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韩非子全鉴》（六）

睿文

韩非子《韩非子全鉴》（六）

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赵衰、范蠡、大夫种、逄同、华登，此十五人者为其臣也，皆夙兴夜寐，单身贱体，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职以事其君，进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劳；不难破家以便国，杀身以安主，以其主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为壑谷鬴洧之卑；主有明名广誉于国，而身不难受壑谷鬴洧之卑。如此臣者，虽当昏乱之主尚可致功，况于显明之主乎？此谓霸王之佐也。

睿文批注：至于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赵衰、范蠡、文种、逄同、华登，这十五个人作为臣子，他们的行事，都能够夙兴夜寐，委屈自我而任劳任怨，恭敬地表达自己的心意；他们修明刑法、做好职事来侍奉自己的君主；他们提出美好的建议、通晓统治法术而不敢自我夸耀，建功立业之后也不敢炫耀自己的成就；他们能够不惜倾家荡产以有利于国家，为了君主安全而不惜献出生命；他们把自己的君主看得像上天、泰山那样高贵，把自身看成谷底和河床一样低下；君主在国内享有英明的名声和广泛的称誉，而自己安于接受谷底和河床一样低下的地位。像这样的臣子，即使遇到昏聩糊涂的君主依然能够建功立业，何况遇到贤明君主呢？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之为霸王的辅佐大臣。

若夫周滑之、郑王孙申、陈公孙宁、仪行父、荆芋尹申亥、随少师、越种干、吴王孙頟、晋阳成泄、齐竖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义，进则掩蔽贤良以阴暗其主，退则挠乱百官而为祸难；皆辅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说于主，虽破国杀众，不难为也。有臣如此，虽当圣王尚恐夺之，而况昏乱之君，其能无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杀，国分为二；郑子阳身杀，国分为三；陈灵身死于夏征舒氏；荆灵王死于乾溪之上；随亡于荆；吴并于越；知伯灭于晋阳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谄谀之臣，唯圣王知之，而乱主近之，故至身死国亡。

睿文批注：至于西周的滑之、郑国的王孙申、陈国的公孙宁、仪行父、楚国的芋尹申亥、随国的少师、越国的种干、吴国的王孙頟、晋国的阳成泄、齐国的竖刁、易牙等，这十二个人作为臣子，都是见小利而忘法纪，他们在君主面前就压制埋没贤良之人以蒙蔽君主，离开君主后就扰乱百官的政务以制造各种祸端；他们都辅佐自己的君主，一味地去满足君主的私欲，假如能取得君主的一点欢心，即使败坏国家、残杀民众，他们也在所不惜。像这样的臣子，即使是圣明的君王尚且会害怕政权被别人夺去，何况昏君的乱主，怎么能够不失去自己的国家呢？假如有了这样的臣子，君主都身死国亡，为天下人所耻笑。所以周威王被杀，周国被分裂为西周和东周两个小国；郑国的子阳被杀，其国家一分为三。陈灵公死在夏征舒的手里，楚灵玉死于乾溪边上，随国被楚国灭掉，吴国被越国吞并，智伯被消灭在晋阳城下，桓公死后七天不得收殓。所以说：阿谀奉承的臣子，唯有英名的君主才可以将他们识别出来，而昏君乱主却去亲近他们，这才招致身死国亡的境遇。

圣王明君则不然，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是在焉，从而举之；非在焉，从而罚之。是以贤良遂进而奸邪并退，故一举而能服诸侯。其在记曰：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国伤民败法类也。观其所举，或在山林薮泽岩穴之间，或在囹圄绁缠索之中，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从而举之，身安名尊。

睿文批注：圣王明君就不是这样，他们在选用人才的时候，对内不回避自己的亲属，对外不排除自己的仇敌。正确的，就任用他；错误的，就处罚他。因此贤良的人能够得到任用而奸邪的人会被排斥，所以一举就能使诸侯臣服。据史书记载：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夏启的儿子太康等五人，商汤的孙子太甲，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都受到了惩处。尧、舜、夏启、商汤和武王这五位帝王惩处的，都是自己的父兄子弟一类的亲属，然而杀死或流放他们并让他们的家庭残破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祸国殃民，败坏法治。再看看这些圣明的君主所提拔任用的人：有的隐居在山林、洞穴之中，有的囚禁在监狱桎梏之中，有的从事宰割烹调、割草放牧、喂牛等活计。然而圣君并没有嫌弃他们的地位卑贱，认为他们具有治国才能，可以彰明法度，有利于国计民生，于是就举荐任用他们，君主地位得以巩固，声望得以提高。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睿文批注：况且民众本来就容易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德行、宣扬儒家学说而周游天下，然而天下能够喜欢他的仁慈、赞美他的道义而跟着他当弟子的只有七十人。可见看重仁的人少，能行义的人实在难得。因此以这么广大的天下，愿意为他效劳的只有七十人，而倡导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个。鲁哀公是个不高明的君主，他向南坐在朝廷上统治鲁国，国内的人没有敢于不服从的。民众本来就容易屈服于权势，权势也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子虽然是圣人，而鲁哀公反而做了君主。孔子并不是服从于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因此，如果按照道义的原则，孔子就不会屈服于哀公；然而凭借着权势，哀公却可以使孔子俯首称臣。如今的学者在游说君主的时候，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胜的权势，而是努力鼓吹只要推行仁义就可以称王于天下，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能像孔子那样，要求天下民众都像孔子门徒。这肯定是做不到的事情。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子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睿文批注：儒家用文献典籍中的知识扰乱国家的法律，游侠使用武力违犯国家的禁令，而君主对这两种人都以礼相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触犯法律的人就应该予以治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违犯禁令的人就应该受到惩处，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因此法律所要制裁的人，却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所要惩处的人，却成了权贵豢养的。法律所要制裁的、君主所要录取的、官吏所要惩处的、君主所要供养的，这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那些推行仁义的人并不值得赞许，如果赞许了，就会危害耕战的工作；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扰乱国家的法律。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就把这件事情告发给官吏。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给他判了死罪。由此看来，那些对君主正直忠诚的臣民，却是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多次交战多次败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如果我死了就没有人赡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丁官。由此看来。那些对父亲孝敬的儿子，却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的民众就轻易临阵败逃了。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君主想在推崇百姓个人私利行为的同时，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正乐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睿文批注：当今世上最显赫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翟。自从孔子去世之后，儒家有子张、子思、颜回、孟轲、漆雕吕、仲梁子、公孙尼子、正乐子春各流派。自从墨翟去世之后，墨学有相里勤、相夫氏、邓陵子各流派。所以孔子、墨翟去世之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他们采取的和舍弃的主张互相对立，各有不同，却都称是得了孔、墨的真传，孔子、墨翟不可能再活过来，叫谁来判断社会上这些学派的真假呢？孔子、墨翟全都称道尧、舜，但他们所采取的和舍弃的主张也不同，却都自称得到了真正的尧舜之道。尧、舜不可能再活过来，该叫谁来判定儒、墨两家的真假呢？从儒家所崇尚的商、周之际到现在七百多年，自墨家所推崇的虞夏之际到现在两千多年，尚且不能断定儒家所宣扬的周道、墨家所称说的夏道在当时的真相；现在还要去考察三千多年前尧舜的思想，想来更是无法确定的吧！不用事实加以检验就对事物做出判断，是一种愚蠢；不能确定事物的真假就把它作为依据，那就是欺骗。所以，公开宣称依据先王之道，肯定尧、舜事迹的行为，不是愚蠢，就是欺骗。对于这种愚蠢欺骗的学说，杂乱矛盾的行为，英明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啊。

夫凡国博君尊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禄，则法必严以重之。夫国治则民安，事乱则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然而禁轻事失者，刑赏失也。其治民不秉法为善也，如是，则是无法也。

睿文批注：凡是一个国家土地面积广阔而君主尊贵的，从来没有不是因为法制严厉而可以在天下达到令行禁止的。因此，君主分别爵位等级、制定俸禄标准，就一定要使法制严格而且厉害。国家太平，民众就安定；政事混乱，国家就危险。法制严厉符合人之常情，法禁松弛会失去政事的实际功效。况且拼命出力，是民众固有的，他们的心理无非是想拼命出力去获得渴望的东西。而民众的喜好和厌恶，是由君主一手控制着的。民众喜欢利禄而厌恶刑罚，君主掌握民众好此恶彼的心理来使用民力，事的实际功效就不应该丧失了。既然如此，那么法禁松弛，政事有失，正是由于刑赏不当。君主治理民众时不掌握法度而像这样去行善，这种情形一旦出现，也就等于没有法制了。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是以有术之国，不用誉则毋适，境内必治，任数也。亡国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无数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数也。故有术之国，去言而任法。

睿文批注：最高明的治国原则，是利用法度而不依靠个人的智慧。所以掌握了统治方法的国家，不根据个人的声誉而用人，就能无敌于天下，国家也一定得到很好的治理，这都是因为依靠法度。丧失主权的国家，让敌军在自己的领土上公然横行霸道，而不能予以防御机制的原因，这是依靠个人的智慧而没有利用法度的缘故啊。自取灭亡，是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能攻打别国，是因为利用了法度。所以在掌握了统治方法的国家里，总是排斥空谈而利用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