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航天研火箭，躬身管理弘钱学（二）

远方

　　一、立志航天，研制火箭

张欣宇：张瑜老师您好，今天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听您分享精彩的学术人生！1958 年您报考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时，科大刚刚成立，高速空气动力学在国内是最前沿的领域。请问您当时是如何选择充满未知的学校和专业的？您的出发点是什么？

张瑜：我在名校北京四中读高中。当时我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离当年的中苏友好协会不远。课外时间常去那里观看科普和科教影片。其内容包括人类如何能飞出地球？什么是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以及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等。我对航空、航天几乎入了迷，充满想象和憧憬。心想，如果将来我能为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工作该有多好！我读高中时，国家已大力发展了航空方面的工作，但尚未开展航天方面的工作。1957 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我国和国际上都开始重视航天工作。毛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我的志向愈发坚定，就是要为发展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而奋斗。

北京四中的理科很强，我的物理课学得不错，我尤其对力学部分感兴趣，下功夫也最多。当年的北京航空学院即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办得很好，北航、清华等名校在我们临近高中毕业时都派大轿车来接我们去他们学校参观，希望并动员我们报考。我认为清华、北航等校当然很好，但遗憾的是它们都没有开设航天方面的专业，即便北航也只有航空方面的专业。那时清华最有名的专业是工程物理，开展电子计算机和原子能科学方面的工作。我只好择最优、最难考的院校和专业报考。我第一志愿报的是清华的工程物理，第二志愿报的是北航飞机系空气动力学专业。那时报考工作组织得很细致，北京四中要求考生先把预填的志愿表交到校方。

这时消息传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8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科大的筹建及招生信息，专业涉及火箭、人造卫星、电子计算机以及原子能等尖端科学。这正是我真正想报考的学校和专业！另一方面，我父亲时任北京市第五十中学校长，一天傍晚他从北京市教育局开完会回来，拿着一个小笔记本对我说：“今天教育局开会了，我们国家要成立一所新的，搞尖端科学的大学，设有与人造卫星、火箭、电子计算机、生物物理、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以及与原子能科学等等相关的专业。培养搞火箭、人造卫星方面人才的系主任是钱学森。”我听后犹如久旱逢甘霖:这正是我倾心的校、系和导师！钱学森当时就是国内外广为流传的颇富传奇色彩的杰出科学家了，对青年学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我曾顾虑，我在预填的志愿表中已经把清华列为第一志愿了，怎么好意思把预填的表格要回来修改呢？思想斗争良久之后，我终于意识到，志愿的选择可能涉及今后我终生从事的工作，如果来得及，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按照自己的真正意愿填报。校方也很通融，让我顺利地更改了所填志愿。

我终于被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当时叫“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录取。三年级分专业时又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我最心仪的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

感谢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高瞻远瞩，不失时机，不辞辛劳，克服一切困难，鼎力创办了日后为国家科学技术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他们的功绩将永垂史册！

张欣宇：您刚才提到我们的建校过程时间非常短暂，史实记载是 111 天，这种建校速度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当时的背景是大跃进，作为首届学生，您当时如何平衡政治运动与高强度学习的关系？

　　张瑜：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当时郭沫若校长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要学习抗日军政大学的优良传统——“三八作风”（三句话，八个字），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在业务上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攀登科学高峰。校歌歌词云：“高峰要高到无穷”。科大的校训是：“红专并进，理实交融”。这些当然是对的，科大后来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不凡成就证明了这一点。但对学生“红”与“专”两个方面的要求都非常高，学生应该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呢？这是在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1962 年初，国家在广州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会议由国家科委主持，聂荣臻元帅起了重要的作用。会上，陈毅副总理就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发表了著名讲话。他认为专业人员应该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钻研专业上，如果在政治学习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上用时过多，就会对业务学习或业务工作造成不利影响，有可能使我们培养的人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成为“蹩脚货”。事实上，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要想向科学进军，就不能用太多的时间参加与业务关系不大的会议和活动等。1961 年后，国家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各行各业都在总结经验和教训。陈毅副总理的讲话影响很大。自那以后，我们明确了学生应该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业务学习。在政治上要做到方向明，热爱祖国，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品格，但不宜参加过多的活动，以免影响业务学习和工作。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在科学院也提出要保证科研人员每周有六分之五的时间钻研业务，并说这是“铁打的江山”。那时每周有 6 个工作日，他指示必须保证科研人员一周要有 5 天时间钻研业务。后来局面逐步得到了扭转，科学院的科研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许多事往往需要一个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和适度调整的过程，才会得以改进和提高。这也是一种客观规律吧！

张欣宇：您作为火箭小组秘书组组长，在研制人工降雨火箭时，是否遇到了困难？当时是如何自主攻克的？

张瑜：大家都面临着不小的困难。首先，是负担重的问题。那时候需要学好繁重的功课，中国科大的课业学习以“重、紧、深”而闻名，以致社会上曾广泛流传“不要命的上科大”这样的调侃。而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的目标也很高。为了研制小火箭和人工降雨火箭，我们经常开夜车，第二天上课就受到影响，有时候听着课不自主地会睡着。其次，我们的知识准备不足，仅靠高中数学、物理、化学、机械制图等课程学的那些知识，远不能满足研发较高性能小火箭的需要。苏联有一本名为《火箭技术导论》的书，其中译本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对我们很有参考价值。钱学森先生在我们研制工作初期很放手，主要靠我们自己摸索和闯荡，自己看书学习，自己制订研发、研制计划与试验方案。那时经费也很紧张，购书也只能买少量几本。书不够用只好自己在钢板上刻蜡纸，油印若干份之后分发给大家学习。我是秘书组组长，此事我亲力亲为。我们还要到学校器材处争取经费，购买弹簧秤等仪器设备，自己组装测量火箭发动机推力用的推力计。我们摸爬滚打，努力奋斗，推动着工作的前进。

火箭小组的人大多能吃苦耐劳，且比较聪明，有的还有可贵的一技之长。其成员都是从同学中挑选出来的。比如调干生（劳模式人物，经工农速成中学四年的紧张学习后保送进入科大学习的）刘国义就是 6 级车工，丁世友是 3 级钳工，加工金属件、制造发射架等均具优势。还有的同学木工活很好，发明了木车床用以加工小火箭的木弹头。根据工作需要刘国义同学还带出了一批不错的车工“徒弟”。还有几位功课和脑筋特别好的同学专心设计、计算和进行试验工作，比如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白以龙同学，后来在航天部门从事大火箭研究与开发工作，曾任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常务副总裁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乌可力同学，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和航天部等单位研究员的朱小光、张润卿、韩金虎等等。除此之外，火箭组中还有组织领导能力强、在同学中享有较高威信、毕业后担任中国科大副校长的蔡有智同学、毕业后担任中国科大校党委副书记的宋天顺同学等。大家各尽所能，群策群力，配合默契，可以说尽享天时、地利、人和！这促使我们的艰辛研发较快得到了可贵的回报，取得了突出成绩。钱学森先生在关键问题上，比如火箭小组的研究方向等，给予我们明确、有力的指导，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少走了弯路，对我们工作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们的小火箭研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以打到 5000 公尺高度时，钱学森先生非常高兴。他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你们的路子走对了，简直是发了‘科学洋财’！”

1960 年 2 月 28 日，学校召开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报告会。那时我们已经是二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了。火箭小组的朱小光同学代表火箭小组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试制工作的报告。钱学森作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及脉动式发动机）试制工作报告的总结。在下午的分组讨论会上，钱学森任组长，就人工降雨火箭的研制问题与大家进行了专题研讨和指导。郭永怀老师也到会发表意见，参加讨论。我们有幸与这些大师们面对面地深入交流，受益匪浅。当我们对小火箭的研制取得较好成绩后，接下来应该怎样做？在火箭组内引发热议。同学们的热情非常高，渴望研制大火箭。经调研和论证，作为第一步，我们一致的意见是研制射程为 75 公里（75000 公尺）高的高空探测火箭，我们自信我们的水平和能力没有问题。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钱学森先生对此并不赞成。他认为，研发大火箭需要动用国家的力量，而我们还肩负着繁重的课业学习任务。他认为，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做力所能及的，同时对发展国民经济有益的项目。他提出：“你们可以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的人工控制天气研究室以及中国气象局合作，研制人工降雨火箭（或者用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从事消除冰雹等有益于农业生产和人工控制天气方面的工作）。”经过反复讨论，钱老的意见终于使大家心悦诚服。这使我们的科研活动走上了一条正确的，符合实际的道路，导致后来取得很大的成功。

　　1960 年 6 月底至 8 月底我们曾利用暑期两个月的时间驻扎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附近的山地，与本校地球物理系的部分同学一起，连续做了两个月的人工降雨试验，取得了相当好的成果。我们还派遣了一支由五人组成的小分队，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的一位时任助理研究员的巢纪平老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合作，赴甘肃省兰州市附近的马啣山吊岭沟利用小火箭进行人工消除冰雹的试验，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之后，中国气象局对我们的人工降雨火箭下了上千支订单，并先后在内蒙古、吉林、江西、云南等地开展相当规模的人工降雨试验并取得成功。我们的人工降雨火箭在国际上影响也不小。意大利、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气象部门主动寻求与我们的合作，向我们索要图纸等。苏联科学院通过中国科学院正规渠道不仅向我们索要图纸，还希望我们提供样机。我们郑重地赠送给他们一只单级火箭和一组双级火箭的样机，送到当时还地处北京市文津街的中国科学院院部，由中国科学院空运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

应当指出，当年在制造大火箭方面，苏联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人工降雨火箭搞得最好，最成功的，是钱学森指导下的中国科大力学系火箭小组。在我们用两年时间研发并试验成功之后，我们把全部设计图纸、加工图纸，连同实验方法、注意事项及说明书等，以及所余全部产品和中间产品移送给了中国气象局，由他们进一步完善和推广。关于我们研制小火箭和人工降雨火箭的峥嵘岁月，在 2008 年 9 月 20 日中国科大校庆50 周年时我编著出版的《钱学森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火箭小组》一书以及 2009 年 8月 22 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同名文章中，还有在多次讲座中已经比较详细地介绍和讨论过了，在此暂不详述。

钱学森作为战略科学家，不仅具备全局性、前瞻性的科学技术战略规划和组织领导力，带领科研团队突破两弹一星和航天工程这样的重大难关，而且他非常重视科技人才和科技后备力量的培养。他亲自指导我们研制小火箭和人工降雨火箭，不仅结出了丰硕的科技成果，更具意义的是，他把我们从事的这种科研实践活动，作为育人的重要手段。在他实际主持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工作的 1958-1965 八年间进入近代力学系学习的共一千名学生中，后来涌现了 8位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还有 8 位科技将军（其中有 7 位少将、一位中将）。同时还涌现了近四百位教授、研究员和教授级或称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钱老的学生成为我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以及科技战线、教育战线积极、活跃的骨干力量。

钱学森先生重视课堂教学。一方面，他用心良苦，亲自为我们制订理、工结合的教学计划，聘请顶尖级的科学家如严济慈、吴文俊、郭永怀等给我们授课，他本人也身体力行，亲自给我们开设并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课，亲自教导我们如何作毕业论文，直至亲自向论文导师们示范如何主持毕业论文答辩等。但他也非常重视实践环节对人才培养的作用。这也是他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办学和人才培养方略的重要特征和组成部分。

钱老通过指导我们参加科研实践活动，使我们树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与学风，树立了科学研究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理念和思想，锻炼了我们为攻克科技难关不怕困难、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精神与意志，极大地培养和锻造了我们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

　　张欣宇：您在大学期间担任班长，是否与钱老有深厚的感情交流？

张瑜：我作为钱老的学生和曾经的学生班长，回顾起来，除在公开场合如会议、听课、听他的讲话和教诲之外，与钱老个人的交集可分述如下：

一、1961 年 9 月 18 日——1962 年 1 月 8 日，我们四年级第一学期听钱学森先生给我们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课的时候，受上级指派，每次课前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大阶梯教室门前，我和另外一位同学一起，负责查验来者的听课证。之后，负责在送钱老来上课的汽车旁迎候钱老，并陪同他步入教室，走向讲台。每次同车送钱老来上课的，是国家给他特别配备的警卫秘书（刁九勃）。钱老下车后，警卫秘书会意地向我们点头微笑，然后放心地让我们引领钱学森先生。课后也是我与那位同学一起，送钱老上车，向钱老挥手表示感谢和道别。那位警卫秘书也微笑着向我们挥手致意！

不只一位友人问过我，近距离接近钱老时，他留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我看到的是，钱学森先生总是面带笑容，和蔼、谦逊、充满友善，同时也蕴含着坚定、刚毅与自信。

二、大学一二年级时，我在火箭组内兼任着秘书组组长的职务。每次试验报告、工作日志、阶段性总结，包括在八达岭山地从事人工降雨火箭试验的总结报告等，几乎全都出自我的手笔。1959 年间，我曾代表火箭小组向钱老书面请教了一些我们在设计和试验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问题。钱老非常认真地给我复信，逐一回答了我们提的所有问题。回信有三四页之多，而且书写非常工整。信的抬头写的是“张瑜同学”。我们很感激，也很感动。该信在火箭组主要成员中逐一传阅，大家获益很深。后来学校开展保密教育和保密工作大检查，尽管我们火箭组有自己的保险柜，但鉴于此件的重要性，我还是把信呈送到当时校党委的一科（即保密科）保管，这样我心里就更踏实了。

2008 年中国科大建校 50 周年时，我编著出版了 30 万字的《钱学森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火箭小组》一书，我想把钱老的复信扫描后也编入书内。为此，我本人，同时还委托看过这封信的当年火箭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毕业后任中国科大副校长的蔡有智老同学先后向校档案馆借用该信。出乎我们意外的是，竟然没有找到。2025 年，我曾再次请校档案馆协助，希望再仔细找找看。档案馆的同志回复道，以前就找过了，这次又找了，确实没有找到。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遗憾和惋惜的事啊！我想不明白，怎么会找不到了呢？莫非是在文革的混乱中被什么人“清理”了？或是在中国科大从北京南迁合肥过程中遗失了？现在我依然期盼着有一天它能够被找到，重见天日。

三、1982 年，我编著的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参考书《膨胀波与激波》完稿，北京大学出版社已定出版。在交付出版社前，我想把全部手稿挂号寄给钱学森先生，希望他在百忙之中能够浏览和指正。后来我收到了钱老的秘书王寿云（当时是大校军衔，后晋升为少将）给我的复信。信写得很工整、很客气、很恳切，称钱老一时抽不出时间作这件事，并给我以鼓励。该书 1983 年 9 月（这是该书刊印的出版时间，实际上该书面世是在 1964 年 1 月）出版。作为学生向老师的汇报，我给钱老寄送了两本。其中一本敬请他惠存，另一本希望他拨冗指正和题词，之后再寄赠给我。

钱老工作任务之重和繁忙程度无人不知，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仅几天之后钱老就在该书的扉页上给我题了词，予以指导和勉励。他客气地写道：

“张瑜同志：感谢您把另一册尊著送给我学习！

我想可能有这样一个问题：当气体稀薄到一定程度时，这里说的那种激波可能不存在了，请考虑！ 钱学森 1984.1.21 ”

更令我感动的是，他并没有委托秘书给我寄回他题了词的这本书，而是亲自书写信封，把这本书挂号寄给了我。这事不禁使我体会和领略到，一位战略科学家对后辈的热忱，以及他是如何奖掖后学的。

2017 年 12 月 7 日，我应邀赴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参加“钱学森科学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学术研讨会”作题为“钱学森先生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研究与传播”报告期间，曾将这三份重要资料（书、钱老题词和钱老亲笔书写的信封）呈钱永刚先生（钱学森之子、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阅，图书馆负责人对其进行了扫描和收存。

　　2009 年 10 月 31 日，我们的恩师、敬爱的钱学森先生不幸与世长辞。他为我国两弹一星和航天事业，为我国科技人才的培养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将永载史册！

张欣宇：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首届毕业生 5.5 年的毕业证被传为佳话，想请您简要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张瑜：这个问题的确需要认真交流。

　　我们近代力学系三个所谓“上天专业”，即高速空气动力学、高温固体力学、喷气发动机（或称工程）热物理专业四年级第一学期学习了钱学森先生亲自开设并讲授的《星际航行概论》课。1959 级这三个专业的同学也同期一起学习了这门课。期末考试成绩总体欠佳。钱老决定1958 级同学补课一个学期，补习和强化基础知识和训练。补课内容是理论力学和高等数学。

因此，我们毕业的时间也随之推迟了半年，从 1963 年 7 月推迟到 1964 年 1 月。我们在校学习的时间也相应从 5 年变成 5 年半。我作为亲历这段学习生活的一名学生，对此事的认识和体验如下：

并不是因为我们基础课学得不好而补课。同学们高考成绩与进入其他高校（包括北大、清华等）学习的同学相比并不差，而教我们基础课的老师也是最棒的，比如严济慈、吴文俊、钱临照等，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1，钱老对我们基础课预期达到的水平要求很高，超出了我们实际达到的水平。这一点从最初拟给我们补数学课用的教材就可看出。他打算采用钱老的老师冯.卡门和比奥合著的《工程中的数学方法》作为我们的补课教材。这本书的内容相当高深，一般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也难读懂。如果我们能够使用这本教材“补课”，那说明我们的数学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后来，负责给我们补课的童秉纲老师（后成为院士）向钱老提出了不同意见和建议，才改用了偏微分程教材。

2，不少学生对钱老出的考题不适应，看不懂，不能准确地理解题目的要求，不知怎样下手解题才好，所以发挥不正常，考试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3，学生是否参加补课，与这门课考试的成绩并没有直接挂钩，或称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近代力学系第四专业（爆炸力学专业）的同学并没有听钱老这门课，但也和其他听了这门课同学一起，参加了补课学习。1959 级的同学与 1958 级同学同时听了这门课，考试成绩也同样欠佳，但并没有让 1959 级的同学也参加补课学习。所以，我觉得这种用停课半年以补习基础课的做法具有一定的教学试验性质。其初衷是希望这样做可以从总体上提高学生基础知识水平和技能。

4，补课是有一定效果的。通过补课，同学们基础知识水平和技能的确有所提高。参加补课学习的近代力学系 1958 级共二百余名学生中后来涌现了三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白以龙、徐建中、王自强）。这种“百人一院士”（平均每百位本科生就出一位院士）的人才培养成果很难说与补习基础课没有关系。但这种做法对于加强学生的基础知识和相关技能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对此是存在不同意见的。校党委副书记兼教务长张新铭在动员大家积极参加补课学习作报告时说：“我认为，停课半年补习基础课有百利而无一害”。有些同学对张教务长的这种说法有意见，反映到校党委郁文书记那里，郁文书记说：“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说法听上去似乎不合乎辩证法”。另有一些人说：“夹生饭难煮”。事实上，以后也没有再采用过这种方法来补习或加强学生的基础知识与技能。

有两个传闻，与事实相去甚远，但传播范围却相当广，应该加以澄清。

（1）由于钱老出的考题较难，又是开卷考试，所以考试时间拖得较长。该下课了，有不少同学没有交卷，一直拖到该吃午饭的时候还有少数同学不想交卷。其实这种现象在其它课目的考试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并没有什么特别奇怪之处。问题是多年以后，有个别参加过该课程学习的同学为了渲染他曾亲自听过钱老讲的这门课，以及钱老对同学的学习要求有多么“严格”，就夸大其词，甚至编造出一些根本没有的情节。比如他对外宣传，说考试一直持续到下午和晚上。甚至说还有两位同学晕倒了，被抬出教室。我们听过并参加过这门课考试的近代力学系 1958 级和 1959 级的同学们听到这些谣传和谣言非常气愤。许多同学主动表示愿意作证，证明无此事。鉴于此传闻的不良影响，我代表许多老同学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在科学网上以“关于钱学森先生所授之课考试情况的澄清”为题，发了一篇详述实际情况的博文，严肃、认真地澄清了此事。文中有 14 位 1958 级和 1959 级的老同学签名作证否认那个谣传。

当我知道这一不实之词的源头时，曾当面质问那位同学，他出于什么目的编造此“故事”？他的回答是，他想说明钱老对同学的学习要求有多么“严格”，“严师出高徒嘛”！他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是对钱老的一种“抹黑”。钱老非常重视在他的教育和教学实践中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怎么会通过考试“与学生为敌”，出难题把学生考晕倒呢？问题的关键是，事实上根本无此事。作宣传和介绍，实事求是乃是最起码的原则和宗旨。他向我表示，在他以后的宣讲和文章中收回他的这些不实之词。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

（2）也是该同学编造的另一个张冠李戴的“新闻”，即所谓因钱老这门课考试成绩不好，所以钱老想出了一个评分办法，以减少考试不及格同学的人数。这个办法是：把实际分数开平方后乘以 10。这样考一百分的同学分数处理后还是一百分，考零分的同学分数处理后还是零分。而考 36 分的同学分数处理后就是 60 分，及格了。考 36 分以上同学的分数处理后就按一定比例高于及格线了，于是不及格同学的人数则大幅度减少。实际上，这种分数处理方法与钱老的课没有任何关系。

我作为近代力学系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第一届学生，在五年级下学期（1963 年上半年），学习了郭永怀老师给我们开设的 75 学时的《边界层理论》（也称“粘性流体力学”）课。这门课我们期末考试成绩不及格的同学较多。该门课的辅导老师（杨学实老师和呼和敖德老师）在上报成绩时采用了开方乘 10 的方法。而钱老的《星际航行概论》课是先于郭永怀老师《边界层理论》课一年多之前（四年级上学期）开设的，与郭永怀老师开的课没有关系。而编故事的同学并非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的学生，他没有听过，也根本不懂郭永怀老师开设的《边界层理论》课，更不了解相应课程和考试的情况，他硬把这门课的计分方法说成是钱老“发明”的。这一情况我在科学网的那篇文章中也一并作了澄清。

个别同学违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原则，在演讲和一些文稿中作了不实的宣传和介绍，加之某些媒体，尤其是某些自媒体不负责任的渲染和传播，对钱老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办学和人才培养方略的传承与弘扬造成了不良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有必要正本清源，还历史以本来面貌。有些人，包括某些媒体，为了使他传递的“消息 ”夺人眼球，追求所谓“振聋发聩 ”，不惜对某些重要的信息造假，这是我们应该高度警惕的。

张欣宇：你们的考试是否从早上考到下午？是否延时？

张瑜：考试是延时了，延长了大约半小时至一小时左右。这门课是开卷考试，钱老不在场。部分同学按时交了卷，有一部分同学到了该吃午饭时还不想交卷，在助教老师的催促和动员下才交的卷。

张欣宇：天黑了吗？

张瑜：没有。怎么会饿一天？所谓“考试考到晚上天黑 ”，甚至“有两个人晕倒被抬出去 ”都是谣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当面质问不实之词炮制者那两位晕倒的同学是谁？他竟然脱口而出，说出了两位与我和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专业两位同学的名字（乔林、乌可力）。我当时是学生班长，如有此事，岂能不知？事后，为了进一步核对事实，我把那位同学的陈述告诉这两位同学，这两位同学对其不仅否认，而且很生气，对其嗤之以鼻！为了澄清事实，消除虚假信息的不良影响，大家要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张欣宇：补课半年对同学们的毕业分配有影响吗？

张瑜：对于同学毕业分配的去向没有影响。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我们毕业生的名单早就在 国家计委备案了，都是 1963 届毕业生。而且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大、军工口等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需求也早有备案，只是我们晚报到半年而已，谁该去哪儿还是去 哪儿。据中国科大人事处处长宋天顺（后任校党委组织部部长、校党委副书记）介绍，在我们 的档案中，特意增加了一条说明，即我们属于1963 届毕业生，级别待遇和薪资不受影响。区别在于，我们的第十一学期还在继续学习，那半年我们理所当然地没有工资收入，但原来享有 国家助学金的同学继续享受国家助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