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安徽博物院— 江淮撷珍

猫师傅2021

      江淮撷（xié）珍
      “器以载道”是中国传统文化对造物的追求。古人运用巧思善工，因材施艺，并将思想境界、文化理念融入器物制造中，达到实用性与审美性的和谐统一。
      安徽襟江带淮，自古人文昌盛、经济繁荣，文物资源丰富，馆藏古代工艺品种类繁多。它们或璀璨夺目、千文万华，或古朴庄重、温润优雅，历经岁月洗礼，依然散发着耀眼的光彩。为此，我们穿越千年历史长河，撷取馆藏文物珍品，于方寸之地，再现其精妙至美。希冀观者在欣赏文物独特造型、华美纹饰、绚丽色彩的同时，领略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时代风格和审美情趣，一窥古代工匠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感受中华文明的经典与传承。
       描金彩绘云气纹朱雀攫蛇漆豆，战国，天长市安乐镇出土。
      豆是盛食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陶豆，上部为浅盘或钵形，高柄、高圈足。商周时期流行青铜豆，豆不仅是生活实用器，也成为祭祀、宴饮等礼仪场合的常用礼器。漆豆在商周也甚为流行，并持续至汉代，在造型、色彩、图案等装饰手法上更为生动多样。
       此漆豆上部为腰圆形浅盘，盘外壁以黑漆为底色，绘红色云气纹，内壁以红漆为底，饰金色云气纹；盘下为一只振翅欲飞的朱雀，雀首仰起，目视前方，口中衔一颗椭圆形珠丸，雀身以红黑相间漆色描绘出鳞羽的层叠之感；雀爪攫蛇，巧妙利用蛇曲身盘蜷之状制成漆豆底座。“朱雀”是古代神话传说中吉祥、勇武的神鸟，形似凤凰，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合称“天之四灵”，分主南、北、东、西四个方位。此漆豆造型上保留有较浓厚的战国楚器风格，楚人崇尚凤鸟，认为凤是通天神鸟，可接引灵魂升天，常将凤鸟等神兽形象融入器物制作中。
       越窑青釉荷叶口碗，唐，肥西县肥光公社出土。
      碗身两边缘自然对卷，似微卷的荷叶。通体施釉，釉层较厚，釉面匀净，无流釉现象，釉面密布细小的开片纹。越窑即“越州窑”，窑场分布于今浙江绍兴、上虞、余姚等地，以烧造青瓷为主。唐、五代是越窑的发展、鼎盛期，代表了当时青瓷最高水平，釉色精美，造型也富于变化，碗除传统造型外，更有荷叶形、海棠式、葵瓣形等创新造型。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将越窑碗奉为第一：“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越瓷类玉。”
      唐代越窑青釉碗有玉璧底、玉环底和圈足等样式，玉璧底出现较早，其次是玉环底、圈足则较晚。此碗在圈足上有五个泥点垫烧痕迹，泥点垫烧是晚唐、五代时期越窑典型的装烧工艺，晚唐时泥点垫在圈足上，五代时泥点多在圈足内。此碗泥点垫烧痕正位于圈足上，也反映了晚唐的时代特点。
       越窑青釉荷叶口碗，唐，肥西县肥光公社出土。
      龙泉窑位于浙江省龙泉市，瓷器以造型优美、釉色青翠、釉面光滑润洁著称，是南方青瓷的代表。创烧于北宋、南宋晚期达鼎盛，因烧造出粉青、梅子青两种釉色而闻名。粉青釉青绿粉润、色如青玉、釉质略显乳浊、柔和淡雅；梅子青釉色如初青梅子、釉质略带透明、釉面光亮。龙泉青瓷种类极为丰富，更畅销海外。明中期以后衰落。
       此炉为直筒式腹，三兽蹄足。腹部上下各饰凸弦纹一周，中部堆贴缠枝牡丹花。胎洁白细密、釉层丰厚、釉色青润、釉面光泽。贴花、堆塑是南宋龙泉窑青瓷流行的装饰手法，以模制或捏塑制出人物、动物和花卉的浮雕造型，粘贴于瓷坯表面，再施釉。北宋龙泉窑流行的划花、蓖花等装饰此时已少见，因南宋龙泉窑瓷器多薄胎厚釉，划花纹饰在厚釉层下不明显；而用模印、戳记和贴、堆花纹饰，施釉后入窑烧造，釉在高温中产生流动，凸起的纹饰更显清晰。
       玉人，秦，安徽寿县东淝闸出土。
       玉人为男性形象，头束偏斜高髻，与陕西秦兵马俑的士兵发髻样式一致。细眉杏眼，大鼻头，方形口唇，上唇留“八”字胡，下巴蓄须，腰间以一圈菱形纹表示腰带。整体造型简约，雕刻线条简练传神，应用于祭祀或随葬。
       玉琮，新石器时代，肥东县张集乡刘岗村出土。
       色泽青白，形体高大，四角分别琢横向凹槽，将琮自上而下分为15节，每节又以四角为中轴，在相邻两面对称刻长短不一的三道凸横棱，应为简化的神人兽面纹。此玉琮具有良渚文化晚期玉琮的典型特征。
       玉琮流行时间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周时期，延续了约3000年，多出于墓葬。以良渚文化玉琮出土数量最多，也最具特征。良渚文化是以环太湖流域为主要分布范围的新石器文化类型，距今5300—4300年。良渚玉琮总体发展趋势是由矮到高，由单节到多节；良渚玉琮上常见的神人兽面图案，却越来越趋于简化，至良渚文化晚期，多仅存两个表示眼睛的圆圈和表示嘴巴的凸横棱，有的仅存凸横棱。
       青铜跪跽俑，春秋，屯溪奕棋土墩墓出土。
       人俑双膝跪地，双臂高举，掌心向前，作跪拜之姿。以青铜铸成，内中空，面部眉眼口鼻皆清晰，双耳各有一穿孔，头顶表现出高耸的发髻，上有一长条形或三角形穿孔，推测此种人俑可能是某种大型器物的附属构件，穿系固定在一件或多件器物上，在进行重大礼仪活动时使用，是研究先秦时期祭祀等礼仪活动的重要实物遗存。
       跪拜礼原是商朝统治阶级的传统礼仪，用于供奉祖先、祭祀神天、宾主相见等场合；周人将其完善规范，形成了系统的礼仪制度。《周礼》把跪与其他肢体动作结合所形成的礼仪动作称为“拜”，规定凡拜必跪，并将“拜”分为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等九种。稽首是拜礼中最恭敬的礼节，通常是臣子拜见君父、祭祀神灵祖先、晚辈拜见长辈之礼，动作是：双膝跪地，拱手于下至膝前地上，头也缓缓叩至地上，头在触地后稍作停留。
       铜鎏金熊形席镇，汉。
       铜鎏金材质，小熊昂首张口，两耳竖起，前肢上举，手掌微张，后肢弯曲蹲坐在地，憨态可掬。魏晋以前，人们皆席地而坐，即坐在铺于地面的草席之上，为避免落座起身时使席子移位或折卷席角，特作席镇压于草席四角。
      席镇在春秋战国时就有实物遗存，至西汉时期，镇的使用及制作都达到鼎盛，材质造型多样，有虎、豹、羊、鹿、熊、龟、蛇、凤鸟、辟邪及人物等造型，工艺上有铜鎏金、嵌贝、错金银等，制作精美，生动精巧。隋唐以后，随着坐具和服饰的变化，席镇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单柱器，春秋，屯溪市（今属黄山市屯溪区）弈棋机场3号墓出土。
      此器与青铜跪跽俑出于同一墓葬，上小下大近方形底座，座腹内空，顶部有一中空圆柱，圆柱下端稍伸入底座内。座腹四面饰游蛇蟠绕，蛇头近三角形，一双圆眼凸起，以短斜线纹表示蛇身鳞片，中间蹲一小兽。四角原饰棱脊，现多已缺失。此青铜器可能作为器座使用。
       高丽青瓷龙纹罐，12-13世纪，滁州出土。
      胎色灰白，内外皆施青釉，略开片。器身用白彩双弦纹将纹饰分隔为三组：肩部为黑白缠枝牡丹花卉，腹中部以黑白釉勾画双龙云纹，下部为白釉仰莲瓣纹。其造型和装饰题材基本仿中国定窑，但装饰工艺是高丽青瓷特有的镶嵌法，在器胎表面依图案线条挖出小槽，再填以白或黑彩，然后施釉。此罐造型规整，纹饰瑰丽，色彩优雅柔和，釉层均匀，釉面光洁，应是朝鲜高丽时代康津窑上乘之作。
       高丽青瓷指朝鲜高丽王朝时期（918—1392）烧制的青瓷。朝鲜朝廷迁都开城后，设窑时始于9世纪末至10世纪初（唐末至五代），12世纪达到鼎盛。高丽青瓷受我国越窑、汝窑等青瓷技术影响，与当地文化、技艺结合后自成体系，施薄釉，釉色温润明亮、透明度高，翡翠色是其代表特征，俗称“高丽翡翠”；丰富的装饰工艺也是其一大特色，如镶嵌、堆花、铜彩等工艺。元朝建立后，高丽成为其东行省，高丽青瓷从材质、器形到工艺技术均开始走下坡路。14世纪，随着高丽王朝的灭亡，持续了约500年的高丽青瓷逐渐消亡。
       兽面纹玉卣，南宋，休宁县朱晞颜夫妇墓出土。
      仿商周青铜卣造型，出土时盖已缺失。体呈扁圆形，矮圈足，颈部两侧饰对称的昂首方形龙耳，耳上穿一圆孔可做穿系之用。颈前后各出一扉棱，扉棱上线刻雷纹，扉棱两侧对称雕龙纹。下腹琢兽面纹，腹部两侧镂雕卧伏回首状小螭龙。卣，原是商周时期祭祀用的青铜酒器，外形似壶，多为扁圆体，附双耳，有提梁，俗称提梁卣。此玉卣虽仿青铜礼器造型，但已不具礼器性质，而是供文人士大夫日常把玩的佩饰或陈设品，更具世俗化、装饰性倾向。
      宋朝统治者倡导恢复礼制，厚古之风盛行；一些官宦学者热衷于古代文物的搜集和研究，金石学产生并发展起来。在厚古崇古的思想环境下，玉器制作也兴起仿古之风。宋代仿古玉器多仿商周、西汉的礼器、珍玩，虽造型仿古，但结构、纹饰和雕法上并不完全照搬照抄，而是融入了宋人的审美意趣和治玉技巧。宋代玉器仿古之风对后世仿古玉器发展有着深远影响，至清代形成了仿古玉器的高潮。
       玛瑙洗，南宋，休宁县朱晞颜夫妇墓出土。
      由苔纹玛瑙制成，浅腹，平底，壁厚度仅0.15厘米，重75克。口沿一侧伸出一弧形平沿，平沿与腹之间琢一环耳。造型精巧，质地莹润，器薄透光，凸显出玛瑙独特的纹理和光泽。
      玛瑙，传说因其原石外形与马脑相似而得名，古代亦称“琼玉”“赤玉”，有单色玛瑙，更常见是呈层纹、条带状等多种色彩花纹的玛瑙。新石器时代就有了玛瑙制品。唐代以前，玛瑙制品以佩饰为主，器形不大，唐宋时期则更趋向于世俗化、宗教化，玛瑙也被用于制作舍利子、舍利罐等宗教用具，杯、碗、洗等生活实用器皿增多。
       白玉螭纹龙首带钩，元。
       带钩是古代用来扣接腰带（革带）或别在腰带上悬挂物品的挂钩，又称“犀比”“师比”“鲜卑”等。多用青铜铸造，也有金、银、铁、玉石等材质。此带钩具有元代玉带钩的典型特征，呈琵琶形，钩首为龙首形，额头微微隆起，圆眼内凹，鼻头上翘，两耳雕琢清晰，两只龙角向后紧贴头部，以细密的线刻表示出两侧及脑后飘逸的龙发。钩体浮雕螭虎纹，螭虎作回首爬行状，身体圆润，四肢关节作圆弧状，富有动感。钩钮为花形钮。
      考古发现在4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就有了玉带钩。战国、秦汉是带钩发展的鼎盛期，鎏金、错金银、镶嵌、浮雕等工艺运用其中，制作精美；其时带钩不仅具有实用性，还能反映佩用者的身份地位，因此有“满堂之座，视钩各异”之说。南北朝以后，带扣使用盛行，带钩逐渐消失。元明清时期又出现数量颇多的玉带钩，一般有动物、花草等浮雕，钩首多为龙首形，以螭龙（虎）纹相组合的龙形带钩最为精美。此时的带钩已基本脱离了实用器范畴，成为仿古赏玩物件。
       贯耳玉瓶，元，安庆市棋盘山范文虎夫妇墓出土。
      青白玉，器身扁圆，圈足，颈、腹部饰凸弦纹，颈部两侧琢对称的贯耳，盖、身为子母口，盖两侧对穿两孔，可与贯耳穿系固定，盖顶精雕螭虎纹。此玉瓶为仿商周青铜壶造型，类似仿古造型在瓷器中也屡有所见。螭虎纹是战国秦汉以来玉器上常见的装饰图案，三国至隋唐时期逐渐销声匿迹，直至宋代中后期，因仿古之风盛行，又被金石学家所推崇，并成为元明清时期最常见的玉器纹饰。
      此玉瓶出于元代范文虎夫妇墓，出土时置于范文虎身侧，应是系在腰间作装饰，兼具盛装香料的功能。使用时，以线绳由贯耳底部穿入，绳头打结以阻挡穿线滑脱，再由盖侧边缺口进入盖内，从盖顶两孔穿出。
       心形活环玉坠，元，安庆市棋盘山范文虎夫妇墓出土。
      白玉质，状如心形，中部鼓起，向外呈弧形渐低，周围琢一圈窄边。顶部两环相扣，下环底部琢梅花形孔，与心形饰顶部的梅花柱组成活动扣环，可合可分。此饰件玉质细腻，晶莹剔透，构思精巧，工艺精湛，出于元代尚书右丞范文虎夫妇墓，出土时位于范文虎夫人陈氏腰部位置，应是霞帔坠饰，系于霞帔底部，使霞帔保持平展下垂。
        虎钮玉押，元，安庆市棋盘山范文虎夫妇墓出土。
       押，署也，是指在公文上签署意见和自己姓名的行为。若草书签字或以特殊符号代替的，称“花押”。花押兴起于汉晋，盛行于元明，至清代衰落。早期“押”的内容仅为签署意见而不署名，魏晋以后，开始用草书署名。后来为使用方便，将自己习用的签押铸刻成印，以盖印代替亲笔签押，即花押印。“花押”入印的时间，主流观点是五代。花押印集文字和图案于一体，具有特殊的艺术风格。元朝是花押印发展的极盛期，在契约文书、信件上都普遍使用，故花押印又有“元押”之称。元押印多呈扁方体，印钮常见有龙、虎、狮等，印面多见阳文押记符号。
       此玉押呈青色，印钮为一只伏卧状的虎，俯首盘尾向前平视，全身阴刻双短线表示虎身花纹，虎背呈黄褐色，是利用玉料俏色巧雕而成。虎腹中部有一穿孔，以供穿系。印面为押记符号，是长短不一的阳文三勒（横书）。元代文学家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记载：“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以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能用。”此玉押出土于元代尚书右丞范文虎墓中，应为特赐之物。
      哥窑镶铜葵口盘，元。
      盘呈六瓣葵花形，口沿包镶铜边，釉呈青灰色，釉面遍布开片纹路，外底部有六个支钉痕，露出黑褐色胎体。此盘在造型、釉色、开片等特征上都与杭州凤凰山老虎洞窑址发现的元代瓷器相似。1998-2001年发掘的老虎洞窑址是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生产地点，窑址还出土了元代烧造的瓷器，釉色呈青灰或灰中泛黄，玻璃质感较强，有较多开片，此类瓷器在安徽、江苏等地的元墓中都有发现。这些器物的发现也为探寻哥窑提供了新线索。
      有关哥窑，宋代并无文献记载，最早记载见于元代，明清记述渐多。哥窑瓷器主要特征为：胎色深，多呈黑褐色，釉色多为粉青或灰青，釉面开片，口沿隐显胎色，圈足露胎，故有“金丝铁线”“紫口铁足”之称。关于哥窑的地点和创烧年代至今仍存在争议，地点主要有浙江龙泉、杭州凤凰山下之说，创烧年代有南宋、元代等观点。目前称为哥窑瓷器的主要可分为三类：一、北京和台北故宫以及各大博物馆所藏的传世哥窑瓷器；二、龙泉地区的龙泉黑胎青瓷；三、仿官窑的哥窑瓷，以杭州凤凰山老虎洞窑址元代层出土的器物为代表。
       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塑人物造像，元。
      头戴宝冠，面颊圆润，上身披挂璎珞，左手握一物，似为梵经，右手抬起，手指微曲，掌心向前。下身着莲瓣纹短裙，赤足站立。胎质坚细，釉色莹润，雕塑细腻精妙，为景德镇窑制品。
      北宋初年，景德镇在青瓷烧造技术基础上，创烧出青白瓷，以胎质致密腻白、釉色青白淡雅、釉面莹润如玉而独具风格。青白瓷在宋元时期叫“青白”，入清以后称“影青”。宋至元代，景德镇青白瓷保持了兴盛发展的态势，尤以湖田窑青白瓷品质最佳。产品类型丰富，包括大量生活日用器皿、陈设用瓷。雕塑瓷也是重要品类之一，以瓷枕为多见，还有随葬专用的人物俑、动物俑、魂瓶等明器。人物雕塑则以道教、佛教人物为主，除少数瓷俑采用模型成形外，多以手捏和线刻相结合，类似“面塑”的制作技法，精工细致，造型优美，极富神韵。
      金釦玛瑙碗，北宋。
      1972年来安县相官公社出土，圆形大敞口，橙黄色，局部有暗红色斑纹，碗壁厚仅0.2厘米，于半透明中朦胧地显露出玛瑙的自然纹理。口沿镶嵌一圈金边，即“金釦”，与宋代碗盘等瓷器边沿留有“芒口”而镶金银的习惯相同，是宋代比较流行的一种装饰技法。
      玛瑙自古以来就是作玉的重要材料之一，共性脆，韧性差，对制作工艺要求较高。此玛瑙碗器形较大，形体规整，器壁打磨光滑，薄而透光，镶釦整齐牢固，显示出高超的技艺，是安徽省目前唯一的一件玉器类“国宝”。
       宣德青花花果纹大盘，明。
      盘口沿饰海水纹，内腹壁绘缠枝花卉，内底部饰缠枝瓜果纹，外腹为折枝瑞果纹，外底部光滑无釉。此盘胎体洁白细腻，纹饰布局层次分明，疏密有致。青花瓷是釉下彩绘瓷，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明代是青花瓷烧造的繁荣期，永乐、宣德年间更是青花瓷黄金时期，俗称“永宣青花”。
       “永宣青花”胎质细腻致密，釉色洁白甜净，釉质肥润。一改元代青花图案层次多、花纹满的特点，纹饰更加清丽疏朗，注意适当留白。青料以进口苏麻离青为主，呈色青翠浓重，有晕散现象，多见铁锈斑痕。纹饰多为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相较永乐青花，宣德青花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总的来说，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象牙圆雕说书艺人，清。
       以整块象牙精雕而成，艺人身着大襟长褂，衣袖宽大，衣襟、袖口均饰荷花、水波纹，坐于石凳上，眯眼斜视，而带微笑，左手托鼓，右手持鼓槌，作欲击鼓状。艺人面部表情生动，似侃侃而说，又似唱到精彩之处，衣纹褶皱、眼角皱纹、嘴边胡茬、头顶发茬皆雕刻精细自然。身前矮桌上置书一卷，桌下4只小狮在孔中顾盼穿梭，憨态可掬。采用了圆雕、镂雕、浮雕等技法，雕工考究，细观之可见象牙自身细纹。

      明清时期，随着竹木雕刻艺术的蓬勃发展，以象牙为材料的牙雕技艺也日臻成熟，雕刻艺人在融入竹木角雕刻技法的同时，保留了象牙的自身特点，以其洁白玲珑、温润典雅的风貌取胜。当时在宫廷内专设工场，雕刻工艺细腻繁复，人物、花鸟纹饰多仿照绘画笔意，着色填彩均有一定章法，以典雅高贵风格著称。

       木雕铁拐李，清。
       以黄杨木雕就，铁拐李身背草帽卷席，腰挂拂尘，右脚着草履，右手持拐，左脚赤足踩搁于拐上，左手执壶，仰面张口，承接壶嘴流出的酒。运用了圆雕、镂雕、浮雕等技法，须发、牙齿、凸起的骨骼、结实有力的肌肉，皆刻划细腻逼真，人物衣袂飘飘，形态生动，个性突出。
       铁拐李在八仙之中年代最久远、资历最深，位列八仙之首。传说铁拐李精于药理，常以葫芦中丹药治病救人，能起死回生，被封为“药王”，铁拐李被从事医药行业的人奉为祖师爷，铁拐李形像也有象征健康长寿之意。
       朱三松制松鹤人物竹雕笔筒，明。
       底有矮三足，筒身以深、浅浮雕和圆雕技法刻图：苍松虬干，一仆登高翘首，左手扶松枝，右手举盏饲喂枝上松鼠，另一仆双手托盘立于一侧，一老者捋须旁立，笑而观之，身后一炉烹茶，一桌堆叠书籍，松下一鹤低头觅食。图旁阴刻行草书“戊午秋日，三松制”，可知此笔筒是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由朱三松所制。朱稚征（1570—1650），号三松，嘉定竹刻代表人物之一，所刻笔筒刀法深峻，立意古雅，题材以人物故事为多，清嘉庆皇帝对其所刻笔筒推崇备至。此笔筒雕刻技法剔透洗练，所刻人物、动物、景致细腻逼真，工整而不呆板，繁而不俗。

       竹刻工艺在明清时期十分流行，出现了不同竹刻派别，以嘉定派、金陵派为首。嘉定竹刻为明代朱鹤（松邻）始创，其与子朱缨（小松）、孙朱稚征（三松）合称“嘉定三朱”“竹三松”。嘉定派将书画诗文运用到竹刻艺术中，以深刻兼透雕、高浮雕、圆雕为主，画面层次丰富立体，注重写实传神。金陵竹刻以明末濮仲谦为代表，以简洁、浅刻为主，注重随形施刻、浑然天成，格调古朴淡雅，在竹板刻书画以及根雕上较有造诣，作品主要为随形器物、扇骨、臂搁等。

      竹雕童子牧牛，清。
       取材于竹壁丰厚、节心细小的老竹根，巧妙地以竹节作牛腹和牛背，随形就势，圆雕出童子牧牛的生动情景。牧童手攀牛角，赤足蹬牛鼻，似欲上牛背，老牛俯首驻足，任其攀援。童子表情欢快，衣纹流畅，老牛憨厚敦实，壮硕有力。作者以简练的刀法，成功刻划出牧童与牛之间亲昵和谐的关系，具有强烈的动态美和浓郁的田园情趣。
       周乐元款玻璃内画鼻烟壶，清。
      扁壶内壁一周作通景式构图，远处山川层峦叠嶂，江水绵延，近处古树之下，房屋隐现，二人坐于岸边似观景听泉。上方题款“法石谷笔意周乐元作”，下有朱印“元”字，系晚清内画大师周乐元作品。
      壶内一面绘牡丹翠鸟图，翠鸟高展双翅，锋利的爪子一前一后，似寻找花枝停落。图上侧题款“富贵堂皇花中之王，己丑夏四月，楙莊先生大人清玩。周乐元作”，下有朱印“元”。另一面绘古树劲草随疾风摇荡，溪水中一渔翁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身体前倾，迎风奋力撑船前行。

      鼻烟是用发酵烟叶粉末调香制成，以鼻吸用的无烟烟草制品，具有提神醒脑、驱风避疫等功效。鼻烟大约在明末传入中国。清康乾年间朝野上下皆嗜鼻烟，此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鼻烟壶也因此兴盛，出现了玉质、玛瑙、水晶、瓷器、珐琅器、料器等各种材质。
      内画工艺是指在透明的料器鼻烟壶内作画。用铁砂、金刚砂将壶内壁打磨成乳白色磨砂状，再用特制变形细笔，以“正面观图，反向运笔”的技法，手绘出细致入微的画面。内画鼻烟壶最早出现在清代中晚期，作为一种宫廷艺术在京城流行蔓延。光绪年间发展突飞猛进，出现了一批内画工艺大师，周乐元以其“阳春白雪”的文雅画风在内画工艺史上独树一帜，他凭借扎实的绘画功底，将中国传统绘画浓缩于寸天厘地的鼻烟壶内，山水人物、花鸟鱼虫、书法，无一不精，内画风格苍劲，笔力严谨，多仿王石谷、新罗山人等名家手笔，景物格调高雅，画面古朴精致。

       “大清乾隆年制”茶叶末釉瓶，清。
       通体施墨绿色釉，釉中带有黄色丝点，底部篆书“大清乾隆年制”款。此瓶造型规整，胎质细腻，釉质凝重温润，色泽深沉。茶叶末釉属高温黄釉，经1200℃—1300℃高温还原焰烧成，其呈色是因釉中的铁、镁与硅酸化合而产生的结晶，釉面呈失透状。釉色黄绿掺杂似茶叶细末，因而被戏说为“茶叶末”，又有“鳝鱼黄”“蛇皮绿”“蟹甲青”“老僧衣”等名称。
      茶叶末釉起源于唐代，初视为烧黑釉瓷过火而出现的特殊品种，清以前，茶叶末釉瓷多为较粗糙的日用瓷，清代景德镇仿宋代茶叶末釉，精工细作，使之一跃成为著名的颜色釉品种，以雍正、乾隆时期产品为多见。多种陈设瓷。雍正茶叶末釉多偏黄，有茶无末，称“鳝鱼黄”；乾隆茶叶末釉，釉色偏绿者居多，称“蟹甲青”。
       象牙雕荷叶草虫盘，清。
      以象牙雕琢成荷叶形，荷叶边缘翻卷，形态自然生动。盘面浮雕图景，浮雕有蜻蜓、青蛙、螳螂、菱角及各种花卉，莲茎蜿蜒曲折，连接一支花莲自盘边一侧伸出，荷叶深绿漆，与叶上的青蛙、莲蓬、花卉等形成色彩、凹凸对比。此造型生动别致，构思巧妙，雕工精湛。
       龙纹玉带板，明。
       由20枚形制不同的玉板组成，正面单层浅雕龙纹、莲花、蝙蝠、如意云纹，每块玉板都有数量不等的穿孔，以便穿缀固定于革带上。明代桐城派方以智在《通雅》中记载：“今时革带，前合口日三台，左右各排二圆桃，排方左右日鱼尾，有辅弼二方，后七枚，前大小十三枚。”
      玉带是镶嵌玉片（玉带板）束于腰间的革带。一般分三个部分：鞓（tīng）、銙（kuǎ）、铊（chā）尾，即革带、带銙（皮带）、自宋时以后，带銙也有布帛质地的；镶在带两端的带板叫“铊尾”，也称“獭尾”“挞尾”“鱼尾”，起初用来保护鞓（ting）尾，渐渐变为玉带上不可缺少的装饰物；玉带中间的带板叫“銙”，有方形、桃心形等，有的铸孔或附环，用以悬挂物件。唐代根据銙的数目来称带，如“十三銙带”。
        束带用玉，肇始于唐。唐代以玉带入官服，以带板的质地、纹饰、数量来标示品级高低。自唐至明，历代统治者都将玉带与权力、地位相匹配。明代的玉带形制发展成熟，种类丰富，“蟒袍玉带”成为显赫装束。明代玉带以镶嵌20枚玉带板最为多见，从实物可见，装上18枚带銙之后，玉带往往比腰腹宽大许多，松垮地拖在腰间，因此，原本束腰之用的革带，此时已然成了装饰品。
      犀角杯，明。
      以犀牛角雕琢成绽放的玉兰花造型，内壁雕花瓣片片，层次分明，外壁浅浮雕花蕾、枝叶，底部花蒂、茎盘缠，自然形成杯底足。犀角是珍贵的中药材，有清热解毒、凉血安神等功效，因其特殊药效及自身形状特征，以犀角作杯最为多见。据史料记载，我国在商周时期已使用犀角做饮酒器。由于犀角珍贵稀有，用来作纯实用器具的不多，通常以雕刻艺术品为主。犀角杯以雕成花卉、动物形最多，其次是仿古题材、人物风景等。
      明清竹、木、牙、漆等雕刻工艺空前发展，诞生了一批雕刻名家，但因犀角稀少难求，并未形成专门的雕刻行业，都是刻竹、牙等艺手兼而作之。在明清众多雕刻高手中，鲍天成和尤通二人以刻犀名闻于时，是现今仅知的两位犀角雕镂上有卓著成就者。明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鲍天成所刻犀杯，在江南盛名遐迩，人称“吴中绝技”，与当时的琢玉大家陆子冈齐名；清初无锡人尤通，字雨源，不仅精于刻牙、玉石，更以刻犀之名为最，其作有“尤犀杯”之称。