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这样高考（上）

龚如君

　　

作者 龚如君

高中毕业后的那段日子，命运像一根反复拉扯的棉线，将我困在迷茫的路口。母校南坪县中学有意留我做代课教师，这份安稳的差事，却被公社书记的一句话拦了下来——他执意要我回大队担任民办教师，语气强硬，容不得半分置喙。等我回到队上，格历山的民师另外安排了，我只能一头扎进黄土地里，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中，消磨着青春的棱角。

三个月后，已是一九七六年十月，顶替我当民师的人被推荐去读中专，那个空缺的位置又重新落到我头上。父亲皱着眉，一遍又一遍地劝说，语气里满是焦急与期盼，他深知，民师虽不是什么光鲜的差事，却比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多了一丝希望。在父亲的强制与牵挂中，我极不情愿地接过了教鞭，先是成了格历山小学的民师，后来又成了碧历小学的一名民师。谁也没想到，这份被动接受的工作，竟成了我命运的转折点——当民师一年多后，我意外地被推荐为阿坝州教育先代会的代表，获得了去马尔康参会的机会。

我揣着几分忐忑与兴奋到了县城，去县中拜见曾经教过我的老师。到了中学，巧遇王家兴老师。他虽未曾直接给我上过课，却是我作文路上的引路人。我读高一时的一篇作文，经他悉心辅导后，竟发表在了《岷江报》（后改名为《阿坝报》）上。那是我人生中第一篇印成铅字的文字，墨香浸润着纸张，也给我灰暗的青春添了一抹亮色，更让我对这位温和博学的老师，始终怀着一份沉甸甸的尊重与感激。

王老师见到我，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情，语气急切地问：“都要高考了，你还去开会？”

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轰然炸响。我怔怔地站在原地，瞳孔微微放大，脸上写满了茫然——我竟全然不知有高考这回事。短暂的震惊过后，心底的波澜很快平息，我苦笑着摇了摇头，语气里满是释然与麻木：“考了也不起作用，1973年也有过高考，张铁生一闹，所有考生的成绩都成了废纸一张，再努力也白搭。”

王老师望着我，眼神里满是笃定，他历经世事，看得比我长远：“我觉得你还是参加为好，世事难料，万一起作用了呢？这或许是你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那时的我，性子温顺，向来敬重老师的话。既然王老师这般劝说，我便点了点头，答应参加高考，可心底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期待。那个年代，上大学靠的是推荐，而非真才实学——比的不是谁的学问深、底子厚，而是谁的茧巴磨得厚，谁的关系硬。我至今记得，有一个关系要好的城镇同学，曾一脸神秘又满心无奈地跟我说过一件事：他曾小心翼翼地问过知青办一个负责推荐工作的人，像龚如君这样的人，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那人瞥了他一眼，语气冰冷又敷衍：“起码要到2000年以后去了……”

那句话，像一盆冷水，彻底浇灭了我心底仅存的一丝奢望。我清楚地知道，像我这样出身平凡、毫无背景的农村青年，在“推荐上大学”的规则里，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连被看见的资格都没有。从那以后，我便彻底断了读大学的念头，只想着踏踏实实地当民师，守着一方讲台，了此一生。

“你准备报考文科还是理科？”王老师的声音，又将我从思绪中拉了回来。

我猛地抬头，脸上满是错愕：“哎，高考还有文科和理科的区别呀？”那一刻，我才发现，自己对高考的了解，几乎为零，连最基本的文理科划分，都一无所知。

王老师耐心地给我解释：“大学是文理科分开考的，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和史地，史地是合卷考试；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与理化，理化也是合卷。依你的情况，语文底子好，又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我觉得还是考文科好。”

就是这简单的几句话，像一只无形的手，悄然改写了我的人生轨迹。我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决定报考文科。现在想来，人生就是这样奇妙，有时候，一个偶然的相遇，一句不经意的劝说，一个微不足道的选择，就足以让命运的航船，驶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倘若我当时遇到的是一位理科老师，他或许会劝我报考理科，而我，也一定会乖乖听从，那么，我的人生，便会是另一番模样。

高考结束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当初贸然答应王老师报考文科，给我带来了多大的煎熬与痛苦。而这份痛苦的根源，在于我们读高中时，根本就没有开设历史和地理这两门课程。

回到碧历小学，我一边站在三尺讲台上，教孩子们识文断字，一边挤时间复习高考。可所谓的复习，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那个年代，复习资料极度匮乏，珍贵得如同稀世珍宝。我记得，高七七级有一个同学，因为有亲戚在川师任教，侥幸得到了一份语文考试复习提纲，便视若珍宝，藏在怀里，从不肯轻易示人，生怕被别人抄去。

我对自己的语文、数学、政治三门课，还是有几分自信的——毕竟，高中时的底子还在。于是，我索性放弃了这三门课的复习，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史地这两门“盲区”课程上。可历史没有教材，没有资料，我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四处乱撞，无从下手；地理同样没有教材，我便凭着当时的政治气候，找来一张泛黄的世界地图，一遍又一遍地翻看，记着地图上的国家和地区，分辨着哪些是对我们友好的“兄弟国家”，哪些是对我们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再凭着当时报纸上零星的报道，勉强拼凑出一些地理知识，聊胜于无。高考前两天，我提前赶到了县城，住在表姐家的地震棚里。那时，唐山大地震的余波尚未散尽，县城里的许多人，都还住在简陋的地震棚里。偶然间听说，县中的老师正在组织考生复习，我便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当即决定去听课。

县中的大礼堂里，挤满了前来复习的考生，上千人的礼堂，人声鼎沸，却又透着一股压抑的紧张。可当时的老师们，也和我们一样，对高考的考题、题型一无所知，他们所谓的复习，不过是凭着自己的教学经验，盲目猜测、摸索着进行。我记得，语文复习，老师们只讲了一些基础的语法知识。可等到拿到高考语文试卷的那一刻，我才发现，老师们的复习，完全是南辕北辙，没有一点用处。

高考前一天晚上，表姐特意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叮嘱我吃完后好好复习，争取考个好成绩。可偏偏就在这时，南林局要放电影——在那个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看电影无疑是一场难得的精神盛宴，在县城，一年也难得有几回这样的机会，更何况是在乡下，一年最多能看一次。我按捺不住心底的渴望，执意要去看电影，表姐拗不过我，只好无奈地叮嘱我，看完电影后一定要好好复习，不要耽误了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