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航天研火箭，躬身管理弘钱学（三）

远方

　　二、随校南迁，扎根创业

张欣宇：您毕业后顺利留校了吗？您之前打算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工作，您留校时是否如此填写志愿？

张瑜：我毕业于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留本校本系工程热物理专业教研室气体动力学专门化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专业很对口。前者（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侧重于研究“外流 ”，即超音速飞机或飞行器的机翼、尾翼、机身以及导弹的外部型线设计。后者侧重“ 内流 ”，即航空发动机和火箭发动机内部气体的流动与作用力，以及与其相关的燃烧和热传导等问题。例如，我从事的课题研究——激波与边界层的干扰，或称激波与边界层的相互作用，原本是超音速空气动力学外流中的问题，但随着航空发动机研制水平的提高，当航空涡轮发动机压气机转速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其叶尖附近的气体流速会跨音速或超音速，这时在叶尖附近也会出现激波与边界层的干扰现象。如果对此不加控制，或者控制得不好，发动机内气体的流动会出现异常，甚至会引起发动机出现颤振等严重问题。1995 年我在国内一级学报《力学学报》和《工程热物理学报》发表的文章，题目就分别是： “跨声速激波边界层相互作用的被动控制 ”和“叶轮机械中激波与边界层的相互作用 ”。1984-1987 年，我在美国作访问研究时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也与此课题相关，其研究成果与美方教授联名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美国航空与宇航学报》1988 年 4 月号上（Evidence of Reynolds Number Sensitivity in Supersonic Turbulent Shocklets [J]. AIAA Journal, Number 4,April 1988,Pages 502-504.）。

近代力学系工程热物理专业的主任是著名科学家吴仲华先生。该专业包含气动、燃烧、传热三个专门化。吴仲华先生本人的研究也侧重于气动专门化，尤其是叶轮机械气体动力学。他发明的“三元流 ”理论，在航空发动机界世界闻名。1981 年 5 月-1992 年 4 月，他曾担任过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11年（与吴仲华先生同时或先后担任过此职务的还有严济慈、钱学森、卢嘉锡等著名科学家）。当年科大近代力学系工程热物理专业教研室气动专门化中的老师，几乎全都是搞内流的，缺少搞外流的教师。把我分配到工程热物理教研室气动专门化任教，有益于学科的交叉和互补。例如，叶轮机械中激波与边界层的干扰就是内、外流高度结合的课题。

您问到大学毕业时我的志愿是怎样填写的。我们毕业前校方让大家填写了毕业后工作分配志愿表。内容和格式都非常简单，共有 6 项可供选择填写：教学、科研、生产；教学管理、科研管理、生产管理。许多同学，包括我在内，填写的志愿就是四个字： “服从分配 ”。那时我是学生班长，负责从同学手中收表，然后转给上级，所以有机会浏览到同学们是怎样填的。也见到我们班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同学（钱伯华），填的是“最好分到上海 ”，他向我交表时还有点不好意思地向我解释了一句： “我有一位女朋友在上海。 ”我会意地向他笑了笑，表示理解。那个年代，大学毕业时就有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的同学不多。

我被分配留校、留本系任教。有些同学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还有些同学被分配到部队工作。那位希望被分配到上海工作的同学，也真的被分配到上海工作了。说明领导在不失原则，即满足国家需要的前提下，还是尽量照顾到同学个人意愿的。

　　张欣宇：您随着科大一起南迁，您知道南迁的关键原因吗？

张瑜：这很清楚。当年由于中苏关系破裂，珍宝岛事件爆发，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且对我方动用了坦克等重武器，而苏联有核武器。虽然 1969 年我们也有了核武器，但还是处于拥核的“初级阶段 ”。在核力量方面，与苏联对比相差悬殊。那时国家担心苏联有可能对我们进一步动武。而华北地区，尤其是北京，距离苏联又不远。1965 年毛主席就提出过： “备战，备荒，为人民！ ”1969 年毛主席进一步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深挖洞 ”即深挖防空洞，以防备敌人的轰炸。“广积粮 ”即储备好足够的粮食。以前毛主席就说过： “手中有粮，遇事不慌。”在备战中，“广积粮 ”具有战略意义。国家出于战略安全考虑，认为高校，至少部分高校从北京向全国疏散是必要的。国家非常重视对大学及相关人才的保护。据我所知，最终从北京迁往外地的高校有 13 所。

对于搬迁工作，开始中国科大的动作较慢。负责北京高校搬迁的负责人是谁呢？北京市高等院校搬迁组的组长是刘西尧，他也是周恩来总理派驻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他在一次动员北京高校搬迁的会议上提到：大家要积极，不要拖延。而中国科大是中国科学院主管的高校。中国科大的动作慢，也影响到其他高校的搬迁。刘西尧感到压力不小，于是他回到北京玉泉路校区对科大的师生员工进行动员。我在校大礼堂听了他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的动员报告。他讲述的一些大道理大家都懂，他讲话的重点是：科大不能落后，应该快点走。对此次动员会，我身临其境，印象深刻。

对于大多数师生员工而言，当年家家户户几乎都在政府的号召下挖防空洞，对于备战的形势和部分高校迁往外地的必要性是理解的，并无抵触情绪。也有少数人反应较大，不愿意搬迁，个别人甚至说： “我就是不走，我宁愿在北京扫厕所，也不去外地。 ”但据我了解，大多数人不是这样的，但是要克服不少具体的困难。教师和干部中有许多人要拖家带口，包括老老小小，甚为费心、费力，甚为辛苦！要自己打点行李，分期、分批地出发。

究竟南迁到什么地方？要靠各高校自己考察，并与当地政府协商。我们留校工作的老同学中有些是当年“教学改革小分队 ”的成员，他们到多地了解情况，看在哪些地方相对有益于科大办学，而且当地政府又愿意接收和支持我们。到外地调研的有近代力学系 1958 级留校工作的石灿馨老师，自动化系 1959 级留校工作的余翔林老师（他后来担任了中国科大校党委书记，退休前任中国科学院教育局局长）等。石灿兴曾到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老家）考察过，还有一些人来到安徽等地考察。

来到安徽考察，首选搬迁地曾是安庆。后来是怎么来到合肥的？关键是李德生同志的意见。李德生是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抗美援朝战争，是解放军 12 军的军长、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他表示，安庆虽然不错，但是安庆是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省会，社会基础不太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负面东西不少，不如搬到安徽省的现省会合肥来更好，与省革委会在一起。李德生对中国科大表示欢迎，給与中国科大非常宝贵的支持。当年在合肥市的原合肥师范学院搬迁到了芜湖，后来成为安徽师范大学。它原在合肥有 8 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的校园，安徽省的领导将其全部转交给中国科大使用。这是对中国科大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以后科大主要即以这里（现在中国科大的东校区）为基地，继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搬迁时师生自己搬运行李和书籍。我们近代力学系（五系）负责在合肥师范学院附近的货运火车站卸从北京运来的校方物资，前后卸货用了不止半年时间。不同的系暂时安排到安徽不同的地方。比如：一系去的铜陵，二系和六系去的是淮南煤矿，三系去的是马鞍山，四系去的是白湖农场。蔡有智副校长是当年搬迁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组织人力，把北京校园里加速器装置使用的大混凝土防护块都搬来了，为的是将来在合肥开展工作。后来中国科大在行政和党务上主要归安徽省领导，业务上一度归属三机部（航空工业部）领导。1978年后，中国科大在业务上又回归中国科学院领导。

我们搬迁期间除了要到车站卸货、拉货外，每天还要挖防空洞。

有一天，李德生、宋佩章带着几位随行人员来到中国科大校园看望师生。他们事先并没有打招呼通知校方，也没有组织任何集会，只是轻车简从，径直走进校园，看看大家。他们穿着也很朴素，一点架子都没有，一行人佩戴着红五星和红领章。李德生见了大家挥挥手，打打招呼，问问好。在经过两座宿舍楼之间时，大家逐渐围拢过来，估计聚集了约一二百人左右，当时，我也在场。

李德生停下来向大家发表了即席讲话。当时中央刚召开完计划工作会议，李德生向大家作了大约十几分钟的介绍和讲话。我和周围不少人都很受感动，看到了共产党领导下老红军联系群众，朴实无华的作风。这件事已经载入中国科大的史册。在纪念中国科大校庆 40 周年（1998）时，由中国科大档案馆和校长办公室共同编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第 85 页中有如下记 载：

“ 1970 年 6 月 20 日安徽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副主任宋佩章、娄学政来校看望师生员工。 ”

张欣宇：您之前提到过，你们系当时搬迁的时候非常不容易，在合肥如何能恢复起实验课教学呢？

张瑜：是很不容易。我们从北京搬来了原放置在科大玉泉路校园大操场旁的苏制米格-15超音速战斗机。此外，还有体量很大、很重的超音速风洞设备。搬来后遇到过一个问题，即超音速风洞一启动，全合肥市的电力都不够用。合肥市当局说：你们哪天要开风洞请事先通知我们，最好安排在夜间，届时我们大家停电，以保证你们的试验用电。这样的事例很多，不一一列举了。教学中还需要一些较小型的实验设备，比如观察和研究湍流形成，以及湍流与雷诺数关系的设备。类似这样的设备，我们就自行研制。必要时请学校的木工班帮忙制作一些部件，我们自己来组装、调试。能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尽量从实效出发，不贪大求洋。搬迁过来的设备尽可能都恢复使用，大家齐心协力，克服一切困难。

科大为何经历了如此多的波折而不散，而且后来和现在发展得还相当好？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科大的校风、学风以及办学和治学的优良传统！创办中国科大的革命家和科学家们对我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张劲夫等革命家，还有郭沫若校长、郁文书记，以及钱学森、华罗庚、严济慈、郭永怀、吴文俊等杰出科学家，他们高风亮节，其事业心和科学智慧为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他们的思想、精神、做派和行为方式，我们耳濡目染。师生们牢记并践行“红专并进、理实交融 ”的校训。有些师生说，中国科大搬入的原合肥师范学院，很长时间以来，就像一个小“北京城 ”，到处洋溢着中国科大在北京时校园的气氛。

党组织对中国科大的领导很坚强。首先，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是以张劲夫为书记的中国科学院党组根据钱学森、郭永怀的率先提议，以及众多研究所和科学家们的一致赞同，向聂荣臻副总理呈交的报告。这份报告经周恩来总理首肯后，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

在中国科大发展的许多重要环节，党组织都起到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科大第一任校党委书记郁文，当时身兼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书记和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他与郭沫若校长一起，对于创办中国科大呕心沥血地工作。中国科大校党委重视思想政治和立德树人的工作。郁文书记就一些重要问题，包括国内外形势等不时给师生做颇具引领作用和较高水平的报告，大家都很爱听。他很受广大师生员工的尊敬和爱戴。改革开放后，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

科大师生思想品德也很好。这些都为我们到合肥后第二次创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也衷心感谢安徽省及合肥市的领导和群众给予中国科大的厚爱和宝贵支持，否则，中国科大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和丰硕成果。

　　张欣宇：当时您是否感到在合肥与在北京办学存在落差？

张瑜：是的。就办学而言，在合肥条件当然不如在北京。原因很简单，中国科大的办学方针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 ”。中国科学院的主体在北京，最强的师资力量和实验设备也在北京，而中国科大却搬到了合肥。我们指导学生作毕业论文如果需要较大型的实验设备时，只好让同学们集体或部分到北京来，上课和住宿等都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比如我们近代力学系有时候要使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设备，有时还需要请北航帮助。带学生作毕业论文时，需要带学生去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上机，但计算所可上机运算的时间排得很紧，我们时常不得不在深夜上机，需要克服的具体困难相当多，有些是意想不到的。科大离开中国科学院的全力支撑，对“全院办校，所系结合 ”方针的落实造成了不言而喻的损失和不便。当有些人反映，仅去北京的交通费就要多花国家多少钱时，刘达书记曾宽慰大家说，经费花的多一些没有太大的关系，买飞机票、火车票虽然用的是国家的钱，最后还是流入国家的航空或者交通部门了。这对大家当然也是一种无奈的宽慰了。办学需要“天时 ”、“地利 ”、“人和 ”。在合肥办学，“地利 ”条件受到影响。我们只能面对现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倍努力，克服一切困难！

我注意到有人说中国科大现在全国排名第三。如果科大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全院办校，有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全力支持，有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严济慈、吴文俊、吴仲华等作系主任或老师，中国科大没有理由不办成全国第一。后任的中国科大严济慈校长曾指出，中国科大在北京时，有好几年高考录取分数线超过清华和北大。在合肥办学，若真正做到全国排名第三也是很了不起，很不容易的。我们只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国家的科学技术事业和人才培养做出自己能够做出的最大贡献。与其他兄弟高校应该互学互鉴，没有必要去争第几。

张欣宇：您刚才提到的党委书记刘达，还有像钱临照、钱志道和杨承宗这样的一些老科学家，他们当时也是随校南迁，您认为他们对科大二次崛起到什么作用？

张瑜：我对刘达书记和杨承宗副校长相当了解。我曾去过杨承宗老师在合肥校园内的家拜访和求教，受益很深，敬佩不已。您提到的几位领导和老师，以及其他多位领导、老师和科学家，比如近代力学系的黄茂光教授、沈志荣教授等也都是从美国留学回到祖国的。他们也和大家一样，随科大一起南迁到合肥努力工作。他们为科大的二次崛起都做出了宝贵贡献。

中国科大南迁合肥后，也曾想效法清华、北大等校，在与苏联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之后迁回北京。以华罗庚先生为首的一些科学家也曾联名给中央写信，希望中央同意科大回迁北京。后来方毅副总理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的设想是，中国科学院在全国应有四个科研中心：北京、合肥、成都、杭州。在合肥董铺水库的中国科学院光机所力量比较强。以光机所和科大为核心，可以建成一个科研中心。成都有中国科学院的成都分院作基础。杭州有浙江大学作基础。那时方毅副总理领导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按他的意见，中国科大没有搬回北京。

中国科大自强不息，通过二次创业，又蓬勃地发展起来。中国科大的办学成就不仅在国内得到高度认可，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

张欣宇：您是否执教过工农兵学员和回炉班？您如何看待这两段历史？

张瑜：我执教过 1972 级和 1974 级工农兵学员。给他们讲授过气体动力学课程（重点是超音速流动和膨胀波与激波）。带他们赴沈阳飞机制造厂（112 厂——对外公开的名称是松陵机械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410 厂——对外公开的名称是黎明机械厂）、导弹工厂

（119 厂——对外公开的名称是新光机械厂）以及航空发动机研究所（沈阳二所）等参观和实习。还带他们到北京首都机场参观实习。带他们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指导他们作毕业论文，期间请吴仲华先生就他发明的著名的“三元流 ”理论给学生授课多次。当时我指导学生所作毕业论文的题目是： “JT3D 发动机压气机的气动验算 ”。那是对我方实际测绘的[美]波音 707 飞机发动机压气机的气动性能作分析和计算，其中重点使用吴仲华发明的“三元流 ”理论，得到吴仲华老师的指导和大力帮助。

绝大多数工农兵学员学习刻苦努力，品德优秀，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们之中出了不少人才。比如我教过和指导过的几位学员有的后来当了航空发动机工厂的副局级领导干部，有的后来当了现代管理培训机构的总经理等，工作颇有建树。

工农兵学员是时代的产物。它产生的背景是什么？文革期间高校曾停课，搞大串联、大字报等，不做正经事，这不好！中央提出复课闹革命是使各项工作走向正轨的正确措施。但是给谁复课？学生从哪里来？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考试不可能，从工农兵中选拔比较优秀的分子进入大学学习，是从实际出发的积极举措。它经受住了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培养的人才中不乏有革命家和科学家。中国科大的工农兵学员校友——探月工程总指挥吴伟仁院士就是其中之一。要历史地、公道地看问题，不可人云亦云。历史的产物有其产生的特定理由，主要要看它对社会的前进是否起到了推动作用。

所谓“ 回炉班 ”是一个俗称，它的正式名称是“教师进修班 ”。我没有给教师进修班上过课。当年由于科大师资缺乏而将原来科大 1964、1965 级的部分毕业生从全国各地召回科大进行补课（故有“ 回炉班 ”之称）， 目的是充实科大的教师队伍。他们 1964 或 1965 年刚考上科大不久，只上了一两年课就赶上文革了，之后没有在校继续上课学习的机会。但当年能考上科大的学生功课基础普遍相当好，进了教师进修班学习后，提高很快。比如张小勇是近代力学系 1965 级的毕业生，进修班结业后成为校内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骨干，后来调往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数理科学研究室工作，搞计算机管理决策模拟等，很有建树。又比如刘渝珍原是科大物理系 1964 级的学生，参加进修班学习后业务能力提高也很快，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教师进修班培养出不少人才，有些人后来成为教授、研究员等，或者在教学、科研或社会工作中取得优良成绩。

1977 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完全正确，因为四人帮倒台后，已经出现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前提和条件。正常、规范的高考制度使全国的中学生得到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对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对国家科技和文化等诸方面的建设和发展，对健康的社会风气的树立和形成都是非常必要的。

张欣宇：张教授，您在中国科大执教了 20 年吗？你有什么样的经历和感想？

张瑜：是的。我在中国科大学习了 5 年，执教了 20 年。之后又多次赴母校交流，受益极深。中国科大的校风、学风非常好，做学问踏实、认真，且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强。感恩母校“红专并进，理实交融 ”的培养和教育。感恩创办中国科大的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祝愿中国科大越办越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世界科学技术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