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同事老高——北漂故事（八）

新客家人

老高叫高文强，家住天津武清郊区距离公司六七公里的一个村子里。在天津公司，我只待了短暂的两个多月。在这里我与高文强认识、共事，并成了莫逆之交。老高姓高个子却不高，身高只有一米六。他四十三、四岁的年纪，将军肚微挺，胖脸庞黑红，一头的黑发，浓眉大眼，说话爱笑性格爽朗。因为他的岁数在公司里偏大，大家都叫他老高。 在公司里绝大部分人每天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只有少数几个人骑摩托车，老高是这少数人中的其中之一，他的坐骑是一辆本田125摩托。2000年以前，私家车还不普及，能骑摩托车的都是家境优渥的人。 　　我与老高成为同事纯属偶然。1999年11月，我到北京单位上报到时，人力资源部安排我在北京总部工作。谁知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才两天的功夫就变了，改派我去天津公司。 是去天津还是留北京工作对我来说无所谓，只要工资待遇不变就行。 正好集团董事长蔡博士要去天津公司检查工作，他亲自驾车把我送到天津。天津公司是由总经理李文彬承包经营的。李总是一个三十岁出头身高一米八的壮汉，说话嗓门大，像个跑江湖的，但他是个货真价实的硕士毕业生。报到后他找我谈话，一上来就敲打我:“在公司要听招呼，服从安排，不然就拿下。” 我被派去了采购部。采购部经理原来是老高。老高是公司本地人，公司一成立他就是采购部经理，可他不想当，公司就让技术部经理小庄来兼着，也没有正式任命，但办公室里的事物由小庄抛头露面来处理，老高实际变成了副经理。 我的到来让老高很高兴，有正式接班的人了。第二天的中午他自掏腰包在公司附近的饭店里为我接风，除了我们办公室的几个人他还叫上了生产部的赵经理。正好我从北京带过来一瓶古井贡酒，大家就一起把它喝光了。 在酒桌上闲聊时，我对老高有了大致的了解。他属于改革开放农村里先富起来的那拨人，脑筋活络，喜交朋友，不管在那里都是能人。他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超市。 我到公司的第四天，早上刚一上班李总就打电话叫我去他办公室。我前脚进来后脚小庄也来了。见我们两个都来了，李总就开门见山地说:“你们两个马上出一趟差，去黑龙江联系原料。” 听了这话我心里想:“我初来乍到，连地皮都还没踩热呢，出这个差不大合适，恐怕干不好。”我就对李总说:“我刚来什么情况都不熟悉，还是老高去比较好。” “老高是半条命的人，大冬天的去黑龙江容易出事。”李总马上就拒绝了我。 “我看老高身体挺好的，没什么毛病。”老高除了脸色红的与旁人不一样外，其它方面我没看出有什么异样。 “老高有哮喘，病说犯就翻。” 李总既然这样说了，我没有再推辞，把这差事应承了下来。后面就有了《黑龙江的冬天——东北出差记》、《风雪中的哈局列车》的故事。 我和小庄在黑龙江顶风冒雪跑了半个多月，去了哈尔滨、大庆、佳木斯、鸡西、牡丹江，还有牡丹江下面的穆棱和海林。回到天津已经是12月份了。等到关饷的时候，我生气了。当初说好的每月工资三千块，结果只给我发了两千六百元。我问财务并没有扣款的项目。跟着我就去了李文彬的办公室。李总说:“北京是北京。我们这里就是这个工资标准。” “那我回北京去。”我虽然情商不高，但三线子弟骨子里特有的一种傲气还是有的。处事不圆滑，这是厂矿子弟的通病。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对老高说:“我要回北京去了。不干了。来时说好的工资少给了几百块。” “差了你多少钱？”老高听了很关心。 “四百。三千只给两千六。” “你别走，这四百块钱我来补给你。” “老高你糊涂啊，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公司又不是你的。”我内心很感激老高的仗义，但这是关系一个人的价值被不被认可的问题。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 老高安慰了我几句，说:“我去找李总谈谈。” “别，老高你别掺和这事。我这就写辞职报告申请调离。” 老高见我主意已定就不再说什么了。他拿起烟盒递了一支香烟给我。我一边抽烟一边趴在办公桌上写报告。我觉得自己的要求并不过分，三千块是这个行业部门经理的标准待遇。然后把报告交给公司办公室主任老王，他兼职负责人事。后面的日子就是等调令通知了。等待的这段日子我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站好最后一班岗，重庆人讲话“袍哥人家从不拉稀摆带。” 华北的冬天和东北一样喜欢下雪。这天一大早，天上就飘起了雪花，这雪花稀稀落落的，不大，像是天上的上帝搔头落下的头皮屑。到了下午这雪越下越大，最后成了鹅毛大雪，道路田野一片洁白。路上积了厚厚的雪，骑摩托路不好走。临下班的时候，我对老高说:“老高今天你别回家了，就住公司吧，我的宿舍有空床。” “我打电话叫出租车来接我。” “这种天正是出租车生意好的时候，你叫他来他就会来？”我听了老高的话觉着新鲜，有点儿说大话的意思。 老高见我一付不信的表情，就笑着解释说:“这是我的出租车，我养了两辆出租车。我给他打电话他能不来接我吗？” 我差点儿被老高的话惊掉下巴。当年一辆出租车的车顶子（牌照）起码值三十万。老高到底有多少产业对我来说是个未知数，我不好问也不愿打听。这更印证了我“老高是个能人”的看法。 元旦节后我回北京总部了，在贸易部任职。半年后和石头他们出来创业，《理想——北漂故事（二）》里有详细记述。回北京后的这大半年的时间里，我时不时的与老高有电话联系。这天下午刚一上班，我在中国农大西门那里很意外地遇见了老高。 “老高你怎么到北京来了？来了也不打个电话。”老朋友见面分外亲热，我一边寒暄一边给他敬烟。 “我是到农大的公司里拉货。你们公司现在干得挺好的？” “还行，也就是混口饭吃，现在就是自由不受人管。”我实话实说，然后话头一转:“老高你到我公司去坐会儿，吃了晚饭再走。我办公室在农大南门，不远。” “我是带车来的，货装好了就得走。” “你好容易才来一趟，老同事叙叙旧，怎么也得吃了饭再走。回武清又不远。” “生产上还急等着用呢。下次，下次来我肯定吃了饭再走。” 我掏出手机给石头打电话:“老高过来了。” “你让他到公司来呀，吃了晚饭再走。” “我说了，你再同他说。” 我把手机递给老高，老高把刚才的话又对石头说了一遍。 “你大老远来了，不请你吃顿饭我心里过意不去。” “机会多着呢。不差这一回。”老高和我约好下次来一定打电话后，就去装货地点了。 大概隔了有半个月，我坐在办公室里闲着没事，就想着给老高打个电话。我拨通天津公司采购部的电话，话筒里传来了生产部赵经理的声音。我自报家门后说:“赵经理，怎么是你啊！老高呢？” “老高没了。”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问:“老高去哪儿了？” ”人啊想开点吧，该吃吃，该喝喝。” 我这才反应过来，老高去世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上个礼拜。”赵经理又感慨了几句，我无言以对不知说什么好，眼睛开始湿润了起来。把电话挂了我对石头和小胜说:“老高死了。”他们也很惊讶，说想不到、怎么会呢？我说:“半个月前我在农大门口还遇见他了呢。这说没就没了。” 老高长我八九岁，无论是年龄还是为人处世的范儿都是大哥，曾在一个办公室朝夕共事两个多月，时间虽短情谊永存。我是很难得钦佩一个人的，尤其是身边的熟人，但老高不一样，我挺佩服他，可惜英年早逝。斯人已逝音容宛在。人生啊，难得一知己。2026.6.8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