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出席者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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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欲晓——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诞生的》连载

下篇:开天辟地：建党期间的峥嵘岁月

作者:邵维正 编辑:韩水霖

　　革命犹如大浪淘沙，在滚滚洪流中能汇聚和磨炼民族精华，也能暴露和剔除各种糟粕。出席庄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人们，也毫不例外地要经受历史的公正评说。

在那个大浪淘沙、百舸争流的革命年代，信仰的选择是道路的选择，也是生命的抉择；坚守信仰力量的强弱，决定着人生命运的方向，也影响着革命发展的进程。出席党的一大的13 位代表，去世最早的是王尽美。1925 年 8 月，他积劳成疾，因病而逝，年仅 27 岁。去世最晚的是刘仁静，1987 年 8 月因车祸去世，终年 85 岁。他们从同一个起跑线上出发，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经历坎坷、备受考验，后来的人生道路截然不同、各有所终：有的矢志不渝，有的壮烈牺牲，有的身离心仪，有的迷途知返，有的背信弃义，有的身败名裂……这种分化在历史发展中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各位代表人生的跌宕起伏和巨大变化，以及其中蕴藏的丰富哲理和经验教训，发人深省、引人深思。因此，追踪出席党的一大的 13 位代表和 2 名共产国际代表的历史足迹，梳理他们走过的人生道路，我们会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让我们先把目光回溯到那个光荣的起点：1921 年 7 月 23日。在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13 位代表。他们是：

李汉俊，1890 年出生，31 岁，湖北潜江人，商务印书馆编译，上海代表；

李达，1890 年出生，31 岁，湖南零陵人，商务印书馆编译，上海代表；

张国焘，1897 年出生，24 岁，江西萍乡人，北京西城区文化补习学校数理教师，北京代表；

刘仁静，1902 年出生，19 岁，湖北应城人，北京西城区文化补习学校英语教师，北京代表；

毛泽东，1893 年出生，28 岁，湖南湘潭人，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相当于校长），长沙代表；

何叔衡，1876 年出生，45 岁，湖南宁乡人，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教师，长沙代表；

董必武，1886 年出生，35 岁，湖北黄安人，武汉中学校长，武汉代表；

陈潭秋，1896 年出生，25 岁，湖北黄冈人，武汉中学英文教师，武汉代表；

王尽美，1898 年出生，23 岁，山东诸城人，济南一师学生，济南代表；

邓恩铭，1901 年出生，20 岁，贵州荔波人，济南一中学生，济南代表；

陈公博，1892 年出生，29 岁，广东南海人，广东政法专科学校教授，广州代表；

周佛海，1897 年出生，24 岁，湖南沅陵人，日本第七高等学校（相当于中国大学的预科）中国留学生，旅日留学生代表；

包惠僧，1894 年出生，27 岁，湖北黄冈人，无固定职业，当时由陈独秀通过《新青年》杂志发行人苏新甫介绍暂到报馆工作，为陈独秀指派代表。

这 13 位代表代表着全国 50 多名党员，他们的身份大都是编辑、记者、学生或教师。代表中最年长的何叔衡 45 岁，最年轻的刘仁静 19 岁。平均年龄为 28 岁，正巧是毛泽东当年的岁数。

此外，还有 2 名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了一大，他们是：

马林，1883 年出生，38 岁，荷兰人，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1898 年生，23 岁，俄国人，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兼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概括起来，13 位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的人生道路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

（一）初心如磐，奋斗终生

初心，是一个人或一个政党最初的心愿，承载着人生起点的追求与梦想，体现着创业之始的承诺与担当。初心最纯真，因为心无杂念；初心最热烈，因为义无反顾；初心最美好，因为充满希望。有什么样的初心，直接影响着确立什么样的理想，走什么样的道路。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确立了初心，还需要在漫长坎坷的革命征途中坚守本心、下定决心、坚定信心、树立雄心，才能真正做到不忘初心、永不变心。出席中共一大的13 位代表中，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之所以能够直面残酷的革命斗争和曲折的革命道路，经得起一次次挫折失败的考验而又一次次奋起前行，将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精力投入到革命事业中，矢志不渝，奋斗不息，就是因为他们入党之初确立的初心和信仰从未动摇，始终坚如磐石。

1. 毛泽东

毛泽东，字润之，1893 年出生，湖南湘潭人。1911 年在长沙参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军。1913 年，进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次年该校合并于第一师范学校，在此就读四年。1918年 4 月，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聚集在一起，组织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同年秋，由长沙到北京，毛泽东结识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书记，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 年，他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传播新思想。同年底，为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第二次到北京，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 年 5月，毛泽东由北京抵达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送行，在半淞园讨论会务时明确提出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在上海停留期间，他曾多次与陈独秀接触，商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共产党等问题。同年 7 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任一师附小主事，筹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开始建党活动。

1921 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那时，毛泽东的形象就和《启航》这幅著名油画所画的一样：头发中分，脸庞圆润，穿着长衫。他来到博文女校，遇见了许多过去在文章中见过其文、但未见其人的同志。由于毛泽东没有专门回忆过党的一大，加之一大留下的文字资料较少，从散见的材料中，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是他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是他比较沉稳，勤于思考。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比较偏颇。应当说，经过追求与实践，当时的毛泽东在建党问题上已经有了自己的见地。他的确沉稳、注意倾听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又颇有见解、胜过他人。

1921 年 8 月下旬，毛泽东和何叔衡回到长沙，立即进行湖南党组织建设。不久，湖南共产党支部和中共湘区委员会相继成立。毛泽东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兼管江西安源）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1922 年被选为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组织领导了罢工运动。

1923 年 6 月，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份赴广州出席了党的三大。在这次会议上，他作过农民问题的报告，强调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结合大会讨论“国共合作”的主题，他既批评了拒绝国共合作的“左”倾观念，也不同意“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念，从而显现出其独到的见解和能力。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当时的秘书一职与现时的秘书绝不相同，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角色。因为党的三大文件明确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一年他刚刚 30 岁，正当“而立”之年。在后来的日子里，毛泽东经过漫长的积累，进行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农民运动的考察，初步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依据革命形势的变化，提出了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基本途径；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建设与发展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理论。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组织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创建了新型人民军队。20 世纪 30 年代初，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领导敌后战场取得全民族战争的胜利。内战爆发后，他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他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恢复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

作为从红色起点走来的一员，毛泽东在追求和信仰上都显示出了矢志不渝、不屈不挠的革命领袖意志和伟人气度。从在革命低潮时期回答“红旗能打多久”，到在王明路线下甘坐冷板凳；从遵义会议上实现革命转折，到川西草地率军北上；从抗日战争团结抗日、独树一帜，到解放战争驾驭全局、决战决胜；从新中国成立时的一穷二白，到苦苦思索解决一个大国人民的温饱；从抗美援朝打出民族自豪感、和平的外部环境、一扫旧中国软弱可欺的形象，到搞出“两弹一星”、使中国成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这一切，都饱含着毛泽东所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信仰、意志和责任。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因病逝世，终年 83 岁。他以奋斗不止的崇高境界践行了自己的初心和承诺。

2. 董必武

董必武，字洁畲，1886 年出生，湖北黄安人。大约在孙中山建立同盟会的时候，董必武就开始了救国救民的思考。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后，他立即赶到武昌，担任军政府军务部秘书，参加了保卫武昌的战斗。后来，他在朋友帮助下东渡日本，苦学法律。1914 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时，他毅然加入，并从事革命活动。在此期间，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产生了激进民主主义的思想。回国后，曾参加过护法战争，做过兵运工作。

1919 年春，受五四运动影响，经李汉俊引导和介绍，董必武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刊物，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1920 年创办武汉中学，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向青年传播革命理论，为建党奠定思想基础。同年秋，与陈潭秋、包惠僧等人共同发起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并采取多种方式在铁路、纺织、运输工人中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

1921 年 7 月，董必武与陈潭秋被大家公举，代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党的一大。比毛泽东年长 7 岁的董必武，是一位前清秀才。当时，参会的 13 位代表中，秀才只有两人：一位是董必武，另一位是何叔衡。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董必武这位秀才，却满怀革命激情和远见卓识。在党的一大会议上，他热衷于争取国共合作，在这个问题上深有见地。包惠僧回忆说：“在南湖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我们认为孙中山是军阀。当时，董必武发了好几次言，认为孙中山与军阀不同。董必武对孙中山有深厚的感情，这样就为国共合作安下伏笔。”

1924 年在广州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董必武以国民党联络员身份在湖北建立和发展了声势浩大的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并为北伐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中央派董必武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尽管学校为他和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等人专门设办了一个特别班，即有名的“老头班”，但他不服老、不示弱，以优异成绩进入了列宁学院英文班学习。这一阶段的留苏活动和学习经历，为他回国后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董必武返回中央苏区时，正值红军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他被分配去办党校，担任中央党校教务长。当时，毛泽东正受到排挤，他却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毛泽东终生的朋友和支持者。

1934 年，董必武被选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和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久，又任最高法院院长。从此之后，他成了苏维埃的“最高法律手杖”。

革命，是对董必武思想与智慧的考验，也是对其灵魂和意志的挑战。作为革命队伍的老者，他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他在蒋介石统治的重庆等城市战斗了7 年。在那 2000 多个日日夜夜里，他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在这条特殊战线上为全民族解放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伊始，各行各业百废待兴。经历过战争年代夺取政权艰苦斗争的董必武，深知依法治国的极端重要性，积极投身国家的法治建设，并以高龄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为此，他在这一神圣的岗位上经历了长期的磨炼、探索和追求。后来，他还担任过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代理主席，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作为党内的一位忠厚长者，董必武一生信奉马列。他在诗中信仰坚定地写道：“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作为中共建党元老，他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山高礼遇。早在他 60岁寿诞之际，中央委员会就在给他的贺词中写道：“你过去的革命奋斗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阶段，为中华民族解放写下光荣的史迹。”这是董必武这位历史老人不忘初心、执着追求的真实写照。

1975 年 4 月 2 日，董必武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 89 岁。

3. 王尽美

王尽美，原名王瑞俊，字灼斋，亦名烬梅、烬美，1898年出生，山东莒县人。1918 年 4 月，他考上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在这里赶上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山东问题，所以他在与山东人民休戚相关的这场运动中异常活跃，参加了游行示威和盘查日货，并到农村开展反帝宣传。他演讲口才好，并能填写爱国新词，给人留下很深印象。王尽美在学生运动中显露出才华，被选为山东大专中学学联负责人之一。在这期间，他结识了省立一中的邓恩铭，便共同组织社会政治活动。两人不仅成为学生领袖，还组织有志青年成立了研究新文化思潮的励新学会，创办了《励新》半月刊杂志，王尽美任主编。济南的活动引起北京和上海的重视。在陈独秀、李大钊的指导下，王尽美与邓恩铭等人发起的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于 1921 年初秘密成立。同年 6 月，王尽美接到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7 月 23 日，代表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党的一大。在这次会议上，他与毛泽东等注重革命实践的代表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流，并结下深厚的友谊。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将旧名王烬梅改为王尽美，其意是为创造尽善尽美的世界而奋斗终生。

党的一大结束后，王尽美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他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党的二大。后来，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从 1923 年至 1925 年，王尽美担任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他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还经常到民众中演讲。这期间，他积劳成疾，身体渐渐不支，但为了建立统一战线，还是抱病东奔西走。1924 年，王尽美出席国民党一大，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后来，他还参与领导了青岛铁路工人大罢工。由于工作太多，他又总是夜以继日地战斗，使他身体越来越差，以致染上了严重的肺病，经常咯血，在一次与基督教徒的辩论中竟吐血晕倒。1925 年1 月 11 日至 22 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 年 3 月，北京召开国民议会促进大会，他再一次抱病出席。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他又拖着病体，参加了追悼活动。时至 5 月，王尽美大口咯血，不得不离开战斗岗位。健壮时他没有孝敬老母、照顾妻儿，病倒了才回到生他养他的北杏村。而他这时望着亲人，只有遗憾之泪、歉疚之情了。8 月的一天，他从昏迷中醒来，口授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彻底实现奋斗到底！”

1925 年 8 月 19 日，王尽美这个年仅 27 岁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二）追求真理，英勇献身

革命是激烈的，斗争是残酷的，这是新事物与旧事物的生死对决。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就必然要冒极大的风险甚至生命危险。革命者，必须具有不怕牺牲的英雄胆魄，始终满怀激情豪情，有血性、有担当。正如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所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这一点，在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们怀着求真的信念，一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最终为捍卫真理而英勇献身、壮烈牺牲，书写了短暂而华美的人生篇章，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

4. 何叔衡

何叔衡，原名何启睿，字玉衡，1876 年出生，湖南宁乡人。1895 年，考取秀才，当时已具有反清思想，后曾在云山小学教书，提倡新学。1913 年春，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

1914 年毕业，在长沙楚怡小学和第一师范附小任教。1918 年4 月，他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共同创立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曾被选为执行委员长，是该会最早、年龄最大的会员。1919 年，积极投入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后，积极参加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20 年 7 月，协助毛泽东发起筹办文化书社，介绍和销售《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在进步青年中产生了深刻影响。8 月，他参与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研究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介绍一些进步青年赴苏俄学习。9 月，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并主办《湖南通俗报》，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做了大量工作。同年，协助毛泽东从事建党工作。

1921 年 7 月，何叔衡出席党的一大。当时，他已经 45 岁，是代表中最年长者，具有相当丰富的经历和广博的学识。一大闭幕后，他和毛泽东回到长沙，负责湖南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何叔衡亲自任教，一面教书育人，一面从事革命活动，培养了许多优秀学生，如夏明翰、毛泽民、毛泽覃、罗学瓒、杨开慧、蒋先云、柳直荀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革命中坚和党的优秀干部。

在党领导粤汉铁路大罢工时，毛泽东在长沙组织罢工，何叔衡亲赴武汉奔走联络。廖仲恺被刺后，他高举挽联，赶赴广州吊唁。他还遵照党中央关于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指示，成为湖南国民党省部常委，并利用合法身份大力开展革命活动，被国民党人士称为“党员模范”。

1927 年 5 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1928 年 7 月，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 年 7 月回国，在上海负责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全国互济会工作。他利用这个国际人道主义分支机构作掩护，营救和帮助了大批革命同志。

正当何叔衡在白色恐怖下奔忙时，家乡 20 多个亲属却遭到反动派的追捕和折磨。在他家长大的一个孤儿，因不愿透露何叔衡的踪迹，竟被反动派用铁片把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刮下来，最后把头砍下来示众。后来，他的两个女婿又被捕。大女婿夏尺冰被捕后坚贞不屈，被砍成四大块丢在马路上。

1931 年，何叔衡奉命转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 11 月，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监察人民委员（工农监察部部长）、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在此期间，由于他在检察、司法等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抵制王明路线“左”的错误，以致在 1933年“左”倾路线占上风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被迫撤离根据地。苏区“五老”中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和谢觉哉等 4 人，都被批准随红军主力转移，唯独没有批准他。

1935 年 2 月 24 日，何叔衡与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途中与敌人遭遇，在长汀县水口镇附近壮烈牺牲，终年 58 岁。

5. 邓恩铭

邓恩铭，又名恩明，字仲尧，曾用名黄伯云， 1901 年出生，贵州荔波人，水族。1913 年，入贵州荔波县桂花书院高等小学。

1917 年，随叔母来到济南，次年考入山东省立一中。1919 年，积极投入五四爱国运动，被选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并兼任出版部长，主编一中校报，组织一中学生参加济南学界举行的罢课运动，出席山东各界国耻纪念大会。他作为学生代表赴京、津地区活动期间，结识了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1920 年 11月，他与王尽美等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

1921 年初，又参与发起成立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 年 7 月，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党的一大，是 13 位代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回忆，他年轻有为，充满活力，给这次会议带来清新空气。

1922 年 1 月，作为中国代表之一，邓恩铭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他有幸见到了列宁。7 月，参加党的二大。会后受党的委托，到淄博矿区开展工人运动。他深入矿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形象地进行宣传，组织成立了“矿业工会淄博部”，被党组织誉为“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曙光”。1923 年，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成为青岛党组织的创建者。1925 年 2 月，他出色地组织领导了胶济铁路全线大罢工，造成胶济铁路全面瘫痪，使反动政府不得不全部满足工人的要求。4 月，他参与发动和领导了青岛日本纱厂 3 万多工人的罢工，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推向高潮。

1925 年 8 月，邓恩铭担任中共山东地区委员会书记，领导全省的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11 月初，区委机关遭到破坏，他被捕入狱。在狱中，面对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后经组织营救和同志保释出狱。1926 年，秘密回到青岛，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迅速把青岛的党组织恢复起来。

1927 年 4 月，出席党的五大，会上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斗争，会后应邀到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回到山东不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1928 年 12 月，因叛徒告密，邓恩铭再次被捕。在狱中，他建立组织，坚持斗争，曾两次越狱，都没有成功。他在给母亲的诀别诗中写道：“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1931年 4 月 5 日，邓恩铭在济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终年 30 岁。

邓恩铭是中共一大代表中第一个血洒刑场的英雄。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省人民政府曾多次查找烈士的遗骨，但因多年战乱，一直没有找到。他也是一大代表中唯一“青山处处埋忠骨”的革命领导人。

6. 陈潭秋

陈潭秋，字云先，1896 年出生，湖北黄冈人。1913 年，入武昌省立一中，后又入武昌高师英文系。1919 年 5 月，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一心为中国寻求解放之路的陈潭秋同武汉地区院校的其他学生领袖一起，联络武汉 18 所中等以上学校成立学生联合会，组织领导游行示威活动。同年夏，他作为学生代表参加武汉学生参观团，到上海开展革命活动，并结识董必武，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1919 年高师毕业后，担任武汉中学英语教师，并在湖北女子师范兼职任教。1920 年 8月，与董必武等人一道发起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分管组织工作，并参与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1921 年 2 月，创办《武汉星期评论》。

1921 年 7 月，陈潭秋代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党的一大。会后负责武汉党的组织工作，领导群众运动。1923 年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二七罢工，并组织武汉各群众团体支援罢工。同年 6 月，他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党的三大，并在会上作了二七惨案的报告。1924 年至 1925 年，先后担任中共武昌地委委员长、中共武汉地委书记。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与董必武等人在湖北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参加并领导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筹建工作。1926 年 10 月，任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长。1927 年4 月至 5 月，出席党的五大，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调任江西省委书记，不久又调任中央驻顺直省委代表、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等职。不管身在何处，位居何职，他都竭尽全力地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组织，成为党得力的领导干部。在此期间，他曾被捕入狱，受尽了种种折磨，但坚贞不屈，顽强斗争，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1933 年初夏，陈潭秋秘密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4 年 1 月，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 月被任命为粮食人民委员（粮食部长）。中央红军长征后，他作为中央分局领导成员之一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参与组织指挥红军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在最后的突围中，身边的战友全都壮烈牺牲，他机智地滚下悬崖，幸遇树枝挡住才保住了性命。

1935 年，陈潭秋被中央派往苏联参加少共国际六大，会后进入列宁学院研究班学习，并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9 年，奉调回国，化名徐杰，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当他到新疆时，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变化，新疆形势也在逆转，“新疆王”盛世才由拥共转而开始排斥和打击共产党。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他仍置生命于度外，通宵达旦地为党工作。1942 年 9 月，被军阀盛世才秘密逮捕。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秘密杀害，终年 47 岁。由于消息隔绝，1945 年中共七大会议上，他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三）性格倔强，身离心仪

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既要始终坚定信仰、为远大理想而奋斗，又要时刻脚踏实地、任劳任怨地干好每一项具体工作。一名成熟的共产党人，既要有刚性，刚正不阿、敢想敢干，又要有韧性，百折不挠、刚柔相济。只有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整体，坚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顾全大局、豁达大度，胸襟开阔、光明磊落，经得起困难考验，受得了误解委屈，不从个人好恶出发，不因一事一时的曲折而闹意气、泄私愤，避免感情用事、草率固执，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党性修养，妥善处理党内矛盾，排除干扰、轻装前进。然而，党的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却因为没有深刻认识这些道理，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而留下了终生遗憾。

7. 李达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1890 年出生，湖南零陵人。早年在长沙、北京等地读书。1913 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采矿冶金。1918 年 5 月，因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为而举行罢课抗议活动，并参加留日学生救国团体回国请愿，同年返回日本。出于爱国救国的强烈愿望，李达放弃理科深造，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写作或翻译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向国内报纸杂志投稿。

1919 年五四运动后，他在《觉悟》副刊上连续发表文章，介绍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并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等著作，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 年 8 月，从日本回国，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并负责编辑《共产党》

月刊。

1921 年上半年，陈独秀赴广东政府任职，由李达担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在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他撰写了一系列理论文章。6 月，他参与接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并积极协调联络，筹备召开党的一大。7 月，他代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党的一大，当选为中央宣传主任。9 月，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革命丛书。

1922 年 7 月，李达参与筹备并出席了党的二大。会后，应毛泽东的邀请，到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1923 年秋，他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进行了激烈争论，陈独秀扬言要开除他出党，李达愤然退出共产党，犯下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但是，李达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信仰。在此之后，他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坚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他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

大革命失败后直到 1948 年，他先后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大学任教，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从事进步的文化教育事业，并撰写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等数百万字的著作。1948 年，他配合地下党组织对各界上层人士做了许多工作，为湖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9 年初，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考虑到李达的安全，曾用暗语致电：“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显然，“本公司”是指“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依旧把李达当作“发起人之一”。李达接电后经由香港于 5 月到达北平，毛泽东派专人在车站迎候。中共中央根据李达的长期表现和本人申请，于 1949 年 12 月批准他重新入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曾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哲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并出席了党的八大。在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达当选为人大常委。1966 年 8 月 24 日因病在武汉逝世，终年 76 岁。

8. 李汉俊

李汉俊，原名书诗，1890 年出生，湖北潜江人。早年留学日本，1918 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在日本期间，李汉俊受进步教授河上肇的影响，研究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成回国后，热情赞颂十月革命，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常在《星期评论》《觉悟》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和译著。1920年初，负责《星期评论》编辑部工作。5 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他应邀参加会见和座谈，并加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 月，又首批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参与创办工人刊物《劳动界》周刊，并积极投入工人运动。同年 12 月，陈独秀离沪赴粤，李汉俊曾一度担任党的代理书记，并编辑《新青年》杂志。在此期间，在讨论党的组织原则时，陈独秀主张中央集权，李汉俊则主张地方分权。在讨论党纲时，在广州任职的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纲寄给李汉俊，李汉俊因有不同意见做了修改并寄回广州，陈独秀大发脾气。为了继续与陈独秀合作，李汉俊辞去代理书记，交由李达负责。这件事给他与陈独秀的关系投下了阴影。

1921 年 7 月，李汉俊代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党的一大，并将其哥哥李书城的住所用作一大会场。1922 年，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一，他离开上海来到武汉，在武昌中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执教，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活动。7 月，党的二大召开前夕，陈独秀曾电邀李汉俊参加会议，但他始终未到会，并托人带去一份意见书，反对加入共产国际，主张党的组织原则采取苏维埃联邦制，不赞成民主集中制。为此，党曾做过他的工作，但此时他与陈独秀、张国焘之间已心存芥蒂。加之他的意见未被二大采纳，他就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

李汉俊后来虽然没有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但他对党身离心仪，并没有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仍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1923 年，他积极参与京汉铁路工人罢工。6 月，他在没有出席党的三大的情况下仍被大会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秋天，他返回武汉，继续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4 年，中共中央鉴于他自动脱党，正式开除其党籍。“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这是他被开除党籍后表示的态度。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李汉俊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等职。其间，他尽管没有参加党的生活，但与董必武、恽代英、刘少奇、项英等人来往甚密，抵制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 年 11 月，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占领武汉，驱走湘军唐生智。李汉俊被桂系军阀逮捕，并于 12 月 17 日在武汉以“共党首要分子”的名义杀害，终年 37 岁。所幸的是，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这位一度脱党的烈士，他在 1952 年给李汉俊家属签署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写道：“查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四）信念动摇，迷途知返

革命，就是要推翻旧制度、打破旧秩序，建立新制度、确立新秩序，其过程必然受到旧有观念、反动势力的重重阻碍和顽固抗拒，其艰难困苦非比寻常。1955 年 3 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曾经指出：“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然而，并不是每一名共产党人都能始终坚持“藐视困难”“不在话下”的乐观主义态度的，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难免会有一些人在艰难险阻面前发生动摇，以致迷失方向、误入歧途。这其中就包括刘仁静、包惠僧。

9. 刘仁静

刘仁静，字养初，1902 年出生，湖北应城人。1914 年入武昌博文书院，1916 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后参加恽代英创办的“互助社”，开始接触新思潮。1918 年，考入北京大学，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了兴趣。1919 年参加五四运动，被捕获释；后经王光祈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任该学会会计。1920 年 3 月，他参与发起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1 月，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被委派组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 年 7 月，刘仁静代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党的一大。会上，为共产国际代表作翻译，参与起草大会文件工作。

1922 年，与邓中夏等一起创办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同年 9 月，随陈独秀等人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代表中共发言；后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上汇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学生中开展工作的情况。1923 年回国，参加党的三大，并报告国际会议情况。同年 7 月，他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接替张太雷任团中央书记。1924 年，在北京创办《政治生活》，并一度主编《中国青年》。1926 年秋，赴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刘仁静因不满共产国际把失败原因归结为陈独秀右倾错误，曾求教于季诺维也夫、鲍罗廷等人，但最后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在莫斯科参加托派组织。

1929 年，他从苏联回国时曾私访被流放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回国后，因积极参加托派活动，被中共开除出党。此后几年，他以翻译外文著作和写文章为生。1935 年，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反省院发表《节制资本刍议》一文，被认为背叛托派主张，又被托派开除。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狱，他赞成国共合作抗日，并在国民党政府多个部门中做事。

1950 年，刘仁静到北京以刘亦宇的名字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承认错误，表示诚心拥护中国共产党。1951 年，去安徽阜阳参加土改。1952 年以后，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从事翻译工作。1987 年，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同年 8 月 5 日因车祸去世，终年 85 岁。

10. 包惠僧

包惠僧，曾用名包晦生，1894 年出生，湖北黄冈人。1917 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在武昌教书，后任新闻记者。1919 年，赴北京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并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旁听。1920 年秋，参与发起创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任临时支部书记。

1921 年 7 月，由陈独秀委派参加党的一大。1922 年，曾一度在北京工作，当选为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1923 年，任武汉支部书记、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1924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包惠僧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革命军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任黄埔军第三团党代表、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6 年，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政治教官，后到武汉任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任独立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面对革命低潮和白色恐怖，加上在党内处处受张国焘责难，包惠僧脱离了和党的联系，但他“没登报声明，没有出卖组织，没有出卖一个党员”。此后三年半，他先是编辑《现代中国》，后在上海卖文为生。1931 年，任国民党武汉行营参议、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后任军委会秘书、中央军校政治教官。1935 年，任防空委员会编审室主任兼第四处副处长。1936 年，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事。1944 年，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任内政部土地人口统计局局长等职。1948 年，举家迁往澳门谋生。

1949 年 11 月，包惠僧从澳门回到北京。1950 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任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 年，任国务院参事。1979 年 7 月 2 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5 岁。

（五）理想丧失，叛党投敌

一个人的人生，有了美好的开始，并不一定有精彩的结局。革命洪流浩浩荡荡、滚滚向前，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但革命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革命的激流里，难免泥沙俱下，遇到险滩、暗流和旋涡，甚至出现曲折和反复。一个人的人生道路，有顺境也有逆境，有优点也有弱点，有贡献也有失误。甚至会出现一些落伍者、叛逆者，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就是这样的人。但这并不奇怪，这些人也无损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摒弃了这些变节分子，党组织才会更加纯洁。正如鲁迅先生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行进，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11. 陈公博

陈公博，1892 年出生，广东南海人。1905 年，因其父参加反清活动被捕而逃往香港，在报馆任校对谋生。1908 年，入广州育才书社学习。辛亥革命爆发后，因其父当选为广东省议会议员，他也当上了乳源县的挂名议员，不久辞职投入广州的北伐学生军。1912 年，在育才书社任助教。两年后，又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 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 年毕业后回到广州，任广东教育会评议、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并与谭平山、谭植棠一起创办《群报》，任总编辑；与陈独秀、谭平山等人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 年初，参加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7 月，携新婚妻子赴沪，代表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党的一大。7 月 30 日，一大会场遭法国巡捕搜查，陈公博十分恐惧，次日脱离集体去杭州游玩，没有参加嘉兴南湖游船的闭幕会议。回到广州后，正赶上军阀陈炯明叛变，党组织决定联孙（中山）反陈，但陈公博拒不执行。他写信给陈独秀：“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纪约束。”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后被开除党籍。由此，陈公博成为出席党的一大的 13 位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人。

1923 年，在汪精卫支持下，陈公博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 年回国后加入国民党，任广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1926 年 1 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 7 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后任湖北省财政委员会主任及江汉关监督。1927 年，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工人部部长。1928 年，与汪精卫一起组织国民党改组派，并在上海主编《革命评论》。1932 年，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1937 年抗战爆发后，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

1938 年 12 月，随汪精卫等人叛国投日，后任汪伪中央执行委员、立法院长、上海市长。1944 年，陈公博任汪伪政府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他秘密逃往日本，后被押解回国。1946 年 4 月被判死刑，6 月 3 日在苏州被枪决，终年 54 岁。

12. 周佛海

周佛海，原名明繁，字子美，1897 年出生，湖南沅陵人。1917 年赴日本求学，在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时，阅读和研究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积极向国内投稿，翻译和介绍社会主义学说。1920 年暑假回国滞留上海期间，与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见面，后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暑假后返回日本继续学习，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施存统在日本建立旅日中共早期组织，并积极为《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撰稿，发表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1 年 7 月，周佛海代表旅日中共早期组织出席党的一大，是唯一从境外回国与会的代表。会后，他参加了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并奉命前往长沙、武汉、安庆等地，负责挑选各界民众代表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 11 月返回日本继续学习，之后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走入误区，认为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革命实在“时机尚早”。在人生观上，他信奉“大志不能充饥，理想不能御寒”的庸俗哲学，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渐渐动摇起来。

1924 年，周佛海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回国后，他“人在曹营心在汉”，逐渐成为“不交纳党费、不参加党的活动、散布不满情绪”的“三不党员”。同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兼任广东大学教授。

1926 年，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7 年，投靠蒋介石，后在上海编《新生活》月刊。1929 年，他先后担任了国民党中央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兼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总司令行营主任等职。1932 年，参与筹建国民党蓝衣社特务组织，并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35 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他在南京组织低调俱乐部，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谬论；在汉口创办艺文研究社，专门从事降日宣传。1938 年，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同年 12 月，随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当了汉奸。1940 年以后，先后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委、汪伪政府警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长等职。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前夕，周佛海被重庆国民党政府委任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负责维护上海及沪杭线治安，保证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全面接收。后来，在舆论压力下，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以“通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罪被判处死刑，后又特赦为无期徒刑。1948 年 2 月 28 日，周佛海病死于南京监狱，时年 51 岁。

13. 张国焘

张国焘，字恺萌，又名特立，1897 年出生，江西萍乡人。1916 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19 年，参加北大“国民杂志社”和“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接近李大钊。五四运动时，任北大学生会干事、讲演部长，曾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1920年 10 月成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首批党员，并深入长辛店等地从事初期工人运动。

1921 年 7 月，张国焘代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党的一大，并当选为中央局成员、组织主任。8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任该部主任，领导职工运动，并主编《劳动周刊》。1922 年初，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1924 年 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在党的二大、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大、六大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6 年，张国焘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27 年 7 月，任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1928 年，赴苏联参加党的六大，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1931 年春，回国后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 11 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并主持开展错误的“大肃反”。

1932 年，他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5 年，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 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总政委。9 月，他擅自率左路军南下川康边境。10 月，非法成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自封主席并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使红四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1936 年 6 月，张国焘在困境中被迫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北局。1937 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 年 4 月，张国焘以祭黄帝陵为借口逃出边区，经西安至武汉，投靠国民党，加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组织，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堕落为革命的叛徒。同年 4 月 18 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941 年起，他担任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8 年 11 月，张国焘逃往台湾。次年冬，避居香港。1968 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 年 12月 3 日，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住在老人院中的张国焘半夜翻身不慎将被子、毛毯掀到床下，自己因病弱无法拾起，也无人理会，结果被活活冻死，终年 82 岁。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除了上述 13 名代表外，还有 2 位共产国际的代表：

马林，原名亨德利库斯·斯内夫利特，1883 年出生，荷兰人。1900 年参加荷兰铁路工会工作。1902 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4 年，在荷兰殖民地爪哇建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18 年，出版印尼文《人民呼声报》，被爪哇当局驱逐出境。1920 年 7 月，马林作为东印度社会民主工党（印尼共产党前身）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任民族和殖民地事务委员会秘书。会后，列宁亲自委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到中国协助建立中国共产党。1921 年 6月，他到达上海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7 月，他代表共产国际出席党的一大，并代表共产国际作报告。1921年 12 月，马林由张太雷陪同赴桂林会见孙中山。1923 年 6 月，出席党的三大，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经过讨论作出了国共合作的决议。在华期间，马林曾三次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工作情况。共产国际肯定了他在华的工作，并任命他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之一。1923 年 10 月，马林奉调回苏，后因与共产国际意见不和，于 1924 年 4 月辞职返回荷兰，负责荷共工会工作。因马林倾向托派，1927 年脱离荷兰共产党，于 1929 年建立了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二战期间，他参加了荷兰的抵抗运动，编辑秘密报纸《斯巴达克》，后被德国法西斯逮捕并判处死刑，于 1942 年 4 月牺牲，终年 59 岁。

尼克尔斯基，原名涅伊曼·符拉基米罗维奇·阿勃拉莫维奇，1898 年出生，俄国人。1919 年到 1920 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服役。1921 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并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同年，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派到中国工作，参加了党的一大。1922 年，他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 年至 1925 年，他在东北地区主持情报工作。1926 年回国。1933年至 1935 年，他再来到上海工作，后转到其他国家。1938 年因涉嫌托洛茨基派被捕，1943 年遭错杀，后平反，终年 45 岁。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共识。出席党的一大 13 位代表不同的人生结局深刻地说明一个道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只有始终坚守共产主义信仰、执着追求，始终信守入党时许下的铮铮誓言、矢志不渝，始终坚持奋斗精神、永不懈怠，才能始终保持正确方向不偏移，保持革命激情不湮灭，在困难面前不气馁，在诱惑面前不变节，在牺牲面前不退缩。反之，则会堕落为汉奸、特务，跌入叛党叛国的深渊，成为党和民族的败类。

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就会精神“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任何一个政党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党员组成的，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是从个别党员理想信念的丧失开始的。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个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史为鉴、总结经验，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以驰而不息的奋斗精神，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担当新的历史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努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