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属于我们的高考

快乐山爷

又是一年高考季。

四十年前的梦，至今还会在深夜里浮现。梦里总有蝉鸣，总有墨香，总有一张张青涩而焦灼的面孔，在七月的烈日下，等待着命运的选择。那是我两度参加高考，一次是1983年，名落孙山，一次是1984年，金榜题名。如今回望，那不仅仅是两年的时光，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代人的命运转折。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考恢复不过五六年，却已成了指挥千军万马的旗帜。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来说，这面旗帜尤其醒目——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转户口、跳农门，意味着从“乡下人”变成“国家的人”，意味着毕业后的工作分配、干部身份。诚然，这很像古代的科举，一考定终身，一榜分高低。

我就读的一沟中学，是一所县办农村中学，坐落在高邮城东二十里的一个单厍子上，占地不过十五亩，四周是农田，有护“城”河相隔。校园不大，三排教室在东侧，中间是篮球场，西侧是食堂和教师宿舍。校门朝南，一条不足三米宽的土路通向邮兴公路，出门过小桥，路东有四户人家，其中一户是我同学的家，两栋是学生宿舍。

我家住在龙奔乡村的公社所在地，与学校隔着一条北澄子河。原本龙奔中学是有高中部的，一九八一年升入高中那年，高中部被撤并到一沟中学。从此，我便开始了走读生活。每天四趟，每趟约四十分钟，中间还要等摆渡船过河。早上免上早读课，上午两节课，下午两节课，晃晃悠悠，不紧不慢。

那时的日子，像澄子河的水一样，缓缓地流。

二

一九八三年，是我第一次参加高考。

那一年，学制正在改革，高中由两年向三年过渡。县城重点中学的高二学生要多读一年才能毕业，而我们一沟中学因为是农村中学，高二学生仍可作为应届生报名。于是，同一届的学生分两年毕业，这也算那个年代的特色了。

高考之前，还有一道关卡——预考。这是参加高考的资格赛，全县农村高中统一考试，通过率只有百分之四五十。我们文科班四十五名同学，最终只有二十多人通过了预考。大部分同学连高考试卷都没有摸到，改变命运的机会就这样被剥夺了。我还算是幸运的。

预考在五月初，高考在七月中旬，中间有两个月的冲刺时间。学校要求全体住校，这是我第一次有离家的感觉，既兴奋又紧张。晚自习有人约束了，生活也有节奏了，早上六点起床，课堂、课后的学习氛围明显浓了起来。印象最深的是伙食标准也提高了，中午和晚餐至少有一道荤菜，韭菜炒鸡蛋、小炒五花肉、小肉圆，要么就是鱼虾。味道似乎比家里的饭菜香得多。

然而，或许是认识不足，第一次参加高考并不怎么提神，还有点“靠天收”的味道。通过了预考，脸上已经蛮有光了，潜意识里就有了复读的倾向。

那年高考，考场设在高邮中学，时间是七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七月中旬的天气已很炎热，又随时会有瞬息变化。第一天下午，大雨倾盆，给紧张的教室带来阵阵凉意。三天很快结束，没抱什么希望。

记忆中留下了三件事。

一是数学卷。我状态蛮好，高中两年数学成绩一直不错，高考得了115分（满分120分）。二是世界历史。中学课本只复习了一半就上了“战场”，结果可想而知。三是高考作文——一幅漫画，题目大意“这下面没有水，再换个地方挖”。画中人持锹挖井，每处仅浅挖数铲就放弃，却未察觉地下水源已近在咫尺。要求写说明文加议论文。这在高考是第一次，形式新颖，时代意义深刻。改革开放之初，克服浮躁作风，强调求实务实、坚持不懈的精神尤为重要。只是那时的我，哪有这样的认知呢？

英语就更不用说了。学校既无“名师”也无“严师”，哪会有天生的“高徒”？一九八三年又是英语第一次采用百分试卷（此前满分只有70分、50分，甚至不计入总分），名落孙山，自然是意料之中。

三

复读，必须复读。这是父亲“望子成龙”的执念。

八十年代是高中复读盛行的时代，高校如一座座灯塔，照亮着年轻人前进的航向。有条件的高中办起了复读班，没有条件的就让落榜生与新一届同学“回炉”上课，还有退休老教师或热心教育的老革命举办专题复读班。那年，我借读在城北初中的复读班，文理科各一个班，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全市农村。大家目标清晰——高考；方法明确——补短板；生活规律——三点一线：教室、宿舍、食堂。班上有个姓陆的同学，英语成绩突出，还兼任我们的英语辅导员。

一九八四年的高考，同样有别于往年。时间调整为七月七、八、九三天。我们是往届生，需要重新参加预考，而同届的邮中学生是应届生，无需预考直接“参选”。试卷的改革有点奇葩——有些科目不仅要答对，而且不能错，错答要倒扣分。一道四小题的题目，答对两题、答错两题，这题就是零分。扣完为止。

作文题是每年高考的重点。一九八四年的作文题，大概是古往今来与作文“扣”得最紧密的一次——题目就是“如何写好作文”。会作文的当然会作文，不会作文的正因为不会作文而作文。这可难了最怕写作文的我！

英语的“难”和数学的“易”，大概是我八四年高考最大的失误。原本想补短的英语，却丢失了以为长项的数学。高考成绩从来是综合优势的考评，正如木桶定律——盛水量的多少，不取决于那块长板，而是短板决定高低。这一年的英语又加了附加题，不计入总分，可高校录取时还参考附加题的得分。或许，这是为“录取”留一条“后门”罢了。

人大概是有天赋和特长的，扬长避短才是取才之道。汪曾祺先生不谙数理化，西南联大也没拿到毕业证书，但不影响他创作《受戒》《大淖记事》，成长为文学大家；鲁迅、郁达夫都是弃医从文，以笔当枪，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只是那时的高考，还不懂得这些。

四

高中三年的学习和生活，丰富多彩，终生难忘。

常记起一次莫名其妙“打架”。嵇同学性格外向，大大咧咧，人高马大，上课开小差是常事。那天下午的自习课上，他不住地撩动前排的朱同学。朱同学好学少语，性格内敛，一忍再忍，忍无可忍，“战争”终于爆发。两人扭打起来，朱同学似蛮牛倔强，嵇同学自知理亏也不甘示弱，教室乱作一团，课桌倒了一片，课本也撒得满地。毕业多年后再见面，两个人搂着肩膀喝酒，笑说当年的莽撞，烟圈飘在酒桌上，全是青春的味道。

也总想起一位陈同学。迎考复习的冲刺阶段，陈同学每周日都挤出时间到城区“补课”，此事封锁得严严实实，连与他朝夕相伴的我也浑然不知。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勤奋与“偷”学很有实效，当年就一举中的，成了我们那届最早跳出农门的人。

如今想来，那些年的高考，那些年的我们，那些年的奋斗与挣扎、欢笑与泪水，都已化作生命中最深刻的记忆，也成了我们这代人最珍贵的勋章。

高考是世界上最公平的现代制度之一。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始终站立在时代的潮头，无惧潮起潮落。八十年代是改革的大爆发时代，各行各业最缺的就是基础人才——中小学的师资，企事业的财务会计，建筑领域的设计师、建造师，农业科技师，司法机关的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还有医生、护士……师范生提前录取，入学后每个月有20块补贴和10斤粮票，毕业就分配到各个学校当老师；建工学校的学生毕业就进建筑公司，成了城市建设的骨干；司法学校的毕业生穿上了警服、制服，成了守护公平正义的基石。我们这代人，乘着高考改革的东风，从田埂边走到了各行各业，成了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里最需要的那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那是一代人用汗水浇灌梦想的年代，是一个国家用制度改变命运的年代，是一个民族用教育重塑希望的年代。

四十年过去了，高考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科目变了，时间变了，录取方式变了，连“包分配”都成了历史名词。但高考之于个人命运的意义，之于社会流动的价值，之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从未改变。

窗外，蝉鸣如昨。那两年的奋斗，那座小小的校园，那些在烈日下、风雨中赶考的身影，至今还在梦里——清晰如初。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2026年6月3日高邮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