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高考”作文

草原老杨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担任礼部侍郎。这年正月，礼部负责的科举考试正式举行，规格类似今天的全国高考。主考官就是欧阳修，他的好朋友梅尧臣襄理其事。

这场考试注定要被载入史册，因为千百考生中有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他叫苏轼。这位从蜀州眉山翻山越岭抵达汴京的年轻学子将用自己的文学创作书写宋代文学史的辉煌。自然，他也将被文学史浓墨重彩地书写下来。21岁的苏轼带着19岁的弟弟苏辙健步踏进了考场。兄弟俩为了这次考试，做了充分的准备和扎实的训练模拟，信心满满。试题发下来了，作文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胸有成竹，脑海里浮现出烂熟于心的经义文章。他走笔挥洒，文思如涌泉汩汩流出。不多久，六百多字的一篇古文跃然纸上。他通读一遍，润色修饰了两次，便完卷呈交。这次考试的详定官梅尧臣初读，便被文章散发出的一种气息所吸引，仔细品味，那是孟子文章的风格气息啊！他大加推许，建议主考欧阳修录取为第一。

欧阳修看了文章也十分惊喜，叹赏不已。宋代科举考试规定，试卷收齐后,先由考务人员登记在册,重抄一遍,才进入评阅。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徇私舞弊。重抄之后的试卷,没有原作者的笔迹,也糊上了姓名，无从辨认。欧阳修感觉，这篇作文引古喻今,说理透辟,既阐发了传统的儒家仁爱思想,又富于个人独到的见解,语意敦厚,笔力稳健,质朴自然,很有古文大家的风采。十分契合他想借科举考试扭转文坛古怪艰涩文风的想法，确实堪当第一。但又转念一想，这样的文章除非自己的门生曾巩，其他人是写不出的。如果这篇文章评为第一，自己会惹徇私之嫌。于是忍痛割爱,评为第二。放榜揭晓，才知文章作者是来自偏远蜀州名不见经传的苏轼，欧阳修赞叹不已。自此，欧苏的师生之谊正式建立。

《刑赏忠厚之至论》

（附译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当政的时候，爱护百姓的感情何等深厚，体恤百姓何等恳切，他们都用君子长者的忠厚道义治理天下！谁做了一件善事，随即奖赏他，还要歌咏赞叹，这样做是对他的良好开端表示高兴，勉励他坚持到底；谁做了错事，立即加以惩处，又怀着怜悯之心惩戒、警告他。用这种办法让他改过自新。所以古人感叹赞同、喜乐忧伤的言谈，都记载在虞夏商周的典籍里。成王、康王过世后，周穆王即位，周朝德政日渐衰败，但仍任命大臣吕侯，颁布审慎用刑的法令。吕侯的刑书文辞悲悯却不颓废，威严却不暴戾，心怀慈爱又处事果断，满怀怜惜无辜之人的善心，因此孔子也推崇这部刑书。古书注解讲：奖赏时存有疑问，就给予赏赐，这是为了推广恩德；处罚时存有疑问，就免除处罚，这是因为用刑要谨慎。）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 “杀之” 三，尧曰 “宥之” 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 “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 “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呜呼！尽之矣。

（尧在位时，皋陶担任司法官。将要处决犯人，皋陶三次主张处死，尧三次主张赦免。因此天下人敬畏皋陶执法刚正，又爱戴尧量刑宽厚。四方部落首领举荐鲧治水，尧起初反对说：“不行，鲧违抗政令、危害同族”。后来还是说：“可以试用他。”为什么尧否决皋陶杀人之议，听从四方首领用鲧的建议？圣人宽厚用刑的本心，由此就能看明白了。《尚书》写道：罚罪有疑问，从轻处置；奖功有疑问，从重嘉奖。与其错杀无辜之人，宁可超越常规放过罪犯。是啊！这句话把忠厚用刑的道理说透了。）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法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赏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处在可赏可不赏之间，选择赏赐，是偏重仁德的考量；处在可罚可不罚之间，选择处罚，就是严苛过度。偏重仁德，仍是君子；严苛过头，就变成冷酷之人。所以仁德可以稍逾规矩，刑罚却不能从严过头。上古帝王，奖赏不靠官爵俸禄，刑罚不靠刀锯酷刑。用爵位赏赐，恩惠只能给到获爵之人，惠及不了无缘爵位的善人；用刀锯行刑，威慑只能落在受刑之人，震慑不到心存恶念却未犯法之人。先王明白天下的善行赏赐不完，官爵没法尽数勉励善人；天下的恶行处罚不尽，酷刑无法遏制所有奸邪。所以但凡赏罚难断之时，全都本着仁厚处理，用君子长者宽厚之心治理天下，引导世人争着效法君子长者宽厚之心，走上君子长者的仁厚之道，这才是忠厚到了极致。）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 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诗经》说：君子行福行善，祸乱很快平息；君子怒斥恶行，动乱迅速止歇。君子平定祸乱没有奇特办法，只是导引百姓的喜怒合乎时宜、不离仁德而已。《春秋》的准则：制定律法务求严谨，责罚世人务求宽厚。顺着《春秋》褒善贬恶的道理制定赏罚制度，这也是忠厚到了极致。）

作为考场的应试议论文，苏轼同学的这篇作文，能得到考官高评美誉，主要有得力于这几点:

首先，文章论点突出鲜明。刑赏之本在于忠厚：赏疑从厚、罚疑从宽，治国赏罚以仁为最高准则。通篇围绕这一题旨，并不断给读者点明。全文六百余字，题目中的“赏”字出现11次，“刑”字出现6次，同义的“罚”字出现5次，加起来也是11次。“忠厚之至”在文章结尾部分出现2次。这样围绕题目不断点题，就是写作的不二法门，千古不易，所谓“傍题滚”也 。照此写出的文章，必然中心题旨醒目显豁。

第二，论据斩截有力，引用典籍简洁轻快。开篇立论，用三代圣王秉持忠厚执政的史实确立大前提。得出结论:自古以来明君治国就以忠厚行赏罚。为文章确立了立论的历史依据和逻辑依据。中间佐证以“《传》曰”“《书》曰”“《诗》曰”的理论依据，得出不可移易的结论:赏要从宽从重，刑要从轻不从严。这样才能达到“忠厚之至”。

第三，自创论据，切贴合缝。文中“皋陶曰 ‘杀之’ 三，尧曰 ‘宥之’三”这个典故是苏轼的自创。据说欧阳修梅尧臣都不知此典出处。苏轼去拜师门时欧阳修就问你这话出自哪里？苏轼不加思索地说出自《三国志·孔融传》。送走苏轼，欧阳修翻遍孔融传，没有找出这件事。后来再见到苏轼时又问，苏轼干脆说那是我想当然的，何须出处。欧阳修由此评价苏轼善读书，善用书，以后定当独步文坛。果如欧阳修所料，苏轼最终成为北宋文学的最高代表。苏轼创造的皋陶和尧的典故，恰说明了年轻的苏轼，内心蕴含无尽的原创力。

第四，反向思辨：爵禄刀锯有局限，唯有仁德能普惠天下。赏靠爵禄：恩惠只能给到做官之人，不能惠及普通善人；刑靠刀锯：酷刑只惩戒受刑者，震慑不了潜在恶人。得出结论：善恶无穷，赏罚手段有限，疑难赏罚一律归于仁，才是忠厚极致。从制度短板反向论证 “宽厚仁政不可替代”。

第五，引《诗经》《春秋》收尾，用经典佐证，收束全文。《诗经》说：君子喜怒合乎仁德便能止乱；《春秋》说：立法可严苛、追责要宽厚。依春秋褒贬定赏罚，同样归于忠厚。

就这样，苏轼凭借一篇考场作文一炮打响，加上欧阳修的奖掖揄扬，便誉满京城。不久，他就走上了政治舞台，同时他的文章日臻完美，名扬天下了。

元代赵孟頫绘苏轼像

这篇推文发送时，恰逢高考时间来临，祝愿普天之下的所有考生，写出锦绣文章，心中梦圆。

原创：我欲知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