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航天研火箭，躬身管理弘钱学（四）

远方

　　三、返京跨界，深耕管理

张欣宇：后来您是如何调回北京的？

张瑜：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开始重视现代管理科学的建立和发展。钱三强、卢嘉锡等老一辈科学家是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现代管理科学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钱学森先生也非常重视管理科学。他不仅是我国研制“两弹一星 ”的元勋和航天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也是现代管理科学中控制论、系统论和系统工程的领军科学家。上个世纪 50 年代前半页，他在被美国当局非法软禁的几年中，用英文写作和出版的世界名著《工程控制论》——《Engineering Cybernetics》先后被译为德文、俄文和中文等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在中国科学院，不仅设 有数、理、化、天、地、生六大科学学部，而且在 1981 年 9 月还专门增设了管理科学学组。中国科学院拟在原来中国科学院干部进修学院的基础上建立管理学院。

管理学院成立之初及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最急缺的是什么？是师资，以及合格的办学和管理人才。我们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人才呢？则是第一资源。以当年管理学院的院长——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黄书麟、学院党委书记崔玺、后任党委书记倪玉璞、从中国科大调入的后来任常务副院长的孟广镔等为核心的领导层抓住了办学的主要矛盾，在继续发挥原有干部、职工作用和积极性的基础上，广泛搜寻，发掘和凝聚优秀教师和办学人才，而中国科大则成为被重点发掘的人才库。

中国科大的许多骨干教师，包括一些管理干部陆续调入管理学院。比如分管教学工作的廖伯石副院长、后来任数学教研室主任的夏宗威、任物理教研室主任的肖振喜（教授）、任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研究室副主任的赵叔平、任化学教研室主任的竺汉康和后来的李希明、任外语教研室主任的张传照、任体育教研室主任的孙成福、任科大教学工作部主任的赵梅娜、任教务处处长的高宏智、任计算机系主任的蒋家翔、以及兼任管理工程系主任的几位院长和常务副主任等都是从中国科大调入的。以后又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的毕业生和教师被分配或调入管理学院。在管理学院的教师和干部中，有留苏的副博士如王文涛院长，有留苏生如研究生部主任徐芳玉，有留美的访问学者如高宏智等，也有留日的学者和进修生。还有曾任我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教育处一等秘书、后任学院党委书记的远泽清。

搜寻、培养和重用骨干教师和优秀人才的结果是，极大充实和提高了学院的师资队伍和管理干部队伍，对提高学院的教学质量、开展干部培训工作、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以及改善行政和后勤管理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管理学院最初的名称是中国科学院干部进修学院，后来国家教委把设有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各部委，包括中国科学院办的这类学院通称为“管理干部学院 ”。1988 年后，经中国科学院党组批准，中国科学院管理干部学院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作，创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突出了办学的中心任务。一个学院挂了中国科学院管理干部学院和中国科大管理学院两个牌子。

1982-1983 年，管理学院的负责同志在中国科大也找到了我，希望我调入管理学院从事国家和中国科学院急需的管理科学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我从 1963 年在中国科大毕业留校任教，一直从事高速空气动力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3 年初，我编著的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参考书《膨胀波与激波》已经完稿，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与科大其他三位老师合译的 50 万字的美国大学高年级和研究生用教科书《可压缩流体动力学》也即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外，我在科大还担任着工程热物理教研室副主任之职，并争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留学。我的专业方向很明确，不想改行转向管理科学。

当时管理学院尽力说服我，并给我提供了相当优厚的条件。比如，我可以继续原专业的研究，只是兼搞管理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出国预备人员的资格保留，一旦收到对方邀请，立即放行，只是希望我进修回国以后，继续在管理学院工作。不过，涉及改变专业方向这样的大问题，我还是决心难下。

此时，管理学院的负责人开导我说： “您的老师钱学森是高速空气动力学和航空航天方面的杰出科学家，但他同时注重并致力于管理科学研究，您为什么不可以向您的老师学习，跨学科开展工作呢？ ”这句话的确打动了我。

钱学森曾亲自给我们制订独具特色的理工结合的教学计划，请“科学院的大炮 ”（顶级科学家）给我们授课。他还亲自为我们开设并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课，亲自教导我们如何作毕业论文，并向论文导师示范如何主持毕业论文答辩。他亲自指导我们的科研活动，研制小火箭和人工降雨火箭。在立德树人方面，他身教重于言教，以他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实际行动为我们做出榜样。我想，如果我兼搞管理科学，可以继续得到钱学森先生在管理科学方面的教导，为管理科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做些有益的工作。

在我调入管理学院工作的前 12 年（1983-1995），我的确做到了跨学科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还曾指导气体动力学和管理科学两个不同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和学位论文。1988 年 4 月与美方教授联名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美国航空与宇航学报》（AIAA-J）发表技术报告。1995 年在国家一级学报《力学学报》和《工程热物理学报》发表研究论文。在管理科学学术 刊物如《管理世界》《科研管理》《科技导报》《中外科技政策与管理》《高新技术产业导报》 《21 世纪经济报道》等发表管理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相关文章。2001 年后，我主要从事对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管理者和经理人进行管理培训。

我在校内和校外还兼任过英语课教师。其实，我在中学六年，以及大学前三年学的第一外语课都是俄语，只是在大学四年级后才有条件以少量学时学习第二外语课英语。我从事英语教学的优势在于：一、我在国外有两年以上实际使用英语进行科研、教学和参加交流活动的历练和经验。二、发音较好。三、教学法较好，授课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我在民办高校还兼任过外语教研室主任，并因我教的高等学校自学考试英语课全班学生通过国家考试的比率全校第一而获得“优秀教师 ”奖状和相应奖励。

我的第一专业是高速空气动力学，第二专业是管理学，第三专业可以说是英语教学。不过我在英语教学方面的优势限于初级和中级英语，与专业外语教学人才有所不同。

　　张欣宇：退休后，您又是如何结缘钱学森教育思想研究？请谈一谈这段经历，谢谢！

张瑜：2011 年 9 月 22 日，为迎接钱学森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日（2011 年 12 月 11日），中国科大的伍小平院士代表中国科大校方邀请我返母校以亲身经历和感受为主线作纪念钱老的报告。我演讲的主标题是： “钱学森先生改变和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 ”，副标题是：“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报告会在学校西区师生活动中心学术报告厅举行，报告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原本我只是为在中国科大作这一场讲座而做准备的，没有想到紧接着收到多所高校，包括一些科研机构，甚至一些中学名校的邀请。从 2011 年 9 月至 2025 年 4 月，近 14 年来我在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 230 所高校作了 293 场报告。这 230 所高校涵盖了全国 99 所 211 高校，并无一例外地包含了全国全部（39 所）985 高校。除此之外，还应邀在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陆军航空兵学院等五所军事院校作了报告。如果把在科研单位、中学名校等所作的报告也统计在内，总共作了 335 场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是钱学森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办学和人才培养方略，以及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高贵品德。

实践表明，钱学森不仅是闻名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而且也是有不凡建树的出色的教育家。在他担任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首任系主任，并实际主持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工作的 8 年间（1958-1965）入学的共一千名学生中，后来涌现了 8 位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同时还有 8 位科技将军，其中有 7 位少将，1 位中将。除此之外，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千名学生中，还有近四百位被晋升为教授、研究员、教授级或称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钱老的学生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技战线、教育战线积极、活跃的骨干力量。

他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是什么？他付出怎样的努力，通过什么举措才达成人才培养方面的如此成就？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学习、研究和弘扬。我们作为他亲自教导过的学生，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也是这段不平凡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告诉科技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尤其是青年朋友，使钱老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爱国主义情怀和高贵品德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这也是多年来推动我从事这一工作的动力。

2008 年 9 月 20 日和 2018 年 9 月 20 日，中国科大校庆 50 周年和 60 周年时，我两次受邀作为特邀嘉宾返校参加校庆纪念活动。2008 年 4 月 2 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长约五千字的题为《作为教育家的钱学森先生》一文，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被多家媒体引用。之后分别收到时任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党组书记的侯建国院士，以及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兼中国科大校党委书记郭传杰同志亲笔写给我的，以特邀嘉宾身份返校参加校庆 50 周年纪念活动的邀请信。以后，我又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文稿》《科学新闻》《中国科学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科大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多篇相关文章，编著出版了《钱学森与中国科学技朮大学力学系火箭小组》一书。

2013 年 12 月 1 日，我应邀赴南方科技大学作报告时，受到原中国科大校长、时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的接见，并与他就大学教育领域中的一些问题作了交流。我呈送给他我在《求是》杂志社出版的理论刊物《红旗文稿》2013 年第 4 期上发表，并被该期杂志重点向读者推荐的四篇文章之一的题为“正确解读‘钱学森之问 ’”一文。朱清时校长勉励我说：“你对中国科大的贡献很大，在一定意义上说，宣传钱学森就是宣传科大。 ”这话是有道理的。

首先，率先向中国科学院提出创办中国科大的是钱学森。他是当年以郭沫若校长为主任委员的中国科大建校筹备委员会十位委员之一。在“全院办学，所系结合 ”，“红专并进，理实交融 ”，以及“理工结合 ”等办校、办学方针的形成和贯彻中，在立德树人工作和和优良校风与学风的树立过程中，钱学森先生的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坦言：＂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对我最高的奖赏。＂他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也是中国科学院众多优秀科学家在党的领导下，群策群力，精锐尽出，办好中国科大的杰出代表。

　　张欣宇：您横跨理工、管理、外语，晚年研究钱学森教育思想。您的经历非常丰富多彩，可否将一些人生经验分享给现在的中国科大学生？

张瑜： 中国科大即将迎来建校 70 周年庆典。近 10 万名中国科大毕业生和校友将怀着感恩和敬意庆祝这个光辉的校庆日。此时我们回顾一下郭沫若校长作词，经周恩来总理修改和认同的校歌歌词是很有意义的。我对歌词中的两段话感触尤为深刻：

一、“又红又专，理实交融 ”

它即是我们的校训，为师生指明了方向，又彰显了中国科大办学的特色。

我理解“红 ”的核心意涵是思想政治好。而思想政治好的基本内容是热爱祖国，具备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与品德。“专 ”指的是业务精深，具备为人民、为国家服务的专长和过硬本领。而“理实交融 ”则是科大办学的风格与特色，诸如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理与工的结合与融合等。中国科大的学生正是在这样的方针指引下茁壮成长，从而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

二、还有一句看似普通，但却很实在、很硬核的歌词，那就是： “要刻苦锻炼，辛勤劳动 ”。当年中国科大功课重是闻名的，以致社会上一度流传着一个著名的顺口溜，其中有一句是“ …不要命的上科大！ ”事实上，为了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中国科大的功课的确是“重、紧、深 ”，而科大学生们的刻苦、用功也是闻名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科大培养出众多可以“打硬仗 ”的优秀人才，为国家的科学技术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俗话说： “业精于勤，荒于嬉！ ”马克思关于攀登科学高峰的那句名言也正是我们的座右铭：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高峰的顶点。”

我们要发扬科大学生刻苦用功，百折不挠，勇攀科学技术高峰的优良传统和校风、学风。同时，希望同学们也要重视锻炼身体，如周恩来总理 1963 年 7 月 22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我们北京市应届高校毕业生作报告，讲到我们要打好德、智、体基本功时所教导的那样： “要用健康的身体支持自己旺盛的革命热情与精力。 ”

让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国科大的优良传统、校风和学风，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幸福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