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尧考——兼论上古传说之虚实

鄂邑紫韵坊

一、余尝读《史记·五帝本纪》，至尧舜禅让之事，未尝不掩卷而叹。太史公所述，俨然有圣人出而天下治之气象。“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此等文字，非徒记史，直是绘圣。然余每思之：唐尧其人，果信史邪？抑后世托古改制之虚影邪？

此非余一人之疑。自宋以来，学者于古史传说多有疑辞。至近世疑古派兴，竟至于连尧舜禹之人物而并疑之。疑古诸君固有其识见与勇气，然余尝谓：疑古之过，乃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今吾辈生于今日，幸运何如？地下之遗物，层出不穷；考古之发现，日新月异。殷墟之卜辞已证商史之信实，而陶寺之巨城又为尧舜时代投下璀璨之光。所谓“二重证据法”者，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此治古史之大道也，岂可偏废其一端耶？

故余欲以此为纲，探唐尧起源之迹——非徒陈说古书旧闻，亦当参以近岁考古所得，以观其虚实。倘能于传说与实物之间，稍辨脉络，庶几不负生于此考古昌明之世也。

二、唐尧之号，见于经史者非一。按《帝系》称尧为黄帝曾孙帝喾之子，《世本》称“陶唐氏”，司马迁沿之，遂有“唐尧”“陶唐”之称。《尚书·尧典》备载其功业——亲九族以睦宗亲，协和万邦以安天下，命羲和以定历法，咨四岳以决大政。孔子赞之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此语，可谓推崇至矣。后世儒家立道统，遂以尧为首，千百年来，天下读书人谁不知此巍巍之名？

然我辈细究之，尧之名号与地望，诸书所载，已不免龃龉。皇甫谧《帝王世纪》谓“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平阳即今山西临汾，历来说者多云然。《括地志》亦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然而，平阳果为尧之所始居耶？《帝王世纪》又有一说云：“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晋阳即今太原。一尧之居，而临汾与太原两说并传，此岂非可疑者耶？

至于更早之事，尧之先世，又何所从来？诸书所载，或谓尧乃帝喾之子，世系分明；然详考之，所谓帝喾者，亦不免传说之嫌。其实，尧所属之部落，号陶唐氏，原居河北中南部，至尧时才迁至山西南部的汾水流域。《尚书·五子之歌》所谓“唯彼陶唐，有此冀方”，犹可为证。冀方者，《禹贡》之冀州，盖尧舜禹三都皆在境内，固非无由也。

然纸上之文，终归有限。欲穷其源，非求诸地下不可。

三、考古之学，二十年中进步最速。而于尧都之探索，尤有一处遗址不可不提——山西襄汾陶寺。

此事盖有渊源。民国十五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晋南组织考古发掘，曾感慨曰：“临汾县，这是一个勾起人们历史遐想的城市——帝尧的古都！中国的读书人又有谁不熟悉这位伟大君王的种种高尚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过一个雏形的城市没有？”李济之问，埋下了近百年探索之伏笔。

及至陶寺遗址发掘，始有答案可寻。考古工作者判定，陶寺文化的主体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之间，与古籍所载尧舜之时代大致吻合。更重要的是，其地望正在临汾盆地塔儿山周围的汾浍平原——此处正是古史所谓“唐尧”统治之“唐国”属地，其“帝都”之墟，当为此遗址。时间与空间，两相契合，此岂偶然哉？

再者，陶寺古城之规模，令人惊叹。城墙以内面积达二百八十万平方米，四倍于北京故宫，远大于同时代中原地区任何城址。外城与宫城并列，实为中国最早之“宫城—外郭城”双城制都城。尤可注意者，城门设有高等级之阙楼，形制一如后世皇宫。古人言“阙”为天子之制，观此可知：此处所居者，必是那一时代地位最崇之“王”。

又有观象台之遗存与圭表之测影遗迹出土，与《尚书·尧典》所述尧“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若合符契。大墓中鼍鼓、特磬等礼乐器成组出土，标识墓主至高无上的王者地位。还有扁壶上朱书文字——中国最早的毛笔文字之一——仿佛尧舜之世先民留下的无言自白。陶寺都城遗址出土文物五千五百余件，其文明要素之齐备，足见尧舜之世已非粗朴的部落联盟，而是一个具备了早期国家形态的文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尝言：“经过对陶寺遗址四十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我们已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考古—文献—人类学’证据链，指向陶寺都城遗址为尧舜之都。”此非虚言，亦非过誉。

然余窃思之，由地下实物以证纸上遗文，此吾辈幸事。然仅以此论尧都之所在，犹未足以尽唐尧起源之全貌也。盖尧之为尧，非徒居一城而可尽，其精神气象、制度创制，更须稽之典籍、揆之事理，方能窥其大略。

四、《史记》叙尧之事迹，莫大于禅让。尧年老，问四岳：“谁能嗣我？”四岳举舜。尧遂以二女妻舜，观其内政；使舜慎和五典，观其外治。舜皆能之。于是尧命舜摄行天子之政，崩后天下归舜，此所谓“天下为公”之典范也。

然禅让之制，果如儒家所言，合乎大道而行邪？《竹书纪年》别为一说，谓“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此说虽不见于正经，然亦非绝无道理。盖上古之时，邦国纷争，强凌弱，众暴寡，权力之传递，未必尽如圣人垂拱而治之理想。孟子尝云：“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此是义理上之当为，而非事实上之必然。余谓：禅让与争权，未必截然对立。舜之以贤受命，或有权力博弈于其间，二者并行，未可知也。理想派之圣王传说与权力斗争之史实，或互为表里，经后世儒者剪裁，终成“禅让”之美谈。此理虽幽微，然细审之，亦非不可通。

王国维于《屈子文学之精神》尝云：“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此言精辟。盖后之儒者，将尧舜道统化，以“尊王”之框架将其神化。然考诸上古实际，尧之所处，乃黄河中下游风起云涌之英雄时代，其功在戡天灾、合万邦、定礼乐、立纲纪。孔子称其“焕乎其有文章”，此“文章”者，非独辞令之美，实指制度文明之滥觞也。

五、余尝于月明之夜，独坐书斋，掩卷长思：尧之精神，何以超越三四千载，犹令吾辈仰望而不已？盖其所以为“圣王”者，不在权位之高，而在自省之深、察人之明、法天之敬、容物之厚。唐尧之“则天”，非谓神话之威力，而在天文历算之实学与政治德性之自觉。正如《论语》所言：“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此一语，意味深长——尧之所以为尧，正在于他能法天而行，不以私智妄作。

今陶寺之观象台已得实证，圭表测影之遗迹犹存，可知《尧典》“钦若昊天”之语，非虚言也。尧之时代，先民已能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以农耕为本，以天文为纲。此非后世托古者所能凭空杜撰，实为中华文明理性精神之源。

然则，唐尧之起源何在？吾人今日，既不可执著于某一狭域，亦不可拘泥于纯然之考古或文献。河北唐县存其传说之根苗，山西临汾陶寺保其都城之形迹，河南伊川传其姓系之余韵。三地并源，各有所据。此乃中华上古文明之常态——多元并起，渐趋一统。尧的文化身影，绝非一时一地所能囿限。

六、余为是说，非敢云已尽唐尧之实，亦不敢云已得古史之真。然自甲骨文出，商史成信史；自陶寺显，尧舜之世亦非空言。数十年的考古成果已初步表明，“尧”的存在是有迹可证的，传说中的上古都邑经过调查发掘，已有多次证明不是空穴来风。王国维所谓“二重证据法”者，正此之谓也——地下之发现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则疑云可散，真谛可窥。

或有问余曰：“尧之德高洁若此，与后世暴虐之君相去何远，岂真实之人所能及耶？”余答曰：凡古圣之记载，必经后世理想化之洗炼。尧未必事事如圣，而圣之名因史而聚光。吾辈之责，不在膜拜一完美之偶像，而在拂去重重传说之尘埃，细观他何以能在数千年前开创一种文明之格局。其仁政、禅让、法天、任贤，皆非凭空虚构，而是早期国家治理智慧的结晶与升华。

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余虽才疏学浅，然探索古史真迹之志，未尝稍懈。今草此篇，既以表敬慕古哲之情，亦欲唤醒吾人面对大历史时，既不要轻信口耳相传之虚辞，亦不可错失考古学术所证之确据。以文献为舟，以考古为楫，以理性为帆，则可溯古而上，与陶唐对望矣。

尧乎尧乎，其神虽远，其气犹存。今日中华文明之根脉，溯其源，实自陶唐始。此余之所深信，亦吾辈学术追寻之归宿也。

（文成于乙巳年仲秋，鄂邑紫韵坊主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