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夏日】生命中的两只“蝉”

袁汉勋

昵称：袁汉勋美篇号：4902793图　片：自拍 1980年初夏，我们这里便有了蝉鸣。这天下午，课前，窗外的蝉鸣一声比一声高涨，我们文科班的同学个个端坐在书桌前翻书，这哗啦啦的翻书声应和着外面的蝉鸣声，如同一首交响曲，此起彼伏，令人神思，又令人恍惚。而平日里，我们早就习惯了这种“闹中取静”的氛围，也喜欢把“经常在耳边叨叨叨”的人叫住“蝉”。 这时，一位中等身材，白色衬衫，藏青色裤子，剑眉星目的青年教师走进了我们的教室。 “我叫成千，丁老师已经退休了，后面，由我来做你们的语文老师。”他的声音像电台播音员那样富有磁力，“下面，我们开始上课。话说朱自清当初为什么要写《荷塘月色》呢？……” 教室里一片寂静——他看起来比我们大不了几岁。而我，坐在教室中间的复读生，第一次觉得语文课还可以用“单田芳评书”的方式来讲析课文，令所有的学生都特别好奇。 　　哪知这节课后，成老师竟主动过来找我谈心： “我也是丁海涛老师的学生，他对我讲了你上一次高考仅差三分的情况。”…… 自此，他每次批改作业时，总会在我的本子上多写几句话： “这段描写有灵气，但有两个错别字。” “《荷塘月色》背完了？我不信。” “今天上课打瞌睡，昨晚干什么去了？” 每一句都用红笔写在空白处，字迹工整得像他这个人。我开始在交作业前偷偷查字典，开始提前预习课文，开始在语文课上努力睁开眼睛——只为换他一句“有进步”。 那时，我每天差不多就睡四五个小时，上课有时困得不行，就一直掐我的左手，以致左手上总有瘀青啥的。我就是尽量不让自己睡着。有时撑不住，还是硬扛着。 真正的转折是在仲夏。一模结束，我语文破天荒考了九十八分，而且作文还被拿到班里给大家传阅。但数学只有二十九。班主任把我父亲叫到了学校，那个做了大半辈子民办教师还得不到转正的男人，当着办公室所有老师的面丢下一句： “不争气的东西！”便扬场而去。 我冲出办公室，在操场角落的水杉树下坐着。雨开始下，不大，但足够浇透一个十九岁少年的尊严。 头顶突然出现一把伞。 “地上凉。”成老师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他没问发生了什么，只是撑伞站着。伞很小，他的半边肩膀很快就湿了。 “老师，我是不是特别笨？”我盯着地上的小水塘。 “你语文能考九十八分。”他说，“而且还能读懂《赤壁赋》的人，怎么会笨？” “可我的父亲说，学文科没出息……” “那你觉得我有出息吗？”他蹲下来，和我平视，“我也是学文的。我敢说，如果不是着急赶路，文科永远是最美的学科！”…… 雨打在他的眼镜片上，我第一次这么近看清他的眼睛——会说话的眼，像藏着很多话。 那天之后，我开始找各种理由去办公室。问一道题，借一本书，甚至假装路过。成老师总是耐心解答，有时还会问我： “数学怎么样啦？要不要我去跟数学老师打声招呼？” “不要。” “那我送你十二个字：先学习，后练题，再纠错，做总结。” “好的。谢谢！” “不用谢。最后再送你一句话：数学的关键是要明白它背后的道理！”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课间闲谈时，男生们议论着哪个同学数学进步了，哪个同学又退步了。而我心里却反复地琢磨成老师送给我的十二个字，“是不是我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 其实，我早就把《复习资料》上的例题都做过一遍了。现在重新开始，逐章逐页，先吃透思路，再用左手挡住过程，迅速用笔写出答案。做完后再用钢笔划掉，再来一遍…… 1980年季夏，离高考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的故事又有了反转。 成老师不再单独留我说话，批语变回简单的“阅”或分数。我在走廊遇见他，他点头微笑，脚步不停。但是…… “袁汉勋，专心听课。”每当我在同桌脸上停留超过三秒，他就会这样提醒，声音平静，没有波澜。 “袁汉勋！”同桌终于开口，声音很轻，“你是在看我没洗脸，还是要跟我借东西？” 我的脸烧起来。 霞的话音刚落，成老师便走到桌旁，我闻到他身上淡淡的墨水味。 “你最近的表现，我很困扰。” “对不起！”…… “我要调走了。” 世界突然安静了。墙上挂钟的秒针走动声大得惊人。 “教育局找我谈过话了，要调我到局里去工作。”他语气平静，像在朗读课文，“但我坚持要把你们带到高考。”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盯着自己的鞋尖，那双崭新的的黄球鞋（上文已有交代），此刻格外的显眼。 “但是，”霞接过了话题，“成老师，您放心，如果袁汉勋能考上大学——我说的是真正的大学——我或许可以给他一个更高的平台。” 我猛地抬头，“老师，你和霞这一唱一和的。究竟唱的哪一出戏？” “霞说的可不是你所想的那种平台哦。”成老师捋了一下额头上散落的头发，“作为你们的老师，我替霞把剩下的话说完了，她要给一个能证明你自己的机会。等你考上的那一天，我会告诉你，她在你作业本里究竟藏了什么。” 那天之后，我像变了个人。 数学课不再瞌睡，追着老师问问题，问到自己都脸红；英语单词抄了整整十个笔记本；历史年代编成顺口溜，做梦都在背。邻居熄灯后，我躲在屋后背政治，被邻居邵红秀“提醒”过三次。 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只有我知道，有个秘密等在那个“如果”后面。 1980年7月的7、8、9三天，热日如炙，参加高考的莘莘学子们也如炙。当最后一门考完，我如释重负地走出了考场，哪知霞早就站在校门口等我了。只见她穿着淡黄色的连衣裙，像一幅画。她问我： “感觉怎么样？” “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没做完。”我如实回答，“但其他的应该还行。” 霞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笑得这么轻松。“等通知书吧！” 九月底，通知书来了——盐城师专中文科，大专。父亲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手一直在抖，不停地说：“二子考上了，二子考上了，我们家终于有一个国家户口了！”，母亲也激动得流了泪…… 我去学校拿档案，在办公楼前遇到了成老师。他走出办公楼，抱着一个纸箱。 “我要调走了，到城东中学去做副校长。”他说，“这是给你的。” 纸箱里全是书。《古文观止》《现代汉语词典》《中国文学史》……每一本的扉页都写着他的名字：成千。 最下面，是我高二上学期的作文本。 我翻开它，在最后一篇作文的后面，找到了那张夹了一年的纸条。纸质已经泛黄，但字迹尚且清晰： “袁汉勋同学：见字如晤。如果你能看到这张纸条，说明你真的考上了大学。那么，作为你的同学，我可以告诉你——你是我遇到过的最特别的一个男生。不是因为你的学习多么努力，而是因为那个停电的下午，你护住桌子角的一刹那，让我感觉到你特别会关心别人，让我相信了人间自有真情在。好好读书，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如果有缘，我们会在更好的地方重逢。届时，我会给你提供一个更高的平台。你的同学：霞 1980.7.10” 我抬头看了看成老师，眼眶发热。 “老师……” “现在别问！”成老师笑着摇摇手说，“你太幸运了，因为古人常说，有些人需要前世里的500次回眸，才能换回今生的一次插肩而过……” 成老师走了，箱子很沉，我抱着它站在原地，看着他消失在梧桐道的尽头。 第二年，霞也考上了，而且还是我的同门学妹。 大学三年，我读了所有成老师留给我的书，在扉页上找到更多他的批注。临近毕业前，我在市报发表了一篇散文，试图刷点存在感。而编辑却说： “你写的那篇文章，是某某领导（霞的父亲））推荐过来的。” “啊？”…… 哪知我的毕业分配却并没有按照霞所设计的剧本走下去，我被分配到一所偏远的农村中学任教。 2012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培训师手记》，我在扉页上写道：“献给所有点亮过我们青春的人”。新书分享会那天，霞来了，坐在最后一排。 签售时，她递上书，我写下：“按理讲，大恩不言谢。但我还是要谢谢你给我的那双黄球鞋！” 霞翻开书，看到这句话，笑了。眼角有了细纹，但眼睛还是亮亮的。 “其实，”她轻声说，“当年，我所说的‘或许可以给你一个更高的平台’，有一瞬间，我真的希望你能懂，但又害怕你太懂。” “我懂，”我说，“所以我才拼了命地努力。” “那就好。”她合上书，“没白费。” 　　回家的路上，我绕到母校。教室的灯还亮着，有学生在晚自习。水杉树更粗了，树影婆娑。 我忽然想起1980年那个雨天的下午，那把倾斜的伞，那双沾了粉笔灰的手，那句“能读懂《赤壁赋》的人，怎么会笨呢？”，那句“会提供一个让你证明自己的平台”。 这就是我生命中不停地在耳边叨叨叨的两只“蝉”。如今青春难回，我只能在蝉声里闻声回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