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三记》第九十一回 ，‍台上传达平反事 坐下翻书各自忙

风雅一笑

1979年5月9日，南师党委在大饭堂召开大会，向全校师生传达中央关于给杨虎城、余立金、傅崇碧平反的决定。我们听了都有些莫名其妙。杨虎城的名字大家知道，傅崇碧也不是无名之辈，可把这几个名字一并拉到学校大会上来传达，学生们一时摸不着头脑，也属正常。

主持会议的马副院长作了解释：原来余立金是空军政委，他的女儿余苏宁在南师党委办任主任秘书，过去因受父亲牵连，被说成是“杨余傅在江苏的总代理”，打成“五一六分子”，隔离审查两年多。如此一说，大会的缘由才算明白。

平反这种事，在那个年代，本来就带着几分荒诞：先把人打下去，再郑重其事地扶起来；先让人含冤受屈，然后再敲锣打鼓地宣布“组织上已经查清”。至于那几年失去的时间、名誉、尊严和心力，往往只好由当事人自己慢慢消化。历史有时就像一个粗心的会计，算错了账，事后再改，却从不肯承担利息。

空军政委余立金被空军吴司令送进了秦城监狱。

更出人意料的是，会上竟安排余苏宁传达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也许因为我们是政教系学生，天然对这种题目比别人更“职业敏感”，所以我们班同学听得都比较认真。我旁边坐着中文系学生，多数却并不怎么听，照样埋头看自己的书。

台上在讲关系国家方向的大问题，台下却有不少人只关心眼前手里的那本书。有人关心宏大叙事，有人只想保住个人的阅读自由；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多半已经学会一种本能：报告是报告，自己的脑子是自己的脑子，能不轻易交出去，就尽量不交。

会后，我们小组还专门进行了讨论，焦点集中在“左”与右的争论上。一般意义上的“左”与右，本来是关于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市场自由与公共福利、传统与多元文化等政策和理念的不同取向：偏激进者常被看作“左”，偏保守者常被归为“右”。

但在我们当时的语境里，问题远没有这么学理化，也没有这么从容。那时的分水岭，更直接地说，是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于攻击领袖为“D阀”“J阀”的说法，我们当时是一致反对的；但对如何认识其晚年错误的性质，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万恶之源，对为什么不再提继续革命等问题，分歧却很大。

大家各抒己见，争得面红耳赤。那种争论未必成熟，却很可贵。至少大家还在试图思考，而不是只等着标准答案从上面发下来。青年人最怕的不是观点幼稚，而是根本没有观点。

那时学校召开的学生大会很多。时任院长吴讱，是宝应人，老革命、老公安，1977年由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调任南师院长。周建的父亲曾带我去他家拜访过。吴院长很有些学者气，平时喜欢用铅笔写字，钢笔行书也写得舒展有型，疏密得体。我们本科毕业证书上盖的是“院长吴讱”的印章。


吴院长作报告时，手里也常拿一支铅笔，说话没有官腔。我们那时普遍不爱听领导作报告，但相比较而言，并不讨厌听他讲。不是因为他说的全是妙论，而是因为他身上少一点“台上人”的那种腔调。少一点官腔，人就像个人，连报告也稍微能听些。

吴讱院长为我们毕业纪念册题词

我记得有一次，全体学生大会上传达全国学联会议精神，似乎还是胡启立任团中央书记的时候。学校学生会主席在台上非常认真，号召同学们继承“五四”传统，立志献身四化，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大学生。

后来大家嫌他说得没完没了，开始发出不耐烦的嘘声；见他还没有收尾的意思，底下便一起哄着“热烈鼓掌”，逼得他不得不结束讲话。

掌声原本是礼貌，有时却成了逐客令。学生并不是天生反感真诚的表达，他们反感的是把几句正确的话拉成长长的橡皮筋，硬要勒到每个人耳朵里。

教育若总以为“我说得越久，你领会得越深”，那多半正好相反。青年人的耐心，从来不是靠行政命令维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