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川归海——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莎翁重

万川归海：论共产主义在东方的率先实现

赵中原

一、枷锁与梦想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说到底，是一部匮乏史。

马尔萨斯在1798年写下了那个残酷的预言：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仅以算术级数增长。饥饿、战争、瘟疫，不过是自然用以恢复平衡的冰冷手段。在他之前，韩非子早已有言：“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在他之后，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更是一针见血：“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从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到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市场，匮乏始终是高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而为了在匮乏中活下去，人类发明了制度。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揭示了一个冰冷的真相：家庭、私有制、国家，都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继承有关。姓氏制度，便是这种匮乏秩序最精微的刻度。它以血缘为坐标，标定一个人能分得多少土地、继承多少财产、获得多少庇护。养儿防老，不是因为孝，而是因为没有公共保障；重男轻女，不是因为观念落后，而是因为男性是资源争夺中的优势符号。一切温情的伦理面纱之下，都是生存的冰冷逻辑。

可是，如果匮乏从根本上被技术消解了呢？如果饼大到了不需要再分呢？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描绘过那个社会：“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段文字，曾被多少人视为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但今天，人工智能、机器人、智慧农业、无人工厂，正在将“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从哲学推演变成技术路线图。

中国，正站在这条路线图的前沿。

二、技术的破晓

这不是科幻，这是正在发生的产业现实。

在深圳的“无人工厂”里，机械臂在黑灯中24小时运转，关灯生产，人不干预。在新疆的智慧棉田，无人机巡航、智能灌溉、无人采摘，一个农民能管理过去一百个人种不过来的土地。在江苏的智能猪场，一头猪从出生到出栏，全程数据化管理，AI诊断疫病，机器人清理粪污。京东方的合肥10.5代线工厂，全球最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整个车间只有机器运转的嗡鸣，不见人影。青岛港的自动化码头，集装箱在无人导引车上静默流转，整个作业区空无一人。

数据是最冷静的见证者：中国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工业机器人装机量第一，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超过大部分发达国家。工信部数据显示，重点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已超过60%。与此同时，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人类第一次拥有了彻底告别匮乏的物质前提。马克思所言的“物质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在蒸汽机时代是理想，在电气时代是蓝图，在信息时代是方向，而在智能时代，它是触手可及的现实。当机器和算法可以替代大量重复性劳动，当基础性生产不再依赖人力的投入，困扰人类数千年的马尔萨斯魔咒便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人口红利让位于智能红利，劳动力竞争让位于算法竞争，这是生产力层面最彻底的一次“改天换地”。

但技术不是救世主，它只提供可能。要把可能变成现实，需要制度的承接与升华。

三、传统的回响

在探讨制度之前，我们需要回望一眼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处。因为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落地生根，而不是作为舶来的空中楼阁，恰恰在于我们古老文明的基因里，早已埋下了与共产主义理想深层共鸣的精神密码。

《礼记·礼运》借孔子之口，描绘了中国人最早的乌托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段文字，是中国人数千年最深沉的梦想。请注意它的核心主张——“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正是对血缘本位的最早超越；“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这正是全民基本保障的最古老表达。钱穆先生曾言：“中国文化之最高理想，乃是一个‘天下大同’的社会。”

儒家如此，墨家更甚。墨子主张“兼爱”，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反对血缘亲疏的差等，追求一种平等互助的社会关系。道家庄子在《逍遥游》中追求的“无待”——不依赖外物、不依赖特定关系的自由，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有着精神上的隐秘呼应。佛教传入中国后，禅宗的“众生平等”、寺院的“普请”制度，也都从不同维度回应着同一个理想。

这一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共产党宣言》宣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天下为公”到“每个人自由发展”，从“兼爱”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逻辑是贯通的，精神是同源的。不同的是，古人没有实现这一理想的物质条件，而今天，技术和制度这两只轮子，正将这个古老的梦想推至历史的门槛。

四、制度的重构

制度是什么？制度是利益的另一种分配方式。当技术改变了生产，制度就必须改变分配。

第一，建立全民基本服务保障体系。这并非凭空构想的空中楼阁。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把最基本的生存安全从家庭手中接过，交到社会手中。当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不再依赖于某个具体的子女、某个具体的家族，生育和婚恋便从生存策略回归为生命选择。恩格斯说过，婚姻在阶级社会中从来都是政治的、经济的结合，而非爱情的。只有当个体不再需要通过婚姻获取生存资料，爱情才能真正成为婚姻的唯一基础。中国当前的基本医保覆盖超过13亿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超过95%，这些已有的地基，为更高阶的保障体系提供了坚实起点。

第二，用法律将姓氏与财产彻底切割。继承权只问亲缘，不问姓氏；赡养义务只问责任，不问香火。让姓氏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一个文化符号，一个家庭纪念，一种自由的、审美的、个性化的选择，而不是资源分配的暗号。《民法典》已经明确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这是第一步。下一步，是让这个选择不再附带任何隐性的利益差异。冠姓权从一场零和博弈，变成一次温柔的家庭协商。姓氏与利益脱钩之日，便是重男轻女观念真正瓦解之时。

第三，大力发展社会化抚育。公共托育、普惠育儿、弹性工作制、带薪产假和育儿假，将养育下一代的成本从单个家庭分摊到全体社会。费孝通先生曾说，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是以“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的。在这种格局下，孩子不只是孩子，而是一笔养老保险、一个家族延续的工具。社会保障越薄弱，孩子越被工具化；社会保障越完善，孩子越能被当作一个生命来热爱。当养育不再是沉重的负担，生育才会回到它的本意——因爱而生，为生命本身而喜悦。

这三点，不是乌托邦的幻想，而是制度对技术革命的主动回应。它们的方向是一致的：把人从匮乏的焦虑中解放出来，让人从生存的算计中站起来。

五、人的新生

技术和制度的双重变革，最终指向的是人的变化——人的价值观念、人的存在方式、人对自我意义的认知，都将经历一次脱胎换骨的更新。

在匮乏时代，责任是被动的。我们劳动，是为了活下去；我们结婚，是为了组建一个经济互助单位；我们生子，是为了老有所依；我们延续香火，是为了在基因层面击败其他竞争者。这些行为披着伦理与道德的外衣，骨子里却是生存的挣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只有当底层生存需求被满足，人才能向上追求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

而在物质丰裕的智能时代，劳动的意义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区分了“异化劳动”与“自由自觉的活动”，又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预言，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当机器承担起谋生的劳动，人类的劳动就不再是被迫的苦役，而成为创造、审美、求知、服务社会、自我实现的主动选择。这不是遥远的神话。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自由职业、公益服务、艺术创作、科学研究，不为稻粱谋，只为心中的热爱。这种趋势，在物质保障越充分的地方越明显。

更深层的，是对生命意义的重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的生命意义历来高度附着于家庭和子嗣——“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是中国人对抗死亡焦虑的最古老方式。但当个体的生命价值不再需要靠子女来延续，当一个人的创造、思想、品格、爱，本身就是不朽的印记，我们对生死的理解、对意义的定义，都将在智能时代的黎明中重新书写。这不是传统的断裂，而是传统的升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将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实现。

　　六、共同体的重塑

这种价值观的升级，将直接重塑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共同体意识。

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概括中国乡土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像水纹，以血缘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越推越薄。中国传统的社会团结，历来是以姓氏、宗族、地缘为纽带的。但这种团结有一个天然边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旦超出血缘与乡土的边界，信任便骤然稀薄。这是匮乏时代必须依靠血缘内聚来生存竞争的必然产物。

而今天，数字技术正在打造一个全新的“数字共同体”。智能翻译打破语言的隔阂，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复原各民族交融的悠久历史，网络空间让天南海北的人们在同一平台上讨论、分享、共情。李子柒的视频能让一个新疆牧民和一个广东白领同时落泪，这就是数字时代的情感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在从抽象的政治概念，变成可感知、可触摸的日常体验。

“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话说了两千多年。但在匮乏时代，它只能是一句道德呼吁；在温饱不足、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人的自然本能是把圈内人抱紧、把圈外人推开。当物质充裕到不需要争抢，当制度的阳光普照每一个个体而不问姓氏与血缘，“四海之内皆兄弟”便从一句道德的呼唤，变成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社会事实。这正如《中庸》所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中国先贤的最高理想，也是共产主义最朴素的人间表达。

七、此岸与彼岸

共产主义在中国率先实现，这不是口号，而是一个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制度演进方向的历史判断。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共产主义的两个前提——“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正在智能时代获得第一个可靠的技术支撑。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天下为公”的理想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在价值深处是相通的。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写道：“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谭嗣同在《仁学》中疾呼：“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这些近代思想家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大声疾呼，正是因为他们在西学东渐中看到了中国古老大同理想与现代世界思潮的内在契合。从社会实践看，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最庞大的工程师和技能人才队伍、最广泛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以及一以贯之的政治意志，为这场变革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制度优势与实践空间。

这不是说未来没有困难。技术有技术的瓶颈，制度有制度的惯性，观念有观念的惰性。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转型都伴随着阵痛、反复和代价。但方向比速度更重要。方向错了，跑得越快离得越远；方向对了，每一步都是前进。

孔子站在河边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从石斧到蒸汽机，从电力到算法，人类用了五千年才走到匮乏的反面。而现在，我们站在这条长河的转弯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下过一段令人心潮澎湃的话：“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在智能时代的东方地平线上，这不再是挽歌，而是序曲。当技术解决了“不够”的问题，当制度完成了从“分饼”到“共饼”的转变，当人的价值从血脉延续升华为创造与爱，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匮乏魔咒就将被彻底打破。

血脉，曾是我们的摇篮，温暖，却也逼仄。它保护过我们，也囚禁过我们。从姓氏宗族的窄门走出，从养儿防老的焦虑中挣脱，从匮乏的恐惧中苏醒，人类将第一次真正直立行走在大地之上。那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真正的开端。

中国，正走在这条通往自由王国的大道上。万川归海，百川朝宗。而海纳百川，终将成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