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门清月照匡庐 寻访乡邦慧远慧持周续之

行一

在撰写《澄怀味象及其它》《宗炳的美学思想及淡泊人生》二文时，我探寻梳理发现：宗炳这位南阳籍的画论宗师，其精神底色深受三位雁门高贤的影响或浸染。这三位高贤分别是净土宗初祖慧远，峨眉山普贤寺开山祖师、慧远的胞弟慧持，以及与宗炳同为慧远座下的周续之。三人同出雁门郡。慧远、慧持为楼烦人，周续之为广武人。三位高贤同籍，同列东林寺“十八高贤”，堪称东晋佛教史上一段佳话。他们将雁门边塞的清高风骨，化作江南瑰丽的烟霞。《宋书·隐逸传》收录周续之、宗炳等居士，而慧远、慧持则载于《高僧传》。三位雁门高贤与宗炳的名字，就这样被史册从不同侧面镌刻于青史。本文便从地方文史的视角，寻访从雁门故里走出的这三位高贤。

一、慧远：从白仁岩到东林寺

慧远（334—416），俗姓贾，雁门楼烦人。慧远自幼有“珪璋秀发”之誉，十三岁即随知识渊博的舅父令狐氏游学许昌、洛阳，熟读六经，尤精《老》《庄》。二十一岁入恒山听道安讲《般若经》，别离显赫的家族，幡然出家，慨然道：“儒道九流，皆糠粃耳。”此后三十年，他随师辗转避难，直至公元373年（秦建元九年），慧远展转至庐山。他认为此山可以息心辨道，于庐山东麓以杖卓地，祝曰：“若此地可居，当使朽壤抽泉。”泉水应手迸出，涌浚成溪。他遂建龙泉草庵，陋居修行。

公元375年，慧远师德馨闻，来集渐众。传说因开讲《涅槃经》，感得山神献灵，资助材木，雷雨辟地；江州刺史桓伊闻德望灵瑞，大生敬感，乃上奏建东林寺，名其殿曰神运。慧远自此“三十余载，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他主持的东林寺成为当时南方的佛教中心，庐山也成为中国净土宗的发源地。

慧远并非只会坐禅论道。他通内外之学，集般若、禅法二系之大成，兼倡阿毗昙、戒律，倡导念佛求生净土。公元402年（元兴元年）七月，慧远与刘遗民、周续之、毕颖之、宗炳、雷次宗等一百二十三人，于般若台精舍阿弥陀佛像前共斋，立宏誓愿，共修念佛三昧，求生西方净土。这是结社修行求生西方净土的真正开端。唐宋之后，慧远被修净土者尊为净宗初祖。这个社名叫白莲社——因谢灵运折服慧远，于东林寺开凿二池广种白莲而得名。白莲社以慧远为领袖，高士名流一十八名，世称“莲社十八贤”。谢灵运恃才傲物，却对慧远“肃然心服”，亲为凿池，求入莲社，慧远察其心杂，拒而不纳。慧远曾招陶渊明入社，渊明答曰“性嗜酒，法师许饮，即往矣”，然论及入社之事，竟“攒眉而去”。传说慧远平日送客不过虎溪，一日与陶渊明（儒）、陆修静（道）相谈甚欢，不觉过溪，闻虎鸣方知越界，三人相视大笑——这一笑笑破了教派与门户之见，也笑出了慧远三教和睦、包容并蓄的境界。

慧远还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以理论捍卫僧团的独立尊严，桓玄据此下诏确立僧人不礼敬帝王的条制。道安当年的预言“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至此完全应验。慧远八十三岁去世，临终开示弟子：“极乐世界不在西方，而在心田。”

在雁门故里，慧远留有早期弘法的确凿遗迹。清代《乾隆·代州志》载：“白仁岩，晋释慧远于此建寺。”明代《雁门关地理总考》亦载，白仁岩“在牛头山间，慧远建寺”。在今山西代县西北约二十公里处的白仁岩（亦写作“白人岩”），东邻雁门关西陉口，北倚恒山余脉牛头山，至今可见寺院遗址。上世纪中叶，学者实地考察，发现现存明清古碑十二通，其中明正统年间弋谦所撰《白仁岩寺记》碑明确写道：“实晋浮图氏远公之所肇造也，有故碑可考”。岩壁间的说法台、修真洞等遗迹，代代相传与慧远有关。白仁岩是慧远弘法修行的第一道场。可以想见，青年慧远曾在这座白云缭绕的山崖上静修、说法。白仁岩的月光，从此照向千里之外的庐山。

二、慧持：杖锡西南，开辟峨眉

慧持（337—412），俗姓贾，雁门楼烦人，慧远胞弟。他天资颖悟，少年博览群书，读书“学一日，敌常人十日”。十八岁随兄长同至恒山，拜道安出家，精研三藏经籍，尤其深得毗昙学精髓。兄弟二人初入道安门下的情景颇为感人：慧远沉稳持重，慧持清峻明敏，道安见之曾言“使道流东国者，其在二贾乎”——将原本对慧远一人的期许，分赐给了这对雁门兄弟。

此后随慧远辗转南下，至庐山后，慧持在西林寺慧永的帮助下，辅佐兄长营建东林寺，执掌僧团教务。他持戒精严，威仪端肃，门下徒众云集，三千僧众以其为首。庐山诸贤中，论辩才慧远为冠，论戒行则以慧持为最。他曾赴建康受王珣委托勘校《中阿含经》，豫章太守范宁屡次请其宣讲《法华》《毗昙》，就连远在关中的鸠摩罗什也致书交好，名噪南北佛门。

隆安三年（399），慧持辞别慧远赴蜀地弘法，立志开拓西南佛法、登临峨眉。临行之夜，兄弟二人对坐于东林寺月下，慧远以暮年相留，慧持只答一句：“割欲求道，期生西方，兄岂不知弟心？”翌日晨起，慧持杖锡而去。他入蜀后驻锡成都龙渊寺，益州刺史毛璩倾心护持，蜀中本土高僧纷纷从其受学。他最大的功绩在于首建峨眉山普贤寺，开启了峨眉山的普贤信仰根基——正是慧持的这一脚步，奠定了后世峨眉山作为普贤道场的千年格局。谯纵之乱时，他率众避祸郫县中寺，于乱世中保全了蜀地僧团的根基。

义熙八年（412），慧持圆寂于龙渊寺，寿七十六。临终遗诫弟子：“戒如平地，众善由生。”慧持兼弘法华与净土，促成北方佛学南传巴蜀，深刻影响了西南佛教的发展脉络。后世将其列入灵隐寺五百罗汉谱系，尊为莲宗早期重要先贤。庐山与峨眉两大佛教名山之间，正是慧持以一生的行脚，架起了第一座桥梁。

慧持之德业，虽在乃兄慧远的盛名之下往往被后世所遮掩，然其孤身入蜀、开辟峨眉的胆识，严持戒律、统理僧众的才干，以及乱世中保全一方教团的担当，实不逊于乃兄。如果说慧远是净土宗的灯塔，慧持便是那盏将灯火传递至西南的火炬手。他的光彩，需要被重新看见。

三、周续之：“通隐”先生的清高风骨

周续之（377—423），字道祖，雁门广武人。他八岁丧母，由兄长养大，十二岁入豫章太守范宁郡学，潜心钻研《五经》及纬候，名冠同门，获誉“十经童子”。此后闲读《老》《易》，继而慕名入庐山师事慧远，成为慧远门下最受敬重的弟子之一，名列“五贤”。他与刘遗民、陶渊明并称“寻阳三隐”，终身不娶，布衣蔬食。

生活中的周续之颇有几分令人莞尔的细节。他在山中讲习《礼记》时，常“祼袒”示人——脱去外衣，仅着短褐，以自然之态面对生徒，时人不以为怪，反觉其率真。所居之处，竹篱茅舍，案头却总有麈尾、如意——那是魏晋名士清谈时的标配器物，仿佛在提醒来人：此人虽隐于林泉，胸中却有万卷经史。相传他每日晨起必先焚香读经，然后携一卷书坐于松下，任山风吹拂衣袂，直到日影西斜。有时与陶渊明对饮，两人皆不善饮，往往一壶未尽，已相对无言，却彼此会心一笑——那是隐者之间心照不宣的相知。

值得注意的是，周续之并非完全与世隔绝。晋文帝曾召请他当面剖析政事，听后大喜，时人尊称他为“通隐先生”。“隐”而“通”，说明他的隐不是无知的避世，而是洞明事理之后的主动选择。在慧远座下，他既是最得意的弟子，也是最通脱的名士，这种双重身份在他身上达成了奇妙的统一。

四、庐山灯火，他乡传人：宗炳

三位雁门高贤在庐山筑起了一座精神的高原。而来自南阳涅阳的宗炳（375—443），正是在这里“就释慧远考寻文义”，逐渐领悟了“澄怀味象”的美学精神。宗炳曾在一次登庐山途中“往憩五旬”，沉浸在慧远的教法中。他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畅神”“卧游”，将山水画提升到精神自由的境界，其思想资源正是从慧远处继承的“形尽神不灭”佛学，以及从周续之身上熏染的三教融通精神。宗炳对佛学的一片赤诚源于慧远，并著作《明神论》（也称《神不灭论》）；而周续之作为“寻阳三隐”散发出的清高风骨，与白莲社念佛修行、兼顾世事人情的入世取向相辅相成。宗炳虽非雁门人，却是雁门精神最忠实的传灯者之一。

余韵：雁门清月，照彻千年

千百年来，后人每当注视传为北宋李公麟所作或南宋佚名画家所绘的《莲社图》时，总会看到这样的画面：慧远端坐般若台前，手指微曲，正在剖析“念佛三昧”的深义；他的左侧稍远处，慧持结跏趺坐，威仪端严，正率僧众诵经；周续之手执麈尾，正与西域僧人讨论经义，眉宇中透着雁门人特有的清峻。画中另有一处，宗炳与数位同门游于山径，手持竹杖，驻足远眺——仿佛在为日后那场“卧游”的发明做着准备。

从雁门到庐山，从庐山到峨眉，再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条文脉的源头，或许就在代县白仁岩的那一轮清月之下。慧远带去了净土信仰的第一盏灯火，建立了中国佛教最早的僧侣管理制度之一；慧持带去了戒律的庄严与开拓的勇毅，在西南大地上点燃了另一盏不灭的灯——若非慧持，峨眉普贤道场的历史或将改写；周续之带去了兼通儒道释的从容心境。而宗炳，这位他乡士人，正是在这三盏灯的照耀下，写下了“澄怀味象”“卧游畅神”的千古名句。

雁门清月照匡庐，也照见了千年来无数寻访者的归途。

（图片为《莲社图）局部，白仁（人）岩慧远修真洞，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