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追堵截奈我何 — 红军长征大结局

杨子迪

　　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把中国革命大本营从瑞金搬到了延安。
而红军在陕北一系列的长征会师有如收拢五指，握紧拳头，开辟出抗日战争时期最大的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

　　从小就听着红军长征的故事长大。后来，更是熟读毛泽东主席关于长征的诗词《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忆秦娥·娄山关》和《十六字令三首》。肖华的《长征组歌》也是耳熟能详。

遗憾的是，除了20年前到过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于都之外，至今未去过其它与红军长征有关的地方。

今年5月去了一次延安，多花了几天时间去看了看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吴起、甘肃会宁和宁夏将台堡的会师地点，以及与会师有关的六盘山（中央红军长征路上最后一座大山）和直罗镇（中央红军入陕后第一个大胜仗所在地），算是了解了红军长征大结局的一些细节。

谨以此美篇献给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宁夏六盘山：

陕北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

陕北直罗镇战役烈士纪念碑：

甘肃会宁三军会师塔：

宁夏将台堡会师纪念碑：

参加长征的红军主力：

红军第一方面军（毛主席、朱德领导；曾用名：中央红军、陕甘支队）：

1934年10月从江西于都出发，至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等省区，行程约二万五千里。

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领导）：

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出发，于1936年10 月22 日，在宁夏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途经湖南、贵州、云南、四川、青海、甘肃、陕西等省，行程二万余里。

红军第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甘孜会师前，由张国焘掌控；甘孜会师后，逐渐被朱德、刘伯承掌控）：

长征出发日期有两种说法。一是1935年3月28日（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之日）；二是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西进之时）。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途经四川、青海、甘肃3省，行程万余里。

两点注解：

在谈及红军长征大结局之前，先聊聊有关长征的两个红军编制。
1、左路军、右路军（由红一、四方面军混编而成）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洮战役计划，并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右路军和中国工农红军左路军。
右路军包括在毛尔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汇合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左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以及军委纵队的小部分，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从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到达阿坝地区，原定计划是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2、陕甘支队（由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组成）
1935年8月下旬，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会合。9月初，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但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关于北上的指示，进而企图裹挟右路军南下。党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于9月12日在川甘边界的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将右路军中的党中央机关和红一、红三军及军委纵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从巴西地区继续北上。

右路军中原属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并未随陕甘支队北上，而是被张国焘裹挟南下至川康边地区。后在甘孜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共同北上。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 翻越六盘山（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之前）

　　六盘山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主峰海拔2942米。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境内六盘山的主峰之巅。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碑建在纪念馆之上，正面是“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碑”的碑名，东、西两侧为诗墙，东侧镌刻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西侧镌刻毛泽东《七律·长征》。背面镌刻“巍巍六盘，浩浩长风。长征精神，永放光芒”碑文。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广场所在区域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时实际经过的地方，虽非原址战场或宿营地，但坐落于红军当年翻越六盘山的路径与区域范围内。也就是说，游客到了长征纪念广场，就是到了当年红军长征路过的地方。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碑正面：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碑东侧：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碑西侧：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广场：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

1935年9月17日，红军陕甘支队夺取天险腊子口，18日乘势占领哈达铺，27日进占甘肃南部的榜罗镇和通渭。在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陕甘支队进至陕北，和当地红军一起，保卫和扩大陕甘苏区。

会后，陕甘支队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

1935年10月7日，陕甘支队于上午8时许登上六盘山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随部队相继登上六盘山，并于中午时分到达六盘山东麓青石嘴一带。其他红军分多路同时翻越六盘山，向青石嘴一带集结。

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后不久，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标志着其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六盘山因此被视为中央红军长征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

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 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
— 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

　　吴起镇（今吴起街道），隶属于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
吴起镇会师标志着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0个省区，行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决策，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从而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开创了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的历史时期。

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

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

吴起中央红军 长征胜利纪念馆：

　　关于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曾经有过两种说法。
一是“吴起镇说”：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在吴起镇会师。但没有明确参加会师的陕北红军代表是谁。
二是“象鼻子湾说”：1935年11月5日红一军团在甘泉县象鼻子湾与红十五军团会师。

否定“吴起镇说”的主要根据是：在吴起镇并没有发生典型的、大规模的双方部队会师的宏大热烈的场面。相比较而言，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在甘泉象鼻子湾的大部队会师才有真正会师的样子。
但根据史料，当时吴起镇是陕北苏区的门户，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就是到了陕甘苏区。到了吴起镇的当天，毛主席见到了赤安游击支队秘密联络员刘兴汉，得知赤安游击支队就在吴起镇附近活动的情况。

次日，毛主席通过刘兴汉在吴起镇见到了赤安游击支队队长张明科，听取了他的工作汇报，并得知陕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10月初在错误的“陕北肃反”中蒙冤被捕的事情。
很快，在安边堡活动的陕甘边区二路游击队政委龚逢春和指挥员马福冀接到定边县革命委员会送来的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的消息，于是和直属部队连夜赶回定边县革命委员会驻地凤凰寺。10月22日，龚逢春和马福冀赶到了吴起镇，向毛主席汇报了陕甘边区和陕北苏区根据地的情况与红军的现状，红十五军团跟国民党军作战的情况，根据地周边国民党军的情况。此外，龚、马还向毛主席汇报了刘志丹在瓦窑堡遭逮捕关押的问题。毛主席表示陕北的肃反向题，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正确的解决。

以上史料说明，中央红军到了吴起镇之后，首先接触到的人是陕北红军的人，并通过汇报了解了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情况。
至于会师时缺乏陕北红军的代表人物以及规模和场面太小的问题，也不难理解。
首先，当时刘志丹等陕北红军领导人已于1935年10月初在瓦窑堡蒙冤被逮捕关押，不可能迎接中央红军。
其次，龚逢春和马福冀到吴起镇向毛主席等人汇报工作时，是带了少数部队的。不然，龚、马也无法将汇报完工作后叶剑英赠送的几十支枪带回凤凰寺驻地。另外，1935年时任赤安游击支队副队长的戴通孝也回忆道：1935年10月22日，赤安游击支队接到参加中央红军在杨青川高洼举行的联欢会的请贴，游击支队100多人前往，受到中央红军鼓掌欢迎，并与中央红军一起会餐。

再说会师场地，当时吴起镇只是一个贫穷的陕北小镇，容纳了七千多中央红军已不堪重负，就连谢老（谢觉哉）也露宿麦田，不可能找到场地进行轰轰烈烈大规模的会师。
但不管怎么说，当时陕甘支队入陕的任务是寻找陕甘红军和刘志丹，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并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而毛主席在吴起镇见龚逢春和马福冀并听取汇报，就是党中央与陕北苏区接上了头；戴通孝带部队在吴起镇与中央红军联欢，是代表了陕北红军。所以说，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在吴起镇会师的说法并无不妥。
当然，受条件影响，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在吴起镇的会师只能是象征性的、代表性的。但会师时间似乎应为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之日）至22日（两军联欢之日）。
再说11月5日甘泉县象鼻子湾的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会合：1935年11月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研究，并以中革军委名义正式下达的决定，在陕北甘泉下寺湾发布命令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随即改编为红一军团，并与红十五军团共同编入红一方面军。所以11月5日甘泉县象鼻子湾的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并不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

胜利完成奠基礼 军民凯歌高入云
— 中央红军直罗镇大捷（吴起会师之后，会宁大会师中之前）

　　直罗镇战役遗址位于陕西省富县直罗镇一带的葫芦河两岸。
1935年11月21日至26日，已经在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围剿，在陕西省富县直罗镇地区组织了直罗镇战役。这场战役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关键一战。

直罗镇战役烈士纪念碑：

直罗镇战役烈士纪念碑底座：

直罗镇战役纪念馆：

通往山上烈士陵园的山路：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战术，包围国民党东北军第109师于直罗镇。
战役于11月21日拂晓打响，24日歼灭敌主力，26日战役完全结束 。
直罗镇战役歼灭敌第109师及第106师617团，俘敌5300余人，毙伤敌1000多人，缴枪3500余支，轻机枪176挺，子弹22万多发，迫击炮8门，无线电台两部。受此惨重打击，敌106师残部和57军的另外两个师，不得不退回甘肃合水县。东路敌之117师也不得不退出富县。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利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毛泽东主席将此大捷比作“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 甘肃会宁红军大会师（红一、二、四方面军）

　　会宁，甘肃古城，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建县，曾是古丝绸之路重镇。
1936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国内时局演变和夺取宁夏、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需要，做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战略决策。周恩来建议将会师地点放在会宁，理由是那里是陇中重镇和交通枢纽，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必须经过会宁。红军会师会宁，既占领了枢纽地带，又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毛泽东当即表示赞同：“会宁，好地名，好地名啊！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会宁会师主要发生在会宁古城城墙内，核心地点是西津门（今会师门）及古城内文庙大成殿。

会宁古城内三军会师塔：

会宁古城内三军会师广场：

古城内文庙大成殿：会师联欢场所。

古城内城隍庙：红一方面军指挥部旧址，陈庚、杨成武、杨勇、杨德志等红军将领曾在此住宿。

会师门（内）：

会师门（外）：

会师楼：

古城内三军会师纪念馆：

　　1936年10月2日凌晨，红一方面军骑兵团攻破西津门（今会师门），占领会宁古城；
10月8日，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在古城内会师；
10月9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进入古城内；
10月10日晚，会师部队在古城内文庙大成殿举行庆祝会师联欢大会。

根据史料，会宁大会师并非三军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会师，而是三大主力会师的总称，实际过程历时近两周，分两地实现：
1、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宁会师：
红四方面军1936年7月在甘孜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在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坚决斗争下，遵照中共中央指令，放弃南下西进错误路线，再次北上，于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2、红一、红二方面军于1936年10月22日在将台堡（当时属甘肃）会师：
红二方面军10月15日到达会宁地区。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领导人在平峰镇会面。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以会宁为中心的甘肃中部地区胜利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战略转移大西北 长征胜利在此日
— 宁夏将台堡会师（红一、二方面军）

　　将台堡在今宁夏西吉县，原属甘肃，原址名西瓦亭，始建于战国秦昭襄王时期，汉、唐以后各朝代均有修扩，是古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军事要塞和商贸集散地。
民间传说此地曾为古代军事要塞的点将台，民国初年在此筑城堡，由此得名将台堡。城堡位于西吉县南部葫芦河与马莲川河交汇处，地势平坦宽阔，两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由此经葫芦河向东逶迤延伸，汉代古城遗址依稀可见。
现存城堡为1920年海原大地震损毁后在原址缩建而成，东西长110米、南北宽101米、堡墙高10米。

将台堡会师纪念碑：

将台堡纪念碑下会师广场：

将台堡城堡：

将台堡三军会师纪念馆：

　　将台堡革命旧址由会师广场、纪念碑、纪念园、旧址公园等部分组成。将台堡城堡内为红军长征革命旧址纪念园，园内修建展陈三军会师纪念馆及参与革命的老将军题词“翰林苑”。古堡东侧为红军会师纪念碑。
193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第二军团，与红一方面军主力一军团二师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会师，是会宁会师的组成部分。
此前红一、四方面军已于日1936年10月9在甘肃会宁会师。
将台堡会师也是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次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的结束。这个日子也被定为长征胜利日。

编后感：危急关头，陕北留住了中央，中央挽救了陕北。

　　写完这个美篇之时，忽然有一点感悟：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看似偶然，其实是在危急关头，陕北留住了中央，中央挽救了陕北：陕北为中央提供战略转移落脚点，中央为陕北纠正肃反危机。
中央红军及南方各红军长征是战略转移，出发时并无明确的目的地。途中虽曾有八、九个备选目的地，但因种种原因而放弃。
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于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至此，红军长征已历时近一年，人困马乏，尚未摆脱国民党军追击，仍未找到落脚点。就在此时，毛主席从国民党报纸得知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后来又派人了解到：陕北除了有陕北红军，还有较好建制的革命根据，并具有进行革命的牢固阶级基础、良好的群众觉悟以及充分的战略机动空间等优势。于是中央果断北上陕北与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汇合，以完成战略转移。

而同在9月，陕甘晋省委却发动了错误的“肃反”运动。至10月10日，刘志丹派出去寻找中央红军的代表在甘肃省镇原县三岔镇与陕甘支队相遇时，刘志丹已蒙冤遭逮捕关押。
可以说，1935年9月对中央和陕北都是一个危急关头。
也不得不说，中央与陕北在危急时刻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生死相依的关系。
当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时，兵力仅余万余人，正是陕北的革命根据地主动会师、输送兵员物资，让他们得以喘息。就这点而言，是陕北留住了中央。
中央到达吴起镇后，立即制止错误的“陕北肃反”，平反冤案、稳定军心，避免根据地自毁，从根本上消除了陕北的危机。就这点而言，是中央挽救了陕北。

附一：为何没有“第三方面军”

　　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两军团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也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支“方面军”级别的战略兵团。
按照这一逻辑，人们自然会期待后续成立的战略兵团依次称为第二、第三方面军。但1931年11月7日，鄂豫皖苏区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这一命名直接跳过了第二、第三方面军，造成了数字序列的中断。
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按照中革军委命令，正式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此后，中国工农红军再也没有成立方面军，因而也就没有“第三方面军”。

附二：中共中央入驻延安前在陕北的落脚点

1、吴起镇，1935年10月19日进驻，住11天。
2、甘泉县下寺湾村、史家湾村，1935年11月2日进驻，住8天。
3、富县东村，1935年10月11日进驻，12月6日离开。
4、瓦窑堡，1935年11月13日进驻，1936年6月21日离开。
5、保安（志丹县），1936年7月11日进驻，1937年1月10日离开。

附三：简述中央纠正错误的“陕北肃反”

　　史称“陕北肃反”的错误主要发生在合并后的陕甘晋苏区（即原陕北苏区和陕甘边区统一形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但“肃反”打击的重点是原陕甘边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由驻陕北永坪的陕甘晋省委（以朱理治、郭洪涛等为首）主导实施。
地理与行政背景：1935年2月，陕北苏区与陕甘边区已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又称陕甘晋苏区），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后，成立陕甘晋省委（驻地永坪，属原陕北苏区范围），由派驻陕甘晋省委的“中央代表”主导。
“肃反”对象：虽以“陕北肃反”为通称，实际针对的是原陕甘边根据地中被错误指控为“右派”、“反革命”的红二十六军及陕甘边特委领导人（如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
执行机构：“肃反”由陕甘晋省委在陕北永坪策划，但逮捕和屠杀多发生在原陕甘边区及瓦窑堡。
10月6日，西北红军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刘志丹被捕入狱。
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陕甘晋苏区许多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捕入狱，使陕甘晋苏区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形势十分危险。
中共中央了解到上述情况后，立即召开会议，下令停止“肃反”，停止捕人，要刀下留人。为了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制止错误“肃反”，中央派王首道、贾拓夫等去瓦窑堡释放被关押的刘志丹等。
中央还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肃反”的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晋省委把刘志丹等一批领导干部释放出狱，予以平反，恢复其工作，从而稳定了干部队伍，加强了内部团结，挽救了陕甘苏区的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