡、鸭、鱼肉外，还有几样海味。

周西成的墓地，经阴阳先生精心选择，定在荣德山上（今烈士陵园处）。出殡灵柩是白鹤丧架，双龙杠，出殡之日，团以上军官一律穿孝衫，三十二名桐梓籍团级军官抬丧，从文庙出行，由正街南门，经下河坝越殊砂河过马虎湾至麻柳湾，过公孙桥东门吕家巷回大十字上山落葬。

这是贵州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葬仪。

周西成葬后，省府派员负责修坟，建专祠，坟的内层用糯米稀饭拌石灰装入碗内，一碗一碗地叩垒，外用土垒复草皮，圆形坟前一座石碑坊，羊肝石料，上镌蒋中正等要员所题联额。两侧各竖一块大石碑，分镌毛光翔、王家烈所撰传文。坟前有石桌石凳石香炉，坟下边砌三道石坎子，路由两边上下，石坎上，左、右各建石碑坊一座，约五米高，上书对联，在半坡（政府大院后侧）有砖砌牌坊，上书“云拥风从”四字，大十字（现桐梓县政府大门坊）有砖砌高大的牌坊，上书“西成公园”。

周西成专祠建在桐梓县城武庙后面，周围砖壁封火，正中有前门，额塑“周公专祠”，内中正殿上，有周西成穿着民国大礼服，头戴白鹤冲天冠的油画像一帧，院中建大圆亭一栋，祠院四周内壁上，嵌有贵州81县及省直机关献颂周西成石碑。此祠中西合璧，建构颇精，现已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后来，贵阳百姓自发捐钱，政府支持，在大十字附近处塑立周西成铜像。这个塑了铜像的地方，贵阳人一直就叫铜像台。四九年以后，铜像被推倒，建了一个喷水池。慢慢地，铜像台的地名被人忘记，现在的地名就叫喷水池，是贵阳最繁华的地方之一。

周西成，贵州历史上最好的省长，没有之一，就是唯一。

可惜了！

不是当时不是君，

黔北岂非少将军。

若使一战身还在，

屈指也要数豪英。

第四章 情何以堪，怎一个伤字了得

——最难分说刘健群

一

父亲金汉公对我说过他的一段经历。

当年在江西上饶老家，中学毕业后十分迷茫，便和几个朋友搞了一个小组织，叫力行社，他当社长。无非读读所谓的进步书籍，探讨探讨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应该怎么办这一类的问题。

谁知解放初期，他在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上学的时候，组织上在档案中发现他曾经组织过这个力行社，并且自己承认是社长，而这个励行社又和蒋介石当年的一个高级特务组织力行社同名。于是怀疑他是这个特务组织的一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因而对他进行过几个月严格的隔离审查。最后结论当然是否定的，但结合他后来又到香港读大学，参加地下党，随军入黔这样“可疑”的经历，所以在档案中对我父亲留下了“可以使用，不得重用”的定评。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这个评语意味着什么？

老蒋的这个“高级特务组织”力行社，其核心人物中，有一个叫刘健群的遵义人，他不仅是力行社的书记长，还是力行社的理论家和灵魂人物。后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还在台湾做过“中华民国”的立法院院长。可以算是台湾那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国家级别的重要领导人了。这在遵义人中，或许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官员。

这是一个大才之人，也是一个大伤之人。

其实，我父亲甚至很多遵义人，大概率并不知道这个人。

二

刘健群，生于一九〇二年，老宅在今遵义老城杨柳街巷内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后门处。刘的童年和少年十分困苦，其家应该属于连学费都交不起的最底层的劳苦人众。幸好造物主是公平的，虽然家境不好，但这小子长得高大帅气，而且聪明过人，口才文笔都是一流。

小学毕业后，刘健群考到贵州省立法政学校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但还不是最大的一个贵人：何应钦。

何应钦是兴义人，当年就读贵州陆军小学，升武昌陆军中学后，以品学皆优，考试第一名的资格保送日本振武学校留学，与高他一年级的学兄蒋介石同学并相交。客观地说，这份交情当时就注定了他今后的一生不可能平凡。之后，受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的邀请，何应钦回到贵州图谋发展。王文华因为看重何应钦，将其小妹王文湘嫁与何应钦，并委其担任黔军第五旅旅长，贵阳警察厅长和讲武学校校长。何应钦也不负王文华之托，除了整军经武，积极参与政治，还在贵阳组织“少年贵州会”，创办《少年贵州报》，大造建设新贵州的舆论，并使《少年贵州报》成为当时贵州的第一大报。一时之间，贵州全省，上上下下，风生水起，无人不知励志改革，意气风发的新进权贵何旅长。

而我们的“艰困少年（刘健群自述）”刘健群，此时正在贵阳打烂仗。学费不用说了，家是靠不住的。就连吃饭，都成问题。常常有了上顿无下顿。尤其和法政学校那些浮华的官宦子弟比起来，这小刘同学的寒伧，实在是藏都藏不住。空有满腹诗书文章，一腔报国之志，却找不到抛洒之处。

嗟叹之余，总要想办法吧。

也是缘分。何应钦某次到法政学校视察时，听校方说有这样—个学生，贫而有志，学而优良。于是叫人喊来，一见之下，不禁赏识其轩昂，首肯其谈吐，立时便介绍刘健群到《少年贵州报》去当校对，可以挣点学费。没想到这小伙子工学之余还能写作，并且文笔出众，思想新锐，处事周到。何应钦出于爱才，竟一手将其提拔到《少年贵州报》主笔的地位。

我查了一下百度，对主笔身份是这样定位的：“主笔是报刊编辑部中主持言论工作的人，有时也指编辑部的业务负责人。报刊的重要评论，通常由主笔撰写。主笔的思想观点体现报刊编辑部的意图，主笔的文风也影响报刊的风格。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报刊主笔有《循环日报》的王韬、《时务报》的梁启超、《大公报》的张季鸾、《生活》周刊的邹韬奋等。”

这一设置和称谓，多流行于四九年以前的报刊，四九年以后不再存在。

这时的刘健群，不过才十八岁。

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和贵州，都正处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大格局中。从国家层面说，南北对峙，军阀混战，列强觊觎，人民痛苦，同时新思想、新力量也在出现和崛起。这是当时的现状和常态。而在贵州，也存在着新旧两股势力的激烈纠缠和争斗。这两股势力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贵州督军刘显世，以及黔军总司令王文华这舅甥俩。

刘、王两家在兴义都是大族，其中刘家势力要大一些。在那些野蛮生长的年代里，这两大家族在一个明显狭小的空间里碰撞，不可避免地也积累了一些矛盾和仇恨。但刘王两家用一种最古老的方式——联姻，进行了重新整合，暂时消弭了两大家族的历史积怨。

刘家的姑娘嫁到王家，成了王文华的母亲，母亲的兄长刘显世，自然就成了舅父。

俗话说，爹妈不亲舅舅亲。在王文华的成长初期，刘显世确实不遗余力地培养和提携他，使他从一个年纪轻轻的，本来与军队无缘的师范生，很快在辛亥之时的乱局中，从连长到营长到团长到东路总指挥到总司令，一蹴成为贵州军界说一不二的掌舵之人。也因此在民国军政人物中，占据了一个令人注目的显要位置。

当他自我感觉良好到认为可以举自己的旗，走自己的路时，他就迫不及待地要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那顶帽子了。当然，谁都明白，那顶帽子的名字叫做督军刘显世，王文华的亲舅舅，贵州的军政一把手。

之所以要这样做，除了对权力的欲望外，也是因为刘显世在政治上靠拢云南，亲近北洋，对南方的孙中山政权骨子里面是仇视的。而王文华因为年轻，受革命思潮影响，既不甘作唐继尧的小兄弟，对云南不买账，又对北洋军阀集团有强烈的反抗意识，极想在西南独树一帜，走孙中山统一中国，实现民主的道路。这就造成了舅甥两人水火不容的政治局面。当然，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刘、王两家世仇的基因在发酵，就只有天知道了。

因为军队在自己手中，王文华是胸有成竹的。他安排自己手下的几个旅从四川兼程赶回贵州，并且指定由何应钦和谷正伦具体负责。自己却想避开外甥篡舅，以下犯上，以仇报恩等等这样一些滔滔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