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届小学甲子印记

岚江

一九六六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对于“六六届”的小学毕业生而言，那一年仿佛成了命运悄然转折的分界线。那年的春天，风中已带着某种不安的震颤。我们站在童年的边界，浑然不知自己正成为一道历史的分水岭——小学最后一个学期尚未结束，一场被简称为“文革”的风暴已在神州大地上翻滚，凶涌的暗流已渗透到了每个角落，而我们却是首当其冲。

记得新学期刚开学不久，《人民日报》就刊出了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吴晗、邓拓、廖沫沙这三个名字，至今仍清晰地印在记忆里。随之而来的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各类报刊铺天盖地，声势浩大。我们这些临近毕业的小学生，也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了这股洪流。起初，运动还算温和，无非是读读报上的批判文章，偶尔写些心得体会，算是“交差”。然而，随着中央“五一六通知”的下达，形势骤然不同。所有中学已经停课“闹革命”，大串连、大字报成了最流行的行为方式。虽然我们小学校园里尚未出现那般轰轰烈烈的场面，但人心早已浮动，课堂里的安静再也按捺不住那份青春的躁动。

那时我们的班主任许祖钧老师还是尽心尽职地完成他的教学任务，并指导我们完成小学毕业前的各项作业任务，比如填写毕业生表、自我鉴定，学生小组评议等等，也算是为我们文革前最后一届毕业生尽到了应有的责任。

说起许祖钧老师也是我小学众多老师中最为敬重的老师之一，他是五年级下学期正式接任我们三班的班主任，那时他刚从师范毕业分配到学校，说话一口浓浓的湖州口音，我听了甚感亲切，这是我外婆家的乡音，说话腔调差不太多，因此觉得顺耳，每当语文课自然也很认真地聆听。有意思的是，有一次听着他讲的作文鉴赏课入了神，课中的内容是分析一位小孩因家庭变故，不得已搬迁，但他仍十分留恋原来的住所，回到了原来的老屋已变得空荡荡的，唯有他喜欢的那只老猫过来陪伴着她。文章的具体情节由于时间太久远只记得个大概了。原本只是个段落分析，由于听得太过入神，觉得不过瘾，居然去新华书店找到了这本讲义书籍，并将它买了回来看个结果，当时有这种想法的，在我们班真有不少同学都和我一样，傻傻地去买了回来。但令人失望的是书中的内容也就是许老师课堂上讲的内容，只是一本阅读分析的辅助教科书而已，可我还是把这本书的其他内容看了个遍。现在想来，那种单纯的对“下文”的期待，或许正是那个年纪最质朴的求知欲。

小学最后的日子里，还有一件让我兴奋的事——当上了学校图书室的管理员。起初只是几位女生班干部负责，让我好生羡慕。没想到不久后，我也被选入其中。图书室不大，仅十几平米存放着三、四个落地书柜，藏书不过千余册。我们的工作无非是整理书籍、登记借阅，并不繁重。可那份“近水楼台”的快乐，却无可比拟。我在这里遇见了《十万个为什么》，也第一次翻开了苏联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段日子，仿佛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角落，心里是满满的、简单的欢喜。

可是好景不长，转眼毕业考试后，升学考试就没了音讯，那时文革已在升级，中学教师基本上都成了专政对象靠边站，学生红卫兵串联已是热门的行动，文革运动此时已进入到了高潮阶段，那时的中学已是文革的主导阵地，这让我们再想进中学已成泡影，放假后我们便成了社会上的闲人了。直到一九六八年，“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传来，我们才终于走进中学的大门——这时我们已成为“新三届”，而“老三届”的学长们正在准备奔赴大有作为的新天地。

时过境迁，如今我们已到了步履蹒跚的年龄，回想往事似乎成了一种乐趣，我忽然想起许老师课堂里那个回老屋找猫的孩子。我们也都回不去了——不仅回不去那间老屋，也回不去那个可以在书店里单纯寻找“故事下文”的年纪。风从故乡的另一端吹来，带着泥土和远方的气息。我知道，我们的路已不再迷茫，六十年岁月的沉淀足以让我们被时代标记的一届人明白，灿烂的余生需要阳光的呵护，快乐的生活需要健康来支撑，让我们仰起头迎着夕阳去拥抱这未来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