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中国不一样的景象

吴伟栗-智慧宫

　　那一天，是1875年4月29日。太阳正从地平线上升起，云气在中华帝国的丘陵之间升腾；我们站在高处，能看见许多这样的山丘，它们仿佛是一幅巨大浮雕平面上的起伏。

我们坐下片刻，凝望这一壮丽景象。最打动我的，是我刚刚穿越的国度，与即将进入的国度之间的对比。在我身后，是未开垦的荒地；而在我面前，则展开着肥沃的中国。这里每年赐予它的子民两季小麦或稻米收成，以及两季蔬菜收成。

那边是沙漠；这里似乎是人类的蚁穴。即使最细致的人口统计，也无法准确估量其人数；四十万人聚居在一起，竟然被称为是一座村庄。不久前还是寒冷与树木的缺乏；从今以后，将是阳光与绿意。

这是它们在优点上的对比。至于两处缺点上的对比，同样显得梗彻底。蒙古的空气清新而令人振奋；中国的空气污浊而不健康。蒙古土地覆盖的是较粗的沙粒，即使最猛烈的风也无法把它卷走；从此以后地面将由极细的尘土构成，最轻微的微风都会扬起浓厚旋风，开始妨碍人的视线与呼吸。

蒙古民族十个好客；中国人往往怀有敌意。在他们眼中，我们仅仅是出现在那里，便构成一种侵略的罪行；若不是近来的远征使他们有所顾忌，他们会忍不住严厉惩罚这种所谓的侵略罪行。

很难找到这样两个如此不同的国家：无论土地性质，还是居民性格，蒙古与中国都迥然相异。至今将它们分隔开的长城已经残破不堪，但这种残破与消失似乎并不会，在未来缩短它们之间的距离。

如果有人问我更喜欢这两个民族中的哪一个，尽管把一个野蛮部落，同一个千年文明民族相比较并不容易，我还是会回答：“蒙古人在诚实与性格上高于中国人；但中国人在各种工业与才能方面胜过蒙古人。”

我们徒步沿着从长城通向卡尔甘的盘山道下行。当地人伸着头排成两列，只为享受看我们经过的乐趣。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甚至从地下深处出来；因为他们像图赖讷的农民一样，住在自己凿进山岩里的洞穴中。

裹着小脚的妇女艰难行走，她一只手牵着她的孩子，另一只手臂像平衡杆一样伸出，以保持身体平衡。谢维洛夫先生不得不两三次发怒，才在这样的群人中为我们开出一条路来；然而，我们这时还只是在乡间。

越过长城五个小时后，我们抵达谷底；与其说那是山谷，不如说是一道峡谷。这个地区景色如画。一条小溪蜿蜒流过；它有时会涨大到充满整个山谷，有时流经巨大岩石脚下，有时又流过一片绿荫拱廊之下。一切都优美、可爱，却又在形态与布局上显得陌生。

我在那里再次看到了中国画的原型。过去我在法国有机会观赏那些画时，还以为它们描绘的是想象中的风景。比如，在这条由两侧庄严幽暗的大岩丘构成的山谷中，突然耸起一座尖形花岗岩小山，山顶建着一座庙宇；再远处，一块巨大的红色岩石不知如何悬在一座土锥顶端。为了使这奇异自然更添生气，刚刚披上新叶的树木零零散散地点缀其间。

若再让这片土地上布满拖着长辫子的中国男人，以及面容涂抹得几乎像蜡像人的中国女人，人们便可以想象，从长城下行到卡尔甘所必须穿越的那片地区是什么样子了。

我们在一座中国房屋中受到款待，屋主是一位俄国人，也是谢维洛夫先生的朋友。这所房子位置极佳，坐落在城外，越过我前面提到的那条小溪，因此正好可以望见我们刚刚走下来的那座山；而那座山的山脊上，蜿蜒起伏着中国长城的垛口。

这是我最后一次进入俄式内室；不过，它也并不是最不令人愉快的一次。白天，我常常随意走出去，凝望这个奇异国度以及这群更加奇异的人群。我会在接待我们的那所房子的阳台上坐上几个小时，百看不厌。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卡尔甘度过的这些无所事事的日子：在漫长穿越戈壁、没有驿站、几乎没有休息的旅程之后，这种闲适尤其令人难忘。我终于接近自己旅途的目标了：北京，那座我已经向它行进了将近七个月的城市。

我已置身中国，而且是真真正正的中国；我周围的一切都足以证明这一点。因此，每到一天将尽之时，我总是很难离开自己的观察点。夜晚，我们退到一间偏僻的房间里。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以及一位偶然来到卡尔甘的天津年轻人，一同拨弄吉他。在他们忧伤旋律的摇荡中，我仿佛又看见了鄂木斯克草原辽阔的地平线、贝加尔湖的深渊、格兰特夫人、康斯坦丁，以及我整个西伯利亚之旅。那段经历已经成了一段古老故事，一个回忆；而春意越浓，树木越绿，阳光越暖，这个回忆便显得越遥远。

然而，它也是珍贵的回忆，如同一种已经被征服的痛苦，过去之后不再留下任何有害后果。可是，无论款待多么真挚，无论绿洲多么清新可爱，旅行者的命运总是继续出发。这是他生命中忧郁而艰苦的一面；但既然这正是他的生命本身，他便无法摆脱这条不变的规律。

5月3日清晨，我们叫人牵来五乘轿车。这是一种没有轮子的轿厢，前后各有两根轿杠，分别架在骡子身上。后面的骡子很难套上。大概这些牲畜不愿意低着头钻进两根轿杠之间。通常，套轿时必须蒙住它们的眼睛。

轿车是我一生中使用过的最令人不适的交通工具。首先，如果不想破坏整套挽具的平衡，就必须始终严格坐在正中央。其次，两头骡子根本不关心彼此步调是否一致。因此轿厢不断颠跳、震荡，向四面八方猛然晃动，既令人疲惫，又令人恶心。坐轿车比坐船更使人难受。

我们的主人想一直陪我们走到卡尔甘之外；因此，我们先步行穿过整座城市，开始了这段行程。我们进入城墙内部。那里的防御工事由坚固修筑、带有垛口的高墙构成。我们得以从容观看街道景象。

首先令人震惊的是人口的拥挤，即使最热闹的阿拉伯集市，也无法使人想象这种人流。声音也与人群一样惊人。每一个店主都觉得有义务站在店门前夸赞自己的货物。他们拦住行人，招呼人进店；而既然喊得最响的人自然最容易被听见，就可以想象这些门口琐碎吆喝声能提高到怎样的音调。

骡夫、轿夫、车夫以及抬轿的官差也都扯开喉咙大叫，为自己开路。变戏法的人、杂技演员沿街露天摆摊，不是敲鼓，便是吹竹管，以招引过路人。再加上被打孩子的哭声、被挤压者的叫喊、互相争吵的同行商贩的吵闹声；以及不时响起、用来报时或报告行情的铜锣声，你便可以准确想象中国城市里的喧嚣。

穿过卡尔甘大约花了一个小时。途中，谢维洛夫先生好几次回头望着我喊道：“啊，蒙古！啊，沙漠的宁静！我多么珍爱你，又多么怀念你！”

我们终于来到城市另一端，穿过另一道城门，再次回到乡间。不过在中国，“乡间”绝不等于孤寂与安静。我们向主人告别。一刻钟之后，我们便在五乘轿车中摇晃起来，一边偶尔向外瞥看我们觉得有趣的景物，一边遵照谢维洛夫先生的建议，合上帘子，尽量在各处不引人注意地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