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六十张老照片，60后70后80后的记忆，童年回不去了，张张戳中泪点

俊

一碗红薯汤，配着红薯馍，端着碗蹲在院门口这么一吃，抬头一看，满村都是蹲着吃饭的邻居。

秋天收了粮食，先交公粮——天还没亮父亲就挑着箩筐上路，十四五岁的儿子跟在后面挑着小筐，走半个时辰到粮管所，称了重，等级定了，余下的才能扛回家。

一年到头，油星星在菜碗里飘着，很多人家炒菜用油布擦锅，擦了就用，再用清水洗净挂起来。

衣服是大的穿了小的穿，补丁摞补丁，哥的衫改给弟，姐的裤改给妹——隔壁二婶那双巧手能把大人穿烂的衣裳改成小孩穿，针脚绵密，裁出来的样子竟也不难看。

过年才有肉气，一分钱能买几颗弹珠，但一年攒下的零花钱还不够买一把——弹珠更多是靠赢来的，从别的孩子口袋里夺过来的，那种成就感，比今天拆任何盲盒都来得猛烈。

六七十年代的计划经济之下，票证统治着每一个日常——粮票、布票、肉票、糖票、火柴票，甚至是豆腐票。

供销社是村里的命脉所在，里面摆着外面见不到的宝贝：牙刷牙膏、暖壶脸盆、花花绿绿的糖纸。

铁皮暖壶外壳冰凉光滑，是村里人结婚才舍得置办的硬家当。

而食品所的那个人，杀猪、收猪、卖肉的实权人物，走在村里都带气场，过处谁不得叫声“叔”。

春荒时节，断粮的人家不得不出门讨生活，有的去山东买红薯渣，那玩意儿本是猪饲料，人吃了胀气，但总比饿着强。

天一亮背着军绿挎包往门外一跳，脚踩泥路，嘴里哼着雷锋歌，往学校奔去。

学校是不固定场所——这一年在叔叔家的泥土空房里，下一年又换到大队的破仓库，再下一年可能有间像样的土坯房当教室。

课桌“口袋”全都朝前，一个年级上完换个年级接着用，桌板上刻满了前辈留下的字，木头被摸得盘出了包浆。

同桌的胳膊肘总过界，两个人为此划“三八线”互不相让，但下一节课又凑在一块儿头碰头画画。

夏天路边的桑葚熟了，一把一把往嘴里塞，舌头变成紫黑色；秋天的豌豆地里，偷着摘豆荚生吃，被看田的大爷追着满坡跑——但他也追不上，只是站在原地叉腰骂两句，声音被风吹散。

妈妈在灶上忙活，娃蹲在灶膛口添柴火——那是从山上砍回来的荆棘毛柴，得用火钳夹了送进去，有时候一根柴架不好，火熄了，烟呛得人眼泪直流。

妈妈一边翻炒，一边回头问你今天学了什么课文，你就大声背：“锄禾日当午——”，背得磕磕巴巴，锅铲的声音哗哗响，柴火噼啪作响，那就是一天里最安宁的片刻。

一头猪从年头养到年尾，是一家人全年的指望——过年的猪肉，来年的学费，还有买布做新衣的钱，都得从这头猪身上出。

猪圈在后院，每天必须去打猪草，那是在田野里拎着篮子弯腰干一整个下午的活计。

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农村，“玩具”这两个字就是个陌生的概念。

但没有玩具不代表没有欢乐——恰恰相反，那个年代的孩子把“玩”这件事做到了极致，做到了不需要花钱也能花样翻新。

晒谷场上，找一个平坦的空地，把右腿弯曲架在左大腿上，用右手托住脚踝——有时候是左手托左脚，姿势看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单腿蹦跳着用膝盖去顶撞对方的膝盖，谁被撞得双脚着地谁就输了。

那时候的地是泥土地，摔不坏；稻草垛和玉米秸堆在场院边上，摔上去还有弹性。

人也没那么娇贵，膝盖上常年青一块紫紫一块，没有人喊疼。

玩法分“真的”和“假的”——“真的”就是真的把弹珠当赌注，输了的弹珠归赢家；“假的”就是不赌珠子，只是打着玩。

场地不用讲究，找一块泥土地，挖几个直径两厘米左右的小洞，离洞两三米的地方画一条线，两人以上就能开战。

玻璃珠有透明的，也有里面嵌着花瓣纹样的五颜六色的珠子——能有一颗“花珠子”在兜里，那可是能在小朋友跟前显摆好一阵子的宝物。

打四角又叫打啪叽，用的材料是纸——旧课本的封皮是最佳材料，硬挺、厚实，叠出来的四角战斗力最强。

找一张长方形的纸，折几下，塞进另一张纸的缝隙里，压平，一个四方板就做好了。

把四角甩得清脆有声，“叭”的一下将地上的纸角掀翻，那感觉就像赢了一场世界大战。

在地上画一个九宫格或者长条形的格子阵，找一块小瓦片或者扁石头当“子”。

单脚跳，把瓦片踢进指定的方格里，脚不能踩线，瓦片不能出格。

有时候瓦片不听话，你一踢它就飞到天边去了，只能重来。

如果正好有一块光滑的小石头，那简直是跳房子界的天赐之物。

跳皮筋的永远是女孩的专利，但每个班里都有一个跳得极其优秀的男生——经常被女生拉来凑队伍。

把一根松紧带绑在两棵树上或者由两个人站在两头撑着，高度从脚踝、膝盖、腰间一直往上升，最后升到高举双臂的头顶——那是顶级难度。

女孩们在绳间翻飞跳跃，嘴里唱着“一二三四五六七，马兰开花二十一”。

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跳起来特别好看——辫子甩起来，红格子灯草绒上衣在阳光下亮闪闪，花布鞋落地无声。

课间十分钟也跳，放学后也跳，直到天黑了家长从院里喊才肯散。

沙包是用废布缝的，里面装的是谷壳或玉米皮——太硬砸在身上疼，太软飘不起来。

几个孩子站中间，两边各站一个投沙包的，中间的人被砸中就要下场换人。

有人被砸得发出夸张的惨叫，有人五秒之内接住沙包“续命”，还有人手忙脚乱地挡来挡去却总被砸中，引得旁边的人笑得蹲在地上起不来。

一下午就在这躲来藏去中过去，影子拉长了才依依不舍地回家。

孩子们围成一圈坐着，拍着手唱“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绕圈的那个孩子突然把手绢往谁背后一丢，撒腿就跑，被丢的必须捡起手绢猛追。

因为这个游戏，班上最腼腆的女生也被迫唱过歌，害羞得满脸通红，但唱完了却成了心里最骄傲的时刻。

一根铁钩勾住铁环的底下，推着往前走，听着铁环滚过地面的当当声，那种节奏感能让人上瘾。

从村头滚到村尾不歪不倒，那就是整个生产队里的英雄。

但大部分人都只能歪歪扭扭推几步就倒了，铁环滚进水沟里，费半天劲捞出来，继续练。

铁叉支的弹弓架子最好，但铁叉不好找，就砍一个Y形的树杈，牛皮筋从废轮胎上割下来，石头子路边到处都是。

有时候瞄得不准，石子飞出去砸了邻家的窗玻璃，那就等着挨骂——但骂归骂，弹弓没收了第二天又重做一个。

跳山羊——就是“跳马”，一个人弓着身子做“山羊”，其他人助跑、双手撑背、分腿跃过。

没跳过去骑到别人身上的，或者撑翻了的，摔个四仰八叉，泥地上砸出一个坑，爬起来继续。

班里的小胖子被推到最后面当“锚”——绳子绕在他腰上，稳如磐石。

那些瘦子们搞怪地做出各种怪相，试图逗对面笑，一笑力气就泄了。

绳子在两队之间拉锯，绳子中间的标记物过线那一刻，胜利的一方集体向后倒，躺成一堆，脸上全是土和笑。

摸鱼摸虾摸泥鳅是高级玩法，前提是附近要有一条小河沟。

夏天午后卷起裤脚下水，泥巴从脚趾缝里挤上来，软软凉凉的，用手在水底的石头缝里摸，摸到滑溜溜的东西就知道是泥鳅。

有时候能摸到虾米，透明的小虾在水里蹦跳，孩子们拿一片大荷叶当盘子盛着战利品。

“鱼没抓到几条，浑身上下全是泥浆”，回家必然挨一顿收拾，但是下次还会去。

“东南西北”是纸折叠的小玩意，一张正方形的纸折成四个角，正面写上“东”“南”“西”“北”，背面写上各种小游戏指令——“学猫叫三声”“跳五个蛙跳”“被弹三下脑门”“奖励一颗糖”。

玩的时候对方说“东十下”，你就用手指撑开纸的数次打开选定的方向。

那是个超级低配版的“命运转盘”，但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再说那些女孩子们扎堆的爱好——抄歌词和贴明星贴纸。

一本软皮笔记本，从第一页开始手抄流行歌曲，“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童年”——潘安邦的，张明敏的，还有费翔那把火。

每一页都要配上明星贴纸：邓丽君，小虎队，林青霞，周润发。

翻开笔记本的那一刻，花花绿绿，比今天的任何手账本都高级。

那时候贴纸来之不易，只能在供销社里货比三家，买回来小心撕开，贴得端端正正，绝不能浪费一张。

边角还要画上花边，用彩色笔描几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得工工整整——抄歌是个大工程，一本笔记本能抄上半年。

内容都是正能量的——地道战，地雷战，烈火中永生，雷锋的故事，草原英雄小姐妹。

一个孩子手里有了一本小人书，那他就成了班里的明星，大家排着队等借阅。

翻开小人书，油墨味还没有散尽，纸页泛着淡淡的黄，用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读。

“雷锋做啥我做啥”不只是口号——真有孩子为了学雷锋，一整个下午追着院子里的苍蝇打，打到满身大汗，一本正经地写在日记本上“今天我打死苍蝇一百二十只”。

唯一的精神窗口就是收音机——半导体收音机能听评书、听小喇叭、听新闻。

每天傍晚六点半，《小喇叭》开始广播，“嗒嘀嗒，嗒嘀嗒，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小孩子们耳朵凑到收音机前不敢动。

听《岳飞传》《杨家将》听得热血沸腾，听“匹诺曹”听得掉了眼泪。

谁家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每到傍晚时，院子里就塞满人了——全村的孩子都来了，还有带凳子来的大人。

大家围坐在一起看《霍元甲》《上海滩》《射雕英雄传》。

电视信号差的时候满屏雪花，天线摇来摇去，有人爬到房顶上去摇天线。

“有了有了！”“又没了又没了！”屏幕一会儿清晰一会儿糊，但这丝毫不影响观剧热情。

看完《霍元甲》第二天上学，男生们全都在操场上摆POSE，嘴里念着“迷踪拳”。

傍晚，村里的喇叭响了：“今天晚上放电影！”整个村子都炸开了锅。

孩子们天没黑就搬着小板凳去占位了，好的位置很快就站满了。

夏夜，蝉鸣，母亲拿着蒲扇坐身边——那把蒲扇摇啊摇，风扇出麦秸的味道。

银幕上放的是《地道战》《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有些电影看了无数遍，台词都能背下来了，但每次看依然坐在那里不肯走。

电影散场，一条火龙似的火把队伍从大队场院蜿蜒回家——微弱的光亮在黑暗中闪烁，孩子们还在讨论刚才的情节。

土灶是用黄泥和砖垒的，灶面上糊了一层水泥，已经被柴火熏得发黑，但仍然光洁得能映出摇曳的火光。

灶边堆着从山上捡回来的柴火、玉米秆和枯树枝——有的劈得好好的码在墙角，有的张牙舞爪的还带着枝杈。

灶膛里火舌贪婪地舔着锅底，火光照得整个厨房都红彤彤、暖洋洋的。

乡下的孩子，没有不会烧火的——往灶膛里均匀地添柴火是必修课。

火不能灭，但也不能太猛把锅烧糊，灶膛里的灰要时不时用火钩扒出来，积多了窝住风，火就压灭了。

扒灰时火星常常溅到裤腿上烧出一个黑点子，也不当回事。

锅盖揭开的那一刻，白气翻涌而出，整个厨房雾气蒸腾——红薯稀饭的甜香、玉米饼子的焦香、还有烧茄子的蒜香，全都揉在一起。

那味道浓稠得几乎化不开，顺着门缝飘散出去，整条街的狗都安静下来等开饭。

一家子围着灶台吃，米不够就拿红薯来凑，肉不够就拿粉条豆角来顶，总有办法让一家人吃饱。

吃完饭，灶膛里还留着余烬，掏出来焖几个红薯——过一会儿扒出来，红薯外表焦黑，掰开来金黄软糯，捧着烫手，吹着气啃。

嘴唇还没触到那热乎乎的红薯肉，香味已经钻进鼻子里。

70年代，北方农村的家庭一日两餐是常态——早饭和晚饭，没有午饭这个概念。

逢年过节或家里来客才“添几个菜”，其实就是加一盘炒鸡蛋，一盘花生米，一盘粉条炖酸菜。

油是宝贵的，很多人家用油布擦锅炒菜，擦完了那油布还要放好下次再用。

打猪草的日子——放学回家扔下书包，提上竹篮就往田埂上跑。

打猪草不是小孩家可以偷懒的活儿，因为猪在圈里饿了一天了等着吃。

田野里的野菜品种不多——野苋菜和马齿苋猪最爱吃，割一大筐沉甸甸提回来，筛去土倒在猪食槽里，猪就哼哼唧唧拱着吃。

要是哪一天没打回来足够的猪草，猪饿得在圈里直叫唤，回家免不了一顿好骂。

天蒙蒙亮背上背篓出门，在荒坡上捡枯枝、割荆棘，手和树刺扎出血来也不吭声。

有时候走太远了，沿着荒草遍地的山路一直走到山脊，回头一看村子已经小得像火柴盒，这时就慌了，赶紧往回跑，踏着夕阳一路狂奔。

队里干活是按工分折算口粮，一年到头算下来，扣除缴公购粮的，余粮才分给各家各户。

十四岁跟父亲去粮管所送公粮——挑着五十来斤重的担子走在田埂上，天还是黑的，东方刚露出鱼肚白。

到粮管所天亮了，等着排队过秤，等级低的粮站不收还得拉回来。

二八自行车——一辆凤凰牌或永久牌的二八大杠，横梁垫着绒布，后座绑着一个折叠座椅。

谁家要是能推出一辆，那简直是整个村民小组里的“小少爷”了。

那时候父母都是用这辆车驮着孩子去镇上赶集，孩子坐在横梁上，小脸贴着冰凉的钢管，叮叮当当一路颠，却比什么都满足。

学骑自行车也是在这大车上——人小个子矮够不着座，就从梁下“掏裆骑”，歪歪扭扭练得满头大汗，摔了就扶起来继续。

八十多岁的老人坐村口，晚上华灯初上，他望着灯火通明的街道不无感慨：“以前走夜路没这么多灯，月亮是最亮的灯。

放学排成队伍唱着歌回家，夕阳巨大，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映在晒干的谷粒堆上。

孩子们“被放养”着——不像今天到处是电子产品和繁重课业，那时候家长顾不上管，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坏人。

一到星期天，一群男孩结伴到地里疯跑、到河里游泳、到山上掏鸟窝、爬树摘柿子。

没有玩具就自己创造，树杈做弹弓，竹片做弓箭，瓦片打水漂。

夏日的知了声嘶力竭地叫了一整天，树下睡着打盹的孩子。

村口的老槐树下，老头们杀一盘棋，吃一个棋子能嚷嚷半天。

远处传来卖冰棍的吆喝声，二分钱一根，五分钱加绿豆的——最高级的是奶油口味，八分钱，那是梦想里的味道。

冰棍在棉被里捂着，打开纸包装的时候，一层细白霜蒙在上面，吸一口清甜冰凉。

还有一种冰袋——一毛钱一袋，塑料包装里装着糖精水冻成的冰，咬一口透心凉。

后来的冰淇淋再也没有那种味道——满口都是香精和添加剂，甜得发腻。

陀螺是男孩子自己用木头削的，底部钉一颗钢珠，拿鞭子抽着在地上飞转，越转越快。

打陀螺打得好的男孩，前呼后拥全是跟班，俨然一个小孩子国王。

把火柴头里的火药挤出来，塞进枪管里，扣动扳机“啪”的一声脆响，那股硝烟的味道是童年特殊的印记。

虽然费火柴，一个盒子玩不了几下就没了，但那种成就感比任何现代玩具都强。

玻璃弹珠嵌在土里，太阳晒得发亮——想挖出来但挖了半天下面的土硬邦邦的，这时候路过的叔叔蹲下来帮他用小铲子挖，终于挖出来的一瞬间，满脸都是泥巴，但笑得很开心。

“给我一个好吗？”那个叔叔擦擦汗：“给你，拿去吧。”——那颗掉在土里的玻璃弹珠就留在记忆里晃啊晃，一晃几十年。

跳皮筋的女孩子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跳得最好，编的花样最多。

她跳的时候大家都围过来学，辫子在脑后甩，汗水把刘海沾在前额上，可她一点也不在意。

她跳完一套收了腿，一群人鼓着掌围过去讨教：“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丢沙包的时候，站中间的孩子猛一回头，沙包擦着耳朵飞过去，“差一点儿就砸到！”旁边的人替他紧张地拍胸口。

轮到自己投了，抡起胳膊用力一掷——沙包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不偏不倚砸中中间那个人的脚。

“中了！下来下来！”那个中了的人不服：“不算不算，我鞋子松了！”——这种扯皮经常有，但没人真的较真。

堆雪人、滚雪球、打雪仗，雪球在空气中飞，“呼”的一声正中背后。

塞一把雪进别人脖领子里，冻得那人直叫唤，然后被追着满操场跑。

小脸冻得红扑扑，小手冻得萝卜一样肿，但因为太开心而忘了冷，鼻涕流下来了用袖子一抹，继续疯。

溜冰——在没有溜冰场的年月里，一块木板就是溜冰鞋。

找一块水塘的薄冰面，把木板垫在脚下，用手推着冰走。

更高级的是脚踩两根铁丝，再套上木板，在结冰的河面上跑。

“哧——”一声，滑出去老远，冰面上留下两道雪白的划痕。

要想更省事的，直接在冰面上两个人交替拉——一个站着，一个蹲着，蹲着的人被拉着在冰面上滑，笑声震落了树上的雪。

冰面下有暗泉涌出的时候，冻出来的冰花特别好看——一层一层的冰纹交织在一起，像高级的抽象画。

孩子趴在上面看，鼻尖贴着冰面，哈出白雾，能看好半天也不腻。

一辆木头独轮车，歪歪扭扭地推，偶尔车头上翻，“啪”地连人带车翻进油菜花地里，倒在金黄色的花瓣里打滚。

鸡妈妈张开双臂护着身后一长串小鸡，老鹰左冲右突寻找突破。

小鸡们在身后跟着跑，往往是最后一个被甩出去，大家一起倒在地上滚成一团。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全中国的孩子都会唱。

大家盘腿坐在地上，小手拉小手做圆圈，中间一个孩子蒙着眼转圈唱。

唱到“请你蹲下来”的时候被点中的那个要站起来敬个礼“握握手”，学大人做派的认真神态让人发笑，但孩子们做得一本正经。

跳跳蛙——铁皮做的青蛙，上了发条放在地上蹦蹦跳跳，机械又笨拙，在那个缺少电动玩具的年代简直是高科技产品。

一个孩子能盯着一只铁皮青蛙看半天，为的就是观察它怎么“走路”。

泥巴炮——把黏土和成泥，捏成碗状，碗底扎一个小孔，用力往地上扣，空气从小孔里冲出，“砰”的一声闷响。

弄得到处是泥巴，衣服裤子上都是泥点子，但大人也不怎么管——一个下午就坐在田埂上捏泥巴，从“碗状”到“坦克状”到“飞机状”再到“炮楼状”，创造力在实践中野蛮生长。

母亲踩着缝纫机，针线密密地走过布料，给孩子做新衣裳、补旧裤。

老式蝴蝶牌或飞人牌的缝纫机，台板被磨得光滑发亮，抽屉里放着针线包、顶针、剪刀和各色碎布。

有时候孩子靠在缝纫机旁边做作业，听着针线的节奏声，不知不觉入了神。

绿军装的面料扎人不舒服，但穿上立刻觉得自己就是《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走路带风、眼神带光。

一朵大红花别在胸前，上学时路过供销社，望着玻璃柜台里整齐排列的红星和红旗，眼睛发亮。

那个年代的审美极为统一，哥哥穿完弟弟穿，姐姐穿完妹妹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但没有人嫌弃。

从哥哥姐姐那里接过来的衣服，袖口磨得起了毛，膝盖补了又补，但干净整齐，洗得发白。

搭配两条麻花辫或马尾辫，素面朝天，笑起来露出缺了门牙的豁口，那就是最美的样子。

露天电影结束后，母亲摇着蒲扇，孩子枕着母亲的腿睡着了。

蒲扇是正经的蒲葵叶编的，边缘缝了一条布边以免毛刺扎手，扇面上有年岁的包浆，握在手里有一种踏实感。

摇起来的风带着一股草木味，那风中夹杂着夏日田野里的气息。

草垛里、树丛中、别人家的鸡窝后面，每一个角落都是藏身的绝佳地点。

藏的那个屏住呼吸，找的那个仔仔细细，“茅房后面找过了没有？”“还没呢去找找！”躲在草垛深处的人捂着嘴笑出声来。

远处传来母亲的声音：“XX吃饭了——”那拖长了的叫声在傍晚的空气里格外清晰。

“一颗两颗三颗——”数着萤火虫的光点，幻想这些光点能不能织成一张网。

大人在身后招呼：“进屋啦蚊子多——”拖着长长的尾音进了屋，灶间里亮着煤油灯，外边的荧火虫依然在飞。

但精神世界变得碎片化，邻里之间少了往日的亲近，孩子们的友谊无法穿越广阔的田野和河流，只能停留在电子屏幕里。

物质的充裕换不来精神的丰盈——这是一种微妙的悖论。

回忆不是要否定今天，而是要追问：那个物质贫乏时期真正支撑人的东西，到底丟掉了多少？

物质生活困难到极点的时候，简单的快乐和纯粹的邻里亲情才显得珍贵。

没有玻璃弹珠还有石头块，没有小人书还有口耳相传的讲故事。

精神永不枯竭，是因为人性在简陋的土壤里也能开出花来。

六七十年代的孩子们现在已当了爷爷奶奶，看着孙辈围着ipad转的时候，有时候会喃喃自语：“我们小时候……”说到一半又不说了，思绪飘回几十年前的那个夏天——那个母亲摇着蒲扇、知了叫个不停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