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贯上的黄陂

黄建华

　　我在天津工业大学客座讲授"面向市场的膜化处理"的那些日子，常于午后漫步校园，看阳光穿过梧桐的枝叶，在石板路上投下斑驳的影子。二十余年潜心于一项全量化处理渗滤液的发明，一种垃圾转运站的污水处理装置，我以为自己早已习惯了在实验室与数据之间穿行，直到材料学院的李建新博士将黎昌晋先生引见给我。

那是一场关于环保的学术对谈，却意外地让我走进了一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

黎元洪，这个名字对于许多人而言，不过是教科书里一个模糊的注脚——中华民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大总统，生于湖北黄陂，人称"黎黄陂"。然而当黎昌晋先生以平和的语气讲述祖父的生平，那些冰冷的史实忽然有了温度。1883年，一个黄陂少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此后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颠簸起伏：武昌起义后被推举为湖北都督，袁世凯复辟时坚辞"武义亲王"之封，府院之争中不甘受段祺瑞摆布，最终于1928年因脑溢血在天津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祖父去世时，正值北伐大革命时期，他的遗嘱就是实现祖国的统一。"黎昌晋说这话时，目光望向窗外，仿佛穿透了时空的迷雾。我忽然意识到，历史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活在后人的记忆与血脉之中。

黎昌晋本人的人生，亦是一部在时代缝隙中执着前行的书。初中毕业后当工人，却未曾放松学业；1977年高考恢复，考入天津师范大学；此后六年教育、十五年环境管理，又先后取得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行政管理双硕士学位。几位堂兄事业有成，持家有道。这个家族在动荡的年代里，以勤俭与坚韧守护着某种不易察觉的尊严。

过去，黎昌晋极少提及自己的家世。即便相识多年的友人，也未必知晓他是黎元洪的嫡孙。直到近年纪念辛亥百年的氛围渐浓，"黎元洪的后人"才渐渐成为他无法回避的标签。他依旧很少接受采访，只愿与几位研究辛亥革命的学者保持往来，希望自己的记忆能为历史研究提供些许助益。

他给我说了鲜为人知的祖父。他说，那是一个默默做了无数大事的黎总统，心里装着家国大义。第一，抵制袁世凯帝制，坚辞"武义亲王"之封；第二，力挽狂澜，守住民国法制，恢复《临时约法》；第三，慧眼识人，力邀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奠定了北大的辉煌；第四，心怀仁善，张勋复辟失败后，他认为错在制度不在个人，不予追究。最让人敬佩的，是他不贪财，不搞派系斗争，还创办了江汉大学。黎昌晋站在黎元洪墓前，抛开偏见，谈真实的功过。

黎昌晋有自己的理解。他缓缓道来："选择祖父当首义都督，并非偶然。他对年轻士兵爱护备至，总是尽力保全他们；他懂军事，是备用人选中最先接受海军学院教育、并连续三次赴日本学习的；他思想上有变革之心，对社会腐朽深怀不满，鼓励士兵接受新思想。"都督任上，黎元洪为坚持革命成果，义无反顾与北方谈判，以个人的号召力争取十八省及外国、欧洲国家的认可，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革命进程。

"祖父与孙中山先生虽未常处一室，思想交流却极为密切，彼此支持与认可。"黎昌晋回忆，孙中山病重时，曾特意派夫人宋庆龄到黎家拜访；孙中山去世后，祖父在家中设牌位祭拜。这些细节，在宏大叙事中往往被忽略，却恰恰是历史最动人的纹理。

大年初四至初六，黎昌晋先生首次回黄陂寻根谒祖。他专程前往木兰乡东厂畈——祖父的出生地，以及前川中学旧址——那是黎元洪捐资兴建的学校。他说："我自幼就在籍贯一栏上填写'黄陂'，今天终于回到故乡，倍感回家的温馨。"

我站在一旁，听他讲述这些，忽然想起黄陂作家裴高才《首义都督黎元洪》书里的一句话："黎黄陂的根，扎在黄陂的泥土里。"黎昌晋所执着的，不仅是环保科学的研究，更是一种对家族记忆的守护，对历史真相的尊重。在这个标签化的时代，他选择以沉默与行动代替喧嚣，以正直、勤俭、宽厚的家风回应时代的变迁。

夕阳西下，校园里的梧桐树影被拉得很长。黎昌晋说，他将继续与黄陂百万父老乡亲一起，在临空经济建设与黎黄陂文化的开发中贡献心力。我忽然觉得，这位"家乡的总统"的后人，正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祖父未竟的遗志——不是权力的追逐，而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眷恋与责任。

历史如一条长河，我们都是渡河的人。有些人留下了名字，有些人只留下背影。而真正重要的，或许不是被记住，而是在被记住时，我们传递了怎样的精神火种。黎元洪的遗嘱是祖国统一，黎昌晋的践行是传承家风——这跨越近一个世纪的呼应，恰是历史最温柔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