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博物院:“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特展(四)

眼底的笑容

<p class="ql-block">双兽首铜鼓环,更新期·战国时期,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此件铜鼓环表面采用了鎏金装饰工艺。鎏金工艺主要流行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在青铜器表面饰以薄薄的黄金涂层,可以使青铜器外观避免因氧化锈蚀造成的影响,一直呈现金黄色的金属色泽。</p> <p class="ql-block">镂空衡末矛,鼎盛期·西周早期,1956年征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此器中脊两侧各有一排连续的蝌蚪状镂空纹饰,纹样造型简约、朴素,有效改变了整件器物的艺术风格。</p> <p class="ql-block">斑纹戈,更新期·战国时期,1954年入藏</p><p class="ql-block">,中国国家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此器器身装饰有自然随意的阴纹式斑纹。这种斑纹戈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大体分布于今天的四川、湖南等地。此类斑纹戈的纹饰部分多为富锡成分,采用特殊的热镀锡工艺制作而成。因富锡层仅厚十余微米,多数斑纹戈器表平滑,纹饰位置并不内凹。此器则为阴纹式斑纹,非常少见。</p> <p class="ql-block">玉援戈,鼎盛期·商代晚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这件玉援戈的内部与援部近阑处为青铜,援部前端则为玉质,是青铜器与玉器相结合的礼兵器。玉援插接于援近阑一端槽内,接合十分精密。这种不同材质的套接工艺较为罕见,应该是将玉援置于范内铸接而成。</p> <p class="ql-block">工吴大叔剑,更新期·春秋时期2014年征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此剑剑身前部残缺,仅余后半截,剑格及剑首饰错金云纹。剑身后部一面铸有铭文2行12字,“工吴”是指东周时期的吴国,“大叔”为诸侯国国君的长弟,“敲矣工吴”是吴国国君余祭,“工吴大叔”则是余祭继位之前的称谓。</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五色斑斓</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青铜器的锈蚀表现</p><p class="ql-block"> 在铸作初成之际,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表面多呈现灿若黄金的金属色泽,十分引人瞩目。经历数十年的使用之后,青铜器表面逐渐形成氧化层,色泽会稍稍改变。尤其其中具有实用功能的部分器物,一定程度上应用于礼仪性炊煮、宴饮、奏乐、出行等各种场合之后,表面会留下各类使用痕迹。随后,多数青铜器都会被埋入地下的墓葬或窖穴。在其后数千年间,土壤环境中的复杂元素与青铜器长期接触并发生化学反应,表面形成灰、绿、蓝、赤、黑等各种色泽的氧化物,最终成为我们所谓的青铜器。</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青铜本色</p><p class="ql-block"> 中国古代青铜器以铜、锡、铅三元合金为主,锡含量较低时,其天然颜色为金色。青铜器铭文中经常将青铜为“金”或“吉金”,也反映了这一客观事实。由于青铜器在千余年埋藏、流传等过程中,经历化学及电化学腐蚀,使其表面形成丰富多彩的铜的氧化物,只有极少数器物因埋藏环境隔绝空气而保留了本色,故今天我们能见到的青铜器表面色泽中,金色较为罕见。另一类含锡较高的青铜器,如镜、燧等照鉴类器物,也包括一些本身含锡量较高的容器,本色则近于银色。</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埋藏环境</p><p class="ql-block"> 宋人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中记载:“铜器入土千年,纯青如铺翠......铜器坠水千年,则纯绿色而莹如玉”。这段话是后世对青铜器表面色泽和质地最早的关注和著述。虽然他对埋藏环境的分类以水、干区分,并不符合腐蚀机理的科学原理,且对青铜器色泽的记录仅有青,绿二色,颇有偏失,但仍可视为开启青铜器腐蚀机理研究大门的启蒙钥匙。</p><p class="ql-block"> 中国的地理环境结构十分复杂,决定了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的埋藏环境差异巨大。如南方的腐殖质土壤及砂质土壤以酸性环境居多,北方的土壤则以碱性环境为主,二者构成了理论上较为典型的埋藏环境。又因漫长历程中的气候变迁及水文变化等因素,形成复杂多变的埋藏环境。</p> <p class="ql-block">秦公壶,转变期·春秋早期,2005年征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此器埋藏环境隔绝空气的条件较好,所以器物腹部保留有大面积的金色,这是青铜的本色。器物颈、腹、圈足等位置自然斑驳的灰、黑、蓝、绿颜色则代表着青铜的各种氧化物。</p> <p class="ql-block">兽面纹鬲,鼎盛期·商代晚期,传世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这件兽面纹鬲的表面色泽黝黑,质地显得十分致密,几乎未见斑驳之感,是典型的酸性环境埋藏下的青铜器。</p> <p class="ql-block">飨宁鼎,鼎盛期·商代晚期,1958年征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这件青铜鼎的器身莹亮如玉,与赵希鹄所称“纯绿色而莹如玉”的色泽十分相似。</p> <p class="ql-block">兽纹豆,更新期·战国时期,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这件青铜豆表面色泽黑中透绿,有莹亮似玉的质感,且通体以铜镶嵌装饰花纹,风格流畅生动。</p> <p class="ql-block">云雷纹鼎,更新期·战国时期,1952年征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此器器身锈色黑亮,细腻均匀,局部位置有红、白色锈斑。值得注意的是,鼎足中部以下呈现出灰绿色泽,与其他部位明显不同,应与埋藏环境中的局部差异有关,也不排除其为古人对器表的处理或装饰。</p> <p class="ql-block">云纹鉌,更新期·春秋中期,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2012年郁慕明捐赠</p><p class="ql-block"> 此器表面主要分布红、灰绿两种颜色的氧化物,应该是碱性埋藏环境下的产物。灰绿色氧化物多浮于红色氧化物之上,体现了青铜器表面发生氧化反应的过</p><p class="ql-block">程和机理。</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腐蚀产物</p><p class="ql-block"> 青铜器在冶铸成器后的生命旅程,本质上就是腐蚀矿化的过程。尽管因埋藏环境不同导致腐蚀机理不同,青铜器表面的氧化产物复杂异常,呈现出斑驳陆离的视感。但从腐蚀规律来讲,其表象易辨识者主要包括四种:第一种为氧化亚铜〔Cu2O】;第二种为氧化铜〔CuO】;第三种为碱式碳酸铜,以孔雀石【CuCO3-Cu(OH)2】和蓝铜矿【2CuCO3 Cu(OH)2】为主;第四种为氧化锡【SnO2】。</p> <p class="ql-block">驭麤(cu)塵(chen)甗,鼎盛期·西周早期,2012年征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因合金成分、比例方面多有区别,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色泽往往呈现出或多或少的差异。不同的埋藏环境,对青铜器的表面锈蚀也会造成极为显著的影响,这大大加剧了古代青铜器的外观差异。此外,埋葬环境中的土壤、植物、油渍、丝绸等物品也会附着于青铜器表面,产生千差万别的外观特征。这件器物的表面色泽丰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锈蚀、附着物等综合元素。</p> <p class="ql-block">兽面纹罍,鼎盛期·商代晚期,2008年房文玲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此器表面锈蚀主要呈现出绿、蓝和灰色,表层细小的绿色颗粒状氧化物成分主要应为碱式碳酸铜。</p> <p class="ql-block">蜗龙纹簋,鼎盛期·西周早期,1959年征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此器表面均匀细腻的氧化层主体成分应为相对稳定的氧化锡,对青铜器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p> <p class="ql-block">倗舟觚,鼎盛期·商代晚期,1960年黄静涵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此器表面氧化物丰富多样,故呈现出斑驳复杂的色泽。浮于器表最外层的绿色物质为碱式碳酸铜,其下大面积分布的银灰色物质应为富锡氧化层,红色物质则为氧化亚铜。氧化亚铜不易溶于水,在干燥环境下,氧化亚铜性质较为稳定,在潮湿的空气中,则会慢慢氧化,生成黑色的氧化铜。</p> <p class="ql-block">启尊,鼎盛期·西周早期,1969年山东黄县归城小刘庄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启尊的表面主要呈红、绿两色。仔细观察,可以看出绿色、红色的铜的氧化产物呈现出分层现象,这可能对应了环境变化的周期循环,表明锈层的产生具有一定规律。</p> <p class="ql-block">戜(die)伯鬲,鼎盛期·西周早期,1955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这件青铜鬲表面光洁,其红色、黑色、绿色等铜的锈蚀产物并无分层现象,说明该器出土后经历了长期的外物保养和人为摩挲。</p> <p class="ql-block">父己觯,鼎盛期·商代晚期,1959年征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从器表锈色、痕迹来看,此器出土后应该经了较长时间的流传,表面氧化物曾经受到过人为的干预和处理。</p> <p class="ql-block">错银鎏金云纹鼎,更新期·战国时期,2012年征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这件青铜鼎的造型典雅,在更新期颇为常见。但器表通饰云气纹,并综合运用了错金、错银、鎏金三种装饰工艺,呈现出富贵华丽的艺术风格。</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前言</p><p class="ql-block"> 三千年前,一场“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鼎革,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新根基。这是一场政权更迭,更是一场理念转型,天亡簋恰为这一历史瞬间的记录者。它不仅是珍载周初祭祀大典的青铜重器,更是一件集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学价值于一身的国之瑰宝。让我们一同走近这件方座簋,感受武王克商后那场定鼎天下的庄严仪式。</p> <p class="ql-block">天亡簋,西周早期,传清道光年间陕西眉县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天亡簋是西周初年几件记载大历史事件的有铭青铜器之一。铭文记载作器者天亡辅佑周武王进行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祭祀典礼,祭祀周文王与上帝,祈望得到神灵的护佑。从祭典的主祭者(武王)、助祭者(天亡)、祭祀对象(文王、上帝)、规模(大礼)等角度来看,这场祭祀是已知铭文记载中西周早期级别最高的一场典礼,也是武王克商后举办的最重要的国家祭典之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