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长城与俄国送行者告别

吴伟栗-智慧宫

　　凡是在北京的外国旅行者，几乎都会前来游览这一带，从南口村到最靠近北京的那道长城之间，风景尤为壮丽。因为担心山路颠簸，坐轿过于难受，又希望能够更从容地欣赏景色，我们决定从察道到南口这一段骑驴而行。

离开村镇约一个小时后，穿过刚才提到的那道砖墙，我们便正式进入峡谷。入口极为狭窄，并由第四道长城封锁。首先是一段陡峭曲折的下坡路，与蒙古边界附近的那些险坡极其相似。

穿过第五道长城之后，我们进入了一条狭长而壮丽的山谷。古代中国人显然将这里视作抵御蒙古人的最重要防线。在这样一条险峻峡谷中，道路本就难行，又有层层长城、角楼与堡垒把守，即使敌军人数占绝对优势，也足以长期坚守。

进入谷底后，我们继续在变化无穷的山水之间前行。其中有一处景象，尤其让我难忘。峡谷在此仅宽十二三米。南口的小河几乎占满了整个谷底，流水在巨石之间穿梭奔腾。

我们骑的小毛驴不得不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才能通过。两侧岩壁高耸，并向上方倾斜靠拢，几乎形成一个天然穹顶，只让少量幽暗的光线透入谷中。

中国人竟在其中一侧岩壁上，距地十米左右处凿出一座小庙。通往庙宇的是一段仿佛天然形成的石阶。庙门外装饰着雕花木构、红漆金饰、灯笼与各式垂饰。没有什么比这个地方更清新、更秀美、更“中国”。它同时是山谷、溪床、天然拱廊与神殿。人生中，我只在这里有过一次想当神像的念头。能够居住在这样的地方，那位神明实在幸福。

离开小庙时，我又惊讶地发现：再往前走，岩壁上竟刻满了类似古埃及浮雕的图案，还有仿佛法老时代的椭圆铭框。至于南口峡谷其余部分，虽然依旧壮丽，却与世界上许多山地景观相似，我便不再赘述。它有些像特里昂峡谷、罗兰缺口，也像阿尔及利亚的希法山谷。不过，我仍必须提到一座村门。那是一座石制牌楼，雕刻之繁复、龙纹与怪兽之精美，完全可以称得上中国艺术的杰作。

终于，我们穿过了中国最后两道长城。准确地说，那只是喀尔喀长城系统最后的两道支脉。随后，我们抵达南口。而就在进入村镇的一瞬间，我几乎高兴得发狂。因为我忽然听见——有人用法语向我喊话。我看到中国脚夫与轿夫口中夹杂着法语词句；我看到客栈墙壁上写满法文留言：“提防店主，他是个大胆的贼！” 落款是：“ 一位同情后来旅人的法国海军军官”。

还有无数类似的字句，原来，南口长期以来都是北京各国使馆人员郊游时的聚集地。几乎所有到达北京的外国旅行者，都会按照固定路线来到这里游览：南口、明陵、颐和园，以及那口著名的大钟。就像欧洲旅行者一定会去霞慕尼冰海或卢塞恩的瑞吉山一样。那一刻，我忽然感到法国离我如此之近。因为此时此刻，我与祖国之间，已经只剩下一片海洋。

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我的同伴们都以为我疯了，而我甚至懒得向他们解释。然而与此同时，一种淡淡的忧伤也袭上心头。我第一次真切地后悔：自己竟是孤身离开法国，没有任何朋友同行。

如果此刻能有一位法国同胞在身边，尤其是一位与我共同经历这一切旅程的人，该有多么幸福！没有什么，比共同经历艰险更能缔结友谊。这种情绪，很快冲淡了我最初的狂喜。于是，我重新坐回那顶突然令我厌恶起来的轿子，与同伴们继续前往关石里。

“我们急着赶往中国南方，”舍维洛夫对我说道，“所以准备改道通州、天津，不再进北京了。”

“那么，从你们下一站到北京有多远？”

“差不多和从这里到北京一样。”

“既然如此，” 我回答，“那我便继续跟你们同行，到通州再与诸位告别。”

说实话，这突如其来的分别，让我有些害怕。如果只剩我和巴勃罗，在这样陌生而敌意明显的国度里独自行动，我实在没有把握。

读者很快就会看到，这个决定后来竟带来了极其奇妙的结果。正当我们准备出发时，一顶由人抬着的轿子进入客栈院中。

既然是人抬而非骡驮，那么里面必定坐着一位身份显赫的人物。因为在中国，不同身份的人只能使用与其等级相对应的交通工具。骑马和骡轿人人皆可；而马车，尤其是车轴离轿杆很远的高等马车，以及人抬轿，则属于贵族阶层。

于是我们凑近观看。从轿中走下来的是一位女子。在厚厚脂粉之下，她似乎颇有姿色，但身材异常肥胖。最让我震惊的，是她几乎完全没有脚。脚踝以下，她的双腿尖细得像木桩一般。这种畸形，恰恰是中国上层社会最受推崇的美。她甚至无法独自行走，即便两名侍女搀扶也无济于事。

最后，人们只得把她整个抬进房间，放到炕上。舍维洛夫向轿夫打听后得知：这位女子，是一位高级官员的新婚妻子，正在进行蜜月旅行。不久之后，我们果然见到了那位幸福的新郎。不过，他与迈买城的那位中国总督几乎一模一样，因此我也不再重复描述。

由于从关石里到通州路途遥远，我们在凌晨两点便重新出发。自从离开南口之后，我们已经走出山区，进入北京平原。这里不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壮丽风景”。然而，大地是如此肥沃，树木如此繁茂，运河纵横交错，空气如此湿润清新，以至于我根本看不厌。

经历了西伯利亚的冰雪与蒙古的荒漠之后，这片绿色平原给我的愉悦，甚至超过任何壮观山景。行进六十里之后，我们在李水桥短暂停歇。随后继续前进。多亏舍维洛夫经验老到，我们顺利通过了通坝税关。

在中国，只要有机会征税，官员们几乎绝不会放过。不过，人们倒也不会太怨恨这些税吏，因为整个官僚体系本身，同样被一种“责任制度”牢牢束缚。

皇帝对高级官员说：“你们必须为我征收这么多税银。”高级官员再对下属说：“本省必须缴纳这么多。”当然，为了保险，他会把数字翻上一倍。二级官员再继续向下传达，并再次加码。三级官员最后通知辖区百姓时，税额往往又已翻倍。于是，真正落到人民头上的负担，早已远远超过皇帝最初的要求。

　　这样的制度，受害最重的当然是纳税人。然而在我看来，这也恰恰是这个国家异常富庶的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明：尽管存在种种弊端，中国总体上的贫困并不算极为普遍。

在我整个中国旅行期间，向我乞讨的人总共不过八九次，至多十次；而在埃及一个同样被认为富庶的国家，人们却不断受到成群乞丐的围堵，他们反复喊着：“Bakchich, chavaga.”

大约下午四点，我们进入了白河岸边那座巨大的村镇：通州。我们在一位年轻中国人家中受到款待。这位主人身体健康，十分肥胖，多少令人想起那些奇异瓷器上大肚怪物的形象；不过，他本质上是个好人，也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享乐之人。

他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俄式晚餐。在吃了那些糟糕的中国小客栈饭菜之后，这顿饭在我看来美味极了。饭后不久，我的同伴们便去登船前往天津。

我陪他们一直走到河边。路上，舍维洛夫先生把明天送我去北京所需的一切安排，都详细交代给那位中国主人。到了码头之后，这些茶商登上一艘停泊在岸边的船。船中央有一间供旅客休息的小舱，多少让人想起威尼斯贡多拉上的船舱。

我们互祝一路平安，随后他们便离岸而去。这些商人渐渐远去，也意味着沙皇帝国的帷幕在我面前完全落下。尤其是西伯利亚，那片土地尽管肥沃，并且富含黄金，却仿佛永远有一只不祥之鸟在上空盘旋。

因此，当我眼看着最后一条把我与那个流放与苦难之国相连的纽带断开时，尽管自己身处这样一种古怪处境：独自住在那位肥胖的中国人家中，我仍感到真正的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