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金辂之冤 游氏族谱10

苏建明

游金辂的最高职务是 “镇守福建台湾等处挂印总兵官”，也就是俗称的 “台湾镇总兵”，官阶为正二品。从1761年起，他就是当时台湾镇总兵 东南海防的最高军事首长。

此外他还曾兼任“水陆二提督”，并在逝世后追封正一品“定国将军”。

想了解他所担任的“台湾镇总兵”具体职责，或他更详细的个人生平吗？

清代“台湾镇总兵”是东南海防的最高军事长官，因其“挂印总兵”的特殊身份，还深度参与地方行政与司法事务。在乾隆年间担任此职的游金辂，其军事生涯的终结也侧面印证了该职位所面临的巨大廉政风险。

核心军事职责

作为正二品武官，游金辂的首要任务是统辖台湾镇绿营。这支水陆兼备的部队建制庞大，驻防于台湾、澎湖各军事要地。总兵府（镇署）设在台南，作为最高指挥官，职责包括：

· 统领军队：统率约10,000至15,000名水陆官兵，并统辖陆路与海防水师。

· 训练防务：负责日常练兵整顿、巡查营伍、督造战船等事务，并定期向朝廷造册奏报。

· 人事任免：拥有对下级武官（如千总、把总）的选拔、考核与保荐实权。

“挂印总兵”的特权与文治

清代全国仅9个“挂印总兵”编制，台湾镇总兵便是其中之一。“挂印”意味着极大的信任和权力：

· 参与地方行政与司法：可干预民政，甚至直接参与刑事案件审判。

· 协同治理：清廷要求总兵与文官“台湾道”密切配合，共同处理地方要务，如碑文《镇道示禁》显示，两者需联手发文禁止兵役勒索商旅。

· 拥有专奏权：可直接向皇帝上奏折，不受上级节制，这一特权在清代武官中非常少见。

游金辂：历史境遇的个案

游金辂（约1703-1763年）的仕途与陨落，正是这一职位巨大权力的缩影。

他于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接任台湾镇总兵，上任前获乾隆皇帝特意召见并训勉：“此最要地，一切勉之”。犹如今天的东部战区司令，统领海陆空火箭军。

然而在任仅两年多，他即在1763年被闽浙总督杨廷璋以“贪黩不职”罪名参劾。史载他曾收受贿赂，企图将民用的“牛埔”之地据为军营，并干预水源灌溉。案发后被押解回福州受审，途中于鹿耳门畏罪自杀。

游金辂的贪腐案虽属个例，但也折射出当时台湾镇总兵权力之大——既能调动军队，又能影响地方资源。乾隆皇帝委以此等重任，并称台湾为“最要地”，足见此职位关系重大。

根据清代法律及史料记载，史载游金辂“收受贿赂，企图将民用的‘牛埔’之地据为军营”的行为，完全构成“收受贿赂”和“营私舞弊”，且案情严重。这起案件直接导致他被闽浙总督参劾、乾隆帝下旨革职查办，最终在候审途中畏罪自刎。

事件经过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闽浙总督杨廷璋上奏参劾台湾镇总兵游金辂，奏折中记载其涉嫌：

· 收受贿赂：收受萧斌、尤世英200两白银，为其谋取私利。

· 营私舞弊：利用职权，企图将民间公共牧场（牛埔） 强行划归军营，还强行截断下游灌溉水源，严重侵害百姓生计。

法律评析

受贿罪成立：根据清代《大清律例》，官员“因事受财”即构成受贿，核心在于“利用职权收受财物”的行为本身。奏折中“贿求该镇游金辂，求将牛埔归营”的记载，清楚表明游金辂的权力与请托人利益之间的交换关系。200两白银的金额（约合当时一个七品官近3年的俸禄）也远超定罪标准，在乾隆朝已属严重罪行。

“营私舞弊”罪成：“营私舞弊”指官员利用职权谋取个人私利。该案中，游金辂在明知土地归属及后果的情况下，依然“坚执不依”，属于典型的损害公益、以权谋私的舞弊行为。

案件结果

· 朝廷定性与惩处：乾隆帝在批阅杨廷璋的奏折后，认为弹劾“甚属公正明允”，当即下旨将游金辂与同党张廷显革职查办。

· 当事人结局：游金辂在被押解回福州候审途中，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冬，在鹿耳门外妈祖庙空屋中以小刀自刎，时年59岁。

史料证实其“收受贿赂”和“营私舞弊”罪名完全成立，这不仅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和人身自由，最终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杨廷璋以“游金辂收受贿赂：收受萧斌、尤世英200两白银，为其谋取私利。”起奏，问游为萧和尤二人谋了什么私利？

根据闽浙总督杨廷璋的奏报，游金辂收受萧斌、尤世英二百两白银后，主要为其谋取了以下两项私利：

· 侵占公共牧地：将一处名为“牛埔”的公共牧场划归军营，此举直接损害了当地民众的共同利益。然而杨廷璋的奏折中只载了“利用职权，企图将民间公共牧场（牛埔） ”。既然是企图，那就是未遂，或者说没有完成侵占全过程。

· 垄断水利设施：下令堵塞一条与息庄无关的下游水渠，禁止当地民众蓄水灌溉农田，以此垄断水资源。

我认为这两项私利，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现代，都不可能算为私立，最多只能算为行政舞弊，行政过当。

另外，定罪不能以某官位的奏章为定罪依据，应当以证据和当时的法条定罪依据。

中国古代设立大理寺和刑部，已经有千年历史。给予官员定罪，也应当由刑部或者大理寺作出决定，而不是由某官的奏章作为定罪依据。我认为其中必定有冤情。

游金辂驻守台湾，为台湾挂印总兵。从历史上看，因为当时没有电台等条件，所以朝廷才任命他为挂印总兵，授予他以更大的封疆大吏之职务权利。游金辂应该是在处理军队和地方事务上工作有所失误。地方官，因此记恨游金辂，以莫须有罪名弹劾游金辂。

因为要人家的牧场，又要人家的水，收受人家贿赂银子200两，从逻辑上分辩根本不合情理。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应该送人家200两银子，然后索要人家的牧场，要人家的水源，比较符合一般性的逻辑情理。

游金辂的家乡是妈祖信仰区。比如金辂之所以选择在妈祖庙前自刎。是对妈祖的高度信任，希望妈祖为他澄清冤情。他以一死相拼，昭告天下，自己是平白无辜的。

从这段并不很长时间看，从金辂的家族和金辂的后代来看，金辂并没有为自己谋私。当时他身为高官，我们在族谱上却看不到他游氏家族中游氏一族有和他一起进入朝廷谋职谋官的记载。看不到当时在清朝军队里面，有几个甚至没一个姓游的。足见他身为权高位重的官职却没有滥用官职。游金辂也未有过抄家之记载。所以他若贪污受贿，所的财产必定会留给子孙，历史上也没有记载他的非法收入怎样处理。俗话说捉奸捉双，捉贼捉赃，处理贪污案件也必须找到贪污所得财产的证据。

前前后后游氏家族在居住地也看不到高楼大院。无论是前云还是东港。那地方都是天边海角，苦寒之地，无地无田。游氏的后代，由金辂的后代，还是居住土墙打垒的房子。面对这样一位高官，他的子孙和直系子孙也都是过着贫穷的日子。如果游金辂有贪污受贿，其后代或可以经商，继续发财。或者移居他地，买下田地，继续发财。就连守墓人都没有这样的行为。然而游氏后代只是在1949年以后才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东港游氏更是苦不堪言。在山上，几乎是活不下去，才从山上搬下来，然而山下也没有田地，只是拓宽了一些十种九不收，没有淡水的看天吃饭的地瓜园，连莆田的洋面田都没有捞到一块。自古自古以来，守墓的人应当是有房有地，有生活来源，才能够在这里守墓。然而这些条件都不存在的情况下，东港游氏还是坚持为贫穷的金辂武官守墓孝敬，可谓忠诚之至，天地可鉴。

即便是收受贿赂二百两银子，也罪不当死。由金辂身为高官，并不会不知道此罪不当死，但是他为什么要以死洗罪，只能说明他心目中的清洁度与忠诚度，清廉指数过高，认为不管有没有被坐实200两银子，说不清楚就是有愧于朝廷，有愧于祖先。游虽然武官不怕死，但是尤金辂自刎确实是他自己的清廉度太高引起的。认为此举可以留取丹心照汗青。其实不然，自己这一行为却被杨廷章落为实柄。

关于清朝朝廷是否在事后为游金辂平反，目前能有人纠缠于虽然没有找到明确、公开的“平反”或“昭雪”记载，但在官方档案和史料中，也未发现他因“畏罪自杀”而被追加惩罚的记录。

· 纠缠于官方定性为“畏罪自杀”：根据清廷官方档案《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他因被弹劾贪黩不职，在回福州候审的途中自刎。这与正史中“贪赃枉法，为闽浙总督杨廷璋所参劾”的评价一致，可以说在官方层面，该案的结论是“终”而非“冤”。

· 纠缠于民间传说或存温情：在流传的民间故事中，有说游金辂是因误会收到象征召囚的“火牌”而惊恐自尽，乾隆事后表示懊悔，并追封他为定国将军。不过，需注意“吞金”与史料记载的“小刀自刎”相矛盾，此说真实性有待考证。如果是这样，那文革中被冤枉的党员干部都必须定罪于畏罪自杀。

· 纠缠于事后追封的推测：目前所有官方史料和权威数据库均未收录“追封”游金辂为“定国将军”的信息。在清代，官员非正常死亡后被追授荣誉的情况极其罕见。因此，追封的说法真实性较低，更可能是民间善意的杜撰或对其后人世袭功劳的误记。

本人认为游金辂的后人都是朴实善良的天边海角边缘界外穷苦百姓，大部分没有什么文化，甚至也不识字，居住地经常被划入无人区，朝廷命官也懒于或者地方疏于对在这些无人区实行行政管辖等等这些历史文化原因。造成游氏后人也不知道如何为游金辂申诉冤。误认为死了就死了，也没有办法。听天由命吧！这种无政府状态或者说是弱政府状态，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例如我的爷爷就是在1945年的年间被埭头人（小地名埭头并不是埭头镇）恶霸活活打死，我们家族并不知道如何为我爷爷伸冤告状。

游金辂的案件中，我们既看不到金辂本人的申诉，也看不到他的同僚或者他的亲人，为他的冤案申诉材料，所以金诺案件在没有任何抗辨抗诉材料的情况下，真实性实属可怀疑。若从良心角度讲，最糟糕的就是游金辂以死洗罪，却并不能够洗清罪名，也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若是其家族中有人有文化或者有一定的权势，或者是有一定的官位，必定会为游金辂申冤。另外莆田界外人，当时内陆人认为这些人都是不可靠的凶悍的彪民。更何况满人对汉人的冤情，并不会认真去对待的，更何况福建还有反清复明的基地之说。

游金辂自己出生平民家庭，家境贫寒，死后子孙依旧是平民家庭，家境贫寒。至今还蒙受着一顶冤枉帽子，实属人间悲剧。

站在游金辂墓前。我心中悲凉之情犹为 被强烈冲击。

天地昭昭，取太子山青松作笔，蘸台湾海峡之水作墨，也写不尽游金辂的冤枉之情。

游金辂出身平民，家境贫寒。他死后，子孙依旧沦落寒门，而他自己至今还背着一顶莫须有的罪名。这实在是一场人间悲剧。

站在游金辂的墓前，我心中悲凉难抑，格外沉重，无以面对游金辂。

天地昭昭，即使取太子山青松作笔，蘸台湾海峡之水为墨，也写不尽游金辂的冤屈。

这究竟是天地昭彰，还是天地不仁

这两个词出自不同的思想脉络，代表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 “天地昭彰” 源自民间因果观念和道德秩序，意思是天理明察、善恶最终会有报应。它强调公平与正义，相信世界最终会给出一个“说法”。

·如果是 “天地不仁”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没有偏爱，对万物一视同仁，不干预、不评判。它强调的是自然的客观与无情，无所谓善恶。但是从游金辂的后人来看，他们做事法则就是凭天地良心，所以才会不畏艰苦守墓到今天。

如果从自然法则看，天地确实“不仁”，发生冤案不会分辨好人坏人；但社会需要秩序与希望，于是有了“昭彰”的信念——这种心理预期和文化上的正义诉求，而非物理定律。所以游金辂会在妈祖庙处自刎。或求天地，或求妈祖为他洗冤。也希望后人不在他身上泼脏水。

简单理解：“不仁”是天地本来的样子，“昭彰”是人们希望它成为的样子。 你更倾向于哪一种，取决于你在描述事实，还是在表达对公义的期待。

东港游氏作为游金辂的守墓人，护墓人，抱着骨肉亲情，只能够用自己的行为无论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下，都坚守自己的职责，守护这一位清廉武官。

还有人无端的攻击游金辂的功绩，“根据史料记载，清代福建、台湾地区的“倭患”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及清朝统一台湾后已大幅减少。因此，游金辂作为乾隆年间将领（1703?–1763），其职责主要是镇守台湾、巩固海疆，而非直接对抗倭寇。”

然而，游金辂的核心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担任台湾最高军事首长：乾隆年间，他被任命为台湾镇总兵（挂印总兵），成为清治时期该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负责东南防务。

· 巡视海防加固海疆：他深知海防重要性，多次亲自率舰巡查，或奏报在台湾沿海、港口沿线核查军队和军备（确保沿海防务得以落实）。

游金辂一生致力于福建与台湾的海防事业，巩固了清政府对台统治、保障了海疆安宁，为维护祖国东南海疆的安全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福建的海禁并非某个单一事件，而是明清两代持续数百年的国策，其形式、严宽程度及背后成因在不同时期有显著差异。

明代海禁 (1368年-1567年)

· 核心成因：核心是出于政治安全考虑。新生的明王朝为防范倭寇、防止沿海民众勾结海外势力威胁统治，故此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措施。此外，朝廷也希望切断民间贸易对官方“朝贡贸易”的冲击，以垄断利润。

· 关键时间线：洪武年间（约1371-1394年）开始实行严格海禁，废除市舶司，建立朝贡体制；永乐年间（1403-1424年）虽有郑和下西洋（为官方行为），但民间海禁依然严格；嘉靖年间（1522-1566年）因海防废弛，海禁政策与走私贸易的冲突激化，成为“嘉靖倭患”的重要诱因；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 在福建月港部分开禁，允许民间商船出洋贸易，标志着明代官方海禁的实质性结束。

清代海禁 (1655年-1684年及之后)

· 核心成因：清初的海禁带有强烈军事封锁性质。顺治至康熙年间，为切断盘踞东南沿海的 郑成功抗清势力 的内地物资补给、消灭反清力量。此外，也继承了传统海防观念，担心民众出海与外人勾结，危及统治。

· 关键时间线：顺治十二年（1655年） 首颁《禁海令》，切断内地与郑成功势力的联系；顺治十八年（1661年） 推行至为惨烈的 “迁界令” ，沿海居民内迁30-50里，制造无人区以封锁明郑；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 收复台湾后解除沿海迁界与大部分海禁，次年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管理贸易；但此后海禁政策并未终结，之后仍屡有“禁航令”反复，最终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演变为“一口通商”政策，仅留广州一地进行对外贸易。

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始终在“防海”与“兴海”间反复徘徊，尤其与福建民众“以海为田”的生存需求尖锐冲突，带来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网络上认为游金辂在驻防时，主要不是对准倭寇，其实是对历史的误解，千万不要忘记历史，倭寇的侵犯。并不是自然的消失，而是中国海军和海防武备强大的结果。或者说是金辂当时守备闽台的一定贡献。

纵观游金辂死后，福建台湾的海防武备并不是那么坚固了。虽然我们不能够做历史推定，但是游金辂的冤枉之情，却是被后人所诟病，影响人心建设。

作为古为今用，思考游金辂的人生，我们应当加强法制建设，加强廉政建设，加强海防建设，加强忠考爱国和爱国主义思想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