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三记》第九十二回 ‍知青上访争归路 插友情深系旧人

风雅一笑

我虽然已经上了大学，但对蚕桑场知青的命运仍十分关心。毕竟我们曾是患难与共的“插友”，一起盼望过，也一起绝望过。那种情分是泥地里摔出来的、寒夜里熬出来的。

1968年至1978年的十年间，全国约有两千万知青下放。改革开放以后，知青要求返城的呼声越来越高。民间一度传说：下放知青都要回城了，但在农场工作的不能回。消息是真是假，一时难辨，可命运攸关，人们不能不早作打算。

20年聚会

刘丽就先走了一步棋。1978年底，她父亲利用自己在县民政局工作的便利，把刘丽从蚕桑场转到城东公社插队，将原来的定销户口转成农村户口。这个操作听起来似乎有些曲折，实则正是那个年代普通人求生存、争出路的典型方式。刘丽于1979年6月15日顶替母亲到邮电局报到上班。

刘丽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从事无线发报工作，他希望女儿也继续干报务员这一行。不过到那时，电报早已不是“嘀嘀嘀”的无线发报年代，而改用电传机发报了。技术在变，岗位也在变，但无论怎么说，那时能进邮电局工作，还是很让人羡慕的，何况还是报务员。

下乡50年聚会。

1979年初，国务院批准了全国知青办的请示报告，大意包括几条：一是“积极办好农场，尽可能地把知青稳定在农场中”；二是需要商调回城的，可参照过去病退、困退的规定办理；三是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招收其在农场的子女；四是从国营农场参军的知识青年，退伍复员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五是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有了后面几条，前面那句“尽可能地把知青稳定在农场中”，其实也就成了场面话。嘴上说“稳定”，手里却在放行。

蚕桑场知青中，考上大学的走了几个，当兵的又走了几个，条件艰苦的石油勘探队来招工，又走了几个；还有几个转调农村的。可即便如此，剩下的人仍然不少。

偏偏高邮方面不知为什么，就是不肯执行国务院后面几条比较活的规定，硬说在国营场圃下放的知青拿工资，算已有工作，不能回城。这样一来，知青们刚刚燃起的希望，又几乎被整盆冷水浇灭。

知青们当然不能咽下这口气。1979年11月中旬，他们开始去县“知青办”集体上访。起初接待人员爱理不理，这种官样态度反而更激怒了大家。

平日里性格不同、脾气各异的人，一旦在共同命运前站到一起，就明白什么叫“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经过抗争，他们终于争得了应有的结果：剩下的知青全部返城，随父母单位安排工作。

50年聚会

如果我当年没有考上大学，那么大概率也是走“顶替”这条路，到父亲所在的肉联厂工作。说起来，肉联厂在高邮那时还是最好的企业之一。我的不少“插友”和同学，如石新华、夏恒祥、陈长生等，后来都顶替到了那里。

我觉得知青上访，不只是知青为一份工作而争，更是那一代人在为自己应有的归属讨一个说法。回城，不单是地理位置的移动，更像是命运承认错误后的一次迟到修正。

迟到总比不到好，但迟到并不能抹去那些年真实存在过的等待、惶惑与消耗。也正因为如此，我更懂得他们争取到全部返城有多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