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心读书第330期:孔子

桂花依旧

时光飞逝，初心不改，今天，我们如约来到舒心读书第330期。

上周，我们以冥想的方式对《庄子》内七篇内容进行了回顾，相信大家又一次登天游雾，挠挑无极，重享了道的无垠广阔与舒心自在。回过神来，我们有没有感慨过“与天地共生，与万物为一，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高处，偶尔会有点不胜寒？身处凡尘俗世的我们又该如何不仅仅只是解脱内刑之束缚，保全自我本真，独逍遥于天地之间，而是回归人世间这个错综复杂的修罗场，在那些大道废、国家乱、六亲不和的常态中，如何克己复礼，守规矩、讲原则，有仁爱、敢担当，修身齐家治国乃至于平天下呢？从今天开始，就让我们将一颗了悟大道运行规律，解脱了内刑束缚的沉稳自由之心，从高处缓缓回归生活的汪洋与浩瀚，在孔子的杏坛下潜心学习《樊登讲论语》，希望有老庄的护持，有孔子的修正，我们也会成为一个修身自省、思想丰盈、合群济世的人。

本次读书时间，想和大家一起走近孔子，感知孔子，礼赞孔子。

从历史的远处走近孔子

（一）孔子出生前的历史。中国历史从距今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开始，分为古代史（距今约170万年前 ——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前）、近代史（公元1840—1949年）、现代史（1949年至今）。古代史的“开端”有三种说法，一是考古说，从元谋人开始之后，相继出现北京人、山顶洞人、河姆渡、半坡原始农耕文明，这一时期是我们常说的原始社会；二是国家文明说，以王朝史为起点，从大约公元前2070年大禹建立夏朝，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王朝、早期国家正式诞生，这也是中国奴隶制王朝开端，奴隶社会从夏开始经商、西周、春秋结束；三是文字说，大约公元前1600年，商朝建立，甲骨文出现，从这时起，历史有了文字记载，不再是传说，所以，也有以有文字可考的信史作为中国古代史的开端。自战国开始，经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1840前），就是中国封建社会。

请大家再次回到历史的起点，我们从元谋人、北京人的山洞前轻轻走过，听着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女娲）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传说，在禅让制的导引下，一路走向大禹，看他于约公元前2070年在阳城（一般认为是今天河南登封市告成镇），建立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而他的儿子启，打破禅让，开启世袭制，从此，“公天下”变成“家天下”，但残暴的夏桀，被商汤灭掉，夏朝结束，第二个王朝“商”于约公元前1600开始。从商朝开始，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出现了甲骨文，重视祭祀，礼乐雏形开始出现，后因商纣王荒淫残暴，被周武王灭掉，并于约公元前1046年在镐京（今西安一带）建立周朝，到公元前771年，西部犬戎攻破镐京，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杀，周朝都城被攻破, 第二年，新继位的周平王把都城东迁到了洛（雒）邑（今洛阳），后世史学家为了方便区分两段历史，就把都城在西边镐京的叫西周（前1046—前771），都城迁到东边洛邑的叫东周（前770—前256）。东迁后，周天子直接被掏空，地盘丢了、军队没了、威望崩盘，天子非但管不住诸侯，还常看诸侯脸色过日子，诸侯没人管就开始互相抢地盘、争霸，强大的诸侯国吞并小国，大国之间互相争霸、打仗，礼乐制度彻底崩坏，谁拳头大谁说了算，于是，中国历史在东周一段就有了春秋、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从公元前770—前476年，这个时期，诸侯表面上还尊重周天子，战争根源主要是大国争霸；战国时期从公元前475—前221年，周天子彻底没人理，诸侯直接称王、灭国，变成战国七雄混战。春秋、战国这两个时期的命名，主要来自两本古书：一本是《春秋》。鲁国史官写了一部编年史书，叫 《春秋》，专门记录这段时间的诸侯大事，由于古代春天、秋天是诸侯朝聘、会盟、打仗最频繁的季节，所以史书取名《春秋》，后世史学家就直接用“春秋”代指这一段历史，叫春秋时代。另外一本是《战国策》。西汉刘向整理了一本记载各国打仗、谋士游说的书，叫 《战国策》，里面全是各国互相攻伐、吞并、厮杀的故事，后世就把这一段彻底乱战、兼并、没人讲周礼的时代叫做战国时代。我们今晚的主人公孔子，就生活在春秋时代末期，那个规矩没人守、等级全乱套、雅乐没人听、人心无敬畏，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不讲周礼的礼崩乐坏的时代。书友们，就让我们暂且止步于此，继续探索礼崩乐坏，一步步走近孔子。

（二）关于《周礼》、礼乐，以及礼崩乐坏。

1.关于《周礼》。提起礼崩乐坏，不得不问什么是礼，什么是乐？而谈礼乐，必得从《周礼》谈起。《周礼》，又称《周官》《周官经》，相传为周公旦所作，记录西周礼乐制度，是儒家十三经之一，一部记载上古官制、政治、礼乐、社会制度的经典，与《仪礼》《礼记》合称“三礼”，是研究先秦政治、礼制、文化的核心文献。还有一种说法是：《周礼》并非西周一手史料，大概率是战国时期儒家学者依托西周官制、糅合理想政治构想编撰而成，托名周公，成书于战国中晚期，西汉时被整理定名《周礼》。全书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架构，模拟天地四时，构建一套完整的国家官僚体系，共42卷。六官分别是：天官冢宰，为百官之首，掌管宫廷、财政、王室事务（类似后世宰相、户部）； 地官司徒，掌管土地、民政、户籍、教化、赋税（民政、民生）；春官宗伯，掌管祭祀、礼乐、占卜、教育、典礼（礼乐文化核心）；夏官司马，掌管军事、军队、边防、车马（军政）； 秋官司寇，掌管司法、刑罚、狱讼、外交（刑律外交）；冬官司空，原掌工程、营造、水利。由于原篇散佚，后人以《考工记》补入，记录古代手工业、工匠技术规范。整部《周礼》规范社会等级、君臣关系、祭祀礼仪、婚丧嫁娶、日常仪轨，强调尊卑有序、家国同构，是儒家“礼治”思想的源头，设计了一套精细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土地制度（井田制）、赋税制度、教育体系、刑罚体系，是儒家心中理想化的王道政治蓝图。后世王朝官制多借鉴《周礼》，如隋唐三省六部制，很多官职名称、职能都源自此书，王莽、王安石变法都曾以《周礼》为改革蓝本，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礼乐文明、宗法制度、社会伦理的基础，深刻塑造传统中国的等级观念、道德规范、礼仪传统。

2.关于礼乐。什么是“礼乐”呢？

简单说：礼，规矩秩序；乐，调和人心。二者合起来就是周代用来治理国家、维系社会、教化人心的整套文明体系，也就是“礼乐制度”。

【礼】：定尊卑、明秩序、立规矩，它不只是磕头、祭祀、见面礼节，而是一整套社会等级、政治、伦理、行为规范，主要用以：

﹡区分身份：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穿什么、用什么、吃什么、舞几行、奏什么乐都有严格规定，不能僭越。

﹡规范关系：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用礼定尊卑、守本分，避免争斗。

﹡涵盖一切：祭祀、朝会、战争、婚丧、宴饮、日常举止，全有礼制约束。

一句话：礼管外在，定秩序，防混乱。

【乐】：和人心、融情感、润教化，它不只是音乐，还包含诗歌、舞蹈、乐曲，用来调和情绪、教化人心。主要作用：

﹡ 礼偏严肃、强制，乐偏温和、感化，用和谐的音律让人内心平和、懂得和睦。

﹡不同场合、不同等级用不同的乐舞，配合礼仪，强化等级认同。

﹡核心作用：让大家心甘情愿遵守礼，不是靠严刑，而是靠内心认同。

一句话：乐管内在，调人心，促和谐。

【礼乐】：礼主别，区分等级，让人各安其位，是外在的硬规矩，社会的硬性规则与等级秩序；乐主和，消融隔阂，让人心归于和睦，可软化人心、维系和谐的文化教化，是内在的软教化。礼教你该做什么，乐教你愿意这么做，礼乐合在一起，是不靠严刑，靠规矩+教化，管好国家、管好人心。礼乐是中国古代最核心的文明根基，也是儒家文化的源头。有礼无乐，社会冰冷僵硬；有乐无礼，社会混乱无序。这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为仁”，周代靠这套礼乐，实现“礼治”，不靠严刑峻法，靠文明教化治理天下。对照现今社会理解，礼，大概就是我们说的纪律、规矩、法律；乐，大概就是精神领域，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情。

3.关于“礼崩乐坏”。

西周时期，天下太平，定规矩、打仗、办典礼，全是周天子说了算，而从周平王东迁以来，诸侯、大夫、家臣，谁拳头大谁说了算，周天子彻底被架空，礼乐制度无人重视。体现在：

「礼崩」：外在规矩彻底被撕碎，最典型的是，本来应有的等级秩序被打破，下级硬用上级的排场，周礼严格规定：天子：可享八佾64人跳舞、九鼎吃饭、六匹马拉车，诸侯、大夫依次降级，而鲁国大夫季氏（臣子），在家跳天子的八佾[ yì ]舞，孔子气得大骂：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意思是：这种以下犯上的事都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不止跳舞，诸侯偷偷用九鼎吃饭，大夫用天子规格的马车、祭祀、墓葬等等现象频出，尊卑完全颠倒，礼制形同虚设。西周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结果春秋乱象频发，君不君臣不臣，君臣颠倒，臣子杀国君，儿子杀父亲，春秋期间弑君36起，亡国52次，晋国、齐国、鲁国，都是大臣把持朝政，国君被架空、被驱逐、被杀，最狠的是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臣子直接把国君家族推翻，自己当了王，一句话：上下关系彻底乱了，谁强谁有理，没有道义。如此一来， 周天子权威扫地，王权崩塌，以前诸侯见天子要朝拜、进贡、听号令，后来诸侯互相打仗，周天子管不了，甚至郑庄公直接一箭射伤周天子，王室威严彻底没了，这时的周天子没钱、没兵、没人听，名存实亡。在社会民众中，日常礼制也全然混乱，吃饭、祭祀、婚礼、成人礼，没人按周礼来，同姓通婚、违背孝道、宴会奢靡，伦理规矩全破。

「乐坏」：教化人心的雅乐没人听了。西周的乐是用来配合礼，教化人心的庄重雅乐（《诗经》里的《雅》《颂》），平和、肃穆、让人守规矩。到了春秋， 大家不爱听庄重雅乐，迷上郑卫之民间靡靡之音、一味贪图享乐， 贵族宴会、祭祀也不再奏礼乐，只听享乐的曲子， 音乐不再是教化工具，变成了娱乐放纵的手段。孔子十分痛心：乐坏了，人心就坏了；人心坏了，社会就更乱。为什么孔子这么痛心？因为，礼是外在约束，乐是内在认同，礼崩，等于外在规矩没人遵守，乐坏等于内在道德没有敬畏，结果就是—没有秩序、没有道德、没有敬畏，只剩弱肉强食、战乱不断。

孔子周游列国14年（前497—前484），也是想恢复周礼、复兴礼乐，重新找回稳定、有道德的社会。

跟随时光的脚步感知孔子

孔子的远祖是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周朝灭商后，周天子封微子启于宋国（今河南商丘一带）继承殷商祭祀，所以孔家是殷商王室、宋国公室后裔。 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是宋国大司马（最高军事长官），地位极高，按周礼“五世亲尽，别为公族”说法，从他这一代起，家族才正式以孔为氏。这里提到的“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是“五代之后，血缘亲情就淡了，要从大宗里分出去，自成一支公族”的意思。在周朝宗法制度里，周朝是嫡长子继承制+大宗小宗的宗法制度，即： 天子、诸侯的嫡长子继承王位、君位，是大宗， 其他儿子封为卿大夫，是小宗。在同一祖宗里，五代以内算至亲，同属一个宗族；超过五世，血缘疏远，不再算本家大宗，要分立门户，成为新的公族，也就是说五代以内是一家人，共祭一个祖先，从第6代起，亲尽，分家，另立宗族，不再和主家算一家人，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根源就和这个有关。孔子维护周礼，就是维护这套宗法、亲疏、等级秩序。

言归正传：宋国太宰华父督，嫉妒孔父嘉手握大权、受国君信任，又贪图孔父嘉妻子的美色，于是他造谣说，宋国连年打仗、百姓受苦，都是孔父嘉的祸，煽动国人不满，带兵杀掉孔父嘉、强占其妻，宋殇公要治罪，华督干脆弑君、另立新君，独揽宋国大权，这就是历史上的华督之乱（公元前710年）。孔父嘉被杀后，孔氏家族被华氏追杀、失去所有爵位封地，面临灭族危险，只能逃亡保命。孔父嘉之子木金父先流亡出逃，到孔子曾祖父孔防叔时，为彻底躲避华氏迫害，举家正式投奔鲁国（鲁国是周公后裔、周礼保存最完整的国家，重视礼乐、善待殷商遗民贵族；离宋国近，方便逃难，地缘安全；鲁国政治环境相对温和，适合没落贵族安家、延续家族），定居陬[zōu]邑（今山东曲阜一带）。公元前551年，孔子在鲁国曲阜出生，父亲为鲁国陬邑大夫叔梁纥 。

叔梁纥是鲁国的勇士、陬邑大夫，勇猛善战，但人生很遗憾，他和原配妻子生了9个女儿，小妾生的儿子孟皮腿脚残疾，都没法继承家业。年过66岁的叔梁纥，娶了年仅20岁的颜徵在，二人因求子心切，一起到尼丘山祷告求子。天隧人愿，公元前551年，颜徵在生下一个男婴，这个孩子头顶中间凹陷、四周隆起，像尼丘山的形状，父母便给他取名孔丘，又因为是家中第二个儿子，所以定字为仲尼。民间还流传一种祥瑞之说为：孔子出生时，有麒麟送子、五老降庭、双龙绕屋，预示他天生不凡。

孔子的童年孤苦贫寒却天生好礼、终身好学，这段成长经历，深深塑造了后来儒家圣人的底色。孔子刚满3岁，父亲就病逝了,叔梁纥的原配妻子心胸狭隘，容不下颜徵在母子，为了躲避家族纷争，年轻的母亲带着年幼的孔子，离开老家陬邑，搬到鲁国都城曲阜的阙里居住，从此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家境一落千丈，史书称孔子既贫且贱。母亲颜徵在勤劳坚韧，靠做针线、耕种谋生，哪怕日子清贫，也坚持亲自教育孔子，教他做人、懂礼，是孔子人生第一位老师。别的孩童喜欢跑跳嬉戏，幼年的孔子爱好格外特别，《史记》记载：“为儿嬉戏，常陈俎zu豆，设礼容”。意思是：孔子小时候玩耍，不爱打闹，反而会把祭祀用的礼器（俎豆）摆得整整齐齐，模仿大人祭祀、行礼的样子，弯腰、跪拜、捧器，一举一动都庄重有礼，小小年纪就痴迷周礼，这是他后来一生推崇礼乐的起点。

孔子15岁时，立下终身志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因为家境贫寒，少年孔子早早就要打工谋生，20多岁时，他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把账目算得清清楚楚；做过管理牛羊的乘田，把牲畜养得肥壮兴旺。哪怕干着最底层的杂活，他也从未放弃学习。鲁国是周朝礼乐保存最完整的国家，孔子抓住一切机会，向所有人请教，学礼、学乐、学诗、学射，他学无常师，只要人家有一技之长，他就虚心求教。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一生拜过很多厉害的老师。他曾拜七岁神童项橐为师,《三字经》里“昔仲尼，师项橐”说的就是这件事。34岁时，孔子专门远赴洛阳，拜见周朝掌管典籍的老子。老子告诫他要去掉傲气、收敛锋芒、顺应天道。孔子听完大受震撼，回来后对弟子说：鸟我知能飞，鱼我知能游，兽我知能跑；至于龙，我见不到它乘风上天，老子就是那条龙啊！他的琴艺是向师襄子学的，一首曲子练了十几天，师襄子说可以学新曲了，孔子却说：我只学会了曲调，还没懂节奏；懂了节奏，还没领会作者的志向；最后悟出曲子是周文王所作，才算真正学会。他还向苌弘学乐、向郯子问古礼，凡是懂礼乐、懂历史的人，孔子都上门请教，真正做到了学无常师。

孔子17岁时，母亲颜徵在去世。他严格遵守周礼，慎重办理母亲丧事，后来又费尽心力，找到父亲的墓地，把父母合葬，尽到孝道。孔子20岁成家，儿子出生时鲁昭公赐鲤鱼，于是给儿子取名孔鲤。30岁时，孔子正式开始私人讲学，打破贵族垄断教育，只要愿意求学，不论出身贫富，都可以拜他为师，虽然已是鲁国小有名气的学者，却始终保持谦卑，弟子越来越多。青年时期的孔子，历经生活磨难、社会冷眼，却越挫越勇。他通晓礼乐、诗书、射御、驾车六艺，学识日渐渊博。由于他的学问注重德行，所以在当时礼崩乐坏的环境下，却一直未受重用。

直到中年，孔子才开始了自己短暂的高光时刻。51岁时，孔子被任命为鲁国一个叫中都的小城邑的行政长官，只用了一年，中都已经呈现出路不拾遗，长幼有序，男女分途，社会安定的现象，周围各国都来学习他的治理办法。接着他又做了司空（工程建设部长），把鲁国国土、水利、民生事务治理得井井有条。在任大司寇（司法最高长官）期间，他主张以德治国、宽刑慎罚，鲁国治安明显好转，百姓少诉讼、少犯罪，此时的他已位列大夫，正式进入鲁国朝堂高层。为了拔除孔子这棵助力鲁国强盛的栋梁之材，齐国设计于夹谷会盟，想借会盟之时挟持鲁君与孔子，与此同时，鲁国季孙氏处处为难孔子，对会盟用兵一事敷衍塞责，想借保护鲁君不力铲除孔子。不料孔子早将双方心思猜透，非但没有陷入圈套，反而以礼据理力争，当场斥责齐国失礼，并保护国君，逼齐国归还之前侵占鲁国的郓yùn、讙huān、龟阴（龟山之北）之田，这是孔子从政最风光、为国最争气的一刻。会盟之后，52岁的孔子代理相事，大权在握，开始大刀阔斧改革。他先是诛杀了乱政学者少正卯，肃清了朝堂风气，紧接着，便实施了最具理想、也最失败的治国之举——堕三都。当时鲁国国君无权，实权被鲁国第15代国君鲁桓公的三个儿子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史称三桓）把持，三家各有坚固的城堡，分别是费[bì]邑、郈邑、郕邑，城高墙固，均超过了应有的标准，且三家城内各自行事，完全不把鲁君放在眼里。于是孔子主张拆毁三家私城，收回兵政大权，交给国君，史称“堕三都”。初期成功拆了季、孟氏两家的城墙，最后叔孙氏反抗，加上三桓集体警觉，害怕孔子削弱自己，前498年，堕三都最终失败，孔子也从此彻底得罪鲁国权贵，政治根基崩塌。齐国内部忌惮孔子才能和德行，为了弱化鲁国治理，于前497年送给鲁国80名美女、30匹良马。一开始，鲁国君不敢去看跳舞，后来是季桓子带着鲁国君偷偷出城去看跳舞，不理国政。当年年底，鲁国举行郊祭大典，按周礼，祭祀后的祭肉必须分给所有大夫，但季桓子故意不分给孔子，这是公开的政治驱逐令。没有等来祭肉的孔子，彻底心死，当天辞官含泪离鲁，开启了长达14年之久的列国游。

再逐于鲁：是说孔子两次被鲁国排挤、被迫出走。第一次是大约17岁时，一心想进入鲁国贵族圈子推行礼乐的孔子，想要在季孙氏宴请鲁国所有士族子弟时前去赴宴，结果被季氏家臣阳虎（也叫阳货）直接拦住，且羞辱他：就你这样的人，也配敬仰学问。孔子当场被拒，羞愧又无奈，只能离开,这是他第一次被鲁国上层排挤，算是早年的“逐”。第二次：就是上面说的55岁辞官，正式被鲁国赶走，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也是他真正的“再逐”。

削迹于卫：55岁的孔子离开鲁国，首先选择到卫国避难。当时鲁卫是兄弟之国，风俗相近。卫灵公一开始待他极好，俸禄和鲁国当司寇时一样，也是粟六万。但很快，卫国大夫嫉妒孔子师徒人多、学问大、威望高，不断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诋毁孔子。卫灵公本来就昏庸多疑，立刻派心腹公孙余假，天天带人盯着孔子住处，出入全程监视。孔子一看卫君只养不用，还派人盯梢，他随时可能获罪，住了十个月，孔子离开了卫国。孔子在去往匡、蒲的路上遇险后，又回到卫国，住在贤大夫蘧伯玉家，但强势掌权的卫国夫人南子，强迫孔子去见她，如果不见她，孔子就无法在卫国立足，不得已之下，孔子前去见了南子，且全程守礼。听到孔子去见南子消息的子路当场翻脸，孔子指天发誓自己以礼相见并无他事。这件事传开后，孔子在卫国的处境更加微妙，世人非议、权贵猜忌，卫灵公表面礼遇，内心始终不信任。后来的两件事，更坚定了孔子离开的决心，一是卫灵公与南子同车出游，让宦官陪乘，还让孔子坐第二辆车，招摇过市，孔子当众长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句话等于公开批评国君重美色、轻德行，也彻底得罪卫灵公和南子一派。二是卫灵公问孔子打仗布阵的事，想让孔子帮卫国打仗，孔子一生主张礼乐仁政，反对战争，当场回绝，第二天，他便直接收拾行李离开卫国。孔子走后，卫国权贵、南子一派借机打压，非但不许再接纳孔子，还抹去他在卫国的行踪、车马痕迹，这些行为，等于对外宣告：此人不被卫国认可，永远不许再来。

伐树于宋：这是孔子最凶险的一次被追杀。宋国的大司马桓魋（tuí）手握兵权，残暴奢侈，不遵礼法，他为自己造石椁，三年都没完工，极度劳民伤财。孔子路过宋国时，公开批评过他的奢靡，桓魋早就怀恨在心，再加上孔子到处讲礼乐、尊君抑臣，桓魋怕孔子得到宋国国君重用，威胁自己权势，必欲杀之。在宋国都城外，孔子和弟子们正在一棵大树下演习周礼、讲学，桓魋得知后，直接派士兵赶来，当场砍倒了那棵大树，还想顺势抓捕、杀害孔子师徒，弟子们吓得慌作一团，催促孔子立刻快跑，危急时刻，孔子反而很镇定，从容地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意思是：上天把德行使命赋予我，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当然，嘴上从容可以，行动上也是要马上逃命的，为了不被认出，孔子换掉礼服，微服潜行，从小路逃出宋国，一路狂奔。

累累若丧家之犬：这是孔子最心酸也最通透的一幕。孔子师徒从宋国逃出，一路慌张疾奔，人多混乱，孔子和弟子们彻底失散了。孔子一个人，孤零零站在郑国都城的东门之外，疲惫、落魄、风尘仆仆。子贡到处找老师，逢人就问。有个郑国人就告诉他：东门那里站着一个人，额头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见到孔子，把路人的话原原本本说了。所有人都会觉得受辱、生气，可孔子听完，哈哈大笑，坦然说：说我的相貌，未必准确，但说我像丧家之犬，然哉！然哉！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流落郑国，这一路无人赏识，四处漂泊，天下之大，却没有一个国君愿意用他的大道，他确实就像一条找不到归宿、不被世道接纳的狗。然而，孔子的伟大就在于：不装圣人的大架子，敢于承认自己的落魄与狼狈，肉体可以落魄，精神却绝不屈服！

陈蔡绝粮：孔子周游最惨烈的绝境，也是最显风骨的时刻。孔子离开郑国，先到陈国住了三年。陈国是个小国，夹在宋楚之间。后来吴国（今姑苏一带）攻打陈国，楚国出兵救陈，天下大乱。楚昭王听说孔子很贤能，想请孔子到楚国做官、推行仁政。孔子要去楚国，必须经过陈、蔡两国交界的荒野。陈国、蔡国的大夫们害怕孔子一旦被楚王重用，强大之后一定会整顿礼乐、制裁这些乱政的权臣，自己的好日子就到头了。于是他们联合起来，派兵把孔子师徒围困在荒郊野外，不许走。孔子一行带的粮食很快吃光，整整七天，没有吃的。弟子们饿得脸色发青、浑身无力，子路、子贡心里动摇、满腹怨气，众人都快撑不住了。但孔子本人呢？照样弹琴、诵诗、讲学，神色不变。孔子知道弟子们内心崩溃，就挨个叫来问话，试探大家的信念，子路很愤怒，质疑“君子也会走投无路吗？”孔子告诉他：“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意思是，君子再穷再难，也守得住道义；小人一落魄，就什么坏事都干了。子贡想妥协变通，“夫子之道太大，天下容不下，能不能稍微降低标准，迁就世人？”孔子批评他，君子修大道，不能为了被接纳就随便打折。当问到颜回时，最懂孔子的颜回说“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不被容纳，才更显出君子的高贵。大道不修，是我们的耻辱；大道完美而君王不用，是君王的耻辱。”孔子听完大喜，说：颜回啊，你说得太对了！眼看师徒要饿死，孔子派口才最好的子贡，悄悄突围，跑到楚国求救。楚昭王派兵赶来，才解除围困，孔子师徒得以脱险。孔子肉体受尽苦难，精神从来没有低头，这也是后世说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最高写照。

这五件事的跌宕起伏，也是孔子一生最苦、最孤独、最坚守道义的流亡生涯写照。

公元前484年，齐军伐鲁，留在鲁国做季康子（季孙氏儿子）家宰的冉有（冉求）带兵大胜齐军，立了大功。季康子很欣赏冉有，问他：“你这么能干，是天生的，还是学来的？”冉有说：是我老师孔子教的。当时的冉有深知孔子一行在连年的战乱中常年奔波、挨饿受冻、屡遭惊吓，早已身心疲惫，能够回归故里是时局倒逼，也是个人安危所在，所以冉有反复向季康子吹风，说孔子是天下圣人，学问、德行、治国之道无人能比，现在鲁国缺人才，应该隆重把老师请回来。季康子被说动，派人带厚礼、以国君名义，正式迎孔子归鲁。在外周游14年、68岁的孔子终于回到了鲁国，然而他却不是衣锦还乡。鲁国把孔子请回去，只给荣誉，尊他为国老，享受大夫待遇，却不给实权，季康子经常向孔子问政，但从不真正让他掌权，孔子也真正明白了14年传道流浪，却没有一个国君愿意真心推行仁政，诸侯只想争霸打仗，没人听得懂自己的大道，他的从政理想已经不可能实现了。于是，在“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一番叹息后，晚年孔子只做两件事：一是 整理六经，删《诗》、定《礼》、修《春秋》、研究《周易》，保存了中华文化；二是专心教学，培养弟子。在《春秋》修订过程中，他以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他不直接骂人，而是讲道理，只用一字寓褒贬，这叫春秋笔法）褒贬善恶，借史书弘扬周礼与道义，试图用文字重建社会秩序。所以，《春秋》不仅是史书，更是儒家匡扶正义、坚守本心的精神寄托，对于 维护周礼等级（批判僭越、乱礼行为）、 宣扬君臣、父子大义（匡正名分）、 提倡道义、秩序，反对强权暴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意思是说：孔子写完这本书，那些作乱的臣子都害怕历史评判，不敢乱来。

回鲁后几年，孔子接连丧亲丧徒，先是儿子孔鲤去世，再是最爱的颜回早逝（41岁），最忠诚的子路战死卫国，73岁，孔子在悲痛中离世。孔子，在卑微里自强不息，以守礼忠诚成就辉煌，也于苦难中坚守不弃，最终，以文化传世，成为万世师表。

以《论语》为炬礼赞孔子

《论语》是儒家学派核心经典，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整理，成书于战国初期，全书20篇、492章，多以篇首前二字命名（如《学而》《为政》），篇间无严格逻辑，独立语录为主。汉代有《鲁论》《齐论》《古论》三本，今本由西汉张禹整合《鲁论》为主而成，位列“四书”之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也是“四书五经”核心典籍。《论语》中，仁，是思想内核，要人们克己复礼，约束自身，合乎礼制；礼，是秩序规范，既是礼仪制度，也是行为准则与社会秩序，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仁”的外在体现，人而不仁，如礼何；孝悌，是伦理根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强调家庭伦理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中庸，是处世智慧，教导人们凡事适度、和谐，要和而不同，包容差异，不走极端，要追求整体和谐；君子，是理想人格，君子喻于义，重德轻利，君子求诸己，君子文质彬彬，内外兼修。《论语》在教育方面，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思结合、启发式教学；在政治方面主张为政以德，追求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强调秩序与责任，主张民本，使民以时，体恤百姓；在个人修身方面，提倡自省、克己、好学；关于处世，建议以友直、友谅、友多闻去交友，同时，言行上，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至于天命，则“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要敬畏规律，尽人事听天命。

两千多年来，《论语》主导着中国人的价值观、伦理观与教育理念，成为中华文化基因，也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视为全球伦理黄金法则，影响深远。

学习《论语》，不能不提儒家。儒家，就是以孔子为创始人，以恢复礼乐、提倡仁爱、重建社会秩序为核心的一个学派，也就是说周朝那套完美的礼乐制度在春秋时期崩坏而天下大乱后，孔子站出来，提出一套做人、治国、修身的方案，这套方案就是儒家，所以，周礼是儒家的源头与蓝本，儒家是周礼在乱世里的继承者、解释者、复兴者。为什么叫“儒”家，而不叫别的什么家呢？儒，是周代掌管礼仪、祭祀、教育的职业，有专门的懂周礼、办典礼、教规矩的人，到了 春秋乱世，礼乐没人信了，孔子把这套职业学问，升级成一套思想体系，创立了儒家，后来孟子、荀子继承发展，汉武帝之后被定为官方正统，影响中国至今，也是中国两千多年的主流思想。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天下大乱，有老子、孔子、商鞅、韩非子等圣贤先后开方救国。先是道家，认为其病根是为政者管的太多、欲望太多、礼乐仁义太折腾，开出了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少欲不争的药方，从个人方面，道家主张看淡名利、清静自由、不内卷，从国家方面，要君王别瞎指挥，少管少干预，顺其自然，百姓安稳；再是儒家，认为病根是人心坏了，不守周礼，给出的药方是仁爱、守礼、道德教化，个人方面，要孝顺、善良、讲仁义，国家方面，要恢复西周礼乐，君王以身作则，以德治国，总体上要入世有为，主动救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后来的法家则认为其病根在于人性自私，道德礼乐根本没用，给出的药方为：严刑峻法、君主集权、赏罚分明。对于个人，法家认为不能靠良心，也不能靠礼乐，只能靠法律、强权、奖惩，国家要废除旧贵族特权，一切听君主命令，要以强力集权，实用主义，只强国不讲仁义。对道儒法三家思想进行对比后，我们再对《道德经》、《庄子》、《论语》做一个简单的阅读感悟：我们发现，老子、孔子、庄子都默认统治的存在，在此前提下，老子告诉我们什么是道，孔子告诉我们道废了怎么办，庄子教我们道废了的时候个人该怎么办，也就是说，《道德经》，让我们懂得道法自然、无为不争、放平心态，不执念，追求内心安稳。《庄子》，教会我们看淡得失，超脱烦恼，学会放过自己，学会保真，追求精神自由。而《论语》，则让我们在明知山有虎的人间世，也要积极上山下海，以仁与礼为道，心怀善意，遵守分寸，踏实自律，敢于担当，对生活有责任，对他人有温度，修身律己，好好生活、好好做事，这是儒家给我们的底气，这也是孔子为我们撑开的格局，为我们挺起的脊梁！

纵向看，老子出生于前571年，死于前471年，终年101岁，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死于公元前479年4月11日，终年73岁，他们所创立的道家、儒家学派对整个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人心灵的塑造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横向看，孔子出生大约10年前，印度出生了佛教的创始人释迦摩尼，孔子死后大约10年希腊雅典苏格拉底诞生，各个不同地区在非常接近的时代，出现了各自的伟人，这在历史上叫做人类文化上的轴心时代，经过这个轴心时代，人类的理性，人类的人文思想整个展开。

电影《孔子》中，孔子坐在正被人砍伐的树下，告诉他的弟子：“诗书礼乐，乃君子必修，从今天起大家就一起修习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忠孝为本，可以使人道和谐，百业兴旺；近之可以侍奉父母，远之可以怀柔友邦，还可以使人认识很多鸟兽草木的名称。”至此，我想借韩愈自孔子《猗兰操》改编的《幽兰操》做个结尾——

兰之猗猗，扬扬其香。

众香拱之，幽幽其芳。

不采而佩，于兰何伤？

以日以年，我行四方。

文王梦熊，渭水泱泱。

采而佩之，奕奕清芳。

雪霜贸贸，荠麦之茂。

子如不伤，我不尔觏。

荠麦之茂，荠麦之有。

君子之伤，君子之守。

让我们在经典里内外兼修，涵养德行，于文脉中坚守初心，不负圣贤教诲，不负岁月修行，以包容之心处世，以正直风骨立身，以开阔包容的胸襟，担当起我、家、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