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姐姐少年时期留下的老照片引起的我们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回忆，1。

CMU难得糊涂

一张老照片牵起的少年往事，忆姐姐参演1964年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岁月。注：视频是从长卷照片按从左到右的顺序剪拍下来的分段照片合成的幻灯片。

老照片牵起的少年往事：忆姐姐参演1964年《东方红》的岁月。

前几天和大姐打电话聊天，聊了很多她小学，初中，高中的种种往事。其中很多旧事我从小就知道，但每次聊到依旧趣味盎然、回味无穷。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今年大姐七十七岁、二姐七十六岁、我七十三岁、弟弟七十二岁。年少光阴恍如昨日，弹指一挥间，人生倏忽如梦。

人上了年纪，总是如此：眼前的琐事转瞬即忘，摘下眼镜转头便记不清放置的位置，四处寻觅也一无所获。正如老北京话说的，人老糊涂了，撂爪就忘。可五六十年前的陈年旧事，却历历在目、如临其境，清晰得仿佛从未远去。

和大姐谈到小时候她参加东方红大型舞蹈史诗的往事时，问到了那张演出结束后，中央领导与全体参演人员的集体超长合影长卷照。那张长卷照片好像长达十三多米，收录了毛主席、一众中央领导，以及三千七百多名参演工作人员与演员。我小时候见过这卷照片，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全家下乡下放后，旧家被院里邻居占了。后来弟弟和父母先后从湖北咸宁和丹江文化部干校回京后，展转住过几个临时居所，最后总算落户到东四四条。两个姐姐和弟弟曾特意回到那个被邻居占用的老宅寻找遗留旧物。当年下乡下放是户口都带走的，院里的邻居大概认为我们回不来了，家里的很多东西都被院里的几个邻居分了。后来听说我家回京了，邻居们或主动，或因被寻问，找回来了不少旧家里的东西。但仍有不少物件就此遗失，再也无从找寻。

当年下乡下放是匆匆走的，全家六口人去了五个地方，都是仅仅带上日常必需的生活用品和行李被褥等，一个箱子，一个行李包就走的。带不走的东西太多了。很多物件都是多年后和家人闲谈追忆往事时才猛然想起：诶，这东西哪儿去了？应该是在当年那场变革中丢失了吧。自我从北大荒返京后，似乎再也没有见过这张《东方红》合影长卷。

万幸的是，大姐告诉我，迁居东四四条新家后，这三卷长卷照片一直妥善留存至今，只是历经数十年岁月，早已陈旧泛黄。

我现在正好在整理家里的旧照片，小时候对这张长卷照片印象很深，首先是从来沒见过这么长的照片，十几米长，里面有好多人，好像是三千七百多人，还有毛主席和很多中央领导同志。我当时最大的乐趣是在密密麻麻的人群里寻找姐姐。照片上的人像极小，有几千人，辨认起来格外费力，每一次成功找到姐姐，我都会满心欢喜、雀跃不已。

如今得知照片尚存，赶紧让大姐翻拍几张送给我。只是大姐年事已高，七十七岁了，近期身体欠佳，想要铺开数米长的老照片、俯身细致翻拍，头昏眼花，实在力不从心。只能让她先把多年前拍的几张有她自己的照片发给我，画面虽不够清晰，却依旧能清晰辨认出少年时的姐姐。照片剩下的部分是网上找的，也很模糊，准备过些日子找机会把姐姐保存好的长卷照片原件仔细的扫描一遍。

在1964年那个年代，能入选参演《东方红》，是很高的荣誉，无论学校还是学生，都极为珍视这份难得的名额。那时大姐就读北京女一中初二，当年十五岁，成功入选《东方红》少年组合唱团。唱过不少歌，不过六十余年光阴流转，如今她脑海里，只依稀记得当年传唱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曲目。

当年参演的诸多细节已然模糊，但有一件往事，大姐依旧记忆犹新。当年北京女一中拥有声名卓著的红领巾合唱团，底蕴深厚、口碑极佳。接到《东方红》剧组的选人任务后，学校交由音乐老师甄选，以专业声乐标准为核心，严格挑选校内唱功顶尖、嗓音条件出众的学生。这批入选的女孩，大多声带发育成熟、身形高挑、五官舒展，演唱功底无可挑剔，只是整体气质偏成熟，少了少年人的纯粹稚气。

听说当年周总理亲自过目学生人选。整部《东方红》是为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打造的国家级献礼巨作，由周总理全盘统筹、亲自把关，从剧本编曲、舞台调度，到演员遴选，每一处细节都严格把控。尤其对于少年合唱演员，总理格外注重整体质感，明确提出核心要求：舞台上的少先队员、中学生演员，外形气质必须贴合学生本色，杜绝成人化、成熟感，唯有如此，才能保留少年合唱的纯真氛围感，契合剧目初心。

剧组会组织各校报送名单、集中遴选审核，周总理多次亲临现场巡视选拔队伍，一眼便能甄别出气质老成、身形偏大的学生。据传当年总理巡视女一中参选队伍时，曾疑惑发问：“这是学生还是青年老师？”

遵照总理的遴选标准，剧组重新筛选调整，女一中很多唱功优异、但外形气质偏成熟的参选学生遗憾落选。当年东方红排演时间非常紧，入选是一次性的，沒有补选。人员落选了，女一中入选名额就少了，很多师生无不惋惜。当时许多同学都埋怨音乐老师，太重专业唱功、忽略少年外形与年龄质感。这件事，也成为当年东城各女子中学间广为流传的一段轶事。

姐姐高中去了北京师大女附中，其中有一个从女四中考进来的同学，她在女四中时也参加了东方红合唱演出。她告诉姐姐，女四中没有完全交给音乐老师凭唱功筛选，学校兼顾年龄、样貌、少年感两个标准，优先挑选面庞稚嫩、身形纤细、年纪偏小的女生，嗓音达标即可，不刻意选唱功顶尖但长相成熟的孩子。这批送审的学生整体少年感十足，被筛掉的很少，和女一中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我当年年纪还小，姐姐排练两个多月，我印象最深的似乎是姐姐告诉我们排演时的伙食。有牛奶，面包，葡萄干，水果，炒菜和红烧肉等好吃的东西。炒菜里还有肥肉片，姐姐不喜欢吃肥肉，但把我和弟弟馋的不行。和现在不一样，当年肥肉片也好吃，尤其是紧张排练时，能量补充啊！排练回家时，姐姐还经常会带回来一些沒吃完的面包等零食。这事姐姐现在已记不清了，但我和弟弟至今还清楚的记得那些奶香面包和果子面包。那可是我和弟弟童年难忘的美味。这段细碎的吃食记忆，姐姐早已淡忘，我与弟弟却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当年《东方红》全体参演人员，涵盖专业演员、各地抽调的大中小学生，统一在人民大会堂集训、加餐补给，在物资紧缺、粮油肉蛋全部凭票供应的六十年代，这般伙食待遇已是顶配水准。寻常家庭平日少油寡淡，面包、葡萄干、鲜果都是罕见的副食。剧组考虑到孩子们每日长时间站立排练、持续合唱耗嗓耗力，特意特批优质物资补给：鲜果、葡萄干补充维生素、滋润咽喉，足量肉食油脂补充体能，保障高强度排练顺利进行。

整整两个多月的集训期，姐姐每日往返人民大会堂排练，每天都在大会堂食堂就餐，不必回家吃家常寡淡饭菜。对当年的中学生而言，日日有肉、有奶、有点心，是极为珍贵、终身难忘的特殊体验。也正因如此，时隔数十年，比起宏大的舞台盛景、庄严的集体合影，这份富足温暖的伙食记忆，反倒深深烙印在我们心底。

这份“油脂补体力”的切身感受，我在八十年代中期赴美留学时，再次深有体会。八十年代末，我在宾州匹斯堡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课业繁重、科研任务艰巨，常常熬夜攻坚、通宵忙碌。我清晰发现，日常多食肉类、汉堡等油脂食物充足的同学，熬夜工作依旧精力充沛；而少食荤腥、偏爱清淡的同学，每到深夜十二点过后，便疲惫困倦、精力不济、眼睛都挣不开了。

不止参演的学生演员，当年所有参与《东方红》排演的外地专业歌舞团、合唱团演员，都享受统一的高标准后勤保障。如今不少参演前辈的回忆录中，都不约而同提及剧组充足的伙食、足量的油脂补给，这是那个艰苦匮乏年代里，一段难得的口福与温暖慰藉。

关于1964年《东方红》北京参演中小学名单，大姐只记得中学有女一中，女四中，男二中，男四中，和男八中；小学是几所军队和高干小学：育英，育才，和八一小学。我查了一下，当年参与《东方红》合唱参演的北京重点中小学名单，均以东城、西城、海淀的重点校、部队子弟校、铁路子弟校为主，仅选拔品学兼优的尖子学生，参演少年演员最低年级为小学二年级。

参演小学名单：

1. 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

2. 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

3. 史家胡同小学

4. 和平里第一小学

5. 育才学校（育才小学）

6. 育英小学

7. 八一小学

8. 铁路职工子弟第二小学

9. 铁路职工子弟第七小学

10. 育鹂小学

11. 北京丰盛胡同小学（丰盛学校第三部）

参演中学名单：

1. 北京第一女子中学

2. 北京第四女子中学

3. 北京第十三女子中学

4. 北京灯市口女子中学

5. 北京二中

6. 北京第四中学（男四中）

7. 北京第八中学（男八中）

8. 北京第三十五中学

9. 北京第三十二中学

10. 北京第八十五中学

11. 北京外交部街中学

关于这张十余米的经典集体合影，也有着严谨的站位排序，这也是为何照片两端清晰度远不如中间的原因。

据姐姐回忆，1964年中央领导与全体演员合影的站位层级分明：照片前两排全部为小学少先队员；紧邻小学生身后的两排，为初一、初二初中生，姐姐就读初二，位列中层区域，位置适中、还算不靠边，相对容易辨认；初三、高中生、高校学生位列外层或后排；专业歌舞演员、文工团人员，大多站在画面后几排或外侧两端。整体遵循年龄越小、年级越低，站位越靠前的原则。长卷照片中心画质最清晰，越往两端画质越模糊。

大概因为站位规则原因，当年和姐姐一同参演的一位同学，不慎遗失了自己的参演照片，特意嘱托姐姐帮忙翻拍留存，最终却在这卷长幅合影中，始终找不到自己的身影，成为一桩小小的遗憾。

不过，我却在这张长卷照片的中央找到了一位弟弟的“熟人”，歌唱家王昆女士，她就站在毛主席身后的一排的右边，紧邻主席。王昆左边是歌唱家郭兰英，郭兰英左边是才旦卓玛。王昆小儿子周八月是弟弟朝内大街203号文化部宿舍大院的发小。七十年代初，两人整天混在一起，我和姐姐每次从农村回京都住在弟弟的小房间里。弟弟大院里的一帮发小们进进出出，所以我们和八月也挺熟。当时一大帮经常找弟弟玩儿的孩子们，名字大都记不清了，现在只记得史习习，李向阳两个名字了。王昆阿姨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周七月运动中受冲击，命运非常坎坷，九死一生。他后来写的回忆文章里有很多他当年的遭遇和所见所闻，很感人。小儿子周八月当年是否也有什么不好的遭遇，我不清楚。但八月的父亲当年是文化部艺术局长，那个年代是运动的重点对象，重灾区。估计日子也不会好过。记得八月家里似乎总是他一个人在家，弟弟在大院里也是一个人住。那时文化部朝内大街203号宿舍大院里独处的小孩儿还不少。父母或是在外地下乡下放，或是被隔离审查，当时还有个名称叫：留守儿童，或留守少年。一大帮留守少年里，弟弟和八月关系最近。家里现在留下几十张他俩那时一起玩儿的照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