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闹之外慢慢说话一一读戴来《九百九十六公里》

亦然

初读《九百九十六公里》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些文字“没什么大事”。没有传奇经历，没有激烈冲突，也少见故作深沉的人生议论。她写朋友，写饭局，写城市中的偶然见闻，写文学圈旧人，写一顿饭、一场谈话、一个瞬间的感受，很多篇章近乎闲聊。然而真正读进去以后，会慢慢发现，这本集子最难得的地方，恰恰就在这种不使劲当中。

戴来的散文不是靠事件支撑，而是靠气息成立。她不是一开口就急于进入意义，急于告诉读者我想表达什么。戴来并不急于表达。她更像在回忆、闲聊，慢慢把一个场景重新摆到读者面前。她不强调戏剧性，不刻意制造情绪起伏，只是在平静叙述中，让一种微妙的人生感慢慢浮现出来：

迎面走来一个背着手的老头，瘦削，健朗，后面跟着一位年纪相仿的老太太，瘪嘴，背微驼，头上包着毛巾。老头并不管身后的人，顾自笃悠悠地走着，不时和铺子里的熟人打着招呼：在吃啊——老太太同样走得不急不缓，接着老头的话音和铺子里的人点着头，那张瘪嘴努啊努地，努个不停。两人始终隔着三五步的距离。他们已经这样走了几十年。

戴来总是能够在没有故事的地方，写出人与时间之间的关系。

很多怀旧文字喜欢把时代变了写得很沉重，戴来没有那种夸张。她更多是一种轻轻的惋惜。比如写某个熟悉地方的变化，她可能只是淡淡一句，甚至还带点玩笑，但那种伤感已经出来了，十分克制的伤感，让人觉得空落落的伤感。这种伤感是从戴来笔下那些人事的缓慢变化中悄悄渗透出来的，她让人意识到，很多东西并不是忽然失去的，而是在人还没有觉察到的时候，已经慢慢远了。这种并不通向悲观的伤感，也许来源于对人生有限性的隐约意识，是一种成年人的清醒。真正成熟的伤感，从来不是喊出来的。

戴来散文有一对让文字或低徊不已、或神采飞扬的翅膀——若隐若现的伤感和机灵而温情的幽默，

戴来的幽默首先是一种低姿态表达。她很少使用夸张、戏剧化的修辞，也不依赖强情绪推进，常常让叙述贴近口语，把读者带入一个似乎没有重点的状态，然后在某个细小节点突然轻轻一拧，让意义发生偏移，幽默就在那里发生。它不是外加的，而是从生活逻辑内部生长出来的。戴来的机灵尤其体现在对节奏的控制。她常常不急于给出笑点，而是先建立一个稳定的生活语境，让读者形成预期，然后轻微破坏这种预期——一个人物看似要讲道理，结果突然转向自我调侃；一段本该严肃的叙述，最后落在一个无关紧要却极具反讽意味的细节上。这种处理方式的关键，不在反转本身，而在反转的低强度发生。它不喧哗，却让人回味。

戴来的幽默本质上是一种温和的解构，带有一种人情温度。她不急于让人物难堪，也不追求让读者产生优越感。她的笑点常常建立在理解之上：理解人的局限、理解人的自我合理化、理解人在生活中的无意识表演。于是读者在笑的时候，往往不是在看别人出丑，而是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这本集子里一组带有游记性质的文字，很能体现戴来散文的独特之处。她写地方，并不热衷于介绍名胜古迹，也很少摆出文化旅行的姿态。很多时候她真正感兴趣的，不是风景本身，而是一个地方的生活气息还剩下多少。她会注意一家小馆子的气氛，注意当地人说话的节奏，注意城市夜晚那种略显陈旧的灯光感，也会留意某些已经有些过时、却仍保留旧日味道的场所。她写市镇，不像一个观光者，更像一个在人群中慢慢闲走的人。她不把旧神圣化，不激烈批评现代城市的变化。她只是偶尔流露出一点轻微的惋惜。仿佛她真正留恋的，并不是某一条街道，而是那种曾经存在于其中的生活方式。她的怀旧更像一种对生活气息的辨认。这些游记其实最后仍然是写的时间。一个地方怎样慢慢改变，一个人怎样在重返旧地时忽然意识到：真正变化的，也许不仅是城市，还有自己。

江南在这些游记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戴来对江南的探寻不在小桥流水园林烟云，她的目光越过这些风景，而流连于对江南气质的辩别和确认——江南人说话的方式，分寸，幽默，慢节奏，旧式体面，不大声，不极端，有一点自嘲，有一点懒散，有一点旧文人气，即使疲惫也保持轻描淡写。换句话说，戴来理解的江南，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人格气质。

其实戴来本身的写作气质就很江南。

戴来的文学创作一起步就在《人民文学》亮相，以梦幻般的开始一举成名，她的天赋让作品具有鲜明的辨识度，但她并不把作家当成一个需要不断强调的身份。相反，她常常流露出一种近乎旁观的态度。在《九百九十六公里》中她写到自己的懈怠、分心，写作热情的减弱。她不把这种状态戏剧化，不像一些作家容易进入某种精神危机的叙述。戴来没有。她甚至有一点自嘲，仿佛写与不写，都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正是在这种轻描淡写里，我们能看出她对自身创作状态其实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她知道自己不是具有建构自己文学世界的雄心型作家。她的文字更多依赖生活中的感受与气息，而不是庞大的写作计划。她始终对职业化写作保持本能的警惕，不愿意把自己彻底变成一个不断输出的人。她说：“我从不认为文学需要我，我写作纯粹因为我想写，我的不安、焦虑、和困惑，通过写作有了释放和缓和，是我诸多情绪的寄存之处。仅此而已。”

戴来有一种明显的反表演性，人家在领奖、发言、出席活动、发表观点，在不断维持存在感，她对那种状态具有天然的距离，这不是由于她清高，而是一种气质上的不适应。她的写作本来就是建立在低姿态观察之上，一旦过度进入作家身份，她反而会失去自己最重要的观察位置。她把自己也作为观察对象，由是时常生出“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之外”的奇特感受。有一点很有意思：戴来最好的部分，恰恰来自于她不像著名作家，更像一个坐在饭局边缘，安静地听别人说话的人。

《九百九十六公里》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非常近。戴来从来不会站在高处讲话。她总是在生活内部，保持口语化、聊天式的节奏。她写的人，都是身边的人；写的事，也都是日常中的事。她在和读者慢慢说话，而不是发表意见。这种语言方式，其实很不容易。真正自然的文字，比文学腔更难。

忽然想起戴来有一次在肯定一篇散文时说的话：他说人话。

戴来的好不在词语华丽，而在语气准确。很多句子看似随意，却能把一种复杂情绪轻轻带出来。比如一句带笑的话后面，可能藏着疲惫；一句轻描淡写的回忆里，其实有时间流逝后的空落感。她还特别懂得留一点，不把情绪一次说尽，不把意义完全封死。这种不完整也许正是《九百九十六公里》最迷人的地方，很多文章像一次未完的谈话，没有明确结论，也不提供答案，但会让人在阅读以后产生一种缓慢的回味。而这种回味，正是戴来散文的魅力所在。

《九百九十六公里》的里程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陈述，更是一种被丈量过的人生隐喻，是被经验压缩、被情绪拉伸之后的一段心理旅程。也许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出现这样一段旅程，然而每个人的九百九十六公里都不会相同。有的人是在迁徙中完成，有的人是在停留中度过，有的人是在关系变化中走完，有的人则是在自我认知的转折中穿越。而共通的一点则是：人生总有一段只能由自己独自走完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