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

老宾

　　我们每个人一生中大概率会经历搬家。在城市或拆迁、或乔迁；在农村或新农村建设、或移民搬迁。不管是什么情况，问到搬家，相信大家都会很快答出搬过几次家，为什么搬家。而说到我随父母的搬家经历，这事有点复杂，我坐了下来拿出钢笔和便签，半个小时后有了结果，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出现，搬过11次！得出这个数字后，脑海中便出现家中一次次搬家的情景：大大小小的家具，为保护家具准备的草绳，父母堆成小山的书藉，还有母亲劳累的样子。

　　父母一九五四年在湖北省武汉市结婚，一九八四年在北京退休，30年间分别在武汉、北京、杭州留下、浙江湖州、江苏宜兴居住，后又回到北京。父母退休后在北京海淀区红山口甲三号部队干休所居住了40年，这40年中只搬过一次家。母亲去世的早，父亲活到了百岁，可以说在干休所，是我家生活最安稳的40年。而其他时间我们好像都在搬家或在等待搬家之中。搬家都有因果，除了因自然灾害或房屋损坏需要搬家外，其他各种原因的搬家似乎都在我们家发生了。

一九五四年父母在武汉结婚，母亲在武汉大学做教师，父母的家就安置在武汉大学的教工宿舍。那时父亲已从西南军队调到北京解放军八一体工队工作。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几经努力母亲从武汉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化学系，这样我们的家就从武汉搬到了北京。这次搬家时我还没出生，但父母从武汉带到北京的老式的碳火炉，西南产的马皮老皮箱，母亲的外公在光绪年间为自己60大寿烧制的一套餐具，还有母亲儿时的玩具，一件件“老物件”保留到了今天。这些老物件记载着我们家族的根在湖北，它们带着我们对亲人念想、家乡的气息十分地珍贵。这是一次因工作变化带来的搬家。

　　一九六九年我们再次面临着搬家，这次搬家可以说是被迫，或者说是被撵出北京的。一九六九年在解放军报社工作的父亲受到迫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父亲的罪名是“反革命分子待定”。解放军报社领导要求父亲7日内必须带全家离开北京。当时对这种事情有一个称呼叫下放，父亲把搬家下放去基层部队的消息告诉母亲时，母亲平静地按受了现实状况，开始收拾家里的东西。离开北京的那天，解放军报社来了一辆苏式的吉普和几名战士，吉普后面拖着一个带棚子的小拖车，载上我们一家6口人,装上全部家当，直接开到了北京站。一个月后我们在浙江杭州驻防的59师住地落脚安了家。

“调防”是部队的用语。意思是指部队由原驻地或防守地区调到另一驻地或防守地区。父亲下放的部队是南京军区的20军第59师，父亲下连队当兵，母亲则在师部卫生科当护士。59师是野战部队，我们一家人成了随军家属。父亲在部队下放的4年中，部队先后从浙江杭州、浙江湖州、江苏宜兴调防三次，我们家也随部队搬了三次家。当年的部队有营房、营房中有家属区，上学有部队的子弟学校，搬家还有部队战士帮忙，所以这三次搬家，相对于只靠父母忙里忙外地整理行装、处理家人的吃住、孩子的上学之事，部队的调防（搬家）轻松了不少。

　　乔迁之喜是老百姓的大喜事之一，而我们家的发生的几次搬家并没有沾到“喜”的感觉。母亲在北京大学工作时，我们家在分别北大镜春园、朗润园、中关村26楼、25楼住过，还在北大28楼还暂短地住了一个多月。如此频繁的搬家（除了下放时从朗润园搬家外）早已忘记出于什么原因，更别提一个“喜”字了。

让父母最为高兴的一次搬家是二零零八年，这一年干休所为离休干部重新修建了师职住房，面积有150多平。六层的离休楼靠山而建，一梯两户出行方便。春天的百花齐放，夏日的林中蝉鸣，秋天的满山红叶，冬天的客厅阳光。对于新居父母亲非常满意，母亲大人在我和太太陪伴下，亲自到家具城为老俩口的房间选了一房家具。父亲也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书房。房子装修好，母亲来到房里，这瞧瞧那看看，摸摸东摸摸西，心里满满地欢喜。我想这是我能体会到的乔迁之喜，喜于内心。

　　我想到一句经典的民间谚语:“人挪活，树挪死”。但在那些动乱的年代，有多少次搬家是由自己决定的呢?在生活贫困的时候又有哪次搬家改善了居住条件? 我们家生活轨迹丰富，搬家成了家常便饭。而在一次次的搬家中，我渡过了童年，渡过了学生时代；在走南闯北奔波中，我经历着人生，学习着生活。这也算是一种人生财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