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桑：一百年前的“四不”办报方针

老桑828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整整100年前，1926年9月1日，天津《大公报》复刊。

在发刊词《本社同人之志趣》中，一位身材瘦削、操着陕北口音的报人，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

他，就是张季鸾。

这“四不”箴言，不仅是《大公报》的精神旗帜，更是中国新闻职业化道路上的一座丰碑。

而要真正理解这“四不”的分量，我们必须回望张季鸾那跌宕起伏的一生——正是半生的流离、牢狱的磨难与家国的忧患，铸就了这份超越时代的新闻理想。

从寒门到报界宗师：张季鸾的生平剪影

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生于山东邹平。他的一生，几乎与中国近代最动荡的岁月同步。

少年困顿，发奋求学： 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母亲带着他扶柩回乡，生活困窘到“几不举火”。

幸得贵人相助，他得以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并在1905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这为他日后开阔的国际视野打下了基础。

仗义执言，两陷囹圄： 他早年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辛亥革命后，他曾任孙中山的秘书，并发出了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条新闻专电。

然而，他真正的宿命在于“笔”。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和揭露段祺瑞卖国，他两度被北洋军阀投入监狱。

正是这“铁窗百日”的经历，让他痛切感受到言论不自由的痛苦，也坚定了他日后追求新闻独立的决心。

文章报国，大公报魂： 1926年，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接办《大公报》。

此时的他，已褪去了早年的激烈，转而追求“理性”与“独立”。

他主笔政十五年，写下社评数千篇，在抗战时期发出“最低限度的和战论”等振聋发聩之声，被誉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他的一生，正如于右任所赠之诗：

“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新声论民主，大笔卫神州。”

“四不”方针的核心内涵：基于生平的思想解码

张季鸾的“四不”方针，并非书斋里的空想，而是他用半生血泪换来的生存法则。

不党：超越党争的公民立场

“不党云者……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

曾任孙中山秘书、又与国民党高层交厚的他，完全有资格“入党”以换取权势。

但他拒绝了。他主张对各党派“一视同仁”，唯以国家利害定褒贬。

这种立场，源于他对民国初年党同伐异、军阀混战的失望。

他深知，报纸一旦成为党的喉舌，便失去了监督者的资格。

不卖：经济独立的言论脊梁

“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不以言论作交易。”

张季鸾曾因拒绝政治献金而穷困潦倒。他深知“拿人手短”，若接受政治补助或商业入股，言论必受牵制。

这种“清高”的经济模式，是《大公报》能够敢于在“剿共”声浪中客观报道红军、敢于批评当局腐败的底气所在。

不私：公器公用的博大胸怀

“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这位一生清贫、甚至死后无以为殓的报人，从未将报纸视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他利用《大公报》的版面，关注教育、妇女地位，为底层民众发声。对他而言，报纸不是私产，而是天下之公器。

不盲：拒绝盲从的理性之光

“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

张季鸾幼年口吃，却文章锦绣；身体羸弱，却笔力千钧。

他深知“盲”的可怕——盲从权威、盲信谣言、盲动情绪。

他要求记者“明辨是非”，这既是对职业素养的要求，也是他历经晚清、北洋、民国三个时代更迭后，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坚守。

历史回响与现实拷问：当下的“盲”与“不盲”

张季鸾于1941年病逝于重庆，周恩来曾赞誉他“忠于所事，虽死不渝”。

然而，当我们站天回望，张季鸾的幽灵仍在拷问着当下的舆论场：

关于“不党”与控制：

在当今社会，新闻机构的“党性”原则被反复强调，这与张季鸾的“不党”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张力。

固然体制有其逻辑，但当媒体完全沦为单一政策的传声筒，失去了作为“社会公器”的监督功能时，我们是否还能听到那些“利于国者拥护之，害国者纠弹之”的谔谔之音？

关于“不卖”的异化：

张季鸾警惕的是政治金钱，而今天媒体面临的诱惑更为复杂。

在流量经济的驱动下，新闻是否正在被“算法”和“点击率”所收买？

当“标题党”和“情绪煽动”成为换取利益的工具，这是否也是一种变相的“买卖”？

关于“不盲”的稀缺：

张季鸾最痛恨“盲动”与“盲争”。而在当下的社交媒体时代，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后真相”的泥潭。

情绪往往跑在事实前面，立场先行取代了理性探讨。

在无数的网络审判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群体性的“失明”，这与张季鸾所倡导的“冷静、客观、不盲从”背道而驰。

那支未冷的笔

张季鸾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八十多年了。在那个“国且不国”的年代，他用一支笔撑起了中国新闻人的尊严。

今天的我们，拥有比1926年更先进的技术、更广阔的平台，但有时却少了那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张季鸾的“四不”方针，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历史的厚重，也照出了现实的苍白。

或许，我们无法要求今天的媒体，完全复刻《大公报》的模式，但至少，我们可以怀念那种“不依附、不交易、不自私、不糊涂”的精神。

在信息爆炸却真相稀缺的时代，重提张季鸾，不仅是对先贤的致敬，更是对我们内心的一次叩问：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我们是否还能做一个清醒的记录者，而不是盲目的追随者？

这，就是“四不”方针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

最后还想问一句：放眼今日中国，可还有一家正规媒体如百年前《大公报》一般，坚守“四不”初心、保有铮铮风骨？

不错，《大公报》至今仍存。只是，此“大公报”，还是彼年那份风骨凛然的“大公报”吗？

2026年6月5日老桑撰于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