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撰知青史书 镂刻城市记忆

吴卫平

论杭州知青史册编纂的史学价值与实践路径

（摘要）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末结束。其初始动因旨在缓解城镇就业压力，并响应农业合作化需求，尝试将解决城市青年出路与建设农村相结合。至 “文革” 时期，在特定政治动员与就业困境叠加下，运动形成高潮，大批城镇青年奔赴农村与边疆。这场运动深刻影响了一代人的青春，成为新中国历史中一段不可磨灭的重要篇章。

据史料考证，杭州知青上山下乡始于 1955 年 6 月的首批青年垦荒，至 1979 年末基本结束。在跨越二十余年的历程中，全市累计约有 23 万名城镇知识青年，先后奔赴浙江省内各地市、本市所属县区，以及新疆、宁夏、黑龙江、内蒙古、海南等边远地区。这是杭州近现代史上一次规模宏大、地域广泛、社会影响深远的青年群体实践。

杭州历来有修史存志的优良传统，十分注重梳理与赓续地方文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杭州地方史与青年运动史中浓墨重彩的一页。当年大批杭城青年积极响应号召，扎根乡村、投身建设，他们的经历、付出与贡献，沉淀为弥足珍贵的地方历史资源，亟待系统整理、规范存藏。编纂杭州知青相关史籍，既是传承本地修史传统、补全近现代历史脉络的必然之举，也是还原历史原貌、守护集体记忆、赓续奋斗精神的重要载体，兼具厚重的史料价值与深远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系统编纂杭州知青史刻不容缓。历时八载，笔者系统梳理杭州知青历史全过程，主持编撰《杭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稿》《富锦杭州知青史》《报刊中的杭州知青》三部专著，形成阶段性成果。

一、史料抢救：构建多维互证的史料体系存真求实是治史之本，而全面收集史料是还原历史的前提。杭州知青上山下乡期间留下了政府公文、馆藏档案、史志文献、报刊资料、宣传品及口述记录等多类史料，为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些史料长期处于分散、碎片化状态，未能形成系统。尤为紧迫的是，亲历者年事已高，口述史料面临不可逆的流失风险，使得史料抢救工作刻不容缓。因此，本次编撰的核心任务，在于对零散史料进行深度挖掘、精密甄别、交叉印证与系统整合，这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基础性工程。

具体工作从四个维度展开：

其一，穷尽式普查官方档案。这是最具权威性的核心一手史料。系统梳理、归集各类政策文件、工作批复、安置方案、统计台账等原始文书100余份。面对档案分散、检索困难的情况，采取逐库、逐卷、逐页人工排查方式，最大限度收全官方记录，厘清了运动的政策脉络与基本史实。

其二，深耕细读地方文献。地方史志、文史资料、知青回忆录等文献，承载了重要的社会背景与细节。累计查阅相关文献 120 余部，通过精读、比对与溯源，从庞杂的篇章中萃取、拼合出碎片化的知青史实，完善了历史叙事的背景与逻辑。

其三，全域筛查同期报刊。为还原历史现场与微观细节，将 1955—1985 年作为核心时段，对《杭州日报》《浙江日报》及《宁夏日报》《黑龙江日报》等相关地方党报进行逐版查阅，历时近 150 天，筛查近十万版页，从中挖掘出大量关于动员、安置、生产、生活的鲜活报道，弥补了档案记载的不足。

其四，开展口述史料抢救性采集。传统文献史料多侧重于宏观层面，难以还原个体视角下的知青生活细节与情感历程。为此，编撰团队累计开展百余场次亲历者专项访谈。针对受访者记忆模糊、叙述碎片化等问题，采取多次回访、耐心引导、多方交叉印证的工作方式，精细化甄别、规范化整理口述资料，补齐官方文献短板，赋予冰冷史料人文温度，丰富历史叙事层次。

与此同时，拓宽史料搜集边界，积极挖掘域外馆藏资源，破解跨省支边史料分散、归口不一的难题。编撰期间，黑龙江省富锦市委、市政协高度重视此项文史工程，组建专项工作专班，系统梳理属地馆藏知青档案，无偿开放人员名册、劳动学习、日常生活等多维度原始一手资料，有效补齐杭州知青东北支边板块的史料盲区，完善跨区域知青历史研究体系。依托官方档案、民间实物、亲历口述、域外文献四大类多源史料，通过互补互证、分层整合的归集模式，项目团队搭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史料体系。

二、体系构建：三部专著互为支撑，形成知青史编纂体系《杭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稿》作为全域通史，以时间为纲、以地域为目，系统记述 1955—1979 年杭州知青上山下乡的全过程，涵盖政策演变、动员安置、生产生活、典型人物、返城与后续影响等，是第一部全面反映杭州知青历史的专著。

《富锦杭州知青史》作为域外专项史，受富锦市委、政协委托编撰，运用 3800 余条当地珍藏档案，全景记录杭州知青在特定区域的奋斗历程，填补了跨区域支边史的专项空白。

《报刊中的杭州知青》作为社会即时反应史料汇编，以 1955—1985 年报刊原始报道为独家史料，打捞散落于媒体的基层事迹与社会动态，以时代实录弥补档案不足，让历史叙事更加饱满立体。

这三部著作分别从全域通史、域外专项、报刊实录三个维度，完成了从史料抢救到系统存史的学术闭环，为地方知青专史的编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规范化范式。

三、以史资政：坚持唯物史观，服务当代启示评价与研究这段历史，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与方法，将其置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历程中审视，秉持实事求是、客观辩证的原则。习近平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建设基础之上的。两个历史时期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但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绝不能用一个时期否定另一个时期。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样适用于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只有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进程中考察，才能客观认识其成因、作用与局限，分清主流与支流，避免陷入片面化、极端化的评价误区。”①。

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审视知青上山下乡这一特定历史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也是本次编撰恪守的核心准则。对于这场运动的整体评价，《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做出权威、辩证的评价：“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了解社会，接触工农，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为建设农村和开发、振兴祖国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一些人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困难。”②。

因此，修史者必须正视这段利弊交织、影响深远的历史。我们编纂史册，既要如实记述其时代局限，更应理直气壮地记载千万知青告别城市、在艰苦环境中锤炼品格、以青春奉献国家的功绩。这段历史为总结经验、镜鉴未来提供了重要参照。其所蕴含的深入基层、认识国情的实践精神，对当代青年投身民族复兴、参与乡村振兴，仍具深刻的启示价值。唯有坚持全面辩证、立足主流，方能真正发挥历史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四、精神传承：凝铸奋斗品格，熔铸城市记忆时代变迁，精神永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岁月虽已远去，但千万青年在艰苦环境中淬炼出的精神品质，穿越时空，熠熠生辉。纵观其历程，可将杭州知青精神凝练为 “爱国赤诚、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无私奉献”。

这一精神，在告别西子湖畔奔赴四方的抉择中，在开垦荒原、挥洒汗水的劳作中，在传播文化、建设乡村的实践中得到生动体现。它植根于中华优秀家国文化，赓续红色血脉，至今仍有深刻的时代价值。

在这份记忆中，涌现出以裘志新为代表的杰出知青典型。他远赴宁夏，毕生致力于小麦育种，坚守 “良种惠民、报国利民” 的初心，从一名知青成长为全国知名的育种专家，曾获国家级最美奋斗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国务院特殊津贴，以平凡坚守诠释了知青精神的伟大内涵。

无数像裘志新一样的青年，将青春与汗水播撒在异乡的土地上，用实干赢得了当地人民的认可与敬重。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也被他们的第二故乡深情铭记。黑龙江富锦市委、市政府、市政协为纪念杭州知青在黑土地上留下的青春足迹，编纂史书，以示对杭州知青的致敬。

从 1968 年《人民日报》刊发《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文③，到今天被载入史册的青春故事，这段历史通过史册的编纂，转化为可触、可感、可传承的城市文化资产。

修史存志，重在记录，旨在启迪。三部杭州知青专著的面世，是系统梳理这段历史的阶段性成果，而非终点。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知青岁月蕴藏着丰富的时代价值、史料价值与育人价值。

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与记述者，我深感存史、传史、明史的责任之重。未来，我将继续秉持 “存真求实、述而不作” 的原则，深耕知青文史研究。同时也期盼更多学界同仁共同投身于此，挖掘、保护、传承好这份独特的历史遗产，让这段镌刻着青春、家国与奉献的时代篇章，永续流传，为新时代的青年成长与文化传承，注入历史智慧，提供不竭的精神滋养。

注释：①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3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3 页。。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年，第 583 页。③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人民日报》1968 年 12 月 22 日，第 1 版。

作者：吴卫平2026 年 5 月 2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