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城古代通信的实物见证——邮驿铺司

老路江湖行

纪念阳城县邮政局改组成立80 周年文章之二

1946年3月1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命令：“决定路政另行设立后，原交通总局改为晋冀鲁豫边区邮务管理总局，各区改为某区邮政管理局，各分区改为某区邮政管理局某分局，县局改为某县邮政局，交通站改为邮站。各区路政局、电话局取消后，业务科改为邮政科，其它科仍旧。县局局员改为邮务员，交通员改为邮工。”至此，阳城县交通局路政工作移交县政府交通科，自身改组为阳城县邮政局,走向了专业化经营的道路。

阳城古代通信的实物见证——邮驿铺司

路张义/图文

在北留镇晋韩路十字西侧，有一处名为“铺圪洞”的地方。其名称的由来，与当地曾存在的邮驿铺司密不可分——这处建筑是中国古代通信的实物见证，因阁楼下方券洞修长，老百姓便俗称其为“圪洞”。

我国古代邮驿以“通远迩于一脉，继往来以不穷”为核心理念，历史源远流长。在漫长岁月中，这条被视作“国之血脉”的通信系统，成为历代王朝传递政令、飞报军情、连接各地的关键纽带，对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德之流行速于置邮传命”，此后两千五百余年间，“置邮传命”（即通过邮驿传播官方政令）成为历代统治者的重要信条。随着社会发展，古代邮驿逐渐突破单一通信职能：除传递政令外，还需接待往来官员、提供食宿，有时甚至承担公物运输，兼具“官办招待所”与“交通站”的属性。正如史料所记“郡国朝宿之舍，在京者谓之邸；邮骑传递之馆，在四方者谓之驿”，这种集官方通信、交通设施、住宿馆舍于一体的模式，是中国邮驿的传统形态，其内部联系、网络布局、规章制度与具体名称，则随各朝代生产力水平演变而有所不同。
“ 邮亭”是由烽火台演变而来的邮传载体，《说文解字》释“邮，境上传书舍也”，可见其最初是设在交通干线、供邮人食宿休息的场所。唐代以后，“邮亭”逐步发展为“递铺”；至清代，“邮”的内涵进一步扩展，《清会典》明确记载“凡置邮，曰驿、曰站、曰台、曰所、曰铺”，一个“邮”字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通信组织形式。
唐代曾有“30里为一舍，50里为一市，舍有路室，市有侯馆”的邮驿布局；元代对邮驿制度进行改革，元世祖时期（1260-1294）建立“急递铺兵制”，每10里或15里设一铺司，每铺配备5名铺丁，要求一昼夜行程达400里。为保障速度，各铺司均饲养马匹，铺丁多为骑马能手，衣领间插小黄旗作为标识，圣旨等重要文书则封存于盖印小箱中。传递时，铺丁持枪、挂铃铛，夜间举火把赶路；快到下一站时便摇动铃铛，提醒对方做好接力准备；遇窄路则以铃声示意车马行人避让，通过一铺接一铺的昼夜接力，确保文书高效传递。
清《康熙阳城县志》对当地邮驿铺司有明确记载：“邮传总铺设在西城外，下设下孔铺（县东十里）、沁渡铺（县东二十里）、北留铺（县东三十里）、李丘铺（县西十里）、阳邑铺（县西二十里）、友泉铺（县西三十里）、芹池铺（县西四十里）、秀泉铺（县西五十里）、大峪沟铺（县西六十里）”。据此可证，北留铺圪洞的铺司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之前，但具体毁弃时间笔者无从考证。

2023年3月拍摄于润城镇刘善村东阁

2023年，笔者应县政协《村里那些事》编辑部配图之邀，前往润城镇与西河乡拍片，意外发现《康熙阳城县志》记载的“县西二十里阳邑铺”、《乾隆阳城县志》记载的“县东十五里刘善铺”，以及“县西十五里王曲铺”的遗址建筑仍存。其中，润城镇刘善村的西阁保存基本完好，东阁则因年久失修损毁严重。 2023年3月拍摄于润城镇刘善村左为东阁、右为西阁 《乾隆阳城县志》除延续《康熙阳城县志》中“总铺在西门外，下设9处铺司”的记载外，还补充了新的史料：清雍正二年（1724年），知县彭景会奉文添设10处铺司房，分别为洸壁铺（县东三十里）、南留铺（县东二十五里）、刘善铺（县东十五里）、后则腰铺（县东五里）、水磨头铺（县西五里）、王曲铺（县西十五里）、圪针腰铺（县西二十五里）、堡子滩铺（县西三十五里）、五里庄铺（县西四十五里）、吕家河铺（县西五十五里）。同年，县衙还添设了沁渡营房等12处设施。值得注意的是，刘善铺分东西两阁，西阁旁另有马王殿，这种布局与天坛山的往日繁华、沁渡营房的设置均存在内在关联——在沁河流域，这类公益性建筑多采用“下券上阁”结构，既能为券洞内避雨遮风的行人提供便利，又不干扰阁中活动，设计极具巧思。
刘善铺司是阳城县旧时官路上典型的“通信+交通+馆舍”一体化邮驿遗存。 2023年6月拍摄于阳城县西河乡王曲村
而王曲铺司遗址则有其独特之处：笔者在券洞内观察发现，该建筑至少经历过3次扩建，阁体虽已塌毁，但留存有一块“警示碑”。碑文记载：“各属解审人犯，沿途严禁骚扰，如敢需索帮帖，勒折车驴银钱，里民立禀有司，随时依法重处；解差籍口刁难，亲提杖责不恕。乾隆二十年七月吉日王曲里刊石。”这块石碑生动反映了当时官路运营与地方治理的关系，是研究清代社会治安的珍贵实物资料。
2023年6月拍摄于阳城县西河乡阳邑村村外券阁 在阳邑村拍摄时，陪同的老人与村干部介绍：“原来这阁下面的券洞很长，因年久失修逐渐坍塌。有意思的是，长券分好几段，上下券阁是一次性建成的，看不到明显接茬，但各段券洞的接口清晰可见，坍塌时也是一段一段塌的。”笔者站在券洞东口细察，忽然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编修《阳城县邮电志》时见过的史料——旧时铺司每隔数年，县衙便会组织维修或扩建，以保障“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舍馆，顿则有供张，饥渴则有饮食”。笔者向老乡解释，这些官路上的铺司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扩建，功能类似如今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券洞东侧内看似窗户的结构，实则是后来在原有券洞中加建的门，属于两次不同时期的建筑遗存，村干部补充道，这个门是过去生产队在券洞内圈养羊只时改建的。
我国邮传制度始于殷商，直至清末民初，无论形式如何变革，始终仅限政府专用，民间书信往来并无官方邮递渠道。百姓遇紧急事务，只能派家丁或雇脚夫长途传书、等候回音，“通信难”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普遍现状。“驿路数程征马瘦，家书千里过鸿稀”“逢邮不寄江南信，却上高楼望雁归”“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万金难抵平安字，寸草何能报答春”“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这些诗句满含对“通信难”的无奈，既束缚了民众情感交流，也严重制约了生产力发展。
如今，我们已迈入互联网时代，“地球村”里的普通人发一条抖音，便能让全世界看到。科技的进步彻底改变了通信格局，这背后是伟大祖国的发展与人民的奋斗，值得我们深深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