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代农民”（谢志军）

想写就写

前天上午，我在上班，母亲打来电话。我问她有事吗，母亲说没有，干活累了歇会儿打个电话。我听她这么说，便知不能急于挂断，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

最近农村正在夏收大忙，割菜籽、撕蚕豆、做秧母、收小麦、抛秧苗，一个活儿接着一个活。家里农田大部分已被种田大户承包，剩下父母自己种的，除了自留地，邻居荒着的宅基地，还有的便是房前屋后、河岸渠边的犄角旮旯，加起来一亩多，两亩不到。

“干累了就歇歇，不要着忙。”我对母亲说。大忙期间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我周末一直忙，也没回老家。我知道，即便回去，父母也不要我干活。母亲打电话，不是诉苦，也不是要我回去帮忙，而是为了寻找安慰。妻子告诉我，前几天她在上课，母亲打来电话，她先挂断下课后回了。妻子问母亲，有事吗？母亲说，没事，她在大忙就想到儿媳妇也在“大忙”——妻子教高三，高考在即——打个电话聊聊。

“这两天不怎么忙了，蚕豆、菜籽、小麦都收好了，离抛秧还有几天。”母亲告诉我，“今年我家收成不好，菜籽比去年少打了五十斤，小麦不知为什么，被收购机收得又黑又碎，把我气死了。”我刚想安慰她几句，不等我开口，母亲接着说：“儿啊，我们年纪大了，这点田忙起来还有些吃劲呢，以后渐渐也不高兴种了。”

说实话，虽然父母已七十二三岁，但我总以为他们身体不错，这点田对他们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脑中的印象还停留在十几年前，那时父亲还没退休，母亲一人种几亩田，每天下午还骑自行车到城里为我接孩子放学、为我们做晚饭。现在父亲退休了，田又少了许多，他俩干起来不会很吃劲。但我忽略了一点，父母身体没啥毛病却渐渐老了，一岁年纪一岁人，现在的我与三十多岁相比，精力与体力也差了不少。

“以后少种点，不想种就别种，身体最重要。”我对母亲说。“种了也没多大头绪，”接着母亲和我说起这季的收成，“菜籽打了三百六十斤，每斤两块八。小麦打了四百斤，正常收一块一角六一斤，我家因为收得不好，人家只收一块零五一斤。你算算，总共多少钱？”我从抽屉里拿出计算器摁了摁，一共一千四百多元。

“还可以啊，也一千四五百块呢。”我安慰母亲。母亲是农保，养老金不及父亲的十分之一，她一直把种田当作她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不要看我没工资，你们吃的都是我种的。”母亲这句“口头禅”我记了半辈子。

“还要除掉种子、化肥、农药的钱，四百斤小麦我给收割机的工钱就一百块。”母亲说，“种田真没意思，以后我都不高兴种了。”类似的话最近几年常常听母亲说，但我从未见她真正落实过。

“你妈对土地有执念。”妻子曾对我说，“你看，前面邻居家前屋后种了那么多水果树、花草；而你妈呢，种的全是粮食、蔬菜。”妻子的话有道理，记得多年前家门口做水泥场时，母亲只准做一半，留下西边一半长蔬菜。“要那么大的水泥场做什么，气派、好看能当饭吃吗？”母亲说。

一天中午在食堂吃饭，一位年龄相仿的同事称我们的父母辈为“最后一代农民”。我懂他的意思，如果抛开现在流行的“种田大户”“职业农民”的说法，我们父母一辈的确是传统意义的“最后一代农民”。这代农民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与土地有着深厚感情，最大的感触是，他们珍惜土地，爱惜粮食。“星期天在岳父家打菜籽，我开着汽车在场上碾压的，用连枷打太热了。”同事说。但他这样做却遭到岳父的批评，说烧汽油的钱还不如这些菜籽不要。

我问一位朋友，最近有没有回去帮父母做大忙。他说，不帮他们做，从前年起就不帮他们做了。我说为什么。他告诉我，他父亲见他每年大忙回去干活，把别人不种的田都要过来自己种，“我发现家里的田越种越多，晓得情况后，再也不帮他种了，随他去。”听完后，我禁不住笑了。朋友是位军转干部，公务员，也五十多岁了。

每晚一起跳操的小红这个大忙期间一直没来，一打听，原来她母亲打了个喷嚏，腰部有根骨头折了，她回老家做大忙去了。一同跳操的戴女士心疼小红，便组织人去帮忙割菜籽，由小红父亲领着，一块田一块田地割。都以为全割好了，躺在床上的小红母亲说，还有哪块田和哪块田没割。小红父亲一愣，“这些地方我怎么不知道。”原来，小红母亲瞒着他，还偷偷种了些别人不种的田。

我的母亲、朋友的父亲、小红的母亲，就是那“最后一代农民”。

（6月5日晨初稿于澜湾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