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姐姐少年时期留下的老照片引起的我们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回忆，2。

CMU难得糊涂

姐姐能获得这份珍贵的参演机会，并非偶然，源于她自幼勤勉好学、品学兼优的积累。

我们儿时居住在东城区大雅宝胡同东端，紧邻老北京城墙与护城河。姐姐的启蒙小学，也是我人生就读的第一所小学：小牌坊胡同小学。这是一所普通的平民小学，学生多为胡同里的市井孩童，生源参差不齐、整体教学条件有限。在当年，这所小学每年毕业生中，若有一两人考入北京二中、北京五中、北京女十二中等东城名校，便是全校轰动的大喜事。

姐姐能脱颖而出、一路优秀，全得益于一位良师：她的班主任张老师。张老师原籍山东，听说出身民国大户人家，学识渊博、文化底蕴深厚、板书写得非常好。老师标志性的上课衣着，是一件旧呢子大衣，都六十多年了，姐姐依然清楚记得张老师上课的样子。因家乡变故，张老师只身赴京谋生，入职小牌坊小学。那时他在北京无房无宅，常年住在学校传达室对面的一间小屋内。以他的学识功底，足以胜任中学乃至更高学段的教学工作，却因身世境遇，为谋生计，屈身担任小学教师，可能还是被校长破格录用的。

张老师治学严谨、因材施教，教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姐姐入学，在小学语文课堂上，张老师便为孩子们深入浅出地讲授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等古典文学。时隔六十余年，姐姐依旧记得，五年级课堂上，老师讲解曹植《七步诗》“煮豆燃萁，豆在釜中泣”，教导同窗友爱互助、和睦相处的场景。

张老师一人包揽班级语文、数学两门主课，用心培育每一个学生。他带的班级，多年来考入北京重点中学的学生层出不穷。姐姐毕业那年，班级有多人被女一中、女四中、女十二中等名校录取。在师资、生源平平的平民小学，这般成绩实属难得。

其实以姐姐的成绩，当年足以考入排名更靠前的师大女附中。只是年少懵懂，误以为北京中学数字编号越小、办学质量越好，便填报了女一中。如今回望，正是这场阴差阳错，让她顺利入选《东方红》参演名单，收获了一段终身难忘的少年荣光。

当年办学实力顶尖的师大女附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均未入选《东方红》参演学校名单。其原因，听说主要有两点：其一，这类名校学生多为高知、高干子弟，为贴合剧目全民风貌的定位，剧组希望参演学生覆盖社会各阶层家庭；其二，整部剧目筹备时间仅有两个多月，工期紧张，而各大学的附属中学当年都归属于教育局与高校双重管辖，学生抽调、课程调整、排练统筹流程繁琐，为保障排演进度，最终未纳入参演名单。

除学业优异外，姐姐年少时品德端正、素养出众。张老师始终教导学生：做人光明磊落、坦荡正直，不投机取巧、不嫉妒他人，见贤思齐、互帮互助、共同进步。良师教诲，让姐姐自幼品行端正、严于律己。

从小学二年级起，姐姐便担任少先队中队干部，随后升任大队长，五六年级当选学校少先队大队主席，是全校师生公认的优秀学生。彼时的她，还常常代表学校参与首都外事活动，前往北京机场迎接外宾，手捧鲜花、载歌载舞，风采斐然。

上世纪六十年代，首都外事活动频繁，姐姐经常被选去参加外事迎宾活动。当年她传唱的迎宾歌曲，我自幼耳濡目染，至今仍熟记于心：

《美丽的鲜花在开放》

美丽的鲜花在开放，在开放。

朋友们啊来自远方，来自远方。

亚非拉朋友手挽手，

友谊的歌儿高声唱，高声唱。

火红的太阳放光芒，放光芒。

朋友们啊欢聚一堂，欢聚一堂。

时隔多年，几年前我参加弟弟北京老朋友饭局聚会。有人回忆起小时候去机场迎接外宾。大圆餐桌上众人立马不约而同齐声唱起了老歌《美丽的鲜花在开放》。然后是一遍接着一遍的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迎宾口号。满座皆是童年时期的美好时光，尽数刻在一代人骨血里的童年记忆。

记得姐姐当年去机场迎宾，来的外国贵宾里有越南，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索马里等国。可现在我询问姐姐当年迎宾接待过的外国领导人时，经漫长岁月冲刷，姐姐仅记得一位领导人了，斯里兰卡女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其余的人全忘了。

姐姐年少时，在学校威望很高，是全校学生敬重的大队主席。我至今记得一件小事：幼时我在校园里和一群不同年级的男孩追逐打闹、肆意玩耍，众人忽然瞬间安静、肃立端正，有个男孩低声提醒：“大队主席来了！”抬头望去，正是姐姐前来找我问询琐事。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姐姐在全校学生心中的分量与威信。

对比姐姐的优秀出众，我年少时颇为普通。从小到大，我当过的最大的官儿，是少先队小队长，还是副的，小队副。而唯一职责，便是早上收全班同学的作业。这份职务的由来，如今想来也十分有趣：我幼时贪玩懈怠，常常忘记完成作业，拖累班级整体成绩，老师多次劝导无果。便提议让我“任职履责”，戴上小干部的“高帽”、负责收作业。这个方法格外奏效，当官儿了，我一改惰性、自觉完成作业了。我当时就奇怪，平常老师总说我自由散漫，连入队都很勉强，怎么忽然让我当小队长了？我当官儿的原因，后来还是我的同桌，一位中队长告诉我的！

考入北京女一中后，优良的校风学风彻底浸润着姐姐。校内学子皆是各校择优考入的尖子生，人人勤勉自律、勤学苦读，无需老师督促鞭策。不少同学惜时如金，连吃饭都抓紧时间，去食堂三口两口吃完饭便立刻返回教室伏案刷题、刻苦研习，同窗之间暗自比拼、争先上进。

为夯实俄语基础、熟记单词，姐姐会将新学的俄语词汇写在纸条上，贴在家中墙面、家具等显眼处，随时随地诵读记忆。我和弟弟年少调皮，常常跟着怪声怪气跟读捣乱，每次都会被姐姐赶出房间。六十余年过去，当年随口跟读的俄语单词，我至今仍能零星记起几个：“同志（打娃历史）”，“再见（打死为打你呀）”，“你好（哈喇塑）”，“您好（殴亲哈喇塑）”。还有一个当年常“背”的单词（鼻涕沫儿），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对应的俄语词了。

初入女一中时，面对汇聚全城的尖子同窗，姐姐秉承张老师教导的韧劲，遇强则强、潜心苦学，很快就位居班级成绩前列了。以她的学业水准，本可有希望斩获当年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金质、银质学业奖章，或是优良学生奖状。奈何六十年代前期，社会风气渐变，“反白专”思潮兴起，摒弃“唯成绩论”，官方的金银奖章、优良奖状制度随之取消。即便如此，姐姐依旧凭借顶尖的成绩，拿到了学校留存的最后一批优良奖状。据姐姐回忆，这批奖状是学校清理仓库时留存的剩余物资，校长没让扔，决定发放完毕便彻底停评。姐姐也因此成为六十年代北京最后一批凭借优异学业获得官方奖状的学生。这张奖状常年悬挂家中墙面，落款校长为杨滨，杨校长后来调任北京四中担任校长。

初中毕业，姐姐以优异成绩考入顶尖名校北京师大女附中。最初她的志愿是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这类大学附属中学，当时她误以为，大学附中的学生，高考录取会更有优势。不过，这份志愿却遭到奶奶的反对。奶奶思想传统守旧，她本人毕业于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始终坚信女子就读纯女校更专注、不易分心，男女合校容易影响学业心性。在奶奶的坚持下，姐姐最终入读北京师大女附中。

奶奶的传统观念，也深深影响了二姐的人生轨迹。二姐自幼能歌善舞、极具艺术天赋，小学时便先后被几个北京市文艺团体、部队文工团看中，拟为招录为学员，还跟我母亲谈了。但奶奶根深蒂固地认为，旧时艺人身份低微、行当不稳，坚决反对二姐从艺，硬生生拦下了这次机会。小学毕业后，二姐入读普通中学。后续特殊年代来临，全国中学生下乡插队，二姐远赴条件艰苦的山西五寨插队。母亲晚年时常感慨，若是当年依从孩子天赋、让二姐进入文艺团体，或许便能避开下乡的艰苦岁月，人生轨迹也会全然不同。不过，奶奶对我们家族孩子的正面作用也挺大，在奶奶的影响下，堂表兄弟姐妹们都知道用功努力，刻苦学习，争取考好学校。几年前我家住美国大华府地区。表妹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来美国卫生部研究所（NIH）实习一年。来我家拜访时，知道表妹的儿子和女儿都是哈佛大学本科毕业生，中学时还都因学习成绩优秀，被总统请去白宫作客（白宫每年一次，是惯例）。我知道后挺高兴，打电话给表妹祝贺，沒想到表妹说，她从小就听奶奶夸我姐姐多么优秀，学习多么刻苦，所以从小就把我姐姐作为学习榜样和标杆的！她教育孩子也是这样严格要求的。怪不得他儿子和我聊天时，说他妈妈（我表妹）不是虎妈，是龙妈，管孩子更严！

回望姐姐的高中生涯，北师大女附中的学风、生源氛围，与女一中截然不同。校内多数学生出身高知、高干家庭，基础教育扎实、天赋出众，课业学习对她们而言轻松自如，课余时间大多用于打球、跑步等体育锻炼，劳逸结合。

校内学业差距格外悬殊：差距主要集中在生源，初中直升的本校生基础扎实、能力突出，俄语课上，外校考入的学生还在背诵单词、练习造句，本校生已然可以流利课堂对话、即兴演讲；数理化课堂的差距更为明显。

姐姐曾回忆一次考试场景：有位高知家庭的女生，轻松完成所有必答题后，从容攻克全部附加题，最终取得100+20的满分成绩；满分成绩的下一层是七八名八十分左右的“中等”学生；剩余半数学生仅五六十份，最低分仅有五分。这般悬殊的分层差距，并非个例，经常是常态。面对强者云集的新环境，姐姐从未气馁懈怠，谨记小学张老师“遇强则强、勤学笃行”的教诲，愈发刻苦自律。凭借不懈努力，到高一的下学期，姐姐的学业成绩稳步攀升，逐渐适应了师大女附中的紧张学习环境。

正当姐姐稳步精进、前途可期之时，六十年代中期社会运动兴起，彻底打破了一代人既定的人生轨迹。读书升学、从业立业的寻常人生道路戛然而止，万千青年的命运被时代改写。

当年并非所有外校考入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都能顺利适应名校的节奏与氛围。部分学生拼尽全力，依旧难以追赶本校生源的进度，成绩不佳，内心积攒诸多不甘与委屈，自认是“白专路线”的受害者。因此在后续的校园运动中，很多对校领导、老师批判激进的高中生，正是这批外校考入、长期承压的学生。

特殊年代里，姐姐因家庭出身，始终清醒自持，参加的活动不多，基本上算是个“逍遥派”。仅有一次意外经历，让她短暂卷入一次重大活动：某日她返校办事时，恰逢校内××兵队伍列队集合，准备前往天安门接受中央领导接见。姐姐不是××兵，站在队伍外侧旁观，带队负责人忽然高喊：“你怎么站到队伍外面了？赶紧入列，要出发了”。姐姐便稀里糊涂汇入队伍，跟随众人完成了此次接见。这一天，正是六十年代那场重要运动的关键节点：八月十八日。

我也曾亲历姐姐那个年代的“逍遥派”活动。就是天天去北京图书馆看书，姐姐大概去了有半年多，带我去了几个月。一大早北图还沒开门，一大帮孩子就在门口等着。门一开，轰的一声都往里冲，抢借想看的书。还带着午饭饭盒，一呆就是一整天。我当年看的书名还依稀记得几本：三K党内幕，白奴，马背上的水手，红与黑，少年维特之烦恼，等。

姐姐曾参与当年席卷全国的大串联运动。那时坐火车去全国各地都不要钱了，是个周游“世界”开放眼界的好机会。姐姐当时具体是独自出行，还是结伴同行，时隔太久已然模糊。我只清晰记得，某天姐姐拖着破旧的背包，蓬头垢面、步履蹒跚、一瘸一拐地疲惫归家，满脸憔悴劳累。问她怎么了？她告诉我，刚从广州大串联归来，全程数十小时的绿皮火车拥挤不堪，如同沙丁鱼罐头，全程无座可坐，挤满了全国各地串连的青年学生。短短一趟行程，便耗尽了所有体力。姐姐走遍多地，虽然见识广博了，但身心俱疲。

彼时我年纪尚幼，本心生向往，姐姐归来后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外出串联。她亲眼所见车厢拥挤混乱，年幼孩子极易被挤伤磕碰，一心护着年幼的我，帮我避开了这场奔波劳碌。我与弟弟最终都未曾外出大串联，却在京结识了许多远道而来的串联学生。彼时我和弟弟居住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位于翠微路的西郊大院，院内驻扎了不少上海来京的串联青年，其中几名复旦大学的大学生，与年少的我、弟弟结下了深厚情谊。

上海的学长格外温和友善，格外喜欢北京本地的孩童，常常带着我们出门游玩、四处闲逛。其中一位名叫李月峰的学长，返回上海后，依旧与我们保持书信往来，后续他的妹妹李月萍，也常常给我们寄来热情真挚的信件。那时我们年龄相差近十岁，却结下纯粹真挚的跨龄友谊。时隔近六十年，我依旧清晰记得兄妹二人的姓名，以及他们当年的住址：上海市杨浦区某路57弄113号。短短数月的相遇相伴，成为漫长岁月里难以忘怀的温暖回忆。

六十年代后期，时代浪潮席卷全家：父母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大姐、二姐先后相差一年奔赴山西农村插队，我远赴北大荒黑龙江农场下乡，弟弟随后也前往咸宁干校。至此，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无忧无虑、相伴相守的北京童年少年时光彻底落幕，尽数封存在岁月深处，成为余生反复回味、温暖绵长的独家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