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契里的乡村金融史

沈建太：火山宝地守护者

万先生收藏的旧契，除地契外，另一类是揭约。民间借贷与商品交易相伴而生，其历史远比土地买卖悠久。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而自由的土地买卖、完备的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只能产生在共同体所有制解体之后，其经济基础的成熟时间，晚于商品流通与借贷信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1页。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洪水期前”，典出《圣经·创世纪》中上帝降大洪水毁灭世界的故事，借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之前的时代。）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进一步阐释：“人类最早的财产往来、赊借行为，全部围绕动产展开；土地单独归属、自由出卖的观念，直至野蛮时代晚期农业大规模发展后才缓慢形成。”（杨东莼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2页）

商代是我国有史籍与成熟文字可考的早期王朝。殷墟甲骨文的相关卜辞印证，彼时已出现原始的借贷活动。随着商品交换日趋频繁、贝币广泛流通，社会贫富分化逐步显现，民间赊贷需求随之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已成为较为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不过，商代的借贷多依托民间自发形成，尚未出现形制规范的书面借贷契约。

（“责”古同债，亦读作zhài。从甲骨文字形来看，“责”字下部为“贝”，代表上古时期的货币；上部为“朿”，象征带刺的草木。其本义是以带刺的荆条鞭笞欠债者，强行追索欠款。）

完整的书契制度形成于西周。彼时，官府将书契分为“质剂”与“傅别”两类：质剂是买卖契约的统称，其中用于购买马牛等大宗物品者称“质”，用于购买兵器、珍异等小件物品者为“剂”；傅别则是借贷契约的凭证。傅别以竹木简为载体，内容涵盖借贷标的、本息、还款时限等事项，书写完毕后沿简牍中线纵向剖开，债权人与债务人各执半片。一旦发生债务纠纷，当事人持两半简牍相合比对，若契合即为有效证据，可交由官府依此裁决。作为国家认证的标准化信用文书，傅别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制度化借贷契约正式成型。不过，西周傅别至今未有实物出土，其形制与职能只能依托《周礼》的相关记载加以还原。

（《周礼·天官·小宰》：“听称责以傅别。”

释义：审理借贷债务讼案，凭傅别裁断。

傅，本义附着，此处指将借贷文约书写附着于简札之上；别，指沿契文中分剖简，债权、债务人各执半券，合券核验为凭。）

1930年出土于居延A8破城子遗址的居延汉简（编号110·37），为现存纪年最早的西汉借贷契约实物，简文书写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2年），现收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木简通长16.8厘米，简文：“伐胡卒高武錢五百又粟十石皆□所貸。”

文书清晰载明借贷关键内容：债务人高武系随军征伐匈奴的戍卒，其名下五百钱、十石粮食，全部为向外借贷所得。简身侧边留有契齿刻痕，沿用先秦傅别剖券、以齿痕契合核验的防伪形制，契约拆分之后，可凭齿痕吻合度核验凭据真伪。

此木券是西汉边塞戍卒民间借贷的一手实物史料，既是民间债权债务的履约凭证，也是地方官府裁断债务讼案的原始书证，实证源自西周的傅别契约制度，在汉代边地郡县仍沿用不衰。

1901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新疆罗布泊楼兰古城遗址发现了一批文书，其中包括一件西晋泰始六年（公元270年）的纸质借贷券书。这是目前国内发现年代最早、可确认的纸质借贷契约实物，现藏于瑞典斯德哥尔摩。

文书出土时已成残片，部分字迹漫漶，以下为学界整理的释文（【】内为缺字）：

泰始六年月日，【姓名】从【姓名】贷【？】錢，期至月日備（畢）【？】。若【違】限，當【？】，如律令。□□爲時見（保人）。

与居延汉简相比，楼兰借契的进步不仅在于载体由木简变为纸张，更体现在条款的完备性上——它不仅记录债务人身份、借贷标的与数额，还新增了违约罚则与保人信息，标志着契约制度从“凭证型”向“信用约束型”的质变。

（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

1865.2.19－1952.11.26）

古代官府对民间借贷秉持“不予禁止、适度约束”的治理思路，核心管控措施是划定法定利率上限，设立利息封顶规则，遏制高利贷盘剥。

西汉出台律法，明文规定取息过律（收取的利息超出官府规定标准）属于违法行为：不仅超出限额的那部分利息不受法律保护，放贷之人还会受到官府处罚。《汉书》里就有王侯因违规放高利贷而受罚的记录。

《汉书·卷十五上·王子侯表第三上》记载：旁光侯刘殷，是河间献王刘德的儿子（刘德和汉武帝刘彻是同父异母兄弟，他们的父亲是汉景帝刘启。刘殷是汉武帝的亲侄儿），汉武帝元朔三年十月癸酉日受封。元鼎元年，刘殷因放高利贷不向官府申报缴税，并且收取的利息超出国家法定标准而获罪；恰逢朝廷颁布大赦令，免去其刑罚，但废除其爵位、撤销其侯国封地。“占租”意为“自报应纳的租税”。

不过，古代法定利率上限远高于现行标准：唐代法定月息四分，年化48%；宋代上限月息六分，年化72%；元明清下调至月息三分，年化36%。高额法定上限，体现官府对民间借贷“限而不严”的包容姿态。

设立“息不过本”，意在杜绝民间“利滚利”的复利借贷。古时民间借贷周期往往较短，超过一年的，多是债务人无力偿债被迫延期。放任复利计息会持续加重债务压力，激化民间矛盾、扰乱基层秩序。

与此同时，历代律法均限制非法索债：债主不得私用暴力逼债、擅自侵占债务人田产房屋，遇此类情形，债务人可向官府提告，由官吏依法处置放贷人的违法行为。

（北宋建隆四年（963）颁行《宋刑统》，是我国首部雕版刊印的成文法典。其卷二六《杂律》规定，任何借贷月息都不得逾六分；无论借期多长，本息总额都不得超过本金的一倍。）

历朝历代在以利率管控规制民间借贷的同时，持续完善契约文本规范与立契流程，从文书层面约束借贷行为、规整交易秩序。唐代《杂令》率先对不动产典当抵押、中人见证等核心制度作出原则性规定，并初步推行标准化契约书写范式，为民间立契确立基本准则。宋代承袭唐制并进一步细化，正式推行官方统一制式的“官版契约”，使民间契书的书写体例与文本规范趋于统一。

历经元、明两代的承袭与发展，清代民间借贷契约制度臻于完备，形成了律法条文、民间通用契式、司法采信标准三位一体的规范体系。借贷契约的七大核心要素——立约主体、借贷标的与数额、利率约定、财产质押担保、还款期限、中人保人见证、违约处置方式——全面定型，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相对统一的立契标准与文书范式。民国时期，民间借贷契书制度基本承袭了清代的成熟体系与通行范式。

借助万老板珍藏的清末民国时期的揭约，我们得以直观窥见旧时民间借贷的真实样貌。

（揭约原文：立揭约人常学书，今揭到宋鸣恩名下大洋拾捌元，言明每月贰分叁厘行利，不许短少。倘有本利不到，情愿将龙王庙山地贰亩押与钱主承业，恐口不凭，立揭约为证。

（十字押）

民国贰拾年十二月廿三日 立揭约人 常学书（十字押）

得业佃还保人 常学会（十字押）

原文注解：1、“钱主”即债主或债权人，在旧时契约中常写作“力′主”；

2、“得业佃还”的字面意义是债权人获得抵押物管理权，并以经营收益抵偿债务；其底层含义是以土地或房产的产出抵债，避免生硬交割，体现民间“以用偿债”的灵活处置逻辑。）

上面这份揭约，是一份标准的民间借贷契约，立约双方、借贷金额、利率、土地抵押担保、违约处置、保人、立契时间七大核心要素一应俱全。债务人常学书向宋鸣恩借得十八块银元，约定月息二分三厘，每月利息不得拖欠；若本息逾期未还，自愿以龙王庙山地二亩作为抵押，任由债权人接管经营、耕种收租以抵偿债务。为防止事后口舌纷争，特立此揭约为凭，同时由常学会担任保人，为此笔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揭约的抵押物除了土地，还可以是房产。以前面这则民国五年的揭约为例：

立揭约人周根心，今揭到周火太名下大钱壹千文，言明每月贰分行利，出息不许短欠。倘有本利不道，情愿将自己祖业西瓦房二间，土木石相连门床俱全押典与钱主

经管，立字存证（画押）

保人：周士珍（画押）

民国五年四月十四日 立揭约人周根心（画押）

后批本房每年出死利钱卅文

解读：1. 本利不道→本利不到：民间契书俗写通假，“道”为“到”的行书俗讹，是华北乡土契约常见手写变体，意思是本金、利息到期不能足额兑付；

2. 门床俱全→门窗俱全：代书笔误，指房屋墙体、木构、配套门窗完整，抵押物建筑形制完好；

3、“后批本房死利钱卅文”：“后批”即现代合同中的“补充协议”，推断是债务人未能按时偿还本金及利息，补充约定将抵押房屋交由债主使用或出租，每年固定得利30文，从债务人应付240文利息中扣除。

我们不妨再看一则附有“补充条款”的揭约：

先看原文：

立契约人段培荣因为不便今揭到薛太和名下大洋柒元六毛七仙三言明每月三分行（利），按月交还不许短欠，倘若本利不到现有小爱峪地四亩一段许钱主耕种与地主无干两家情愿各不反覆恐口不凭立揭约为证（画押）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廿六日立（画押）

后批本地原粮一斗六升正

后批廿三月廿不出利

保人：段锦元（画押）

解读：1、举债金额“七元六毛七仙三”的“仙”意为“分”，是受粤语影响，源于英文的cent，后面的“三”当是多余的字；

2、该揭约签署于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廿六日，推断约定3个月归还，在民国二十年三月廿日，还期将至但债务人没有着落，于是在春耕来临之际签署了两条补充条款，一是钱主在耕作土地后，当年的税负一斗六升原粮由钱主承担，二是债务人在将土地活典给钱主后只还本，“不出利”。

（自明清延续至整个民国时期，民间田产普遍实行“一田二主”的权属制度，土地权利被严格拆分为田底权和田面权两个层次。田底权（又称田骨、大业）即土地所有权，归原业主世代持有，为根本性祖产，通常不予转移； 田面权（又称田皮、小业）即土地的耕种、经营与收益使用权，可临时出典、转租或交割。

在活典规则下，出典人保留终身乃至世代相传的田底所有权，仅临时让渡田面使用权；债权人仅拥有土地的耕种收益权，无权变卖或绝卖土地，业主可随时还本赎地。同时，按乡间惯例，实际耕种土地者承担当期的土地赋税。）

除了以房地产作为抵押物之外，保人在揭约的签署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保人不仅为债务偿还提供担保，在某些约定中，抵押的房地产并非直接交由债权人管理，而是交给保人经营，以经营所得代为偿债。这种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借贷双方的风险：既保障了债权人的债权不致落空，也避免了债务人因违约而直接丧失房产的权属。此类情形在民间借贷中并不罕见，下面这则揭约即为一例：

立揭约人张表时今揭到常有福名下大洋伍拾元，言明每月贰分四厘整，出息不许短欠。倘有过期本利不到，有知（自）己住房一处，押与保人得业佃还，恐口不凭立字为证（画押）

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廿六日立（画押）

佃还保人 任万寿（画押）

“无中人不立契”的传统历史悠久。中人所见证的往往不仅是揭约的签署环节，而是贯穿于其整个履行过程。当钱主收回债权，但揭约因故灭失，钱主向还款人签署相关文书时，中人也会参与其中。例如：

立收伏人段培荣，因为當段礼顺同和湾地三亩，今同中人段廷维，交到票洋壹百贰拾伍元将地赎回，只因原约被火焚燬，特此立收伏为证（画押）

民国三十年正月廿八日立

立收伏人：段培荣

同中人：段廷维

“收伏”，也写作“收覆”，是民间借贷中常见的术语，是“收讫”、“收清”的意思。

“揭”本意为高举、拿取。至宋元时期，此字在民间借贷场景中衍生出新义，专门指代需要付息、质押财物的借款，以区别于不计利息、仅凭信誉的普通借取。

用以订立此类抵押计息借贷的文书，被称作“揭约”，其内容须同时载明借贷利息与抵押财物。相较于普通借据，揭约的权责划分更为直接：若债务人逾期无法还本付息，债权人可直接接管抵押物经营，或折价冲抵债务，无须另行诉讼追偿。

当今房产领域熟知的金融词汇“按揭”，正是承袭了二字古时的金融含义：“按”代表抵押资产，“揭”代表申领贷款。单从字面解读，“按揭”即为抵押财物、分期还款的借贷形式，这也印证了“揭”自古便具备的金融专用语义。

我们来看一个“借”的例子：

立借字人孙占祥，今借到王步乐名下票洋拾壹元，同人言明日后赎房还钱。倘有借洋不到，有同人一面承当。恐口不凭，立借字为证。

同人：孙秋成、孙柏顺

民国卅年三月十四日 立借字人孙占祥（同人及立借字人按手印）

这张“借字”全凭亲友之间的信任及中人的信用担保，不计利息，以最直接的方式印证了“借”与“揭”的本质区别：“借”重信用，可无息、无抵押；“揭”重资产，必有息、必有押。

扩展来看，乡里乡亲，相互之间可“借”的不仅是钱。举一例“借道”的契约：

立借字人霍计亭，今借到王书林南边大门外路一道。现在因本人不往这里走路，同人说合占佔，倘若从这里走速腾。两家情愿，并无忌气。

恐后无凭，立借字永久存证（画押）

同说合人：王书亭（画押）、霍计元（画押）

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

立借字人：霍计亭 具

这里的“占佔”意为临时占用、暂时使用，表明借用人并非长期占据，而是有期限或有条件的临时性使用；“速腾”意为“随时腾空”，即一旦出借人本人需要使用该路，或借用人自己从此通行，借用人须立即清空、恢复原状，将道路归还给出借人；“并无忌气”是民间契约常用语，意为双方均无怨气、无矛盾，强调自愿达成、和好相处。

通观万先生收藏的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数百张旧契，立契人卖地与举债的原因，几乎无一例外是因为“遇到不便”——或为天灾所迫，或因生计所困，未见一位立契人是为了改善生活或投资理财。在缺乏社会保障与救济制度的传统社会，农民的抗风险能力极为脆弱，一次歉收、一场疾病乃至一桩婚事，都足以将一户自耕农推向举债过关、丢房失地的深渊。其直接后果是：被抵押的房屋、田产持续向少数债权人集中，乡村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自耕农阶层日趋瓦解。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敏锐地抓住了土地和债务问题，发起“减租减息”运动。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以法律形式颁布了《借贷条例》，规定“以前借约债券一概焚毁无效”“各地民事债务及来往钱款，如有利借贷、无利借贷……自暴动日起一律取消”，并明确“以后来往利息，最高不得超过年利一分”。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进一步颁布《借贷暂行条例》，宣布“取消和废止一切高利贷形式的借贷，过去高利贷的契约完全宣布无效并焚毁之”，同时规定今后借贷利率“短期的不得超过月息一分二厘、长期的周年不得超过月息一分”，并“严禁以后不得再有高利贷发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据《中国现代史统计资料选编》记载，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时，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为127万人，国民党军为430万人。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战斗减员约152万人，但通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不仅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还被免除了压在头顶的旧债——高利贷契约被当众焚毁，世代累积的债务一笔勾销。翻身农民踊跃参军，源源不断地补充进人民军队。据不完全统计，仅山东解放区就有59万青年参军，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军农民累计达148万人。正是这种基于切身利益的人力补充，使得人民解放军在遭受重大伤亡后仍能发展壮大，至1949年12月，全军总兵力已达530余万人。

1949年后，随着土地改革的推进，延续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废除，同时旧时代的债务关系也被彻底清算。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明确规定“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解放前农民所欠地主的债务一律废除；所欠富农的债务，按“利倍于本者停利还本，利二倍于本者本利停付”的原则处理。至1952年底，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约7亿亩土地。农民第一次拿到了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书上明确写道：“依据中国土地法大纲，确定本户全家所有土地……均作为本户全家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

然而，这一制度存续时间并不长。1953年，中共中央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1956年6月，《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颁布，明确规定入社农民必须将私有的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同年，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传统钱庄、当铺等民间借贷机构也相继纳入公私合营或停业清理。至1956年底，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农村土地的农民私有制由此转变为集体所有制。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体制。至此，以土地私有为根基、以房产抵押为保障的传统民间借贷制度，因失去了物权基础和制度依托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眼前这些泛黄的契约，其法律效力在土地改革之后早已归零。在后来的岁月里，它们更被视为旧时代剥削阶级企图“反攻倒算”的“变天账”，成为被查抄、焚毁的对象。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每一张旧契，背后多半藏着一段惊险往事：或是前人甘冒风险，将其藏入墙缝、屋梁；或是被长久遗忘在某个尘封角落，才侥幸躲过付之一炬的命运。正是这段被迫的“隐匿”生涯，为它们镀上了别样的历史光泽，使之升华为研究传统乡土社会的重要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